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群婚到一夫一妻
人类的婚姻和性爱是从乱性和群婚，逐步发展到现代文明的一夫一妻制的。
对此，瑞士的人类学家、法学家巴霍芬和美国的民族学家摩尔根用研究给予了证明。巴霍芬在1861 年发表了《母权论》一书，用大量史实和材料证明，人类的先民最初是奉行没有血缘限制的群婚杂交行为，同时人类的婚姻和家庭是从母权制过渡到父权制，而在母权制社会，女性处于领导地位。但是后来，人类的婚姻开始从群婚制向个体婚姻过渡。
摩尔根于 1877 年出版《古代社会》一书。摩尔根通过几十年的研究认为，人类最先实行的是群婚杂交模式，后来，由于人类意识到群婚杂交模式的诸多不利，才对男女性爱行为和家庭关系做了一些规则上的限制，因而出现了婚姻制度和家庭形式。
通过一步步的完善，人类建立了文明社会的一夫一妻制度。
一夫一妻与布鲁斯效应
一旦女性同意由一名男性专门供应食物并在两性关系上忠于这名男子，她就会得到更多的食物。这对于忠于一夫一妻的两性关系是一种利益促进，也是一种有利动机。
这样的结果不仅使一夫一妻的关系显示出了优势，同时由于有一名男子专门供应一名女子食物，这些女子获得的食物会更多，也能养育更多的孩子。于是，无意之间，这种一夫一妻的关系既把忠诚基因传递了下去，也形成了遗传的多样性，再也不是由几名或一名男人占有很多女性并只是传递他们的基因，而是有更多的男性也有机会把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从而形成了人类遗传的生物多样性，也就使人类群体更有免疫力和适应环境，也更能较好地繁衍后代。
一夫一妻制的形成有利于种族的繁衍其背后有更深刻的原因，这就是人类脱离了“布鲁斯效应”，能繁衍更多的后代。
所谓布鲁斯效应是指，如果一只雌鼠与雄鼠交配后再与其它雄鼠同居，非配偶雄性的化学信号可能诱发这只雌性终止妊娠，而这种现象被认为是雌性对抗雄性杀婴行为的一种进化策略。因为，如果这只雌鼠生下后代后，新生幼鼠就有可能被非配偶雄性杀死。为此，雌鼠会主动终止妊娠。但是，雌鼠与配偶雄鼠及其气味的接触则不会产生流产现象。
这种现象是由英国动物学家布鲁斯于 1959 年在实验小鼠中发现的，故称为布鲁斯效应。而且，后来也把与布鲁斯效应相关的雄性动物杀死非亲生的幼崽行为归入这一行为当中。
虽然布鲁斯效应并非存在于所有动物，但是，在高级哺乳类动物和灵长类动物中却屡见不鲜。例如，一只雄狮加入并主宰一个狮群或一些雌狮加入另一个狮群时，雄狮都要想方设法把雌狮携带和抚养的幼狮杀死，其目的一是为了与雌狮更好地交配；二是不让非己的基因遗传下去。
人与灵长类的相似性
美国密执安大学的艾拉·罗伯茨研究小组发现，野生的雌性狮尾狒狒会在一个新的雄性狮尾狒狒掌控其群体时终止妊娠。狮尾狒狒与狮子一样是群居的，也由多只雌性与一只雄性组成一个群体。
然而，因种种原因当某只新的雄性狮尾狒狒驱逐了先前的雄性而掌管一个群体时，它常常会杀死由前任雄性与雌性所生的后代。
熟知这一情况的雌性狮尾狒狒便以一种巧妙的方式来保护幼崽并节约资源，这就是布鲁斯效应。雌性狮尾狒狒无法阻止雄性狮尾狒狒杀死自己以前与另一只雄性所生的幼崽，但是却可以掌控自己已经怀孕的身体。于是，雌性狮尾狒狒会想方设法流产掉胎儿。因为，如果这样的后代生下来，也难逃一死。流产掉胎儿，却可以省下怀孕和分娩以及照料一个幼崽的精力、时间和营养供给等。这种情况被生物学家称为进化的策略。
罗伯茨等人对埃塞俄比亚瑟门山国家公园中的一群野生狮尾狒狒进行了研究。他们既收集野生狮尾狒狒的群体数据，又对与雄性接管雌性群体后有关的后代存活的繁殖情况进行了研究。此外，他们还从野外收集了野生狮尾狒狒的粪便，采集了其中的激素并测量数据，以此分析雌性野生狮尾狒狒是否怀孕并确定其何时怀孕。
根据这些研究和分析，研究人员发现，80%的雌性狮尾狒狒会在一名旧的雄性首领被新的雄性首领取代之后的数周内流产掉自己的孩子。而且，在新的雄性首领接管一群野生狮尾狒狒后流产掉自己胎儿的雌性会比那些生下后代的雌性更快地再次怀孕。当然，并非所有的雌性都会流产掉自己已怀有的胎儿，但是，结果往往是新任雄性首领会在后来杀死非亲生的后代。这也意味着那些生下前任首领孩子的雌性是在生育上做无用功。而那些流产掉自己胎儿的雌性在后来则会较快地与新任首领交配并怀孕和顺利地产下孩子，它们在生育上做的是有用功。
伽伏利雷茨等人发现，人类进入一夫一妻制的时代是在石器时代的南方古猿的祖先———地猿中发生的，那时的早期人类实际上就是由灵长类动物过渡到人的阶段，因此毫无疑问存在着残酷的布鲁斯效应。
同时，一夫一妻制的建立也减少了早期人类的布鲁斯效应，即极大地减少了男性杀死女性与其他男性所生的孩子的情况，因为一夫一妻制能保证孩子就是自己的而非他人的。在此情况下，也让男性和女性能专心致志地抚养自己的后代。不仅如此，固定的一夫一妻制也让男女两性在养育孩子上有分工和合作，也能让他们在培养后代时与其他家庭展开更多的合作，从而创建了新的合作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