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家务与权力分配
传统异性婚姻家庭的家务与权力分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妻子往往承担绝大多数家务劳动，丈夫则拥有更大的权力。由于同性伴侣之间没有生物性别的区分，他们的家务与权力分配情形与异性家庭也会不同吗？研究发现，女同性恋伴侣更倾向于共同承担家务，男同性恋伴侣倾向于各自承担。Patterson 认为，尽管同性伴侣不可能采取绝对平等的方式，但倾向通过协调获得相对公平的家务分配。Kurdek 强调同性伴侣会使各自承担的家务专门化，以高效完成家务劳动。
总体说来，与异性伴侣不同，同性伴侣会相对平等地分配家务。研究指出，同性伴侣对权力的态度与异性夫妻相似，多数同性恋者表示需要权力平等。Harry 和DeVallt 发现 60% 的男同性恋者有权力平等的诉求。另外，Reilly 和 Lynch 的调查表明，59% 的女同性恋者表示权力平等很重要。Sonia 揭示在权力分配上，个人资源的丰富程度决定着同性伴侣的权力大小，年轻、受教育程度高、收入水平高、社会地位高的一方拥有的权力更多。
（ 四） 冲突与暴力行为
随着同性伴侣间暴力事件曝光的增加，大众对同性伴侣间冲突的知晓度有了提高。学者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同性恋伴侣冲突的发生频率、冲突领域和影响因素、冲突及解决方式四个方面。研究认为，同性伴侣冲突的发生频率及冲突领域与异性夫妻相似。Burke 指出同性伴侣中出现身体暴力的比例约为 11% -12%.Turrell 发现男同性恋者发生性暴力的比例为 11% - 13% ,女同性恋者为 14%.冲突主要发生在经济、情感、性、评论和家务上。可见，同性伴侣发生冲突与暴力行为是比较常见的。同性伴侣冲突与暴力行为的影响因素与异性恋者相似。人格特质和活动偏好会影响伴侣间的关系质量。研究发现，神经质人格能有效预测伴侣间的冲突行为； 而活动偏好的影响则体现在，双方的活动偏好相似性越小，在共同参与活动过程中遇到的冲突就越多。
Rohrbaugh 和 Follingstad 认为，同性伴侣之间的凝聚力、关系满意度、依赖性和权力分配与暴力行为关系密切。具体表现为，伴侣凝聚力和关系满意度越低，发生暴力行为的可能性越大； 有暴力倾向的同性恋者依赖性更强，暴力行为也更频繁；当伴侣在消费行为、家务分配以及决策上出现权力滥用时，会出现更多的暴力行为。此外，若男同性恋者不遵守性协议内容，也易引发暴力行为。研究表明，同性伴侣冲突问题的解决与异性恋者相似，但采用积极沟通方式的更多。相对于不幸福的同性伴侣，幸福程度高的伴侣更倾向于采用提建设性意见的方式解决问题。
（五） 性行为与艾滋病
同性恋者，尤其是男同性恋者，因其性行为方式多样、性伙伴复杂、性安全知识缺乏、安全措施使用率低等因素，较易感染和传播艾滋病与性病。即同性恋者是艾滋病传播的高危人群。现实中一直有不少人听到“同性恋”就联想到“艾滋病”,看到“同性恋者”就觉得是“艾滋病患者”; 甚至认为二者是因果关系，即如果某人是同性恋者，则其就是艾滋病者或病毒携带者。张北川等在2001 年的调查发现，男同性恋者一年内63. 6%有过陌生性伴侣，39. 8%曾群交，HIV 在男同性恋群体中达到较高的感染水平，且存在持续高速蔓延的可能。2006 年我国卫生部公布的全国男同性恋者 HIV 感染率为 1% ~4%,明显高于其他人群（ 0. 07%） .2012 年广东省因同性传播而感染艾滋病的比例占 24. 6%,与 2007 年相比，男同性恋者感染比例增加了 15 倍。可见，同性恋者感染艾滋病比例确实不低。研究表明，与初始性伙伴进行无保护措施的肛交行为是同性恋群体感染艾滋病的主要方式，且被动插入方感染病毒的风险远高于主动插入方。蔡于茂等指出，由于大多女同性恋者存在双性性行为，因而，女同性恋者也是艾滋病传播的重要人群。陈美芬等发现，有些男同性恋者也因有双性性行为，易将病毒传染给家人和异性伴侣。
由此，同性恋确实与艾滋病有密切的关系。四、同性恋伴侣关系研究的评价与展望据以上文献分析可知，相对我国同性恋伴侣关系研究，国外的研究起步时间较早、研究内容较丰富、关注点也较多。我国的相关研究，不仅起步晚，且存在关注度不够、研究面过窄、研究方法单一及被试样本偏少等问题。因此，今后学者的研究可着眼于同性伴侣内部，通过多角度观察问题、多方法设计研究、多渠道筛选被试来展开深入的研究。
研究内容方面，因我国较少关注同性伴侣的生活质量，因而，可针对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同性恋群体，探讨影响中国同性恋伴侣关系质量的人格特征、婚恋观念、社会支持状况等； 增强同性恋者交往技能，如性取向线索识别能力等方面的研究，[49]通过提升同性恋身份的识别能力，增加发展伴侣关系的机会； 加强社会态度转变研究，接受性别角色多元化观念，提高社会对同性恋伴侣的宽容度，减少社会歧视。研究方法方面，已有研究虽涉及个案访谈和情景实验等方法，但大多数研究采用的是问卷调查法（ 占 74. 7%） .且多数调查问卷为自编问卷，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理论依据不足、信效度不高等问题。
此外，已往研究中数据的分析常使用相关、回归等统计方法，仅对同性伴侣关系进行简单的数据描述和解释。今后可将质性分析与量化研究相结合，采用多变量设计的实验研究，揭示影响伴侣关系质量的各因素间内在的复杂联系，建立伴侣关系形成与发展的模型。被试方面，国外研究的样本数量一般较大（ 200 ~800 人） ,因而研究结果的可靠性较高。国内研究则因同性恋群体隐蔽性更大，被试数量较难保证； 且被试常由网络匿名方式招募，样本代表性和调查真实性均存在较大的问题。所以，今后研究应通过参加同性恋社团活动、联系同性恋工作室，扩大被试选取范围。
此外，同性婚姻合法化已成为近年来关注度最高的同性恋问题。婚姻是伴侣关系的法律保障，因而，同性婚姻合法化是同性恋者伴侣关系的法律保障，是同性恋者应该享有的权力。有研究表明，大多数同性恋者认为同性婚姻合法化是获得真正公民身份的标志，同性恋者对同性婚姻也有较为强烈的渴望。约 84. 69%中国同性恋者支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但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前景非常悲观。今后的同性恋伴侣关系研究也可加大对此问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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