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绪言
据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学者对当代家庭代际关系进行纵向的历时性的研究中，主要是从历史演变，政治变革及社会结构转变等因素为视角分析代际关系变迁的。鲜有学者以人际传播的视角将家庭结构变迁和代际关系研究系统地整合起来。个人是构成家庭的基本单位，而个人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变化必然造成家庭结构和代际传播模式的变迁。这一过程是对以往代际关系研究视角的挑战和创新。
代际关系研究有宏观微观之分。从微观的角度讲，是家庭内成员间的关系。它包括最基本的亲子关系，以及与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密切相关的婆媳关系、或隔代的血缘关系———祖孙关系; 从宏观角度讲，代际关系是社会财富和经济资源在代际之间的分配、交换、转移和传递的形式，以及承担义务与分享权利等方面。从近年来发表的论文来看，学者们大多从宏观的角度研究老年一代与青年一代的代际关系和改变，微观角度的研究寥寥，大多是以社会上的通俗读物为主。本文是对微观家庭代际关系研究的有益补充。
家庭以及代际关系是社会学范畴研究的内容，相关著述颇丰。然而在人际传播、文化类型、维度及价值取向的研究和沟通模式方面，则以跨文化交流学和传播学研究见长。本文通过整合以上学科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研究中国家庭代际间的沟通模式，实现家庭代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创新。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与国内相比，国外代际关系研究具有研究历史长，理论较为完善系统。在代际关系的研究方面，我国尚没有创新性的理论，大都是借鉴国外理论来解释中国国内代际关系问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然而，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因政治经济体制、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演进，亟待研究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理论。
人际传播在理论研究上还处于初期阶段，缺乏对人的关系结构和变化的探讨。同时，家庭结构变迁对家庭内部成员传播方式的研究也有所欠缺。
在国内家庭结构研究方面，研究中仍大量显现出对传统家庭结构的研究，然而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巨变使得中国家庭呈现出各种特殊的结构，其复杂性与特殊性是需要不断进行创新性研究的。
三、变迁中典型的家庭结构与沟通模型
(一) 独生子女家庭
本文以施拉姆的循环沟通模型为依据，勾勒出独生子女家庭的沟通过程中，子女在沟通中处于最顶端，所获得的观注是最多的，同时，由于沟通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存在噪音，因此特别的容易造成子女在信息获取的过程中出现误读或信息过剩的局面。
由于这种沟通模式的不平衡，造成孩子在沟通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就像太阳一样，父母和祖父母及爷爷奶奶像恒星一样，长期围着太阳转，使得本应从父母及长辈那里习得人生方向和知识的孩子成了沟通的主导者和方向的指引者，这必定为家庭内部长期的沟通埋下隐患。这种结构造成孩子对老人及家长的情感缺失，而家长和老人在情感和老年生活又过份依赖孩子，一旦失去了孩子，整个家庭结构就会立刻失去中心，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二) 离异家庭
离异家庭也是社会变迁中较为典型的一种家庭模式。从图 2 中发现，父亲或母亲与孩子的人际距离并不相似，甚至差距很大，这就告成了孩子在与父母沟通过程中出现信息不对称现象。父母之间的缺乏沟通，又进一步导致三方在沟通时的焦虑与障碍。
三、家庭结构与文化变迁对代际沟通的影响
(一) 由于家庭结构变迁和文化的演进，家庭成员间价值观和代际距离发生变化，家庭代际传播模式也随之发展嬗变。
(二) 家庭代际沟通模式转变过程中，沟通中的各个因素都会对沟通效果产生影响。其中包括沟通的互动双方(子代与亲代) 、沟通参与者之间(代际)的人际距离(代差) 、沟通的内容(语言及非语言沟通内容) 、沟通渠道、沟通效果(如代沟、代际冲突研究) 、沟通频度和方向(如传承模式) 、经验范围(历史背景、文化及价值取向、伦理观念、家庭结构等) 。
1． 中国由集体主义文化逐近演变为个人主义(个体主义) 文化，家庭结构同传统的大家庭转为多元而流动的家庭模式，家庭代际距离加大，代差变大，沟通的内容呈现多元化，语言和非语言交流与传统家庭相比变化巨大，传承模式由传统的前喻式转为互喻式，子代与亲代间的代际冲突增大;2． 中国社会在不确定性规避程度上由高转低，子代与亲代的沟通渠道增多，然而沟通频度有所下降，尤其是隔代间的沟通频度与内容发生变化;3． 由于国际文化间的扩展和传播，中国家庭代际间的异质性增强，与传统家庭相比从高语境沟通转为低语境沟通，但由于传统沟通模式的桎梏和影响，家庭代际间的沟通问题增多;4． 权力距离由高转低，家庭代际关系民主化，平权意识增强，子代与配偶父母间的矛盾与传统家庭相比减弱;5． 文化中阳性主义向阴性主义转变，中国家庭由父权制转为后父权制时代。
(三) 家庭代际沟通不畅和失败是引发社会问题的重要因素
四、小结
在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对家庭结构及代际沟通模式的演变历程进行研究是十分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然而，由于研究缺乏实证研究，因此仍有很大局限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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