和平时期，舆论斗争具有有效彰显国家意图，实现政治目标，维护国家权益的作用和价值。从多年来的实践看，舆论斗争现已成为大国角力的重要手段，其软杀伤力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自我国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起至今，美、日与我国关于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划设与执法展开多回合舆论的较量，其经验与教训值得思考，可为我国今后开展舆论斗争提供有益借鉴。
一、东海防空识别区发布后国内外反应
2013年11月23日，我国国防部正式宣告中国政府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标志着我国首次向世界宣告我预警范围，为我在东海开展执法维权军事行动提供国内法律依据。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作为政治性强、敏感度高的话题，此消息一出，立即引起相关国家政府的高度关注，成为国内外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后，根据舆论斗争走势，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
初始阶段从11月23日至24日，主要以我国内媒体率先发声，抢占舆论先机。僵持阶段为11月24日至30日，美、日等国在舆论和行动上质疑东海防空识别区，且有国外舆论焦点影响国内舆论走向的态势。收尾阶段为30日晚至12月底，国内媒体采取淡化防空识别区话题，以转载我官方声明为主。
但国外报道势头高涨，针对我国负面报道居多。后续阶段为2014年12月底至今，针对美、日官方质疑中国防空识别区的行动或言论，中方外交部及时驳斥反击，国内媒体适当发声点评，进一步论证我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合法性、合理性及有效性。从东海防空识别区舆论斗争的实际情况看，美日拉拢盟国和我周边国家有意构造一致对我的舆论包围圈，外媒侧重报道敏感议题，形成大量对中国不利的负面消息，质疑东海防空识别区，意图造成我划设行为无效。
对此，我方基本上遵循有理、有序、有限的斗争原则，应对各方反应和负面消息的报道，通过采取以静制动、多层次发声，并以军事行动密切配合舆论斗争，在维护国家权益与稳定国内民众情绪中冷静应对。
二、加强和平时期舆论斗争策略的几点思考
（一）明确担当，准确定位我国舆论引导立足点
考察美国、日本对外舆论宣传的策略，往往是定位于维护国际社会秩序、保障国际社会利益，为自己牟取私利披上美化的外衣。我们不能仅学其表和形，而忽视其核心和实质内容。比如在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后，我国国防部在对外声明中指出，“划设防空识别区为维护国防安全和空中飞行秩序”，其内容立意是好的，但将防空识别区与飞行情报区的功能和作用相混淆，在对外舆论引导中更有强化我国对防空识别区的管控意味，与国际法精神有所出入，因而引起国外媒体对“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违反国际法”这一议题的长期炒作。
目前全球治理理论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和认可，全球利益（国际社会秩序）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如何平衡和协调是舆论引导的重点。在制作重大军事行动舆论引导预案时，必然要以宣传军事行动的合法性、正义性为重点，但需要深入思考为什么要确保军事行动合法性和正义性，是自愿遵守国际法还是被迫而为之，或是为了利益而为之。
不应将维护国际社会秩序、遵守国际法作为口号性的宣言，而应真正将我国作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重塑者思考、分析，研究己方的责任。在对外发声时，主动明确己方的责任，将我国有意识地塑造成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使国际社会认同我国是国际秩序、亚洲地区安全稳定的维护者、引导者和构造者。
同时，也应重视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作用，在舆论斗争中采用有效措施，通过国际机构为我方争取话语权。
（二）加强筹划，强化顶层设计全面把握舆论斗争进程
一般人往往认为，舆论引导是重大决策后的附加性任务。舆论引导的目的是为了创制良好的舆论环境，保障军事力量运用的顺利开展。但在决策中，如果未对可能引发的舆论议题及舆论风险进行预判及评估，必将难以有效应对。重大军事行动决策前，应对军事行动实施的时间、地点及舆论环境做舆论风险评估、法律评估，全方位做好应对方案。我国东海防空识别区划设后，对国外反应如此强烈估计不足。
最明显的是，未预先明确中、韩防空识别区存在重叠，导致未预见到韩国的强烈反应；对我方要求进入防空识别区所有飞机向我国通报的规定会遭到他国质疑未有前瞻性的预判。因此，在筹划、制作舆论引导方案时，应遵循人们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综合考量、全盘筹划，争取做到舆论引导的循序渐进，逐步渗透。
第一，强化舆论铺垫意识。为确保受众思维活动有合理空间的保证，舆论引导的铺垫工作必须先行，先于行动释放有利于我的信息。国内民众对于防空识别区的认识主要是基于我国媒体对于日本防空识别区的批驳，过去媒体经常指责日本防空识别区违犯国际法，限制我军机航行自由。但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消息公布后，立即是铺天盖地的防空识别区合法的信息，从思维进程角度看，不易为民众接受。在我决定划设识别区前，就应有策略地对防空识别区制度本身做理性分析，明确其对空防安全的重要性和法律上如何认识等问题，为今后舆论斗争做好铺垫工作。
第二，应把握好议题设置的时间和内容要素。在东海防空识别区划设后，美、日、澳等国质疑我公布时间，指责我划设行为单方激化地区矛盾，在一定程度使我周边国家更倚重美国和日本。一般讲，出师有名，要尽量让对手担恶名。从这一层面看，东海防空识别区公布的时间值得反思。我们被美、日攻击的另一个原因，是我要求所有进入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航空器都向我通报飞行计划，与美、日做法不同，成为他们指责中国限制航行自由的依据。
我国作为新划设防空识别区的国家，应采取大部分国家都接受的做法，否则会成为他国对我诟病的理由。而且从我空军长远发展来看，要求进入防空识别区的航空器予以通报，意味着我方军机进入韩国防空识别区是否也要通报。美国的立法一直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处处为其军事行动自由留有余地，这应值得我们借鉴。
第三，积极利用主动空间有效发声。在我划设防空识别区后，我方占主动优势，应积极利用这段单独发声黄金期将敏感话题理清说明，比如对中、日防空识别区重叠问题的认识，中国有效管控如何体现等问题，如果等外媒将此炒作后，我再应对略显被动。
（三）遵循规律，寻求媒体管与放的有机结合
对于政治性强、敏感度高的话题，加强舆论管控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不能因担心引发争论而刻意回避敏感性话题。
第一，不要过分限制敏感话题。在东海划设防空识别区的信息发布后，外宣局对媒体提出不涉及敏感话题的要求，但网络信息发达，外媒对国内舆论影响的作用不可低估。鉴于外媒观点无法限制，我不应自缚手脚，不主动涉及敏感问题，让他人先发声，而使自身陷于被动。
第二，舆论发声审批权限应集中。舆论斗争讲究时效性，审批程序环节过多，则贻误时机。目前采用两级审批制，后将审批权下发到军级单位，但部分单位怕把握不好尺度，缺乏担当意识，再将需要审批的稿件上报总政外宣局。今后对于需要管控的重大问题，建议直接由总政外宣局统一审核，减少审批环节。
（四）抢占阵地，开展多渠道舆论引导
在当今的信息时代，除主流媒体、网络平台外，手机终端不容忽视。应制作有针对性的适用于手机终端的信息产品，积极抢占微博、微信阵地。
第一，加快网络意见领袖的培养。网络意见领袖在舆论引导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应投入力量培养服务军方的大V。包装有个性、有思想的意见领袖，要求其在原则问题上与国家和军队保持一致，在其他方面可以有些不同的声音，这样才会为民众所认可和追随，否则一旦被贴为“官谣”的标签，其影响力可能会下降。
第二，制作针对性强的舆论产品。在此次舆论斗争中，有条“中方对防空识别区应对措施的措辞变化”信息在微信群中广泛传播，大体内容是我国《东海防空识别区规则识别》第三条规定对不配合识别或者拒不服从指令的航空器，中国武装力量将采取防御性紧急处置措施。
在美日军机未经通报进入我防空识别区后，中国军机未采取立即升空措施，官方和专家解读“视危险程度采取相应措施”。该作者认为中国对防空识别区说辞不一样，意味着没有能力按规定采取措施，才提出视威胁程度采取措施。这条微信传播速度较快，使读者对防空识别区和我空军管控能力产生错误的认识。今后的舆论传播中，应该高度重视微信的影响力，积极制作微信产品，有组织地发送传播，控制舆论阵地。
（五）改变僵化模式，增强舆论引导说服力
专家在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舆论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军事频道曾录制的电话采访无影像播放，效果并不明显。专家应明确舆论传播的对象是民众，要采取他们乐于接受的语言方式表达，才能具有说服力，产生影响力。
在今后的舆论斗争中，应考虑受众的需求和接受能力，开展有针对性的舆论传播，改变不合时宜的僵化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