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科技伦理学是关于军事科技道德的本质及规律的学问，它产生于军事斗争实践并为之服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界在军事科技伦理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也已不能满足当前军事斗争准备的需求。军事科技伦理研究者应当乘世界新军事变革加速发展、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深入展开之东风，与时俱进地拓展和深化军事科技伦理研究。
一、历史的逻辑：军事科技伦理研究随着军事斗争准备的发展而发展
军事斗争准备是“为满足军事斗争需要而进行的准备。核心是战争准备”。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际战略格局和军事斗争形势发展，我国军事斗争准备经历了一个由防止和遏制战争，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到做好应对可能发生的局部战争和突发事件，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等过程。
近年来，随着我国国家利益的拓展，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要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适应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新要求，着眼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贯彻新时期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与时俱进加强军事战略指导，高度关注海洋、太空、网络空间安全，积极运筹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不断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提高以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为核心的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
军事斗争准备的发展要求军事科技伦理研究与时俱进。从定位上看，军事科技伦理研究作为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环节，是为推进军事科技发展而进行的精神舆论准备，它随着军事斗争准备的发展而发展；从性质上看，军事科技伦理研究属于意识形态研究，必须服务于我国的经济、政治、军事现实，并随着军事斗争准备的发展而发展；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看，军事科技伦理属于理论，发展军事科技、进行军事斗争准备活动则是实践。这就要求军事科技伦理研究以军事斗争准备实践为基础、在实践中发展自己。随着军事斗争准备的展开，在分析解决新情况、新问题的过程中，人们的军事科技伦理认识能力会逐步提高，这也会促进军事科技伦理研究的发展。
历史证明，军事科技伦理研究是随着军事斗争准备而发展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防止和遏制战争，强调要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他们十分重视军事科技的发展，因而倡导在发展军事科技中发扬团结协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精神。1953年8月26日，毛泽东在给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中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对于我国的国防事业具有极重大的意义。“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这一切都不能离开复杂的专门的技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他要求学院上下“保持和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特别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这在你们的学院，是和全军一样，必须充分领会和一刻也不可忘记的”，“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办好学院，尊重顾问，努力学习，为完成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给予你们的光荣任务而奋斗”。
这些论述涉及军事科技工作者应当如何处理与党、国家、人民的军事科技伦理关系的问题，意义是重大的。只是受当时军事科技及伦理研究发展水平的限制，学界还没有从军事科技伦理视角展开理论研究。
1985 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后，我军把军事斗争准备基点转到了应付局部战争和突发事件上来，这“使我军军事领域的所有工作都从长期的应急、应付状态为主转到了谋求军队的长远建设为主上，使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走上了健康发展的正常轨道”。随着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军事科技伦理理论研究开始起步。第一，当时风行一时的军人伦理研究关注了军事科技伦理问题。如有学者指出：“在今天，以电子计算机、生物工程、空间技术、光导纤维、激光、海洋开发等为特征的新的技术革命，已经并将继续对军事领域和未来战争产生巨大影响。……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的科学文化素质也在不断提高。这些变化，必将对军人的道德生活产生影响。”
这反映了作者认识到了军事科学与军人道德有着内在联系。当然，以今天的眼光看，其缺憾是明显的：只以“军人”为道德主体，而认识不到一些从事军事科技研究的人并非都是军人，他们也可以成为军事科技道德主体；只从“科学文化”而不是从“科学技术”角度去看待军事科技伦理问题，从而使理论研究未能进入军事科技伦理研究的殿堂。第二，核武器伦理研究兴起。由于人们对我国曾经遭受过的核威胁、核讹诈记忆犹新，美苏两国又拥有足以毁灭人类的核武库，再加上西方学者对核武器伦理比较充分的研究可为我国的相应研究提供有利条件，因此，核武器伦理研究成了当时我国军事科技伦理研究的一个亮点。1992 年国内即出版了倪世雄先生撰写的专著《战争与道义：核伦理学的兴起》，该书虽然把“核武器伦理”称为“核伦理”，未能区分核武器伦理与和平利用核能的伦理，也虽然有大量的篇幅是在介绍西方的核武器伦理思想，但它毕竟是中国较为系统的一本核武器伦理专著，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当时军事科技伦理研究的进步。第三，军事科技伦理成为军事伦理学术研讨会引人关注的内容。如在 1989 年底召开的全军首次军事伦理学会学术讨论会上，有学者提出了应当研究“进行什么样的战争、采用什么样的战争手段或使用什么样的武器才是符合道德的，以及是否应该使用核武器，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使用核武器才是道德的”等问题。
1991 年海湾战争爆发，美国运用高技术武器装备全方位打击伊拉克的做法充分展示了军事科技在现代战争中的巨大作用。“海湾战争的事实说明，随着高技术在军事领域的运用，武器的打击精度、作战强度空前提高，突然性、立体性、机动性、快速性和纵深打击的特点十分突出，拥有高技术优势的一方明显地掌握着更多的战场主动权。在当今世界上，一个国家如果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努力增强国防实力，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武器装备水平，在现代技术尤其是高技术条件下的作战能力不强，一旦发生战争，往往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国家利益、民族尊严和国际威望就要受到极大损害。”
有鉴于此，1993 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做出决策：“必须把未来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可能发生的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1995年12月，中央军委明确提出实施科技强军战略。在此背景下，军事伦理学者开始全方位思考高技术战争的伦理问题，推出了一批有质量的成果。在此基础上，2004年顾智明先生主编出版了《当代军事伦理学》一书。书中指出：“所谓高技术战争，就是指参战各方或者至少一方大量运用具有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航天技术、海洋技术等当代高、新技术水平的常规武器装备和与之相应的作战理论、作战方法所进行的战争。”
“高技术广泛运用于军事，运用于战争，不仅改变着军队结构和战争形态，同时冲击着伦理道德，加强对高技术战争伦理道德研究，成为当代军事伦理的重要课题。”。该书全面研究了高技术战争凸现的伦理问题、对待高技术武器的伦理原则、军事网络中的伦理道德、科学家的军事伦理责任等问题。高技术战争伦理从属于军事科技伦理范畴，该书全面论述了居于当时军事斗争准备最前沿的军事高技术伦理问题，因而在军事科技伦理学发展史上极具价值，为其后人们对“高技术战争道德”进行抽象并形成“军事科技道德”概念提供了理论基础。
2004 年 6 月，中央军委正式提出了要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这一转变基于这样的判断：“新军事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军事信息化革命。高技术战争，是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信息化正在成为军队战斗力的倍增器。正因为如此，发达国家都把信息化作为新世纪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目标。可以预见，信息化战争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主要战争形态。”
这表明了我党对军事科技在战争中的重要性的认识更加深入了。以此为背景，2005年军内学者高学敏主编出版了《军事科技伦理学教程》。该书的贡献有三，第一，探索了“军事科技伦理学”的内涵。
书中指出：“军事科学技术是指人们为了军事斗争的需要，认识探索自然所获取的系统化、规律性的理论成果，利用自然物、自然力和自然规律创造的物质手段以及有关知识、技能的总和”，“军事科技伦理学，或军事科学技术伦理学，是关于军事科技界职业道德的学说，是研究军事科技道德的职业伦理学”。第二，以马克思主义军事伦理学基本原理为指导，系统研究了军事科技与道德的关系、军事科技道德原则、军事科技道德规范、军事科技工作者的理想人格、军事科技工作者的道德责任、军事科技道德评价、军事科学技术的价值、军事科技研究的道德原则、武器技术发展的伦理等问题。
第三，提出了道德原则规范体系。该书作者认为，军事科技道德原则包括献身国防科技事业、科技强军、爱国报国、维护世界和平等；军事科技道德规范包括听党指挥、爱国奉献，崇尚科学、追求真理，严谨求实、勇于创新，学术民主、争鸣自由，谦虚谨慎、团结协作等。该书的出版是我国军事科技伦理学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表明了中国军事科技伦理学研究已由分散走向系统、由不成熟走向成熟。
二、现实的呼唤：当前军事斗争准备对军事科技伦理研究的新要求
军事科技伦理研究随着军事斗争准备实践发展而发展的事实，要求它必须随着我国军事斗争准备的拓展和深化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并有所作为。
（一）展示我国发展军事科技、推进军事斗争准备的道义自信
道义是道德与正义，在军事活动中起着引导协调内外关系、激励军心士气等作用。随着军事科技在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日新月异，军事科技伦理学应当深入研究发展军事科技的道义性质，论证其道义的合理性。军事科技伦理研究应当表明：我国发展军事科技的努力既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科技伦理的要求，也与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军事科技道德要求相一致。我国发展军事科技、加强国防建设的目的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和平发展以及维护世界和平，指导思想是提倡以“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处理国际伦理关系的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胡锦涛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在现实军事斗争准备实践中，在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过程中，在武器装备研发、使用中，我国都展示了维护人类利益的国际道义形象与关心人类前途和命运的道义风范。我国发展军事科技，既有利于维护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又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有利于维护其他国家人民的长远利益，因而是合乎道义的。
军事科技伦理研究应当指出，一些国家和势力攻击我国发展军事科技的企图是荒谬的。近年来，我国军事科技水平不断提高，武器装备的更新、军事斗争领域的拓展、军事战略思想的深化招致了一些国家、势力的忌恨，他们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道义攻击。他们指责我国发展航空母舰、进行太空探索、开发网络空间等努力是在威胁世界和平，大肆宣扬“中国军事威胁论”；以“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否定党对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领导，从而否定我国发展军事科技的正当性；以所谓的自由、民主、平等“普世价值观”否定我国发展军事科技的指导思想，即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胡锦涛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指责它违背了人性、人道主义。军事科技伦理学研究者对此要保持足够的警觉，洞悉它们诋毁我国军事斗争准备国际道义的国家、民族极端利己主义动因。
（二）解决当前军事斗争准备中军事科技伦理具体问题
近年来，我国军事斗争准备不断拓展和深化。航空母舰等武器装备的制造领域，海洋、太空及网络空间的安全领域，国内、周边乃至全球的各个地区，都与我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有关。这要求军事科技伦理学研究由此带来的军事科技伦理关系的新变化，拓展和深化相关研究。
在海洋领域，军事斗争准备的推进要求军事科技伦理学展开海洋军事科技伦理研究，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海洋军事科技伦理学。后者要解决什么是海洋军事科技伦理学、研究海洋军事科技伦理学的意义和方法、海洋军事科技伦理的本质及规律是什么、服务于我国军力向深海及远海投放的军事科技伦理的性质是什么、海洋军事科技道德应有怎样的行为规范等问题。在海洋军事科技伦理研究中，我们应当把重点放在当前亟待解决的航空母舰伦理问题上。目前，我国海军已列装航空母舰。为充分发挥航母在军事斗争准备中的作用，军事科技伦理学要展开航母伦理研究。研究航母伦理就是要从军事科技视角全面分析围绕着航母形成的伦理关系，揭示我国研制、使用航母的道义性质，探索航母伦理的一般要求及道义选择、评价标准，思考舰上官兵应有的道义意识及这种意识的教育、培养等问题。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以道义保障我国航母的研制与使用，使舰上官兵形成一个与拥有先进武器装备的物质航母相称的精神航母。后者由航母官兵上下一心、崇尚正义的精气神凝聚而成，是航母战斗力的倍增器，无往而不胜的精神堡垒。
在太空领域，军事斗争准备的推进要求军事科技伦理学展开太空军事科技伦理的研究。太空是地球大气层以外的宇宙空间，和平利用太空有利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意愿。随着军事科技的发展，太空在现实军事斗争中的重要性凸显。由于太空飞行器作为作战平台可用于侦察、对地攻击、干扰及攻击对他国航天器、为地面导弹导航等，太空的军事作用愈益引人注目。我国以建设和谐世界为己任，希望和平利用太空。但面对近年来个别国家在太空的军事利用上越走越远的事实，我们只能未雨绸缪地做好应对准备，否则就会在军事斗争中陷于被动，甚至吃大亏。这要求军事科技伦理学全面研究我国维护太空安全的道义问题：研究维护我国太空安全的道义依据，解决遵守和平利用太空的国际道义要求与维护我国太空安全之间可能产生的矛盾，揭示一些国家试图引发太空军事竞赛的非道义性，力争在国际协商的基础上形成和平利用太空、和谐处理太空关系的伦理规范，为维护我国太空安全提供有力的道义支持和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网络空间领域，军事斗争准备的推进要求军事科技伦理学加强网络空间军事科技伦理的研究。在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美军非常重视网络战，它“采取了多项举措，如成立网络司令部、组建网络部队、发布《网络空间行动战略》、研制多种网络武器、实施网络空间攻防演习等”。为此，军事科技伦理研究必须关注网络战伦理问题，解决下述问题：如何判断网络技术军事应用的正义与非正义性质、网络战是否合乎道义、网络对抗的范围与手段有无道义约束、如何才能在应对网络战中占据道义的主导权等。与此相应，军事科技伦理研究还应关注网络信息安全伦理问题。随着网络的发展，世界各国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种状况虽然有利于各国的交流，但也带来了网络信息安全问题。
当前全球信息安全形势日趋严峻，“有人统计，现在世界上已有2000多万人具有网络攻击的潜力，‘黑客’运用的软件工具已达 1000 多种。信息安全已经对国家整体安全形成了巨大影响”。据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目前我国与因特网相连的网络管理中心有 95%都遭到过境内外黑客的攻击或侵入”。这种情况的存在使得网络信息安全保密成为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发展军事科技、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的必然要求。这要求军事科技伦理学全面研究网络信息安全的本质及伦理内涵、各国围绕着网络信息安全展开较量的道义性质、网络信息安全保密要求与国际道义的关系等。在此基础上，概括出既适合我国军事斗争准备需要，又符合国际道义要求的网络信息保密安全道德规范，并以此为重要突破口，带动军事科技网络伦理建设的全面加强。
当前军事斗争准备不仅要求军事科技伦理学研究海洋、太空、网络空间伦理，而且要求研究核武器伦理、定向能武器伦理、动能武器伦理、次声武器伦理、反装备武器伦理、气象武器伦理、基因武器伦理、反物质武器伦理等问题。军事科技伦理学只有全面、深入研讨这些问题，才能为我国武器装备的发展提供可靠、有力的道义支持。
（三）创新军事科技伦理体系
适应军事斗争准备拓展和深化的需要，军事科技伦理研究应当在理论体系上有所创新。具体而言，要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科学界定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科技伦理的内涵，指出它是依靠国内国际社会舆论、传统习惯与人们内心信念维系的，用以调节军事斗争准备中科技伦理关系的思想意识、原则规范和行为活动的总和，并说明其中的军事科技伦理关系是指围绕着军事斗争准备形成的个人、集体、国家及国家间的伦理关系；研究军事科技伦理与军事斗争准备实践之间的关系，指出军事科技伦理研究是现实军事斗争准备的一部分，军事科技伦理是应军事斗争准备实践要求产生、随之发展并为之服务的，军事斗争准备的道义性质规定了军事科技伦理的性质。而军事科技伦理有利于促进军事科技及军事斗争准备的发展；揭示军事斗争准备科技伦理的起源、本质及规律，认清它的意识形态本质及它起源于军事斗争准备实践、为之服务并随之发展的事实；概括军事斗争准备科技道德原则、规范，力争形成适应当前军事斗争准备的军事科技道德规范体系；解决军事斗争准备所关注的海洋、太空、网络空间伦理问题；探索军事科技道德教育与修养的途径与方法。军事科技伦理学应当指出军事科技道德教育、修养在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中的重要性，尤其要强调军事科技工作者在军事斗争准备中肩负着重大责任。要把军事科技道德教育、修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观及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教育结合起来，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个人与党、军队、国家的关系，以创造和谐的军事科技伦理关系。
三、未来的担当：在强化“四个意识”中拓展和深化军事科技伦理研究
军事科技伦理研究者应以天下为己任，积极思考当前军事斗争准备的军事科技伦理问题，为我国军事科技的发展提供道义的支持。这要求军事科技伦理研究适应现实军事斗争准备的需要，强化研究的责任意识、创新意识、视角转换意识、意识形态斗争意识。
（一）强化军事科技伦理研究的责任意识
当前，军事科技伦理学者大都能以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为指导研究军事科技伦理问题，但毋庸讳言，也有一些学者热衷于从抽象的人类理性或脱离具体国家的全人类利益出发去思考问题。这一现象在武器装备伦理的研究中显得尤为突出。如有学者认为，随着军事科技的发展，武器的杀伤破坏力会越来越大，因此举凡发展军事科技，研制新的、更具威慑力的武器装备的企图都是恶；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各国应放弃这种企图。这种观点是与唯物史观相违背的。
军事科技伦理学应当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从维护国家安全的现实利益出发而不是从脱离现实的、抽象的人性和人道立场出发研究问题，否则研究就会陷于空洞。因为，善恶是一种道德观念，而“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在现实世界中，人们用以判断军事斗争准备善恶的标准是历史的、阶级的，各个阶级、国家总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讨论善恶问题。而所谓全人类的利益、全人类的善恶之类说法，只有与具体的阶级、国家联系起来才有意义。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军是人民军队，我国的军事斗争准备既符合中国工人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也符合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需要，因此，是善的。当前，我国武器装备的科技含量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这要求军事科技伦理学为我国军事科技的发展鼓与呼，而不是贬与抑。
军事科技伦理学者不应仅仅满足于呼唤各国在武器装备研制、使用上的自我约束和克制，而更应清醒地面对现实，为论证我国发展军事科技、维护国家安全的合乎道义性而殚精竭虑。
从抽象的人道立场出发研究军事科技伦理的做法是与我国军事斗争准备对军事科技伦理研究的要求相脱离的，对我国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的准备也是有害的。有鉴于此，军事科技伦理研究者要清醒地意识到：军事科技伦理研究绝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现实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科技伦理研究者应当对自己肩负的责任有明晰的认识，以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为己任，始终站在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利益的立场上思考军事科技伦理问题，把研究目标聚焦于“能打仗、打胜仗”
与有效履行使命上来。军事科技伦理研究者要充分认识到，武器装备在军事斗争准备中极为重要，是国家综合实力和军队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是我军遏制战争和打赢战争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是促进人民解放军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的关键因素。当前，“我军装备建设的主要矛盾是武器装备现代化水平与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需要不相适应，武器装备整体创新能力与形势任务发展的需要不相适应。全军官兵必须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和紧迫感，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揽，以贯彻落实全军装备工作会议精神为契机，在更高的起点上推进我军装备建设又快又好地发展”。军事科技伦理研究者只有为我国武器装备的发展提供了道义支持，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尽到理论研究的义务。
（二）强化军事科技伦理研究的理论创新意识
军事科技伦理学要在现实军事斗争准备中充分发挥作用，其理论就应当具有创新性。为此，军事科技伦理研究应当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梳理现有成果，打牢理论创新的基础。理论的科学性是理论创新的前提。当前，我国的军事科技伦理学理论存在着一些有待完善之处。如《军事科技伦理学教程》把“军事科技伦理”界定为职业伦理学。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军事科技道德主体除了以军事科技为职业的军事科技工作者外，还应当包括政治家、一般军人与民众。政治家做出发展军事科技的决策、军人应用军事科技的成果、民众对军事科技的态度都具有军事科技伦理意义。《军事科技伦理学教程》认为，“维护世界和平是军事科技道德的最高原则”，并进一步解释道：
“军人和军队是为了战争而存在的，但战争不是最终目的，和平才是人人向往的目标。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军人、军队、战争只是维护和平的手段，以军人和军队的存在抑制战争，换取和平。我军科技工作者献身国防科技事业、贯彻科技强军战略，是爱国报国的具体表现，也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
从这个意义上说，维护世界和平是军事科技道德的最高准则”。这种认识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各国对世界和平的追求是建立在本国利益基础之上的。就我国而言，我国维护世界和平的目的是要为谋求我国人民的利益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军事科技伦理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会影响军事科技伦理学作用的发挥，因此，军事科技伦理研究应当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以确保理论的科学性。
第二，加强军事科技伦理史的研究，增加理论创新的历史厚度。军事科技伦理研究的创新需要丰厚的历史底蕴。目前，我国对中西方军事科技伦理思想史、马克思主义军事科技伦理思想史等的研究还相当欠缺，迄今还没有一部相关专著问世。这不利于我们探寻军事科技伦理的本质及规律、借鉴历史文化遗产。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
今天的军事科技伦理思想是人类社会军事科技伦理思想合乎规律的产物，军事科技伦理研究只有卓有成效地开展中西方军事科技伦理思想史及马克思主义军事科技伦理思想史的研究，才能更好地把握军事科技伦理的本质及规律，更好地服务于现实的军事斗争准备。
第三，关注现实军事斗争准备，增强理论创新的力度。理论的创新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
近年来，学界对海洋伦理、太空伦理、网络空间伦理等有了一定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绩，发表或出版了《海洋伦理学研究对象及其框架体系建构初探》
《航天技术与太空伦理的主要规范》《网络伦理》等著作和论文。只是颇为遗憾的是，它们并没有从军事科技伦理角度去系统思考相关问题。今天，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要求军事科技伦理学从军事科技伦理角度审视现代科技成果的发展，关注海洋、太空、网络空间的军事科技伦理，展开基因武器、电磁武器、气象武器、核武器、反物质武器的伦理研究，展开军事科技工作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观、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教育修养的研究，在创新研究中全面发展军事科技伦理学理论。
（三）强化军事科技伦理研究的视角转换意识
第一，由专注国内向国内国际并重转变。在以往的军事科技伦理研究中，一些学者只重视国内伦理的研究，而对国际军事的研究不足。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家利益的拓展、所担负的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任务的愈益繁重要求军事科技伦理研究者具有世界的眼光。军事科技伦理研究者应当审时度势，认清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军事科技的国际交流日益密切的事实，把国内的军事科技伦理研究与国际的结合起来，以全球的视角审视现实的军事科技伦理问题，积极探索我军同各国加强军事合作、增进军事互信，参与地区和国际安全事务中的国际军事科技伦理。如在海洋军事科技伦理的研究中，我们既应立足于本国利益，也要尊重国际军事科技伦理的要求，更要认清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展示国际海洋军事伦理的内涵、本质与规律、原则与规范、教育与修养等，加强对海洋军事科技伦理借以起作用的国际舆论的研究，弄清国际舆论的本质及发展规律、争取国际舆论的方式方法等问题，为赢得国际舆论对我国拓展海洋利益的道义支持提供理论指导。
第二，由被动应对恶意攻击向主动展示道义的视角转变。在以往的军事科技伦理实践中，每当我国军事科技有重大决策或取得重大成果时，如增加经费投入、试爆核武、发展航母、发射“天宫一号”，都有一些国家和势力以“中国军事威胁论”加以攻击。以往的军事科技伦理研究面对这种攻击，往往只是被动地思考如何澄清是非、说明我方的正义性问题，其后果是我国军事科技伦理理论探索的视线往往被对方牵着走。这既不利于我国军事科技伦理理论的发展及其实践运用，也不利于我国争夺国际舆论的主导权。今天，我国的国力、军力有了极大的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目标“要求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有一个大的发展”，“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实现“中国梦”“强军梦”。这要求军事科技伦理研究有敏锐的政治意识和军事意识，一旦党中央、中央军委宣布发展军事科技的重大决策，就应当以舆论主导者的视角，全面思考如何主动地向世界宣示正义性的问题，牢牢把握国际舆论的主导权，而不使敌对国家或势力获得贬损我国道义的先机。
第三，由国际规则的恪守者向规则的主导者的视角转变。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我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事务，包括参与国际军事科技法规的制定。而国际军事科技道德大量地存在于国际法之中。为此，军事科技伦理学应当研究我国如何在制定国际法、形成公平公正国际军事科技伦理关系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的问题。
军事科技伦理学要适应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的需要，改变研究不深的现状，从国与国平等的观念出发，以国际规则的主导者、制定者的视角审视国际法制定与实施的问题，力争掌握与我国身份、地位相一致的话语权，以确保国际军事科技法律所包含的道义公平公正。
（四）强化军事科技伦理研究的意识形态斗争意识
如前所述，我国发展军事科技、进行军事斗争准备的努力不断遭受一些国家和势力在道义上的攻击，如他们动辄叫嚣“中国军事威胁论”。对于这类攻击，我们不能就事论事，而要将其与当前国际意识形态斗争联系起来，认识到这些国家、势力对我国发展军事科技的攻击是对我国发起的意识形态挑战。其实质就是要通过否定我国发展军事科技的正义性来否定党对军队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导思想，削弱中国，搞垮中国，谋得自身利益。军事科技伦理研究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自觉担当起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职责，深入思考如何“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等问题，揭露鼓吹“中国军事威胁论”的国家和势力的非道义性及其不良用心，为我国赢得意识形态斗争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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