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跨境婚姻成了人们的一种文化诉求，它促使婚姻模式发生转变，同时也引发了相关的社会和边境问题。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中国出现大量边境跨国婚姻，而且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国人对跨国婚姻问题的专门研究大致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1990年以来中国和越南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随着两国边境贸易的不断发展，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湄公河流域次区域进一步加强了合作，我国和越南边境人民的交往也不断增强，两国人民之间的跨界流动和跨界通婚也不断增加[1].另外，随着20 世纪80 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加快，与边境各国人民友好交往，与友邻各国人民间人口的流动，还有各国边境一带婚姻市场的变化、友邻各国间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以及邻国之间天灾人祸、战争、艾滋病的发生和信仰的冲突等原因，使得许多东南亚女性因婚姻流入中国的数量也不断上升。据相关部门不完全统计，云南跨境婚姻中的边民通婚共 11 723 户，生育子女总计 14 427 人。可她们大多数不进行结婚登记，通婚家庭子女办理落户手续仅 3 167 人，占 22%[2].2013 年底，笔者在普洱市的调查证明，普洱市与境外边民通婚共 3 659 人，进行正式婚姻登记的有 1 260 人，未进行婚姻登记的有 2399 人，其中缅甸 3 214 人、老挝 408 人、越南 37 人，共生育子女 3 050 人，其中子女已落户的有 1942 人，未落户 1 108 人[3].江城县共有跨国婚姻 223 对，主要是与老挝、越南的女性通婚，其中与老挝女性通婚的有 199 对，与越南女性通婚的有 22 对，与缅甸女性通婚的有 1 对，与泰国女性通婚的有 1 对，其中只有 41 对领取结婚证[4].红河到 2013 年涉及非法“跨境婚姻”的越南籍人员 780人，其中河口县 323 人，金平县 399 人，绿春县 58 人，且生育子女达 750 人（ 河口县 241 人，金平县429 人，绿春县 80 人）[5].但这部分越南籍跨境新娘都是“三非”人员。
特别是随着近几年边境跨国婚姻数量的不断增加，边境跨国婚姻中的许多问题凸显，引起全社会许多学者和专家的关注。在 cnki. net 中通过高级检索搜寻“跨国婚姻”共有 564 篇相关文献，在结果中检索“边境跨国婚姻”共有 72 篇（ 见图1） .在72 篇文献中有 35 篇都是个案分析，所涉及的范围大都是一个村，而且有些村被重复调查，其他一些对总体的分析是在原有一些文献的基础上形成的，更多的是以微观视角来描述，不利于国家宏观把握当前边境跨国婚姻现状和解决问题，更不利于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和法律，来解决或缓解当前边境跨国婚姻中出现的问题。【1】
一、我国学者对边境跨国婚姻的相关研究
改革开放后，边境跨国婚姻数量不断增加，引起国家和政府的关注。因为边境跨国婚姻中大多属于事实婚姻，他们虽然被当地居民认可，但是并未被法律认可，当前边境跨国婚姻在边境省份已成为社会问题，并涉及移民的国际法律问题，急需解决，否则将会影响边境的稳定、安全和发展。
（ 一） 边境跨国婚姻产生的背景和原因
特殊的边疆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往来，使跨国婚姻成为一种可能。首先，边境跨国婚姻自古就有，同时也是双向的，你来我往数量有多有少，这也为边境跨国婚姻的形成提供了历史依据。所以，边境跨国婚姻很容易被当地老百姓接受； 另外，跨国婚姻是同一民族之间的结合。因为，同一民族之间有相同的文化、风俗习惯，有相同的语言、服饰、宗教信仰，这更有利于他们之间的交往。然而，其中也有一些外籍新娘不懂当地语言，交流困难使她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加大了融入社区的困难。其次，还有经济因素，大多数外籍女性选择嫁入中国，考虑的首要条件是家庭和自身的生活条件，经济因素是促成大量边境跨国婚姻形成的核心条件。此外，我国婚龄性别比例失衡。通常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区域范围的出生比例，假如在一段时间内正常值域偏离，那它将会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婚姻产生冲击。1980 年中期出生的人已开始进入婚姻期，从而使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造成男多女少的婚姻问题也就越来越严重。研究表明，2013 年以来，我国男女性别人口比每年递增在 10%以上，于是每年将有120 万男性人口在我国各地的婚姻市场上找不到与自己相同年龄的配偶。调查证明，边境一线许多村落的女孩进城务工后，不愿回到本乡本土，更不愿嫁给本土的男性为妻。这正是婚姻挤压和婚姻梯度理论表明的，这些人将会被迫不婚或选择跨国婚姻[6].这种情况在边境贫困地区尤其突出，导致一些农村中出现大量高龄未婚男子，有个别地方出现了“光棍村”.
（ 二） 边境跨国婚姻的分布
从文献看，我国边境跨国婚姻的分布以西南地区居多，因此主要就西南边境跨国婚姻的分布进行总结。我国西南地区与老挝、缅甸和越南接壤，与其接壤的省是云南和广西。云南省边境跨国婚姻的分布情况，据相关部门不完全统计，在云南省 8 个边境州市边民与毗邻国边民通婚的情况，分别为保山 3 690 户、普洱 667 户、临沧 1 281 户、红河 928 户、文山 1 187 户、西双版纳 1 790 户、德宏1 792户、怒江 397 户，生育子女总计 14 427[2].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相关调查发现，仅广西境内就有4 万多，在全国已超过 6. 5 万人越南籍跨境新娘[7].她们分别分布在广西大新、龙州、凭祥、宁明、东兴等地，这些地方是出现跨境新娘较多的地方，也是在文献中被许多学者选为研究的调查点。
（ 三） 边境跨国婚姻的影响
1. 对边境稳定的影响。在 72 篇文章中直接以此为主题的就有 5 篇，还有许多其他涉及边境跨国婚姻对边境稳定影响的文章，更多描述的是不利影响。而很多不稳定的因素不是外籍一方，当其嫁入村里后已经和村子里的人打成一片，她们能够与当地人和睦相处，更多的因素是她们的亲戚。
由于婚姻关系，她们社会网络扩大，一些亲戚利用婚姻关系，做一些违法犯罪的事，从而对社会造成危害； 同时，也有一些人利用婚姻作为骗取钱财的媒介，因此也出现骗婚现象； 还有一些邻国新娘自身携带一些传染性疾病，如 HIV 病毒，危害当地居民的身心健康，这也是政府和学术界比较关注的； 因为边境线长，有的临近金三角，这一地区贩毒、吸毒等现象严重，也对边境跨国婚姻造成危害；再者，因为边境跨国婚姻中，大多数的事实婚姻没有经过法律程序，加上两者往来频繁，无视边境线，是一种对于中国法律权威的挑战行为，同时不利于政府治理，有的直接影响到两国的关系。
2. 身份认同是跨国婚姻中最主要的问题。跨国新娘的身份认同是跨国婚姻中最主要的问题，大量的边境跨国婚姻是事实婚姻，她们并未按照中国法律程序依法登记，更主要的是她们在自己的国家没有获得身份证或者护照，以非法身份入境，导致了婚姻的不稳定性； 跨国新娘无法获取中国国籍和社会保障权益。同时，她们自身的权益也无法获得保障。如中缅边境跨国婚姻中的新娘，她们中有一部分仍然保着原来的国籍，不认同中国。这样不仅不利于边境稳定，其子女也受到影响，更不利于边境稳定与安全。只有民族和国家认同，才能使其对中国有归属感，才能防止她们不做出危害边境稳定的行为[8].可以说，邻国跨境新娘的身份认同是跨国婚姻中最主要的问题，也正是国籍问题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其家庭内部问题，有的甚至牵扯到中国与邻国的交往。所以，跨国婚姻中外籍新娘的户籍问题是当前急需解决又需要制定长远政策的关键问题，而且也涉及国际移民的法律问题。因为，跨国婚姻已经延伸到国与国之间的国际政治问题。
3. 边境跨国婚姻子女的社会化问题。边境跨国婚姻子女的社会化问题，主要是身份认同问题，而由身份认同问题又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无法享受与同龄孩子相同的接受教育、健康的基本权益，被同龄群体排斥和边缘化。于是，随着边境跨国婚姻子女的不断增加，这一群体的社会问题就暴露出来。第一，边境跨国婚姻子女群体的社会认同观念模糊； 第二，边境跨国婚姻子女群体处在被排斥、被歧视、被污名之中； 第三，由于各种原因，容易导致边境跨国婚姻子女在他们所在区域内群体性的社会诉求事件的增加。故有学者认为，“利用她们跨国存在这一事实，建构一种新的混合身份”.所以，对这一群体不进行认真研究，这些问题将成为导致边境不稳定的因素。
（ 四） 边境跨国婚姻的种类、路径、特征和对象
1. 边境跨国婚姻的类型。中国边境跨国婚姻的类型为同族婚姻和非同族婚姻两种类别。中国有 56 个民族，在云南居住的有 52 个民族，其中 15 个民族是云南特有民族，16 个民族在边境一线跨境而居。这部分人口约 350 万人，约占人口总数的 60%.然而，跨境民族占当地少数民族人口的 98%,跨境民族对边境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我国与毗连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有着重要作用。
2. 边境跨国婚姻的路径。边境跨国婚姻形成的路径是多种多样的，从婚姻形成的途径来看，主要为自己认识、亲友介绍、婚介促成、买卖婚姻、跑婚、骗婚等，总体上还是以自愿为主。近期出现了跑婚[9]和骗婚[6].具体如下： 一是自己认识。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发展，促使边境交往频繁，尤其是商贸往来，与其他国家边境地区相比，我国边境更具经济优势，出现了许多来我国边境赶集、打工的邻国边民，其中年轻女性所占比例较高。二是亲友介绍。主要是跨国婚姻中已经嫁到中国的妇女在回娘家时，主动将其亲戚朋友介绍到本村或者附近的村落来。另外，在边境一线的村落里，还有一些专门从事婚姻介绍的媒婆，她们活跃在边境两国的村落里，以替人介绍对象为生。这样的婚介方式，普洱、西双版纳、德宏、红河、保山等地普遍存在。三是婚介促成。边境地区有许多婚姻中介机构，目的是非法骗取钱财。但是随着这些机构的不断完善，还有一些信誉度较好的婚姻中介，而且是专门针对跨国婚姻介绍的机构。婚介也逐渐成为跨国婚姻形成的重要媒介。四是买卖婚。
资料显示，在市场经济时代，有人将婚姻作为一种商品交换的模式，更多的是外籍一方因家中贫困，不得已将自己的女儿出嫁，以收取高额的价钱来改善家中的经济条件。有的人家嫁女是为了讨儿媳妇，有的人家嫁女是为了盖房子，故买卖婚姻在边境仍有市场。五是“跑婚”.“跑婚”的案例在现有资料中很少见，仅有 1 例。但笔者实地调查发现，跑婚现象并不鲜见。有人反映有的跨境新娘在中国待一段时间，其间又多次回到原来的国家，在那里待一段时间，然后又回中国，来回居住。六是骗婚。实施者主要是拐卖妇女的人贩子，妇女是被动接受者。然而，近年来骗婚的个案不断发生，主要是通过缔结婚姻，骗取不义之财[10].当然，骗婚不是普遍现象，但时有发生。总之，边境跨国婚姻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其中，自己认识和朋友介绍者居多。
3. 边境跨国婚姻的特征。边境跨国婚姻的特点，大多属于跨境民族之间的通婚。边境上跨国跨境的各民族男女，她们大都有着相似的民族语言、文化和信仰； 跨境婚姻中大多数是妇女，她们来自边境农村，很少来自城市，而且流动距离较短； 流动的性别和方向呈现出单一性特征。在现有文献中也有较少流向邻国的，其中也有一些邻国男子入赘中国。保山市腾冲县共有涉外通婚滞留的缅籍人员 2 055 人（ 其中女 2 011 人，男 44 人） .这些通婚人员绝大部分是非法入境与当地村民按当地风俗举行结婚仪式形成的事实婚姻，并已生儿育女，他们大多没有办理合法的涉外婚姻手续，也没有合法的入境或居留证件。目前，仅有3 人通过正规手续办理了结婚证[5].可见，跨境婚姻主体仍旧以单一的女性为主。另外，跨国婚姻在中国境内地域分布上，呈现扩散趋势，开始由边境向内陆渗透，这些都是边境跨国婚姻的特征。
4. 边境跨国妇女在婚姻中选择的对象。跨国新娘嫁到中国边境农村，一般选择跨境而居的同一民族，通常为家境贫穷的男青年，他们在本乡本土无钱娶妻； 有的是年龄偏大； 有的是身体残疾；也有丧偶或离异者[11]（ 213）,有的年龄相差 20 多岁①。总之，边境跨国妇女在婚姻中选择对象的条件相对比较差，故导致婚后一系列问题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