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派系芥蒂，执法掣肘
国民党及其军队中存在的派系纷争广为人知，所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三民主义之外有各种思想，三民主义之内有各种诠释。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早巳汗牛充栋，其状种种本文无需一一列举。这种派系纷争对于军事连坐法产生的影响是负面的，不但直接阻碍了军事连坐法的施行，还影响到军心士气和作战协同，间接削弱了军事连坐法发挥效用。
一、待遇不公，离心离德
军事连坐法的目的在于整肃纪律、激励士气，增强团结。若士气旺盛，众志成城，连坐法只需作为瞥示，而不必发挥实际制裁作用；若士气低迷、相互猜忌甚至倾轧，纵使进行制裁，也难以收预期之效用。国民党军队派系纷争对士气的影响，尤其是对地方部队士气的影响，使得连坐法的效用往往难以实现。
地方派系军队与中央军队在军法上经常使用双重标准，这是待遇不公的一个重要表现。如二次北伐时，黔军出身的名将王天培仅以莫须有的“贻误战机”而未能攻下徐州的罪名就被军法处死，着实难以服众，从长期看是恶化了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将领的关系。抗战期间，集团军司令一级的将领遭蒋介石下令处死者仅韩复榘、石友三二人，韩经军法审判后以“不遵命令，擅先撤退，陷军事上重大损失”②的罪名被处决，石则直接由前方将领诱捕活埋。巧的是韩、石二人皆为西北军旧部，且皆有叛蒋“前科”，而嫡系之刘峙弃守平汉路、汤恩伯丢失河南、方先觉在衡阳投降皆未受严惩，难免有双重标准之嫌。韩为图自保不战而逃，石首鼠两端腆颜事敌，其罪固然当诛，但若说蒋介石处理此二人没有“私心”，恐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派系不同派系待遇有别，受不公待遇之部队军心不振，这是派系问题对士气的最主要影响之一。中央军在军饷、粮秣、弹药方面的待遇是一直是最好的，而中央军中的精锐部队如教导总队、抗战初之德式装备师、以及后来的美式机械化师等，又更上层楼。“杂牌军”则历来受到歧视，难以望中央军之项背。甚至嫡系内部，也要为待遇问题争风吃醋、何应钦在总结中条山会战失败的原因时承认，“各部队编制待遇不一律，饷糈显有丰窘，影响团结精神与作战意志者至深且大”。李宗仁亦指出，同为抗日御侮并肩作战的友军，有的部队“食丰衣厚，武器精良”，有的部队“面有饥色，器械窳劣”，要他们同样“出死力而无怨尤，又岂可得”气锦西战役中，刘玉章指挥的第五十二军遇到第十三军时，刘发觉两支部队待遇差别甚大。他感叹道“我军装备与军容，甚为逊色，同属国军，何竟至此”。时值11月份，在寒冷的东北作战的第五十二军连棉衣都还没发，其军心士气可想而知。
受排挤歧视之军队容易成为日伪拉拢收买的重点对象。日伪从1938年底幵始以拉拢收买、威逼诱降的方式对一些敌方将领进行离间分化，自称“成效显着，纷纷归顺”气1941年到1943年间约有50万国民党军队向円伪投降，几乎都是所谓的“杂牌军”，投降将领最高官至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认为地方将领“形同藩镇，貌合神离，难以倚重”，抗战不能不倚靠中央军，所以对于自己培养出来的学生“舍不得”杀。黄埔学生只要回到统帅部，见到校长，稍加处分之后，还有别的师长、军长可以干，嫡系将领因“有退路”作战反而不如地方将领拼命气抗战中牺牲的高级将领，很多都为杂牌军出身，这些军人没有退路，他的资本打光了，他就一无所有，因此有时能表现出更强的牺牲精神。地方派系的将领是良莠不齐的，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而蒋介石对地方军队的普遍歧视，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地方将领越离心离德，他就越倚重中央军，越倚重中央军，地方将领就越离心离德。
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对杂牌军的长期歧视，不但在抗战期间导致了杂牌军的大量落水，在国共全面内战时又导致了杂牌军大量投向人民解放军。阵前倒戈的魏凤楼、高树勋、孔从洲、曾泽生等人，多为冯玉祥和龙云旧部。川军刘文辉、邓锡侯等人“通电起义”为中共和平接管川康等地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若按国民党军队的军法对这些将领量刑，则其罪当诛。但战事糜烂至此，军法部门又去哪里“捉拿案犯”呢？
二、地方坐大，投鼠忌器
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势力的矛盾冲突此消彼长，中央强势时借刀杀人，若地方强势中央则投鼠忌器。当国民党中央要倚重地方势力，或中央势力受到严重削弱时，地方军队出身的将领有时也能逃脱军事连坐法的制裁。地方军事集团大多是处于自身利益以及迫于的中央军的武力威慑才“归顺中央”，他们对于国民党中央只有名义上的服从，对蒋个人通常无忠诚可言，身为陆海空军大元帅、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看似统率千军万马，其实只是一支松散联军的名义统帅而已。为了保持这种名义上的服从，蒋介石也要时刻注意安抚这些力量，为“顾全大局”，对某些部队违法乱纪之情事，经常釆取不了了之的处理方式气国共十年内战时期，这些新收编地方的部队被大量用于对付中共，他们自然不愿充当炮灰，逃避作战，一触即溃，有些部队虚与委蛇，与红军暗中协议，甚至加以襄助。@这些行为国民党军事当局虽然知悉，却难以对其厉行军法，一则因为中央对这些军队的控制力原本就极为有限，二则可能将其“逼上梁山”，如赵博生、董振堂的“宁都起义”。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建立起一支强大的中央军，能够对地方派系形成足够的威慑力，然而抗战初期中央军精锐损失殆尽，政府迁至重庆，岌岌可危，如1939年“冬季攻势”的疲软、1944年豫湘桂的大溃败，统帅部“尽管震怒不已，惟碍于特殊情形，不能按军法惩办”，抗战中后期地方部队在人数上超过中央军四、五倍之多，一些地方将领“以中央扼于情事，不便加以制裁”，气焰曰盛，目无法纪，“中央威信远不如五年以前”气此时侈谈军法，则可能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激起这些地方将领的贰心。
国共全面内战中，国民党军队主力在三大战役中被歼灭殆尽，为了守住在华南、西南一隅，又不得不依靠这些区域的地方将领，可是他们不是临阵倒戈，就是望风而逃。于是便形成了又一种恶性循环，不严格执行军法，这些军队就溃逃无度；军队溃逃无度，就越发不敢严格执行军法。执行也不是，不执行也不是，总之一支离心离德，同床异梦的军队是难以靠军法维系的。国民党军队的派系问题积重难返，其种种表现和恶果难以尽述。苏联军事顾问嘉梁钦（Aleksandra Kalyagin)指出，国民党指挥官若丢弃一座城市且并未受到惩罚，首先应判断他是哪一派系的将军，指挥哪一省的部队，与什么派系的部队配合，“然后便会一目了然”弋国民党军队的派系问题源于中国军队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其在迅速扩张的过程中吸收各色良莠，不同的人身依附关系产生的派系问题也就显得格外突出了。这种人身关系和法律构建的权利义务关系是有相当冲突的，人身依附关系一方面直接削弱了法的权威，降低了法的效用，另一方面加剧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造成人心涣散。
第四节：军心不归，法力尽失
腐败会阻碍法治的健全，未建立法治的社会又往往会滋生腐败。国民党军队的军法制度缺乏法治大环境的支撑，这与其腐败亦是互为因果的。军政腐败恶化了军队风气、恶化了官兵关系、恶化了军民关系，而这只是国民党政权整个体制腐败的一小部分。从这“一斑”窥去，可以发现腐败所导致的政权最终垮台|远不是军事连坐法能够挽救的。
一、腐败涣散军心
军官的腐败容易造成军队两极分化，上层奢侈糜烂，下层食不果腹，这对于军心的凝聚会产生致命的影响。国民党军官腐败最常见的方式是在军饷和军粮上做文章，通过虚报部队人数的方式，从军政部门多领粮饷，如实有6000人上报10000人，便可多领4000人的份额。抗战中期以后，吃空额开始越发严重，通货膨胀导致军费不足固然是一个因素另一方面也因为不少军官中饱私囊，甚至视吃空额为天经地义。不法军官大发其财的同时，士兵却挣扎在最低生存水平的边缘，月饷五十元，买线补衣，犹嫌不足，社会地位之低，形同乞丐。就连这买线补衣都不足的军饷，还要被上级克扣，从豫中会战撤退下来的外籍军官告诉蒋介石，那些中国士兵的军饷“只发到去年九月”，蒋大为震惊，因为军事委员会拨发的军饷都是按月进行的，未曾拖欠，可见克扣之严重。
军粮到达前线部队时，已经过军政部官员和兵站官员的层层克扣。军、师长们以及部队军需人员要揩油，通常会把水、沙子或杂草掺加到粮食里，或者用麸糠等劣质粮食代替米面，而将好的粮食拿到市场上盗卖。士兵们饭锅里的粮食不但配额不足，而且难以下咽的，他们将这种混合了谷子、秕子、沙子、石子的口粮称为八宝饭。士兵没粮食吃，就可能去掠夺人民。如1942年军法执行总监部接到密电称：
第五战区军队在湖北滥发购粮凭证，军队到处抢粮、既不给价，又不给据，甚至殴打绑架区乡保长，杀害地方干部，以至于“人民纷纷外逃，自杀及饿死者无数”气陈诚指出：“军粮问题，是堕落士气，破坏军民关系的最大症结”、国民党军队之役政腐败也饱受诟病，“无一处不骚扰，无一处不敲诈”。征兵人员强抓、虐待新兵，新兵便千方百计地逃脱，为防范其逃亡，征兵人员白天用绳索将他们的脖子串起来押送，夜间没收他们的衣服，锁在房间里。睡觉"无床无被，或坐或站，次晨开门，有人依墙而死”。这样的兵，对于官长、对于所处的军队，恐怕只有恐惧和仇恨的情感，蒋介石承认“士兵不叛变，不逃跑已算很好，何能望其听命牺牲”气八年抗战中有140万新兵在分配到前线部队之前就逃跑或死去气何应钦承认，各地办理役政未遵照国民政府有关法令，弊病百出，“此为不可讳言之事实” 。蒋介石本人亦谈及役政之恶劣使他感到“无面目做人” 。蒋介石也有釆取相应措施整治役政，自1937年以来就担任国防部兵役署署长旳程泽润于1944年10月被逮捕下狱，后以贪污舞弊之罪名被枪决。程泽润固然难辞其咎，然而这恶政背后是整个体制的腐败，又岂是枪毙一二人能够根治的呢？
军队是等级明确，权力高度集中的团体，军队的行动需要全体成员的高度一致，士兵服从官长，下级服从上级。然而，这种服从是相对的，若官长对士兵没有基本的关照和爱护，甚至视同奴仆，任意躁躏，仓兵之间必然离心离德，岂能达到连坐法制定者所希冀的“上下联系万众一心” ？若士兵不愿为官长效命，作战期间纷纷逃跑，溃散，甚至倒戈，即使官长有坚守阵地之决心也不可得了。从以上两场战役中可以看到，军法的效用、杀头的威胁只能起到一时一势之效，对此蒋介石是明白的。他指出，军心是军纪的支柱，离开军心支持的军法是无效力的。“比方一连散开面有三百米远，一个连长三个排长怎样监督得了？……他宁愿自己淹死跌死，不愿敌人来打死，决计不愿听官长命令士兵都逃了，“致班长阵亡，则杀全班兵卒”
的条文又从何施行呢？对于国民党军队最高统帅部来说，成百上千的军长师长分散在各个战场，军法监督也同样是鞭长莫及。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无心作战”的国民党士兵一旦加入中共军队，往往会变得英勇善战起来。毛泽东指出，“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因为中共领导的军队有民主氛围，俘虏兵感到有地位。士兵有了^人翁意识，有了为自己的命运而战的积极性，战斗力自然大为增强。
二、腐败丢失民心
北伐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队，还是很得民心的。当时的蒋介石对于军队的群众纪律也抓得很严，他规定，军队宁肯挨饿，不要到民间去抢东西吃；没有挑夫，宁肯自己挑，不要拉夫；没地方睡，宁肯露宿，不要到民间去占房子住f等气平江农民在国民党员组织下，用锄头等农具与北军溃兵激战二小时；赣西民;|打出“贵军过境，鸡犬不惊”，“黄童白叟，无不欢迎”，“革命军是劳苦功高救国救民的军队”
等口号。孙传芳打电话给第八军毕庶澄部求援时惊呼：“遍山遍野所发现的民众大都是赤军（指北伐军）之便衣队居多”气可以说北伐战争的胜利，离不开沿途人民的热情支持。北伐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政权建立起全国性统治。蒋介石不久便发现，国民党军队在打败了北洋军阀以后又继承了北洋军阀的腐败习气，日渐趋于腐化堕落。形式上统一了全国的国民党军队又陷入了争夺权力的不断混战当中，成了与旧军阀大同小异的“新军阀”。此时一支新崛起的革命力量——中国工农红军，担负起完成革命战争的历史任务，并以其实际行动获得越来越多中国人民的拥护。国共十年内战期间，中共根据地民众对红军的帮助给国民党的“围剿”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
前方指挥官报告说“匪区民众，久受赤化，所得我方消息，即行转告匪军”、该电文与上一节孙传芳之电形成鲜明对比。短短几年，国民党军队"由赤变白"，由革命军蜕变为“老爷军”。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威望空前高涨，可是到了抗战中后期，国民党军队遭到越来越多民众的反对和排斥，甚至出现了“河南军队一溃千里，沿途农民捕杀官兵”、“广西军队不战而逃，民团为日军带路” <8等事件，进一步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军心士气。蒋介石痛心疾首地指出，日军能利用中国民众运送粮弹、刺探军情、便衣偷袭，而本土作战的国民党军队竟然不能很好地发动民众打击敌人，军民关系差到了极点。抗战期间有些地方发生的中国民众“帮助”日本侵略者攻击中国军队的事例，并不是民众不辨敌我，为敌利用，也不是民众利欲熏心，为敌收买，而是因为他们实在太痛恨这支压榨自己“甚于虎狼”的国军。
由于抗战结束后国民党统治的进一步腐化以及挑起内战，国民党政权及其军队，以惊人的速度丧失民心。抗战胜利后廖耀湘带兵进入东北，到处都受到老百姓欢迎，很多百姓主动为其通风报信，帮助廖部剿除伪军和土匪；而等到其准备撤出东北时，连一个带路的百姓都难以找到，反差可谓强烈、襄樊战役时，守樊城的第一六四旅听说解放军大军压境，吓得先行撤退，老百姓以为国军退走了，便箪食壶浆，杀猪宰羊来迎接解放军。后来发现是误报，该部队又回到城内，老百姓一看又是这些“中央军”回来了，便把准备好的东西都藏起来。可以想见，这些官兵一定会感到无比心寒，一支不受人民欢迎的军队，很难想象其可以保持高昂的士气，重兵把守的樊城后来仅两日便被攻破。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引发了不断高涨的群众运动，也引发了国民党内中下层对的高层的攻击。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九周年大会时，学员们情绪激昂地高呼打倒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张群等人，教育长黄杰起来维持秩序，学员们怒斥黄“不要讲话，你还没有被打倒的资格!”结果黄杰也不敢再维持秩序。蒋介石在后面休息室，听到这些声音，什么也没说就走了，他在日记中无奈地写下：“近日军心民心动 、摇已极，无人无地无不表现其失败主义之情绪。”②反观中共领导的解放军是那样地博得人心，从那场“被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
的淮海战役（徐蚌会战）就可以看出人民对其拥护的程度。不但民众支持解放军，被俘虏的国民党士兵的“军心”也很快就融于这支新的队伍，在解放军有的部队里俘虏过来的“解放战士”竟占80%,平均约占65-70%。在与黄百韬兵团作战时，情形竟发展到上午的俘虏下午就参加作战。一支军队既要有内部的成员支持，又要有人民的拥护，方能令行禁止；若人民反对，内部成员亦离心离德，虽有法而令不从。国民党军队失去民心，军心也难维持，军心涣散，支持它的民众就会越来越少，二者相互影响，最终人心尽失，军队瓦解，政权垮台。
三、军事连坐法离不开人心的精神支柱
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不少国民党将领感叹军事连坐法“失于宽，败于纵”。是不是严厉地进行执法就可以保证军事连坐法的效用？人心作为精神支柱对于军事连坐法究竟有多重要？我们还可以引证北伐期间的两次战役加以比较和探讨。1926年8月北伐军在定泗桥、贺胜桥与吴佩孚部展开激战。吴氏亲临前线督战，令部下只得一并向前，“排列机关枪、大刀队于桥上，凡畏葸退却被射杀”。
当吴部果真抵挡不住退下来时，吴当即“手刃溃退长官数人，悬首于义胜桥上”，然而败势已成，无可挽救，溃者愈众，路不通行。当北伐军过桥时，“贺胜桥畔，臭气熏天”,吴军阵地后方“尽是枪杀刀砍的死尸” 。吴佩孚的军法不可谓不严，多位国民党将领对此都深有印象。然而在如此严酷的军法之下，吴部终究还是以退却结束了抵抗。北伐战争期间另一场恶仗——龙潭之役亦是如此。白崇禧带领百余卫队前往夏蜀山压阵督战，从前线退下来之桂永清团差点被正法，在连坐法威慑之下又重新杀回阵地。孙传芳亦亲临长江督战，孙部之官兵运至南岸后，即将船只收回北岸，沿岸设大刀队，若有退兵则杀无赦。是役双方均伤亡惨重，孙军在南岸被击溃之后被北伐军大量俘虏，他们固然是不敢冒着杀头的危险退回来，当年却选择了放下武器，孙传芳部仍不免覆灭的命运。军事连坐法本源于古代军法，近代以来为旧军阀所广泛采用，并非国民党军队独有。在北伐战争中，尽管双方都运用这样残酷的军法压阵，但由于人心凝聚程度不同，其结果也完全不同。
可见，单凭军法的严格施行并不能保证其效用。刑法学的研究早就证明，单纯依靠刑罚的严厉性打击犯罪，可能造成如下风险：第一，受刑者的耐受力随着惩罚的升级而增强，造成单位惩罚效用的降低；第二，过严及过度的惩罚会引起受刑人的敌对反应；第三，忽视惩罚公正性，法将失去公众的尊重感与信仰。从前文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这几种风险都实际发生，并阻碍了军事连坐法效用的实现。刑罚要发挥其威慑作用，必须倚仗暴力机关的执行。军法的特殊性恰恰在于它是用来威慑暴力机关成员的，并没有一个暴力机关之上的“元暴力机关”可供倚仗，当军法违背暴力机关的成员的利益的时候，后者将背弃前者，军法也就成了一纸空文。因此，只有军心才是决定军事连坐法能否发挥效用的关键因素。军事连坐法必须得到军人的拥护，而军人拥护军事连坐法的条件是他们拥护这支军队及其所维护的党权、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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