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对边境跨国婚姻问题的关注，边境跨国婚姻逐渐进入公共视野，国内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诸学科分别从不同视角，对边境跨国婚姻问题进行剖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
（ 一） 边境跨国婚姻中跨国新娘的现状
1980 年以后，大规模来自东南亚的新娘进入我国，2009 年以来，东南亚新娘开始大批地嫁入中国边境。而这些东南亚新娘都属于国家严控的“三非”人员，即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打工。近几年，嫁到中国的东南亚新娘中又有部分人从事贩卖妇女、买卖婚姻的营生等，然而这一现象又被学术界解读为中国低阶层男性的婚姻梦。研究表明，仅在中越边境的广西边境上，几年前就有 4 万多越南妇女与中国边民结婚形成事实婚姻并生育子女。最近，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料统计，在广西及全国的越南无证新娘不断增加，仅越南新娘总量近 7 万人。同时他们当中许多人也成为“四无人员”,即“户无可登、地无可耕、医无所保、老无可依”的困难人群。
（ 二） 边境跨国婚姻的社会化困境
从法律程序看，我国边境跨国婚姻有两种： 一是合法婚姻，即在结婚过程中去相关部门办理相关的手续，进行婚姻登记，获得国家和法律的认同，这种婚姻形式在我们调查的边境跨国婚姻中有一定的数量，但居于少数； 更多的是非法婚姻，但他们的婚姻是实际存在的，他们以传统的方式举行了婚礼，且获得当地居民的认可，成为事实婚姻，但这种跨境婚姻没有按照中国的婚姻法进行登记，不仅不受法律的保护和约束，而且还会引发许多社会问题。主要体现为： 其一，影响社会治理。在中国境内的跨国新娘许多是非法入境的，大批跨境新娘的存在，不仅不利于中国边境的管理，而且她们之中一些人以通婚为名，从事拐骗、卖淫，还有个别妇女参与走私、贩毒等违法违纪行为，给边境稳定带来了许多危害。其二，她们的婚姻关系脆弱。无论是越南新娘，还是缅甸、老挝新娘，她们大多是非法婚姻，因而没有中国国籍，在村落里其社会地位较低。同时，她们由于语言障碍，文化水平低，生产、生活技能低下，有的连日常生活也无法独立，因为她们不认识汉字，连家用电器都不会使用。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出现，使跨境新娘的家庭矛盾重重，结果导致有的跨境新娘选择离家，有的回国，有的到边境其他村落重新嫁人[12].这样，跨境新娘的家庭功能也就无法正常运行。其三，跨境新娘没有当地户籍。因为没有当地户籍，跨境新娘不能分到田地，而农民一旦没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就难于生存，跨国新娘也不例外。同时，由于跨境新娘的到来和生育子女，让原来就贫困的家庭更困难，而没有户口的尴尬身份，还使跨境新娘的整个家庭不仅经济贫困，社会地位较低，还容易造成子女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叛离，因此而产生不健康的心理。据笔者调查，跨境新娘所生子女普遍有自卑感，她们感到自己与同龄人相比什么都不如人； 还因为父母的非法婚姻，母亲时刻面临被驱逐的危险。于是，全家人心理负担重，一直处于紧张状态。有的学者认为这样的家庭在经济、教育、心理方面，都不能正常发挥和运行家庭的作用，或多或少存在家庭功能的缺失。同时，她们对国家的认同感程度，也会影响其子女对国家的认同和政治的认同。这需要引起政府和学界的高度重视，因为，青年是国家的未来，边境的稳定繁荣需要年轻一代来建设。
（ 三） 边境跨国婚姻中妇女的身份认同
由于大量的边境跨国婚姻都是事实婚姻，她们并未依法律程序办理婚姻登记，所以无法落户，这就造成她们虽然在家庭私人领域获得认可，同时也得到社区的承认，但在公共领域她们不断被边缘化和遭到排斥，她们没有户籍证明，因而无法外出。在边境调查中，许多外籍妇女纷纷反映，她们嫁到中国以后，只能往返于边境一线的娘家和夫家，最多只能走到乡镇，很羡慕中国新娘到县城参观、购物[13].也正因为没有身份证，跨境新娘无法参与公共事务，连橡胶公司在村落里培训橡胶种植、管理、割胶等技术，她们也不能参加。她们缺少进入公共领域的通行证---身份证明。调查中，跨境新娘很羡慕中国新娘在三八妇女节可以到县城或市里去参观，她们却寸步难行[10].因此，她们难以真正融入当地社会，无法准确地定位自己的身份。其结果，一方面是身份的不认同； 另一方面，有的选择嫁到中国的越南妇女，她们的社会认同普遍高于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她们勤俭持家，努力劳作，力求通过各种劳动来提升在村落里的社会地位，更使她们注重自己在村落里生活的社会形象，故她们的社会认同感比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还要强[14].
另外，由于受国内多种政治力量的影响，缅甸边民价值观同样呈现出多元性和多样性特点。而且多种并存的价值观相互作用，也成为边境地区边民价值观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个人至上”等观念的多元性，这正是缅甸国家价值观很难成为其边民主体价值观的重要原因。由此，导致其现实与理想隔离，使现实生活陷于混乱[8].因此，在许多调查中，一些边境跨国婚姻产生社会问题的源头，更多的是因为跨国新娘的“合法身份”问题引起。于是，很多学者指出，解决当前边境跨国婚姻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将事实婚姻改变为合法婚姻，或者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政策来改善边境跨国婚姻中妇女的处境。
（ 四） 边境跨国婚姻对子女社会化过程的影响
在边境少数民族村落里，这些跨国新娘所生的孩子，不仅在村落里处处看别人的脸色，事事担惊受怕，面对近在咫尺的边界或一江、一田相隔，而处在不同的状况之中。因此，在边境独特的地理环境与特殊的跨境婚姻家庭里，他们子女的社会化问题固然存在各种各样的挑战[12].
1. 这个群体在政治社会化中面临的问题。与同龄群体相比，他们在政治认同方面更加冷漠； 在国家认同方面，面对自己和母亲难以获得中国国籍，对于国家认同感不强，有些甚至会出现抵制； 在经济上，跨国婚姻子女比一般家庭子女经济更困难，处在贫困家庭中； 在个人行为规范上，由于他们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由于边境上走私、贩毒、拐卖妇女儿童等违法犯罪事件不断发生，再加上族群文化和国家主体文化及法律存在冲突的情况下，易使他们行为失范[15].这样容易产生无法无纪行为，有的甚至会违法犯罪。
2. 边境跨国婚姻子女的教育问题。首先面对家庭的不完整，导致在家庭教育这个领域很难发挥其正常的功能，因为他们没有获得中国国籍，也无法接受高等教育； 无法享受国家在教育上投入的资源，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人人享有受教育权，是每个公民应有的权利，这种现象导致的结果是无法满足他们受教育的权力，不利于他们未来的发展[12].
3. 边境跨国婚姻子女因为社会和家庭原因，易受到同龄群体歧视和被其污名，甚至被同龄群体边缘化，可能会产生特殊群体区域性的诉求增加，不利于边境的稳定和他们的发展[16].特殊的环境构建跨国新娘子女新的混合身份[17]（ 139）.所以，这是我们在调查研究中必须关注和急需解决的。
4. 在少数民族文化与国家主流文化及法律规定之间存在不一致的时候，跨境媳妇仍然处在迷茫中。我们在普洱江城、孟连的边境村寨调查时，有的跨国新娘认为走私毒品、无证留居、非法跨国婚姻等事项在边疆是很普遍的事，自古就存在，没有违法。因为，在她们的观念里，边疆跨境民族的跨境婚姻从古到今世世代代延续，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自己独特的姻亲文化。而这种约定俗成的习惯，不认可国家的法律规定。对于跨境新娘所生的孩子，由于母亲是跨国新娘，子女更不认同中国的国家法律法规，有的甚至排斥中国文化，在特殊的环境里他们形成了自己的行为规范，这种行为规范长期在他们的生长过程中潜移默化，而且有其惯性作用[12].这就使跨境婚姻的事实存在和跨境流动频繁的“非法”现象“正常化”.
（ 五） 边境跨国婚姻对边境社会安全稳定的影响
众所周知，近代民族国家建立后，跨境通婚已成为社会常态，然而，现在云南边疆一带东南亚国家的跨境新娘进入的态势与发展，是这种社会常态下的特殊形态。一方面它既是 1978 年改革开放后边疆地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结果，是边境安定、和谐、睦邻友好社会环境的反映，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实施支农、惠农、惠边政策及“兴边富民”“小康社会建设”“新农村建设”给边疆各民族人民带来幸福生活的反映； 同时，也是移民、人口流动及重男轻女造成性别比失调，“婚姻挤压”社会调适的一种方式，包含的显性和潜在社会风险不断暴露。因此，边境跨国婚姻问题，必须上升到国家安全的角度，来审视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18].同时，随着边境跨国新娘数量的上升，外籍一方本身就是非传统安全因素，如频繁在两边往来是对我国边境管理的挑战。再者，跨国新娘又与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婚姻安全、人口安全及卫生安全问题，尤其是 HIV 的感染和传播等非传统安全因素紧密相连，一定程度上很有可能会引起社会秩序的某种混乱，导致出现骗婚、人口贩卖、走私、艾滋病病毒的传播等一系列非传统安全威胁。而这其中跨国新娘有的是这些行为的主体，有些是被害者，但这些行为都不利于边境的稳定，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和研究的[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