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围剿”战争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决斗
半个多世纪前，我在大学上党史课时，记得老师都是讲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现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的党史新本，分别改为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表述了。 也许是思维形成了某种定式， 我在这里还是按照过去的说法来讲这段历史。 其实， 这个表述并没有过时，1991 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目录仍然是按照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说法编辑文章的。
这些年来，党史研究有很大变化，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突破了过去的许多禁锢，推翻了路线斗争史的戒律，还了许多重要党史事件的历史面目，为不少重要党史人物正了名，大大提高了党史研究的科学化水平。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党史研究也遭遇到各种非议。 其中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历史持否定之声者，比对另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要多。 什么武装暴动是恐怖主义；1930 年代是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代，中国共产党打内战延误了国家现代化；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分裂国家；等等。 毫无疑问，这些看法，对这段历史的传统观念带有颠覆性。
考察和研究历史，首先有一个站在什么立场，持什么观点，用什么方法的问题。 立场观点方法不同，对历史的认知则大相径庭，乃至南辕北辙。 上述对这段历史的一些重大基本问题持否定论者，首先是立场观点方法相左，没有共同语言，非同道者。 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过去对这些重大基本问题的认识完全站得住，没有什么可非议的。 如果以为提出一些吸引眼球的观点是思想解放，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种观点完全偏离了历史的正确轨迹。还是 2007 年 11 月在瑞金召开的第二届全国苏区精神研讨会上，我曾讲过这段历史是革命环境最为艰难、斗争形势最为险恶、挫折和曲折最为频繁、党和红军几乎濒临绝境而又发生生死攸关的转折的时期。 它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命运。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发动武装起义，进行土地革命战争？ 首先，从整个国家的层面说，中国近代社会以来的基本矛盾没有解决。 新建立的国民党政府依然维护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况不仅没有改变， 甚至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更加深了， 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榨更厉害了，并且形成和发展了新的官僚资本。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异常艰难。 那种以为中国可以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的想法， 是一种不切历史实际的幻想。 其次，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具体遭遇言，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残暴政策。 1927 年 3 月至 1928 年上半年，全国有 32 万多人被杀害，其中共产党人有 2.6 万多人；党员人数由大革命高潮时的 5.8 万人锐减至 1 万多人。 面对这种严酷的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别的选择， 只能以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当然，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单枪匹马地孤军奋战，而是领导着继续遭受深重压迫和剥削的广大工农大众和其他小资产阶级闹革命，特别是地处边远的穷苦农村，迅速成为党开展革命活动的基地。 我记得，连不赞成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胡适发表文章都说：大多数农村所以破产，农民所以贫困，是由于国内政治不良，剥削太苛，搜刮太苦，负担太重。 现时内地农村最感痛苦的，是抽税捐太多，养兵太多，养官太多。 纳税养官，而官不能做一点有益于人民的事；纳税养兵，而兵不能尽一点保护人民之责。 剥皮到骨了，血髓全枯了，而人民不能享受一丝一毫的治安幸福。 在这种痛苦之下，人民不逃亡、不反抗、不做共产党、不做土匪，那才是该死的贱种哩！ 胡适的这段话是对当时历史的客观描述，充分说明：革命造反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 进行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 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乃至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都是由此而来；都是为了反抗压迫和剥削，求得生存和解放。 也就是说，是为了争取基本的人权而不得不进行的革命斗争。 这段话有助于认识中国共产党进行土地革命战争的必要性、正义性和进步性。
为什么说反“围剿”战争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决斗呢？
第一，国民党反动集团视中国共产党为“共匪”，把红军看作“异物”，必欲彻底消灭而后快，不惜动用大量物力、财力，先后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围剿”战争。 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在 1929 年 1 月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开辟中央苏区后，不仅中央红军力量在不断壮大，而且其他革命根据地也在不断发展。 这使国民党政府深感惊恐不安。 从1930 年秋到 1934 年秋，先后调集 10 万、20 万、30 万、40 万直至 50 万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期间还以数十万军队对鄂豫皖、湘鄂西等苏区进行“围剿”。 由于敌我双方的力量和资源十分悬殊，再加上中央“左”倾领导的错误军事路线，绝大多数苏区都被国民党军占领，各路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从国民党反动集团方面说，欲置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于死地。 对于共产党和红军而言，进行反“围剿”战争就是一场生死决斗。
第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广大指战员绝大多数是目不识丁的劳苦大众，通过一次又一次反“围剿”战争，逐步学会了在生死决斗中战胜敌人的本领。 如毛泽东所说：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红军指战员就是从老百姓变过来的。 前四次反“围剿”战争，都取得了重大胜利，“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 后来，“广大根据地的丧失和红军的转移，这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失败”。 即使濒临绝境，但由于有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领导和运用独特的战略战术，最后还是化险为夷，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再度进行生死决斗时，终于打败了在反“围剿”战争中被打败过的敌人。 这个制胜的本领主要就是从反 “围剿”战争中学到的。
第三，通过反“围剿”战争失利后的战略转移，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不仅没有在生死决斗中被消灭， 而且在抗日战争爆发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生， 并在国际社会得到承认。 首先得到了共产国际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承认。 苏美英等国驻华代表团频繁与中共代表团接触， 美国政府还派正式代表访问延安， 调解国共关系。 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个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强大政治军事力量。 所以有这样巨大的变化，无疑与经历反“围剿”战争这个生死场的磨砺息息相关。 或者说，这也算是国民党反动集团进行“围剿”的一“功”吧：越是“围剿”，共产党和红军越是强大，在经历了磨砺之后终于实现了建立新中国之梦。
二、宁都与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的历史定位
自 2001 年 11 月参加中央苏区创建 70 周年活动后，我每年都来赣南走走党史， 对中央苏区的一些重要事件的发生地，包括反“围剿”战争的历史遗址或旧址都要作些实地考察。 宁都是我考察次数最多的县之一。 特别是 2004 年 10月，我考察了历次反“围剿”的一些重要战场后，产生了能否修建反“围剿”战争纪念馆的想法。 在哪个地方建比较合适呢？ 我认为不存在所谓“唯一性”，即只能你这里有资格建，别的地方就没有资格建这样的问题。 因为反“围剿”战争的主要战场分布在许多地县。 吉安、抚州和闽西的一些县都曾分别是这次那次反“围剿”战争的主战场。 就赣南来说，除宁都外，还有兴国、石城等县。 要讲“资格”，这些地县都够格。
关键在于，除此之外，还要有建馆基础和积极性。 就宁都来说，这几个条件都具备。 因此，2005 年 8 月，由赣州市委党史办组织和联系，宁都县委和县政府在北京召开了“宁都改（扩）建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纪念馆”专家论证会。 我参加了论证会。 与会专家一致同意，在 1970 年建的“第一至三次反‘围剿’历史陈列馆”的基础上改（扩）建“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纪念馆”的意见，并在会议纪要上签了名。
我赞同会议纪要对宁都与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关系的定位。一为“宁都是中央苏区前期的政治军事中心”。我理解，所谓“前期”，即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前。 中央苏区是 1930 年 10 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初步形成的。 1931 年 1 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布正式成立。 这不仅是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机关，而且管理全国苏区内的各级党组织， 指导全国苏区党的工作。 同时还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此后，苏区中央局虽随军几经转移，但还是在宁都境内的时间多些。 直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苏区中央局才基本长驻瑞金。 因此，说“宁都是中央苏区前期的政治军事中心”，是实事求是的。
二为宁都与历次反“围剿”都有密切关系。 它是第一次反“围剿”的红军集结地、指挥部和主战场之一；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决策地和备战基地；第三次反“围剿”的主要战场之一；第四次反“围剿”的巩固后方；第五次反“围剿”的后方基地、阻击地和最后放弃的核心根据地之一。 相比之下，其他一些县与历次反“围剿”都没有这样密切的关系，并能发挥上述重要作用。 三为宁都是反“围剿”战争中一些重要事件的发生地。 如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在宁都举行了起义，组建为红五军团，壮大了红军力量；第四次反“围剿”前夕，在宁都小源召开会议就前方作战的重大方针进行了讨论；第五次反“围剿”前夕，在宁都成立了少共国际师，苏区江西省委、省苏、省军区都进驻宁都等。 这些都说明宁都与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的关系异常密切。 因此，在宁都修建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纪念馆的决策是有充分历史根据的。
从党史研究视域看， 宁都最有影响的历史事件可能还是“两个宁都”。 即一是宁都起义，二是宁都会议。 这两者都与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息息相关。 宁都起义是第三次反“围剿”的战利品。 1.7 万人起义加入红军，这不仅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绝无仅有， 就是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像这样大规模的起义也屈指可数。 因此，它震惊中外，是反“围剿”战争的一个奇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宁都起义的纪念活动没断，应当。这不必多说。这里着重讲宁都会议。过去将党史扭曲为路线斗争史，对宁都会议的论述，一是上纲上线，将其说成是严重的路线斗争；二是又神秘兮兮，语焉不详，究竟讨论什么问题不甚了了。 直到 1980 年代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毛泽东着作时查档考证后才将时间搞清楚，而且地点还搞错了。 乃至中央党史研究室 1991 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 上卷还将宁都会议写成在小布召开的。
所以，2001 年初到宁都，我就急着要先去看宁都会议旧址。陪同人员告诉我是在小源，离县城比较远，下了雨，路不好走。 我坚持还是要去。 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长期讲小布是将两个“小”混为一谈。 看了，也才了解到旧址没有很好地保护，成了堆放农具和柴草仓库，一面墙歪裂严重，若不抢修有大风雨，就可能倒塌。 我问原因，固然与经费短缺有关，但思想认识上有顾虑，认为这是反毛的会议，怕修复了被人家说是为“左”倾错误翻案。 我当即讲了党史情况以解除顾虑。
2004 年 10 月，我第二次去看时，旧址修好了。对宁都会议怎么评价，在学术观点上可能见仁见智，但也有共识，即会议批毛是错误的，这是毛主席在中央苏区遭受的一大挫折。 如果说在红四军七大时被选掉前委书记是在开创中央苏区时的一“落”，那么宁都会议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则算二“落”了。 但即使如此，宁都会议仍然是党史上的重大事件，作为党史遗存应当受到维护，可以用来进行党史教育。 在中央苏区开过许多重要会议，但像宁都会议在党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会议还是不多的。 再换一个视角，从坏事变好事、负能量转化为正能量来看，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没有宁都会议就没有后来的遵义会议。 这可以从周恩来与博古的一次长谈中得到佐证。 在遵义会议上，博古遭到与会绝大多数人的尖锐激烈批评， 并改组了中央领导。 对此，他没有思想准备，并对许多人的发言十分恼火。 遵义会议后，心绪不好，少言寡欢。 1935 年 2 月初，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的那个地方，要解决中央由谁负总责的问题。 周找他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 周对他说：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领导， 中国工农红军要取得胜利， 必须找一个比我们这些人更有军事才能的人当统帅。 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军队干部也拥护我，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行伍出身的人不会服你。 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 毛泽东很擅长农民运动，深知在中国干革命，离开了农民将一事无成；农民战争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基石。
他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 我对他是到中央苏区后，才了解到他打仗很有一手，每仗全胜，很是佩服。 但是，宁都会议后，他离开军队，使中央红军失去了一个帅才，这就像一块石头一直压在我心里。 红军不能没有他。 从红军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 黎平会议上，他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李德的错误主张，使我下了决心要尽快“去李换毛”。 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中央红军走出困境。 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 你的讲话不检讨军事路线错误，遭致很多人不满，促使我不得不站出来检讨反“围剿”失败的领导责任，批评你的错误。 会议发展到集中批评你，是因为大家憋了一肚子话要说，你应想开些。 对毛泽东，你要看大处，希望你能抛弃和他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这个大局。 周恩来这一席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顺利实现了博洛交权，由张闻天负总责，担任党中央一把手。 这就说明，宁都会议不只是孤零零的一次会议，从历史的眼光看，它对党的历史发展有深刻影响。
中央苏区的重心在赣南。 赣南苏区的全红县有 10 多个，而就其作出的历史贡献、发挥的历史作用和产生的历史影响而言，根据我的考察，最重要的可能是瑞金、兴国、宁都、于都 4 县。 瑞金是中央苏区首府，其作用不言自明。 兴国，有毛泽东授予的“模范兴国”为金字招牌。 于都是红军长征的集结出发地。 宁都就是上面所说的两大事件。 因此，我将这四县称为赣南苏区的“金砖四县”。
三、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纪念馆是苏区精神教育的重要课堂
苏区精神是全国 13 个苏区特别是中央苏区的一个重要政治品牌和精神资源。 2011 年 11 月 4 日，***在北京召开的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 周年座谈会上对苏区精神的内涵作了明确概括。 他说：
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在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 宁都“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纪念馆”，既是在倡导苏区精神的过程中修建的，而反“围剿”战争纪念馆的建成和对外开放，又是学习、宣传和弘扬苏区的重要课堂。
宁都人民为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在纪念馆的版面上陈列了 5 个方面：一是积极筹粮筹款；二是坚壁清野，赤色戒严；三是配合红军歼敌；四是安置伤员，慰劳红军；五是踊跃参军，扩充红军。 材料丰富，事迹感人。 最使我感动的，是几个大的数字，在多次考察中给我深刻印象。 当时的宁都有 32 万人，参战者达到 20 多万人次，真可谓“全民皆兵”。 其中参加红军的有 5.6 万人，牺牲的烈士仅有名可查的就达 1.6 万多人。 上面说的 “金砖四县”，一个重要依据，就是这 4 个县的有名有姓的烈士都在1.6 万 人 以 上 ， 占 赣 南 13 个 苏 区 县 牺 牲 的有 名 有 姓 烈 士10.8 万人的 60％多。 所以说，赣南这块红土地，既有自然生态，更是人文生态。 它是赣南人民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染就的。 这就是鲜活、实际的苏区精神。 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纪念馆是进行苏区精神教育的生动现场。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