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新世纪我国全面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的家庭代际关系①及其影响因素问题逐渐引起广泛关注。从已有文献来看，我国的相关研究注重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尤其是孝道观念的变化、老年人地位的变化、老年人独立意识增强，尤其是经济收入的提高和稳定性增强，对家庭代际关系所带来的重要影响[1].由于制度变迁、人口增长与老化、家庭变迁以及价值取向的变迁等原因造成家庭代际关系倾斜[2].且随着父代权威衰减而子代地位上升，传统家庭的温情脉脉的孝道伦理代际关系为一种更加理性化、较少亲情友好的相对平衡的代际关系所代替，从而形成基于理性化对等交换的新的代际平衡关系[3].代际之间的伦理关系让位于交换关系，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代际关系模式向理性化方向发展。代际平衡关系以理性最大化为前提，以等价交换为目标，代际关系“变成了独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具有强烈权利感的个体之间的交换关系”[4].由此引起代际关系紧张，代际关系走向新的平衡。可以说，目前我国家庭代际关系正处于急剧变动阶段，这种变动对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因而，我们有必要搞清楚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老年人的家庭代际关系问题。
尽管我国学者对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结论也比较一致，但大多数研究都是从宏观背景对影响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的各种因素进行探讨，主要是定性研究，其局限性在于无法确知在诸多影响因素中，究竟何种因素是主要因素，也无法具体测量各种因素的影响程度问题。仅有少部分作者进行了定量分析，如尹银等尝试分析了住房对城市老年人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发现在中国城市中，住房质量越好，子女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越高，老年人就越感到子女孝顺，具有“挤进来”效应[5].而在定量研究中，单因素研究较多，多变量分析较少。而根据定性研究的分析，我们知道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因素较多、较复杂，但在实际研究中使用的统计分析方法主要是交叉列联表进行描述性统计，缺乏综合性分析，无法区分各种因素的影响程度及其关系。因此，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多变量分析是有必要的。同时，由于中国地域广阔，地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家庭结构、生活方式、习惯等均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基于地区、城乡、不同人群视角下的家庭代际关系也存在较大差异。下文就贵阳市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设定
本文数据由贵阳市计生委组织调查获得，该次调查于2012年12月进行，调查范围包括贵阳市9个区、县，调查对象是60岁及以上居家老年人，为了避免信息重复，一户仅访问一位老年人。资料收集采取调查员入户访谈填答问卷的方式进行，最后共获有效样本1248份，其中城镇老人样本占53.2%,农村占46.8%;男性老人占47.3%,女性老人占52.7%;低龄老人（60到69岁）占51.3%,中龄老人（70到79岁）占37.4%,高龄老人（80岁及以上）占12.3%.因变量：问卷中专门测量家庭代际关系状况的是“您跟子女的关系状况如何？”这一问题能够较好地从老年人的主观感受来评价和测量家庭代际关系情况，构成回归分析模型的因变量。该题的备选答案包括6个选项“①很差，②较差，③一般，④较好，⑤很好，⑥不好说”,剔除无子女个案13份和第六个选项“不好说”样本27份问卷，参与分析的样本量共计1208份。从①到⑤不同选项分别对应1-5的分值，分值1-5被表示为定距变量，因而可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测量结果进行分析。
自变量：主要包括老年人经济收入、文化程度、身体健康状况、住房拥挤程度、儿子数量、居住方式和有无配偶7个自变量。根据贵阳市2012年老年人经济收入的基本情况和差距分为5个级次，收入越高级次越高，其中500元以下为1级，501-1000元为2级，1001-1500元为3级，1501-2000元为4级，2001元以上为5级。文化程度分为5级，不识字或较少识字为1级，小学文化程度为2级，初中为3级，高中或中专为4级，大专及以上为5级。身体健康状况和住房拥挤程度也由低到高分为5级，健康状况越好，级次越高，住房越宽敞，级次越高。之所以将儿子数量而不是子女数量作为一个自变量，原因在于绝大多数贵阳市老年人均与儿子共同居住，与女儿共同居住的比例很低。居住方式分为两种情况，与子女居住和不与子女居住。
控制变量和主观满意度变量：控制变量包括城乡、性别和年龄3个变量。其中年龄变量分为低龄、中龄、高龄3个组别。主观满意度变量包括收入满意度、住房满意度和照料满意度，主要从考察这三个主观方面的满意度对老年人家庭关系的影响。
三、结论与分析
贵阳市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见表1,共有3个回归分析模型。模型1仅将7个可能产生影响的自变量引入，模型2加入3个控制变量，模型3再加入3个满意度变量。逐渐增加变量的目的在于检验各个影响变量的稳定性和相互作用。
模型1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除儿子数量对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没有产生显着性影响外，其余6个自变量均在不同显着性水平上对老年人家庭的代际关系产生统计显着性影响。其中，居住方式（指老年人是否与子女居住）和经济收入两个变量对代际关系存在正向影响，且在0.001水平上显着，说明老年人跟子女共同居住，其家庭代际关系比不跟子女居住的要好。实际上，跟子女居住可能也是家庭代际关系和睦的结果[6].二者是相互作用关系，因为老年人跟子女共同居住，可能有助于改善代际关系，即代际关系和谐是长期共居的结果；相反，也可能是由于代际关系原本比较融洽才会共同居住。经济收入变量对代际关系存在正向影响则说明：经济条件较好的老年人，他们跟子女的关系也更好。这一结果有助于说明家庭内部代际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交换关系，老年人经济收入高，有利于代际交换平衡。
符合代际间理性化对等交换形成新型代际平衡的观点。此外，文化程度更高、身体更健康、住房条件更好、有配偶的老年人与子女的代际关系也更好。
但这些影响变量的稳定性仍需模型2和模型3进一步检验。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3个老年人个人特征变量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城乡、性别和年龄。这三个控制变量对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均没有产生显着性影响。但这3个控制变量的加入，提高了整个方程的拟合优度，且改变了经济收入和有无配偶两个变量的影响显着度。其中，经济收入变量对代际关系的影响程度（以回归系数的变化进行判断）变弱，而有无配偶变量的影响程度加强。对于前者，由于城乡之间、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的老年人存在明显区别，因而这三个变量会干扰收入变量对代际关系的影响程度。城镇老人在家庭代际交换中主要体现为收入交换，农村老人却主要体现为各种劳动交换，这是城乡老人在家庭代际交换中的重要差别。
女性老人在照护孙辈方面显然比男性老人更具优势，因而女性老人在家庭代际交换中强于男性。低龄老人显然也比高龄老人拥有更多的交换资源。因此，在区分这些差别之后，就不难理解3个控制变量的加入会削弱收入变量对代际关系的影响强度。加入控制变量后，有无配偶这个变量对代际关系的影响程度得到增强的原因在于：配偶不仅是老人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主要提供者，两位老人相互依靠相互照料，能够减轻子女负担，而且在与子代的代际交换中，以及在家庭地位方面，两位老人的力量显然胜过一位的力量。因此，有配偶的老人比无配偶老人在处理家庭代际关系中具有一定优势，而且这对城镇和农村、男性和女性、低龄和高龄老人来说都是如此，并不存在明显区别。这致使加入控制变量后有无配偶这个变量对代际关系的影响程度反而加强。其余自变量的影响强度变化不大，影响显着性水平没有变化，显示出一定的稳定性，说明这些变量能够抵抗老年人个人特征变量的干扰，而仍保持对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产生影响。
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3个主观满意度变量，分别是收入满意度、住房满意度和照料满意度。
这时模型的拟合优度有较大提升，说明新增变量对模型的贡献较大。其中，收入满意度和照料满意度两个变量对代际关系存在正向影响，住房满意度变量对家庭代际关系没有产生显着性影响。表明老年人在收入和照料上的满意度越高，家庭代际关系越好。特别是照料满意度变量对代际关系的影响强度最大，与此同时，是否跟子女共同居住这一变量对代际关系的影响强度减弱。这说明：老年人跟子女共同居住并获得子女的生活照料，有助于增强家庭代际关系；而如果仅仅能够跟子女共同居住，却得不到照料，家庭代际关系也会变糟。但无论如何，是否跟子女一起居住这一变量在3个模型都保持0.001的显着性水平，具有较高的稳定性，显然居住方式是衡量家庭代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指标。而经济收入、身体健康状况和住房条件等这些从直观上应该对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的变量，其影响作用却在模型3中弱化。经济收入变量从模型1到模型3,对代际关系产生影响的显着性逐渐消失，其回归系数也逐渐变小，影响强度逐渐弱化。也就是说，无论老年人收入状况如何，以及在家庭代际交换中如何，最终家庭代际关系都会受到老年人自身收入满意度评价的影响。身体健康状况变量和住房条件变量也从模型1到模型3的变化中，影响强度逐渐弱化，而在模型3中两个变量的影响显着性消失。一方面，这说明这些变量并不是影响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的稳定变量。另一方面，这也表明老年人对自身处境、状况、心理满足度等的主观评价变量会一定程度消解客观变量的影响强度。因为我们这里是从老年人的主观性来分析代际关系的，因此老年人的主观满意度变量抵消了客观变量的影响程度。文化程度变量和有无配偶在3个模型中都存在显着性，其中文化程度变量的影响强度逐渐增大，有无配偶变量的影响强度则总体上被弱化。文化程度高的老年人可能更懂得与子女的相处之道，也可能更容易自我化解心中不快，生活更为乐观，主观满意度评价更高。有无配偶变量的影响强度弱化，则说明有配偶这一客观优势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主观评价的负面影响。但总体而言，可以说老年人的文化程度和婚姻状况对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也较为稳定。
四、总结与讨论
从上文的3个回归分析模型可以看出，首先，老年人的居住方式、文化程度和有无配偶状况对其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作用较强，且具有稳定性。其次，老年人主观满意度变量对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强度也较大。许多关于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方面的研究指出，居住方式对老年人家庭的代际关系存在重要影响。早期的研究显示，纯老家庭（独居或夫妇居）的家庭关系和睦比重最高，达65.3%[7].一些敏锐的观察者发现“分而不离”的居住方式及其养老模式是消除代际矛盾的好办法[8],说明与子女分开居住的老年人家庭关系更好。但本文的数据分析得出相反的结论：跟子女居住的老年人，其家庭代际关系更和睦，比重高达75.6%.多元回归分析也证明了跟子女居住的老年人的家庭代际关系更和睦，受其他变量的影响也较小，显着性水平说明了这种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这是因为，老年人与子女居住在一起有助于促进代际交流，增进代际感情，促进代际和谐。贵阳市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其老龄服务产业发展滞后，市场化程度较低，尤其是农村老年人对家庭的依赖程度较高，收入较低，老年人的经济难以独立，限制了“分而不离”居住方式的实现。这有客观条件限制的因素，但老年人与子女共同居住有助于改善代际关系的情况也比较普遍。
当然，也可能是代际关系本身比较和睦，才选择子代与父代共同居住的方式，即代际关系和谐是原因而不是结果。因而，究竟是代际关系和睦促成共同居住，还是共同居住促进代际关系和谐，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初步认为二者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
文化程度变量和婚姻状况变量对老年人家庭的代际关系产生显着性影响。文化程度高的老年人可能更能体谅子女的难处，更懂得处理代际矛盾，自我化解心中不快，因而其家庭代际关系更为和谐。而老年人有配偶的好处在于，老年夫妇可以方便在日常生活上互相照顾，只有在特别需要或两个老人都不方便的情况才需要子女帮助，大大减少子女负担，从而减少产生代际矛盾。与此同时，两位老人在家庭代际交换中显然比一位更具优势，家庭影响力和家庭地位更高，因而有配偶老人与子女的关系更加融洽。同时，我们发现尽管客观条件对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但收入、照料满意度2个主观变量也对老年人的家庭代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主观满意度指标一般测量的是受访者对自身处境及其与周围人对比的总体感受的结果。当受访者认为自身处境较差，或尽管处境还可以，但与周围人相比差距较大，则受访者的满意度不高，这会影响其生活态度，可能引发代际矛盾。因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促进城乡、地区之间的老年公共服务均衡发展，特别是长期照护业的发展，弥补家庭照料能力不足，有助于改善老年人家庭的代际关系，构建和谐家庭。
经济收入高低在模型3中虽然没有对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产生显着性影响，但仍然应该承认，就现阶段而言，经济收入高低是老年人最为关注的方面。高收入不仅使得老年人在经济方面可以更加独立，减少对子女的经济依赖，提高从老龄服务市场购买相关服务的能力，从而减少代际摩擦，而且也使得老年人在代际经济交换的天平上能够增加一些筹码。可以说，提高老年人的经济收入在平衡代际关系，促进代际和谐上仍然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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