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中旬， 华东野战军 （以下简称 “华野”） 陈 （士榘） 唐 （亮） 兵团和晋冀鲁豫野战军陈 （赓） 谢 （富治） 兵团进行了洛阳战役。 6月中旬至7月上旬， 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西兵团和陈唐兵团， 在中原野战军两个纵队的协同配合下， 先经五昼夜激战攻克河南省会开封， 又于睢县、 杞县地区围歼区寿年兵团， 史称豫东战役 （包括开封战役和睢杞战役）。
“我们在勉强完成郑洛作战要求后，太岳是暂时不能担负任何任务了”
1948年4月5日，主持晋冀鲁豫军区工作的副司令员滕代远、副政治委员薄一波，向中央军委汇报洛阳战役的供应情况，在具体汇报支前任务完成情况的同时，也对当地群众特别是太岳区群众的艰难困苦，进行了如实反映和检查反思：“太岳太行在此期间，正赶运陕甘宁救济粮，供应临汾作战及由长治向冀鲁豫黄河南岸搬运弹药，民力负担极重。”
“当时太岳普遍春荒，又加接连8天大雪，汽车由涉县到东阳关被阻，停驶6天，我们因前方需要，用命令催办，因此人畜死者累累。如陵犬(原文如此)一军属送弹药，半路牲口累死，自己花钱2500元雇一牲口完成任务。济孟二县已查明累死牲口60余头，有60户因差重没饭吃，相继逃亡。……郑洛战役正与送西北救灾粮、临汾作战送彭张弹药同时进行，以致造成太岳普遍春荒，人民叫苦连天。我们检讨这一时期太岳支前工作，由于太岳同志咬紧牙关不叫苦，我们官僚主义检查不够，不明下情，以致不断把任务加在太岳身上，压的太岳翻不过身来。陈赓同志在郑洛战役中，有36份电报催要民夫、弹药。陈赓同志的要求，我们不能认为过分，主要是我们工作做的不好，但我们在勉强完成郑洛作战要求后，太岳是暂时不能担负任何任务了，这是依靠事先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不够，计算不够的结果，军委有何指示请告。”
洛阳战役期间，晋冀鲁豫军区供应陈唐兵团、陈谢兵团炮弹5.5万余发，子弹95万发，炸弹16.7万余发，炸药2.86万余斤，粮食720万斤，单衣17万套，鞋子18万双。供应陈谢兵团经费现洋30万、中州票10亿，陈唐兵团经费冀钞8亿。为此，太岳区出动民夫5.37万余名，大车3300辆，民兵8个连队。每个民夫往返少者8日，多者1月。
而在1947年下半年，为保障陈谢兵团南下以及解决陕甘、晋绥的财政困难，太岳区已经动员并组织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陈谢兵团所需的弹药器材，除部队携带外，备用的手榴弹、子弹、炮弹、医药器材等计60余万斤，按每名民夫挑60斤计算，共需1.2万人；担架1000副，共需5000人；另配备民兵2000人，共计1.9万人。按照任务分配，太行区动员和组织民夫7000人，太岳区动员和组织民夫1.2万人。
1947年9月23日，中央提出“陕甘宁辖区半年来受敌摧残甚重，一切县城及大多数乡村均被敌占领过，加以今年先旱后涝，收成极坏 （只有三成左右），晋绥又为贫瘠之区，亦遭旱涝，故两区粮食无法长期供应部队及大批后方人员。居民饿饥者甚多。因此，陕甘宁、晋绥两区，今年须从太岳筹拨5万石（1石为300斤） 细粮，方能渡过难关。……运输方面亦由太岳负责帮助。”
“从思想上彻底解决问题，才能有利于长期战争和取得最后胜利”
1948年4月13日，滕代远致电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专门汇报群众的战勤负担情况。这个汇报主要引用了驻华野新华社记者庄重在济源 （当时属太岳区） 的所见所闻：“去年麦收，全县好的有五收成，有的则毫无收成。秋收二成，种子都不够。现在，很多的地，都荒着。其原因：一是连年灾荒；二是缺劳动力；三是战勤负担太重；四是某些地方侵犯了中农利益，生产情绪不高。现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已没饭吃。从去年年底到现在，靠野菜、谷糠充食。该县王屋山区，灾情最为严重。很多村庄，断垣颓壁，田园荒芜。……东竹村群众，曾集体请愿，要求政府免差，并予救济。群众负担极重。”
根据庄重的调查，济源的群众负担主要是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公粮负担，平均占农民总收入3/5。
二是劳力负担。全县劳力2万人，1947年秋参军4500人，实有1.55万人。陈谢大军1947年南下，共出修船工2万个 （400个全劳动力）。运150万斤粮 （缺劳力统计）。六、七两区运柴草840万斤。去临汾抬担架2400人。为陈谢兵团运弹药及抬担架等，达1万余人。“此次运粮给郑洛作战，均是妇女儿童，老汉背一斗粮走80里，空着肚子回来。”
三是划了20个村子为野战医院。这20个村的群众不出差，专门保障医院，但20个村的男女老幼及小学校全体师生看伤员都忙不过来。如做看护，洗血衣，磨面，割草做铺草，每天还要从晋城专运50辆大车的煤，许多果树都砍烧了，并开始有拆房子做柴烧的。
四是军鞋负担以及包括慰劳军队费用、村公所办公费、剧团费用、扩军费用在内的社会负担，还有临时保障过往军人及医院的负担。“只济源一县，去年群众买了4000张席子，合28万元，7000个碗，或借被子给伤员用。”滕代远在报告的最后讲道：“我听了庄重同志的汇报，认为他调查的材料是真实的，使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下层，正尽最大努力，减少该区战勤负担，全力组织生产，并拨给部分救济粮，以度春荒。”
1948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指示中央工委转发滕代远关于群众战勤负担的情况报告，并专门加注语：“望陈谢及各前委各中央局严重注意此项报告，严格检查部队中浪费人力物力现象，迅即订出制度办法，加紧纠正。尤其要将前线依赖后方，不愿尽一切努力就地解决困难，一遇困难，就向已很困难之后方 （许多地方已尽了超过其可能性的努力） 作过分之要求，忘记了必须将战争负担尽量加之于敌的战略方针这一类错误思想，加以检讨，彻底纠正，并将滕代远卯覃来电及中央这一指示，发给各纵队讨论。从思想上彻底解决问题，才能有利于长期战争和取得最后胜利。”
中央军委对华东野战军的供应作了重新规定和明确
1948年5月18日，中央军委致电华东局：“据滕、薄电告，陈、粟要求常备民夫1.4万人至1.6万人，决定由冀鲁豫由黄河南岸动员6000到8000人，其不足之数6000到8000人，望能由渤海调剂等语。请华东局及张 （鼎丞）、邓 （子恢） 考虑由渤海动员常备民夫，能否达到此数并何日可以完成，即电复我们及陈、粟。因冀鲁豫长期为战区，至今仍有大部队及大后方在河北，且为军运孔道，民负极重。故由渤海调剂6000人至8000人给粟是必要的。”
1948年5月20日，中央军委电令华东局：“皓(19日)电悉。近一年来，晋冀鲁豫担任我南线各军的人力物力的供应甚重。此次陈粟主力渡河作战，常备担架已从冀鲁豫动员1.2万人，临时民夫计需六七万亦均由冀鲁豫、冀南两区分担，故另一部常备民夫担架决不能再要求他们供应。华东自去年主力南进后，渤海担负已大大减轻，现为期将近一年，对此次动员常备担架1500副之数 （如组织好，8000人足够，不需要1万），必须限期完成，且正应利用此种机会，派出得力干部，选择工作较有基础的地区，进行战争动员，以利群众的发动。”
关于对华野西兵团的供应，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豫东战役后期也已进行了重新划分和明确： （一） 7月份和8月份的全部经费粮秣，除陇海路南行动部队由中原负责供应外，暂由军委后勤部拨发，7月份的已由华野供给部副部长郭金林领去，并补足布鞋28万双，毛巾28万条，子弹袋、炸弹袋各2万件，挂包21万个。 （二） 从9月起，华野西兵团与刘邓、陈谢两兵团及地方部队一样，均由中原负责供应，由中原财办统筹其给养。中原局在筹划上如需协助，中央设法调剂。（三） 中原所有部队 （包含陈粟西兵团在内），今年冬服主要应由中原自行解决。军委从华北调拨20万套棉服、4万床棉被、20万顶棉帽补给在中原的作战部队。 （四） 中原作战部队，不论属于何部，“凡进入陇海路北、冀鲁豫地区作战者其所需粮秣，统由该区供应”。
运输问题成为此次战争中最大的困难，也是与生产发生矛盾的主要关键”
豫东战役开始不久，前往中原局任职的陈毅、邓子恢6月12日在路经洛阳时，就解决群众负担过重的问题，向中央提出意见和建议。
陈毅、邓子恢认为支前的重心是运输问题：“我们部队却无辎重兵组织，缺乏近代运输工具与交通干线之控制，就是有了部分汽车，又因公路太坏逐渐损坏，运输效能也很低，因而我们的运输工具，主要还靠马车、牛车、独轮车以至马驮、担挑，伤员则靠担架来转运。”
“运输问题成为此次战争中最大的困难，也是与生产发生矛盾的主要关键。此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常常要影响到战役的不利，同时也影响到生产，影响到军民团结，甚至对立状态。在我们没有完全控制与利用交通要道以前，这个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极大注意与妥善解决。”
“我们于去年夏秋间，就决定部队组织自己的担架兵与运输兵……便可担负第一线至总转运站 （离火线60里至100里） 之粮弹运输，则地方临时民夫接运。此种编制，现在东兵团及西兵团部分部队已经编成，但师纵二级及尚有部分团部没有组织，这主要由于干部思想未打通，只怕部队战斗兵少，减少战斗力，因而不愿把新兵拿来充当辎重。”
“我们建议军委严令各部队建立此种辎重兵编制，不再依赖民夫来作为第一、二线之用。此种辎重兵来源不要等待民夫，应从新兵、俘虏及老兵中逐渐编成，如能在解放区动员二年为期的辎重兵则更好。但无论如何，必须完成轻辎重兵编制，两年来的痛苦教训太多了。”
“目前必须充分利用现有汽车，作为军运主要工具。过去我们缺乏汽车，只能使用旧式大车、小车，以数量解决质量。但今天我们已有不少汽车，汽油也可以买到，并可自己提炼，估计关内解放区大卡车不下500辆，而一辆10轮卡车等于载重200斤的牛车300辆以上，500辆等于15万辆。如能充分利用汽车，则目前大部军运即可靠此解决，而不必过分使用民力了。但要使用汽车，必须解决公路问题。……因此建议军委严令各地修好公路。”
陈毅和邓子恢还提出：“凡是有固定收发地点之物资、械弹转运，则一概采取按量计工的包运制。按照各种不同物资，不同地区，规定运输费。……做军鞋不再采取发动妇女慰劳及派军鞋的办法，而改用按件计工之定购制度。”
“我们建议军委将此包运制与军鞋定购制普遍施行于各解放区，这个制度既不劳民，也不伤财，又可解决战争需要，又可增加生产力，再不要沿用过去既劳民又伤财的派夫供给制了。”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充分肯定了陈毅和邓子恢的意见和建议：“你们关于支前后勤中建立担架辎重兵编制，采取按量计工包运制、按件计工定购制及统一管理汽车和公路等建议甚好，我们正在计议实施计划，议定后当通令实行。”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开封战役支前工作的汇报，也说明了解决运输问题的必要性：“（一） 指定黄河渡口变动3次，西从东明县高村渡口，东到寿张县孙口，相距200余里，担架民工跑来跑去，不仅疲于奔命，且不能完成任务。尤其船只运动不易，从下游拉上游每小时只拉三四里路，如果伤员下来迅速，渡口一再变动，确实难以按期完成任务。前日开封战役伤员转运，即有这个教训。”
豫东战役即将结束之际，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就部队北撤民权、考城、菏泽、曹县、定陶一带地区时的情况致电中央军委，也认为运输问题必须靠编制辎重担架部队来解决：“除5000南运伤员由豫皖苏接收外，而北运5000伤员，不得已动员各纵、野直指战员自抬。部队本甚疲乏，又要看俘虏、抬伤兵、抬枪炮 （缴获的与自己的），打掩护，颇为紊乱。而邱匪则乘机尾我追击，部队将伤员抬至路北，地方担架又跑光，致先后损失伤员数百名。……如我仍正面与之作战甚为不利，南运弹药亦未到，必须先求得补充，再主动与敌作战。鉴于此次教训，辎重担架部队甚为必要。最好师有辎重营，纵队有辎重团、担架团。”
1948年9月1日，中原军区下发 《关于禁止无价派差实行给价包运制度的命令》：“我军自进入中原地区以来，为了供应作战的需要，使用大批民夫、担架，以运输粮弹及转运伤员，这是每一次战役胜利所必不可少的重要保证。但由于战争规模太大，群众尚未发动，而地方支前机构尚未建立，加之过去所采取的只供伙食的派差制度的不良，致使群众负担不公平，社会劳动力与政府财粮开支浪费均大，有些后方机关与前方部队更发生乱支差乱抓差的现象，结果引起群众不满甚至逃避支差，这种严重现象如不立即纠正，不仅影响群众发动和地方生产，而且将影响到战争的胜败。为了节省民力、平衡负担，消除乱派差乱抓差现象，特命令禁止无价派差制度，颁布给价包运制度，具体规定如下……”中原军区的这个命令对运送伤员，运送军械、弹药、布棉、被服、款项及贵重战利品，运送公粮、柴草、煤铁等，分别规定了相应的运费。对医院、工厂等临时雇用民夫，进行看护勤务、劈柴烧火、拆洗缝补、代军队磨面等，也按工时或工量规定了每人以及每头牲口的工价。按照中原军区的这个规定，即使民力在待运期间，因天气阻碍等原因未能运输时，也发给相应的津贴。
“每颗炮弹每粒子弹，均是人民的血汗”
早在1947年9月3日，毛泽东就曾致电陈毅、粟裕：“你们应从根本上改变依靠后方接济的思想，刘邓已实行无后方作战，陈谢亦决心深入敌区，准备与后方隔断。你们的胶东、渤海都成了前线，决不可希望仍有过去一样的接济。对晋冀鲁豫亦不可要求过高过大。”“你们各纵过去依赖后方补给心理太重，你们自己亦反映了此种心理，望你们迅速转变，适应新形势。”
1948年晋冀鲁豫军区全年军火生产的目标任务：各类炮弹137万至163万发。其中，八二迫击炮弹60万至70万发，五○小炮弹60万至70万发，六○炮弹10万至12万发。山炮弹5万至8万发，十二厘米炮弹1.5万至2万发，十五厘米炮弹5000至1万发。另外，步枪弹200万至250万发，小炮5000至6000门，迫击炮200门，工兵炸药30万至40万斤。
当时，每发小炮弹值85斤小米，每发八二迫击炮弹值280斤小米，每发山炮弹值992斤小米，每发十二厘米炮弹值1120斤小米，每发十五厘米炮弹值1950斤小米，每斤炸药值150斤小米，每颗手榴弹值9.5斤小米，每发复装子弹值12斤小米。
1948年2月，中央军委专门将各类炮弹的上述生产成本转发全军，强调：“除工厂应大力设法改进，与减低成本，以减少人民负担外，部队必须加强教育全体人员，特别是干部，了解每颗炮弹每粒子弹，均是人民的血汗，讲究战术，深刻了解各种武器性能，并科学计算与组织火力，加强步炮协同动作，确实注意节省弹药。”
1948年5月29日，中央军委因华野上报的弹药基数过大而致电华野前委并告陈毅、邓子恢、杨立三及华北局、华东局、中原局：“轻重机枪弹多至六倍，迫击炮弹多一倍半，五○、六○小炮弹多一倍，山野炮弹多三分之二。此种标准，不仅我们自己兵工生产无法供应，就连现在蒋敌军队也无此高额规定。因此，从主要取之于敌的要求出发，亦无法在一次战斗中缴获这样高额的基数弹药。故在基数标准上，你们仍应照军委所规定的数目计算，并通知各部遵照，以免浪费。”
“你们这次竟提出还需补充大小炮弹约42万发，不管前次中央会议一再声明。一次发你们炮弹10万发，在华北目前生产尚无可能，就照上述的华野弹药实况来说，也是不合实际的。不知你们这一统计数字和要求，是否为参谋处所起草而未经你们检查和审定，便提交军委的，还是在前委认真讨论后才提出的，望告。”
豫东战役结束不久，陈毅于1948年7月24日从中原致电粟裕、陈士榘，指出华野部队需要注意的三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炮弹的节省使用：“据豫西各同志谈，士榘在总结洛阳战斗中，对火力配系的强调认为很好，而其中过分夸大炮火作用，则有造成部队过分依赖炮弹，炮弹少影响信心，同时又会造成不知节省炮弹的毛病。这一意见我认为很好，因为后方补给也有限度，特别预见到渡江后根本无补给。故目前应在节省弹药上多进行教育，指挥干部的讲话影响很大。
华野使用炮火积有经验是好的，仍要注意使用时之适合需要。据说三纵洛阳战斗中 （突击） 前炮击准备有长至1小时至2小时者，属实则是错误的，就是开封、睢杞获胜之后，仍应领导各部队进行使用炮火的正确检讨。———在雨季整训中，希望注意上述问题的检讨。此间刘邓及各纵同志谈到华野部队许多长处不复述。”
7月28日，粟裕、陈士榘、唐亮致电陈毅并报军委，就陈毅所提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检讨和解释：“对我们所指各点，我们完全接受并进行检讨。在此雨季休整期中，在部队中进行深入研究，教育克服。”
对于炮弹的使用问题，粟裕、陈士榘、唐亮认为：“对炮火使用，尤其是步炮协同，在我们部队来说，还是个极不熟悉和缺乏、现正在实际研究改进的过程，缺点甚至错误是很多的，希望各方多加指示。现要说明如下问题供研究：“在洛阳、开封战斗中，炮火对突击四关及城垣，与突破口的巩固，以及最后核心阵地的解决，特别是在速决问题上，配合掩护爆炸，是起了极大作用的。此次睢杞战役，炮火猛烈空前，因特纵二、三团全部参加战斗，亦起到极大作用。但若认真检讨起来，是否一定要打如此之多的炮，可以值得研究 （特别是在睢杞战役）。我们认为炮弹浪费现象，主要的还是在步炮协同的问题上，因一次攻击不奏效，时间延长，炮弹必然消耗更多。……现已指示各部队在战役总结中，注意认真检讨，并提出使用炮火正确意见。三纵在洛阳战斗中，突击前炮击1小时 （不是2小时，有总结材料可资查），此次打开封亦同。”
“在总结中，我亦曾指出：因炮弹有限，浪费炮弹的现象曾坚决地反对，并执行纪律。但一经突击和突破，为了巩固战役胜利的成果，则不应吝啬炮弹，继续有计划射击，务求保证战役胜利，解决战斗的本钱是可以缴回来的，并可获利。职 ［陈士榘］ 在刘邓营以上干部会上介绍攻坚经验，仅就本身装备而言，未照顾到刘邓部队由大别山转移以后的实际情况，是有毛病的。讲后当时自己亦有体会，以后刘 ［伯承］ 司令解释‘各人打仗手法不同’，‘各有所长’，影响作用可能好些。但今天攻坚战火力的配系是存在的一个实际问题。在三纵本身上，目前要克服依赖炮火而放松对爆破技术的提高倾向，其他部队较好。”
“三纵因连续打了几个胜仗，部队有些骄傲现象，拟在此次整训中严格指出批评，检讨，教育，克服纠正。部队在外线作战整训时间很少，毛病发生很多，希望继续收集各方意见对我们和部队批评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