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是个体内部决定其独特的顺应环境的那些心理生理系统中的动力组织[1]。研究者认为,人格可以影响并预测人的行为,尤其是个体在社会互动中的行为[2]。亲子互动是一种典型的人际互动,父母的人格必然影响父母与儿童的互动行为,影响亲子关系模式,影响他们对儿童的反应。父母人格与教养行为有怎样的关系?父母人格的哪些维度可以预测?因为教养行为与儿童发展有关,那么,父母的人格特质是否通过他们的教养行为,影响了儿童发展?其影响机制是什么?本文我们将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一、父母的人格与教养行为
人格对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有重要影响,进而也会影响为人父母者的教养行为。父母的教养是家庭教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NaneyDarling(1993)认为父母教养是指父母同孩子进行交流的一系列态度方式,它们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情感气氛,父母教养行为在这种气氛中表现出来,并对孩子产生影响。
Belsky(1984)提出了一个教养方式决定因素的普遍模型。他认为父母的教养方式主要由三方面决定的:(a)父母的人格或心理资源;(b)孩子的特点;(c)压力和支持的来源,包括夫妻关系,职业经历和社交活动。每一方面都会直接影响抚养孩子的质量,教养行为以及孩子的发展。
同时他提出在这三方面中父母的人格是最重要的因素。父母的人格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其教养行为。例如,人格会影响父亲的社会支持程度或是母亲所拥有的职业经验,再通过这些来影响父母的教养方式。从这个层面来说,我们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为什么父母的人格特征对于教养方式是十分重要的[3]。
(一)心理成熟和健康
心理健康或心理上更成熟的父母,会以更敏感、积极的态度对待他们的孩子。父母拥有健康的心理状态可以更多从孩子的角度来理解世界,控制消极情绪,能够有耐心地对待孩子而不是冲动地和极度地控制孩子或对孩子完全疏忽。
根据拉文格的自我发展理论,人们根据能够确定自己与世界的概念的能力可划分为九个连续的阶段。最不成熟的就是“冲动阶段”,这个阶段的人认为世界是具体的并且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相反,最成熟的阶段是“自主的”和“整合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人欣赏彼此相互依赖同时也要求自主权,并能够协调内心的冲突。
Levine(1984)通过词干补笔的方法,对有8个月大的孩子的年轻母亲或成年母亲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心理成熟度高的母亲在与孩子互动时表现出积极的情感,同时在面对面的互动中注视的时间会更长。
研究发现,心理成熟的父母表现出对孩子更少的约束控制,在完成家庭困难任务中会给孩子更多的支持;心理不成熟的父母则更赞同专制的教养行为和教养态度 (Gerris,1997)。
Belsky(1986)的研究也发现,高自尊,低敌意,高情绪回应,情绪稳定的母亲在婴儿1到9个月大时给予更多的关注;而焦虑、抑郁、适应、控制点等也可预测婴儿与父母的关系以及父母的温和度和敏感度。母亲的心理健康度较低(如焦虑、侵略、求助、怀疑、防卫等指标高),更可能会在孩子年幼时虐待或忽视孩子[4]。
(二)大五人格模型与教养行为的相关研究
大多数这方面的研究都以大五人格模型为基础,大五人格分为:神经质,外倾性,随和性,开放性和尽责性。最近的一项研究[5]分析了关于大五人格与父母教养(温暖,行为控制,支持)的30篇文章并发现:温暖(22篇)与外倾性、随和性、责任心、开放性呈正相关,与神经质呈负相关。行为控制(14篇)与随和性、开放性、外倾性、责任心呈正相关,与神经质呈负相关。支持(22篇)与随和性,开放性呈正相关,而与神经质呈负相关。在我国,陈俊嬴[6]采用实验法和问卷法相结合的方式,探讨了母亲的人格对其教养行为的影响,发现母亲的神经质会降低其情感共享的氛围,而责任心、随和性影响母亲的观点采择以及对婴儿的回应。
1.神经质
神经质反映出调节对情绪不稳定。在这个特点上得分较高的人会表现出焦虑、紧张、情绪化、没有安全感;相反,则表现出冷静、放松、低情绪化、坚强、自我满意度较高等特点。
神经质会影响消极的母婴互动。经历更多抑郁(有8天以上感觉抑郁)的母亲会对他们4个月大的孩子更少展现笑容,讲话和肢体接触(Zaslow,1985);母亲的消极情感也能预测母亲对3到24个月孩子消极的亲子互动行为(Diener,1995)。
在学前时期以及童年中期,母亲的消极情绪和焦虑、抑郁也会影响教养方式。母亲过多的消极情绪(例如焦虑,抑郁和易怒)与积极的教养(拥抱,称赞)呈负相关,与消极的教养(威胁,贬低)呈正相关,这些父母还表现出了对权威主义教养价值观的认可;高水平的焦虑和抑郁的母亲要求孩子立刻顺从,而心理压力大则会引起更多的敌意和支配行为,在管教孩子时,更希望孩子“听话”。
在孩子处于青少年时期,神经质或消极的情绪会继续影响教养行为。有较多情绪上压力(比如,抑郁、焦虑、低自我效能感)的母亲会更少地支持孩子独立。一项对1 000名10到17岁的孩子的父母中的调查研究中发现,父母悲伤,抑郁,疲劳等情绪与父母参与孩子活动的程度呈负相关(Gondoli,1997)。同时,高度的抑郁会导致婚姻冲突增加,从而降低了父母教养程度。
总之,不论是对婴儿、学步儿、学前儿童以及学生甚至青春期的孩子的研究,都发现了高度的抑郁会导致更低的教养能力和更多消极的态度。
2.外倾性
外倾性影响一个人人际交往的程度和质量,活动的水平,对刺激的追求和感受快乐的能力。
如果一个人具有很强的外倾性,那么他会表现出善于社交、积极、健谈、人际导向性等特点;相反则会表现出保守、严肃、缺乏活力、任务导向性等特点。从一方面来讲,育儿是一个涉及人际交往的活动,外倾性的人可能比内倾性的人做得更好。但另一方面,社交性高的人可能会更加享受社会交流而不是和孩子一起在家呆一整天。
研究大都支持外倾性与积极的教养行为和积极的情绪互动有关。研究发现,外倾性得分高的人,更愿意与孩子进行游戏和教学上的互动从而产生更多积极的影响。
Levy-Shiff(1988)对以色列人的研究发现,在外倾性得分较高的父亲,在与他们9个月大的婴儿互动时会表现出更多积极的情感和愿意参与游戏。其他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果[7]658。研究还发现,外向的父母对他们8岁的孩子表现出更多积极支持的教养行为,例如,展现出更多积极的情绪和鼓励孩子独立(Losoya,1997)。因此,可以看出,父母的外倾性与积极的教养方式的关系不仅仅局限于婴儿时期。
3.随和性
随和性指的是一个人的人际交往导向从同情到敌对的一系列的想法,感觉和行为。若一个人随和性较高则表现出温和、信任、助人、原谅、坦率;相反则表现出讽刺、粗鲁、怀疑、仇恨、易怒等特点。由此我们可以做出基本假设,至少从孩子的角度来说,一个人的随和性越高就越可能成为一个好父母。然而只有少数研究验证了这种人格特质与教养之间的关系。例如,随和性高的母亲表现出更多的积极情绪及敏感度(Belsky,1995),给孩子提供更多的支持而非控制(Losoya,1997),以及较低的专制和独裁[7]658。
随和性的另一个方面,移情也是一个影响教养行为的重要预测指标。因为,与孩子相处,父母应该更多地离开自我,从孩子的角度考虑并为孩子提供支持。研究表明,发现高度移情的母亲能与他们的孩子创建更多积极的关系(D Alfandre,2012),高移情的父母对婴儿发出的信号反应更加灵敏也更愿意去接近婴儿(Wiesenfeld,1984)。
4.开放性
开放性较高的人更容易接受新事物、享受新事物,拥有广泛的兴趣,富有想象力,相反则十分实际、传统、坚持自己的道路。与大五人格的其他特点相比,很少有人来考虑这一特质。只有两个研究来探讨这个问题,一个以色列的研究发现,父亲更加开放与积极的教养相关。这也许是因为,对于高度开放的人来说,父亲这一角色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索的经历。另一个研究发现开放性的母亲也具有相同的特点。
5.责任心
责任心反映一个人是否有很好的组织力和较高的标准,总是努力想要达到他的目标。因此,如果一个人责任心不强,他就会表现得很散漫、粗心大意、不能很好地完成计划或任务。高责任心可能使父母给孩子提出更多的成熟要求和承担自己生活、学习的责任的机会。研究发现,责任心与支持的教养行为成正相关,与控制行为成负消极相关(Losoya,1997),责任心强的母亲对待自己的孩子时会有更多的回应和更少的独断(Clark,2000)。
三、父母的人格,教养行为与儿童发展
父母的人格会影响其教养行为,教养行为又将会影响孩子的发展,以下,我们来讨论父母的人格特质影响儿童发展的机制。
首先,父母的人格会通过不同的教养方式来影响孩子的个性发展。孩子个性的形成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家庭环境。因此,不同人格特点的父母会采用不同的教养方式,从而会影响孩子的个性。
J.Schofield[8]研究表明,母亲的人格与后期孩子的人格有关,父母积极的个性特征(随和性,情感稳定,责任心)与多温暖少敌意的教养行为相关,与孩子积极的人格特质有关。
Robert J.Coplan[9]的研究也发现,神经质得分较高的母亲多数会采取过度保护的教养行为,然而,这种教养行为又会增加小孩的害羞程度。随和性低的母亲更多地采用惩罚的策略,从而增加了孩子情绪调节异常的可能性。
其次,父母不同的人格特质会通过教养方式来影响孩子的自尊,尤其是内隐自尊。内隐自尊来源于儿童时期的早期经验,尤其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因而比外显自尊更早形成(Hetts,2001)。
研究表明,父母婚姻状况与个体的内隐自尊存在显着相关,来自离异家庭的个体内隐自尊显着低于来自完整家庭的个体,同时,父母的情感温暖与理解等积极的教养方式对个体的内隐自尊有提升和促进作用[10],父母的教养行为与孩子的内隐和外显自尊有密切联系,过度保护的父母导致孩子的低内隐自尊,放任与外显自尊相关[11]。
再次,父母的人格会通过不同的教养方式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自尊的高低会影响心理健康的水平,近几年,有关外显自尊与心理健康 (尤其是情绪健康 )关系的大量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自尊不仅和抑郁有关,且与个体心理健康的诸多方面广泛存在相关。研究表明,外显自尊与抑郁、焦虑等呈高度负相关(Avidan,2007)。
父母的教养行为会影响孩子的自尊,对压力事件的应对,生活满意度,并与其抑郁水平有低相关(Milevsky,2006)。
最后,父母的人格也会通过教养态度、教养观念和教养行为来影响孩子以后的社会化和同伴关系。民主型的教养方式有利于发展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和亲社会行为。积极的亲子关系有助于孩子形成积极的人际互动内部工作模式,父母对孩子交友的鼓励,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同伴和同学以及唤起与人际互动有关的积极情绪体验。这种积极良好的情绪会带到儿童和同伴的交往中。在情绪氛围积极的家庭中成长的孩子,一般都会主动去接受同伴。马宁宁[12]的研究发现,小学生的同伴关系与父母的情感温暖、理解之间有显着的正相关,父母的过度保护、过分干涉和拒绝、否认,会对孩子的同伴关系产生负面的影响。毕珊娜[13]的研究也表明,幼儿的合作行为与父母民主的教养方式有关。
总之,父母的人格与教养行为和儿童发展会形成一个环路,有时可能会跨越几代人。如果孩子生长在父母的人格不稳定(即高负面情感作用/神经质)的家庭中,父母的教养方式可能变成控制、充满敌意、缺乏感情等,这种教养方式会影响孩子的发展,使孩子形成一些不稳定的人格,而孩子的人格可能会影响下一代。也就是说,父母本身的人格可能是由于一些发展中不好的经历产生的,再通过一些不良的教养行为影响下一代,从而就有可能形成一种不良的循环,影响几代人。
一些研究证明了这种代际传递,Engfer(1982)用横断研究的方法研究了父母惩罚的原因和结果。他们依据570个有8到14岁德国家庭的父母和孩子的自我报告,使用路径分析的方法,研究了虐待儿童的决定性因素模型。结果表明,父母自己不好的社会经历与他们易怒、紧张的人格有关,这些人格问题会导致父母的愤怒与无助,导致家庭冲突,并导致对儿童惩罚的增加,进而导致儿童的焦虑和无助。
四、未来的研究方向
虽然在影响教养行为的因素中,人格这一因素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但是目前关于人格与教养的相关研究中,大部分都是教养与儿童人格关系的研究,而对教养方式的主要执行者———母亲的人格与教养方式之间关系的研究很少,对父母大五人格特质以外其他人格特质与儿童发展关系的研究更少,对父母人格与儿童发展中介变量的研究也不多。因此,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和完善。
(一)大五人格特质以外的其他人格特征对教养方式的影响
在现有的为数不多的关于父母人格特质与教养行为的研究中,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大五人格与教养行为的关系上,那么,除了大五人格,是否还有其他的人格特征也会影响父母的教养方式,这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点。
1.自尊
自尊与个人对自己的满意度有关。自尊水平可能与神经质或消极情绪负相关,与外倾性和积极情绪正相关。因此,可以推论,自尊水平高的父母对孩子更敏感、更多支持,他们会给孩子更多激励。
此外,父母的内隐自尊是否也会影响父母的教养行为。相对于外显自尊,内隐自尊是相对不受意识控制,也更直接、深入地影响个体的行为(M.Creemers,2012)。关于父母内隐自尊的相关研究很少。因此,父母的外显自尊、内隐自尊及其与教养行为的关系和对儿童发展的影响等问题还需进一步研究。
2.控制点
控制点的程度反映了个人感觉在控制自己生活的程度。若人们的控制点在内部,会认为自己能够或多少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相反,若人们的控制点在外部,就会更加相信命运。因此,父母的控制点会影响父母对儿童成长可控性的看法,对儿童教育价值的观点。因此,控制点可以预测教养行为:母亲的控制点在内部,她们对孩子就可能更理解、接纳、支持、更多地与孩子互动。对父母控制点在内部或外部与他们对孩子教养的关系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二)人格与教养中的中介变量
用父母的人格预测教养行为是一回事,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则是另一回事。因此,是否在父母的人格与教养行为中存在中介变量也是未来研究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1.归因
文献表明,归因在亲密关系中,尤其是亲子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事件的归因不同,人们的情绪体验及应对方式就不同,由此引发的社会互动也不同。例如,面对一个烦躁、抱怨的孩子,如果父母认为孩子的抱怨是因为他累了,或者父母认为孩子抱怨是因为孩子要操纵他们,两种情况下父母的情绪体验和对孩子的回应都会有很大不同。因此,父母的归因会影响他们的教养实践,影响他们与孩子的互动和对孩子的评价,进而影响孩子的发展。
2.情感
人格会影响情绪反应,是否神经质的母亲会更多诱发消极情感体验,进而使母亲采取消极的教养行为,然而,外倾性会带来积极的情感,从而使母亲有更多的积极的表达。相关研究也有类似的结论(Belsky,1995)。这方面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
3.自我效能感
父母的教养效能感又反过来影响父母的教养行为。有研究表明,母亲的效能感与母亲对孩子的反应正相关[14]。父母的效能感(例如,父母自己相信自己可以有效地进行教养)是一种积极的情绪体验,它可以促进父母的行为,同时也是理解父母行为的关键(Coodnow,1997)。
4.教养压力
不同的人格在面对同样的事情时,他们感受到的压力也不同。父母不同的人格可能导致父母感受到不同程度的教养压力,而这些教养压力可能又会导致不同的教养行为。教养压力可能是父母人格与教养行为之间的中介变量[15]。
总之,在父母的人格与教养关系中可能存在着多种中介变量,父母的人格会通过这些中介变量再来影响教养行为,这些中介变量可能更直接地作用于教养行为。那么,是否还存在其他的中介变量,以及这些变量是如何影响教养行为的,是今后需要研究的一个方向。
(三)人格与教养关系中的调节变量
父母的人格可预测其教养行为,但有些因素会使相同的人格表现出不同的教养行为,这就涉及是否存在调节变量。例如,有研究者(Clark,2000)发现,外倾性较高的母亲在与困难气质的孩子互动时,更可能采取独断的教养方式,但对容易抚养的孩子,他们很少采用独断的教养方式。当孩子的外倾性、随和性、责任心、情感稳定性和想象力得分高时,父亲的情感稳定性与过度反应行为明显较低,积极的教养行为更多(PeterPrinzie,2012)。因此,对孩子的气质是父母人格与教养中的调节变量问题,其作用机制还需进一步研究。
孩子的性别是否也是一个调节变量呢?许多研究都发现,父母对于男孩和女孩的教养方式及态度是有差别的,例如一些人研究了美国家庭农场中的家庭互动模式,并且识别出会影响父母行为的直接和间接的负面情绪,结果发现,抑郁会导致父母对儿子更加严厉和更少的抚育行为(而非女儿)(Conger,1993)。另外,年龄是否也是一种调节变量,是否随着年龄的变化,父母的人格与教养的关系也是不同的呢?此外父母的婚姻质量和父母的职业经历等等,可能也是一种调节变量。
总之,在父母的人格和教养行为之间,可能存在调节变量,它们影响了父母人格与教养之间的关系。应该对这些变量进行进一步分析和挖掘,以便更深入地理解父母的教养行为及其形成机制,理解社会生态环境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及其机制。
(四)方法问题
在父母的人格与教养方式的研究中,大多数研究者采用的是问卷测量法,测量方法较单一,且都是对父母进行测量,因此,就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采用自我报告的测量法并不一定准确,可能与实际行为有偏差,有时也许会存在社会赞许效应,父母会选择一些符合社会期望的答案,而非真实的行为。其次,目前对教养方式的研究大多采用类型学理论的研究范式,忽略了教养行为的相对性,因为每位父母的教养行为不可能绝对地划分为某一类型。在今后的研究中,可选择实验法和观察法,或是多种方法结合使用,以测出父母较真实的教养行为以及较准确的亲子关系。总之,应在测量方法上继续改进,选择合适,客观的测量方法,从而加强研究的信度和效度。
(五)相关干预研究
众所周知,一个人的人格是很难改变的,那么父母应该如何降低消极人格对教养行为的影响,采用更好的教养方式呢?这不仅是理论上要解决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需要。因此,除了让父母有意识地调整自身言行及情感表达,塑造开放性、外倾性等人格的发展以外,还应进行其他的干预措施的研究,尤其应加强对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研究,从而使人格较消极的父母也能够采取更好的教养方式,拥有更良好的亲子关系。但是具体哪些干预措施以及效果如何还需未来继续探讨。
总之,父母的人格会对教养行为及教养方式有很大影响,但具体怎样影响,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能更好地测量,如何才能降低消极人格的影响,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也是未来需要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Burger J M,伯格,陈会昌.人格心理学[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