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受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影响，当代青年群体经历的城市化进程表现为：从农村流动到城市、从小城市流动到大都市。在这一过程中，“空巢青年”作为新群体悄然而生。“空巢青年”的出现，是对传统中国集体主义文化的挑战。由于长期处于“茕茕孑立”状态，“空巢青年”存在认知偏差、情感缺位、群体性焦虑和自我排斥等问题。从“个体化”的视角出发，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有利于帮助“空巢青年”逐步恢复自我统一性，建立社会支持网络，破解认知障碍，担当公共职责，从而促进青年更好地成长、更快地发展。这是国家的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程，也是发展性社会工作的重要研究议题。
关键词：“空巢青年”;社会工作介入;个体化;发展性社会工作;
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开篇，习近平总书记热情礼赞青春：“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一个民族只有寄望青春、永葆青春，才能兴旺发达。”[1]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2]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通讯交通技术的进步与社会成员原子化趋势的兴起，“离群索居”的生活状态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3]在社会发展新阶段，作为社会结构中的鲜活力量，青年成为人口流动的主力军，一个极具个体化色彩的城市“空巢青年”群体逐渐浮现。
当今青年普遍强调个体主义，渴望脱离家庭，实现身体与精神上的自由。“空巢”是一种代表青年精神世界、婚姻家庭、工作学习的生活态度。由于长期独居，“空巢青年”也出现了生育焦虑、人际交往障碍、情绪管理与经济匮乏等一系列问题。强调互助合作与自我奉献，通过“个人—家庭—社会”的支持网络将分散的个体联结起来，形成具有认同感、归属感和凝聚力的共同体意识，[4]是社会工作的政策取向。因而，本文从发展性社会工作出发，秉承“个体化”的助人理念，致力于回应“空巢青年”当前所遭遇的现实问题，帮助他们实现生存困境与情感障碍的双重突围。
一、个体化视角下“空巢青年”的现实样态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大都市在经济水平与公共设施等方面的发展突飞猛进，人口“虹吸效应”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的青年选择离开家乡，只身一人来到繁华的大都市，组成新时代的“空巢青年”大军。在都市中独居的“空巢青年”，以其鲜明的情感取向，逐渐成为人口流动浪潮中极富时代特性的城市群体。
（一）“空巢青年”：集体主义下的个体化衍生物
“空巢青年”一词，源于2016年3月中旬电影《妄想症》上映前的宣传，是指生活在大城市，与父母及亲人分居、单身、独居、租房的社会新人类。[5]本文认为，“空巢青年”是指生活在国家中心城市、省会或核心城市，年龄在20～35岁，一般工作较稳定，文化教育程度较高，独立自主意识较强，离开父母亲人、未婚且独自居住的年轻人。[6]“空巢青年”与其说是一个身份或群体的名称，倒不如说其是一个被媒体炒作并持续发酵的社会标签。[7]随着地理上的迁移，“空巢青年”在空间上的独居生活状态也造成了他们与原生家庭成员在心理与身体上的疏离，呈现出自由与风险的双重面向。当然，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独居”不同于西方独立的文化语境，独居的生活状态在当代都市社会中尚有待观察。[8]
（二）独居者：“空巢青年”的群像展演
当前，学界对于“空巢青年”话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两个相互关联的议题上：一是着重于探讨“空巢青年”群体出现的原因，二是将“空巢青年”作为一个青年亚文化群体来分析其生存状态。[9]围绕“空巢青年”的基本内涵与特征、生活状态、工作生活和心理情感上面临的问题与困境以及措施构想等，学界形成了一些普遍共识，也存在一些观点分歧。[10]价值观变迁、都市社会本身的吸引与排斥等宏观因素，家庭结构变迁、婚恋观念多元等中观因素，个体社会化等微观因素，[11]共同作用于青年选择独居的决策。健全的公共设施、社交方式的变化等社会基础，以及个人自我实现所需、憧憬个性化生活、个人生活习惯等个体因素，成为“空巢青年”产生的现实基础。[12]空间挤压造成心理失衡，集体性焦虑与剥夺感产生，是青年选择“空巢”后产生相关心理问题的主要原因。[13]个人预期与现实条件之间的落差、个人追求与父母期望之间的矛盾，使“空巢青年”的精神健康与生活状态低于普通青年。[14]从现有研究来看，单一面向“空巢青年”在婚恋选择、情绪状态、人际交往等方面的“问题”会造成对他们的“刻板印象”，并不利于深入了解这一群体的心理取向和真实生活。而社会工作奉行“以人为本”，强调注重每个人的特点，与服务对象建立平等的合作关系。针对“空巢青年”的人际交往问题，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与技巧，探索如何提升“空巢青年”在日常人际交往中的能力与技巧，[15]是发展性社会工作介入的一种可能。
（三）个体化：“空巢青年”的内在本质
在城市化过程中，“空巢”是居住在大型都市的青年群体的一种个体化生活状态。滕尼斯认为，个体化是指“单一个体意识到其自身人格、价值及目的都要挣脱束缚其的共同体才可发展”，[16]这是后现代社会的伴生物。鲍曼提出，个体化所承载的是“个体的解放，即从隶属于自身、通过遗传获得、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等确定性因素中解放出来。这种变化被正确地看作现代的境况中最明显和最有潜势的特征”。[17]贝克则认为，个体化有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解放”，即从历史所沿袭的传统社会形式与义务中解放出来；第二个维度是“脱嵌”，即丧失了从既定经验、信仰与指导规则等获取的传统安全感；第三个维度是“控制或重新整合”，即重新植入一种替代传统社会义务的新型社会义务。[18]随着个体反思性与流动性的增强，人们以“脱嵌”的方式与社会角色的预期发生实质性的分离，然而，中国传统社会所奉行的集体主义根基尚在，个体化的文化基础较弱，“空巢青年”的个体化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呈现出了不适配的情况。
因而，笔者对接受社会工作服务的20余名“空巢青年”进行了深入访谈，采取“滚雪球”方法选取调查对象。限于篇幅，本文访谈记录呈现不多，主要将之融合于分析中。同时，本文从“个体化”的视角，聚焦“空巢青年”的生活遭遇与适应性问题，围绕社会工作如何对“空巢青年”能力挖潜、赋权、增能等工作，将个体的诉求和利益作为项目策划与干预的重点，提高其适应独居生活的能力，预防其“心病”的形成，从而真正实现社会融入，是发展性社会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集体主义下的个体化：“空巢青年”的情感困境
“空巢青年”在日常生活中的功能性问题，往往是制度性或结构性因素与个体性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是一种“公众问题”而并非“私人问题”。“空巢青年”多属于中等收入群体，其主要生活需求已不再囿于生存型需要，而转向发展型需要，并逐渐延伸至享受型需要。“空巢”所导致的个体需求与满足之间的不匹配，是这一群体在身份界定、生存压力、情感支持等方面遭遇多重困境的内在原因。
（一）认知偏差：繁华都市中的“相对剥夺感”
在都市生活中，个体的“剥夺感”逐渐演化成青年群体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是当代社会竞争规则与生存压力双重挤压下青年焦虑情绪的集体释放。而“空巢青年”普遍呈现的“相对剥夺感”，则是他们自认为没有得到公平待遇后的不满与积怨的表征。从远离原生家庭到与他人组成新家庭之间的这段“空巢时期”，他们在感知都市多样化的文化观念与极为丰富的物质生活时，同样会深切感受到自身能力与自我期待之间的失衡。网络媒介的发展使观看他人的“美好生活”成为可能，进一步加剧了“空巢青年”的身份焦虑。他们既期待快速融入都市生活，以消解与原住民之间的藩篱，又困于都市严格的竞争制度，难以在生活压力与自我释放中找到平衡点。“空巢”是他们对传统社会的集体化抵抗，亦是个体化尝试中的无奈之举。访谈对象表示：
“我们做程序员的基本一周至少要上六天班，很多人每天通勤时间要花费三四个小时，根本没有时间出去交朋友，对办公室恋情，老板也比较反感。对于生活压力巨大的‘打工人’来说，恋爱是一种奢侈的事情”。（王Q,男，27岁，20220304)
“我们说得好听点是‘高管’，说得难听点就是‘高级打工仔’，都是为别人打工，谋求一份薪水罢了。今年行业不太景气，裁员减薪导致员工怨声载道，董事会给我们施压，手底下的人也不专心干活，导致我整夜失眠焦虑。”（易FS,男，34岁，20220627)
都市社会成员的贫富差距较大，初入都市社会的青年群体尚未形成稳定的身份认定，又极易受到周遭环境的影响，远离原生家庭的“空巢青年”在社会身份自我认定与他人认定失衡时会产生相对剥夺感。这是一种自主认定的“剥夺”，即弱势群体在看到强势群体获得丰厚社会资源后产生的一种“嫉妒感”。受都市生活的全面挤压，“80后”“90后”的“空巢青年”大多对原生家庭呈现经济依赖、精神自立的矛盾性。[19]在面对求学、结婚、生育、购置房屋及车辆时，他们大多数仍需要父母一辈提供经济上的支持，而在工作、学习中却呈现出高度的独立性，现代社会关系中的“撕扯感”与“不确定性”日益显现。
（二）社交缺位：人际关系拓展的困境
奉行个体主义的“空巢青年”可能会伴随心理与身体上的“孤岛化”，而网络媒介的发展又为青年的自悦式娱乐提供了技术基础，这使个体与陌生人的互动交往成为可能。在各种社交平台上，量贩式的传播内容依据门类细分为不同类别，青年群体的差异化多元喜好得以满足。在激烈的职场竞争中，生产与休闲的边界逐渐模糊，高强度的工作负荷与工作时间的“弹性延长”已成为青年职场人的日常。作为在独特环境中成长的“社恐一代”，他们为躲避熟人社交、寻求自我空间，尝试从单向度、匿名化的虚拟社交入手，打发较为自由的休闲时光。“独居”意味着他们能够拥有更为隐私的自由生活，也为人际交往在私人生活中的退位埋下了种子，“工作生活不分家”的现实状态造成了个体与他人关系的重新定义，“情感宣泄”与“糊口压力”之间的撕扯，进一步抑制了“空巢青年”的社交意愿。一位访谈对象提到：
“在大城市，青年教师的工资只够温饱，像我们这种学校考核制度都是‘非升即走’，少得可怜的休息时间只想自己静静，根本不想出去社交，也懒得叫朋友来家里聚。”（赵XQ,女，32岁，20220513）。
“空巢青年”接受教育的年限大多较长，进入工作单位后，社会角色扩展，要面临更为复杂的人际关系，实现社会人格与自然人格之间的平滑切换还需要一个过程。都市社会的人员构成复杂，“空巢青年”的社会网络呈现出明显的“弱关系”特质。作为职场中的新人，他们需要与更高网络位置的个体开展交往以获取资源，而这种人际交往的源动力来自于“工具性需求”。长此以往，“空巢青年”在自由选择交往时，更倾向于逃避“工具性需求”，甚至通过逃避与他人建立关系，以缓解为满足发展需求而长期“向上交往”带来的情感不适。
（三）群体性焦虑：个体情绪的“集成化”
在愈发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个体所面对的生活不确定性剧增，其价值观与自我认知同步发生嬗变。媒体所打造的榜样形象动摇了“空巢青年”原有的自我认定，使他们通过不断模仿重新审视自我的日常行动。虚拟社交平台中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展示刺激了“空巢青年”在事业、婚恋、外貌等方面的比较落差。作为一个情感共同体，互联网时代的公众在共同意识的催化下形成一种集体性特征，表现为“空巢青年”所独有的“群体性焦虑”。一位访谈对象谈到：
“我不愿意出门是因为我身材焦虑太严重了，我感觉自己好胖，也不漂亮。感觉小红书、抖音上感觉全是美女，路上的女生也很时髦，每次出去我都感觉自己好差劲。”（李N，女，25岁，20220718)
疫情的发生，使“独居”与“群居”的差别再次放大。对于常年饮食依靠外卖、陪伴依靠宠物、娱乐依靠游戏的广大“空巢青年”来说，在疫情发生之前，“单身经济”的兴盛使他们能够平稳安定地度过独居生活。一位访谈对象告诉我们：
“每天和狗狗待在一起的感觉太舒服了，我看着有孩子的朋友每天要操持家务，又要照顾孩子，想想就觉得头痛。现阶段我一个人带只狗的状态挺好的，没有那么多顾虑，钱也够花。”（杨S,女，30岁，20211219)
然而，在后疫情时代，“空巢”的不确定性更为突出，情感陪伴与生活照顾的缺乏成为了这一群体面临的一大挑战。面对长时间的居家生活，“空巢”的劣势逐渐显现，网络上四处发酵的消息使得“空巢青年”自我照顾的危机感剧增，在疫情管控的特殊情况下，业缘与亲缘被弱化，“空巢青年”在面临突发状况时更难及时得到帮助，在市场提供情感陪伴与物质供给缺失的环境下，“空巢青年”开始重新思考“空巢”所带来的生活风险。
（四）自我排斥：公共事务的主动缺位
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个体天生就是独立自主和自我选择的行动者：在不受社会制度约束的理想状态下，个体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自我。[20]而独居的生活状态，能够使“空巢青年”在私人空间中最大限度地实现自由，从而激发了个体主义中结构的松散性。都市的生活方式集中体现在现代意义上的交通方式、人际交往方式、资源交换方式和通讯手段上。[21]便捷化的交通、高速的信息传导，为青年提供了独自居住的可行性，“单身经济”也为“空巢青年”的独处提供了消费便利，他们的身心长期“自我孤岛化”，滋生了其对于公共事务的漠视，因困于生存压力而“疲于奔命”的生活状态，也使他们难以花费精力与时间参与公共事务。在休闲生活中，“空巢青年”以“悦己式消费”为主，普遍缺乏社交活动，是“单身经济”的主要贡献者。如一位访谈对象所说的：
“毕业以后和朋友聚得就比较少了，和同事的联系基本也仅限工作时间。所以平时都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话剧，一个人出门拍拍街景，久而久之也不觉得孤单了，反而觉得这样最自在。”（施YH,男，26岁，20220601)
“空巢”本就是个体化的体现，而参与公共事务的出发点，在于维护以集体主义为导向的公共利益。“空巢青年”参与公共事务主要依托于网络进行“软性话语抗争”，通过匿名化的网络身份表达自己的观念与立场。[22]一方面，社会对于“空巢青年”的认知本就存在冷漠、自私等刻板印象，阻碍他们在既定的社会角色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单身经济”的发展使“空巢青年”越来越沉浸在关注自主意愿的消费行为中，并逐渐演化成一种个人利益至上的交往意识。在身体和文化流动性剧增的现代社会，大都市复杂的社会结构强迫人们成为自己做主的积极主动的个体。“空巢青年”的自主性更多地体现在私人领域，专注于个人的兴趣，远离集体活动与公共事务，这种长期与集体的脱节又进一步阻碍了他们对社会的融入，从心理上强化了对社会参与、义务履行、社会责任与规则的远离与漠视。
三、社会工作介入“空巢青年”的实现路径
“空巢青年”的出现意味着在我国社会转型阶段，个体主义逐渐在国民日常生活中具象化，从而导致这一特殊群体的“个体化”倾向，其背后有着更为深层的社会原因，涉及个人情感、亲缘关系以及社会结构，且与中国社会中留存的集体主义色彩相关。“发展性社会工作”也可称为“生产型”的社会工作或社会福利模式，它是一种不同的社会工作形态，可以追溯到社会工作形成期的以亚当斯(Jane Adams)为代表的睦邻组织运动，旨在通过提高社区居民能力，共同改善自身和社区的状况。发展性社会工作介入的总目标是：促进人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发展能力的释放和发展潜能的实现,支持其更好地满足自身经济发展需求和其他多样的发展需求。[23]在发展性社会工作理论模式下，社工介入策略往往综合运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等直接服务方法，通过教育培训、倡导的方式提高受服务群体的社会参与。发展性社会工作介入呈现出社区为本、发挥才能、促进增权等特征，能够较为精准地解决“空巢青年”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发展性社会工作认为，个体能够在社区中独立生活，强调案主参与与自决的重要性，[24]其实践模式结合了以社区为本的“集体化”内核，同时注重案主自决与潜力的激发，共同改善自身和社区的状况。在帮助“空巢青年”走出心理上的“孤岛化”、增进亲子沟通、提升人际交往能力，以及激发参与社会事务的积极性等方面，能够提供专业化的“包裹式服务”。
（一）厘清自我定位，摆脱身份标签
处在“成人初显期”青年的人际关系，既相对独立又彼此依赖，既期待拥有美好富足的物质生活，又深陷个人社会经验不足的无力感。发展性社会工作遵循社会发展的理念，强调社会发展的意义在于与动态的经济发展过程共同促进全人群福祉的有计划的社会变迁过程，[25]关键在于通过激发服务对象的优势，使服务对象成为行动的主体。社会工作者通过运用社区场地与资源，举办社区讲座，针对“空巢青年”进行差异化的心理辅导和深度咨询，协助“空巢青年”探讨和解决在工作、生活中所面对的问题，如建立自我形象，了解生理、心理和情绪转变，其实质是通过外部手段与内部调整共同作用，提升个人适应社会的能力，发挥个人的优势，最终实现增能。在服务提供过程中，双方是地位平等的“队友”关系，这契合了“空巢青年”注重“个体化”的交往心态。
面对都市青年的身份认同危机，社会工作者在提供服务时应充分考虑“空巢青年”社会身份的双重性，给予他们情感支持，以倡导者的身份引导“空巢青年”进行自我表达、宣泄压抑已久的情绪。发展性取向的社区服务，不仅关注“服务”的单向提供，更为关注关系的建立。[26]在针对“空巢青年”的个案工作中，社工通过贝克的认知治疗理论，协助“空巢青年”克服模糊的知觉，改变个体对现实不合逻辑的思考方式，祛除非理性信念，减轻因与他人比较而产生的“相对剥夺感”，从被媒体操纵的身份定位中解脱出来，跨越认知陷阱，客观评价自身的优势与不足，真正实现自我认同的统一性。
（二）重塑亲密关系，建立社会支持网络
从亲缘关系上来看，在都市“陌生化”的社会生活中，家庭的代际支持成为“空巢青年”社会支持网络的基底。代际关系是双向交流和平衡的，强调责任的对等。发展性社会工作强调以社区为本的实践介入，相信服务对象能够在周遭的关系网络以及社区中获取资源。而社会支持网络的建立来自于社会互动，良好的亲子关系和代际关系有助于子代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完整人格、自我尊严和适应社会的能力。[27]通过激发父代在情感、经济上的支持力量，能够有效弥补子代因资源缺乏而带来的疏离感。同时，青年对社会发展的适应性更强，在日常生活中，子代对亲代的“文化反哺”现象屡见不鲜。社会工作者通过运用家庭治疗法，改变家庭动力和组织方式来解决个人和家庭问题，通过与“空巢青年”本人及家庭成员建立关系，实现“双向社会化”，激发家庭中潜在的优势，从而对个体的发展适应提供良好的情感环境。
对于“远在他乡”的“空巢青年”，社会工作者能够帮助其界定身边的关键人物，提升他们与周边朋友的交往质量。在原子化社会中，“空巢青年”群体的人际关系紧张甚至出现社交恐惧等问题，源于人与人之间缺乏相应的社会支持网络。林南认为，社会支持主要受到发展因素、个人因素以及环境因素的影响，它们构成每个人独特的社会支持网络，决定了个人从网络中获取资源的途径和数量。[28]社会工作者可以采取小组工作的模式引导“空巢青年”走出家门，通过开放社区的中心活动室，引进桌游、网游、宠物活动等娱乐方式，把具有相似能力和兴趣的人聚合在一起，通过现实交往或网络社交形成一个成长共同体。针对频繁更换住所的“空巢青年”，社会工作者通过邻里互助网络，能够减轻社区移民带来的“归属感丧失”，从而增强个体对关系建立的敏感度与接受度。
（三）破解认知障碍，彰显个人优势
互联网的迭代升级使每个人都处在类似于福柯所定义的“全景敞视监狱”中，个体的生活状态在社交网络中传播，任何人都可能被他人“观看”，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了解他人的生活。在网络系统中，信息的高速传播使网民思想的流动性增强，公共话题成为调动公众情绪的导火索。独居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使个体在业余生活中“面对面”的沟通受阻。熬夜失眠、作息不规律、社交恐惧、强迫症等，已成为“空巢青年”的群体性问题，长时期的身心透支又诱致继发性情绪问题。长期的独处会引发“空巢青年”的自我防御机制，即自我预防、缓解焦虑或愧疚压力的一种潜意识心理策略，本质上是“自我”对“本我”的冲动进行对抗。
针对“空巢青年”因本能被压抑而引发的冲突，社会工作者运用小组工作的方式，将前期接触较为频繁的成员结成帮扶小组，以小组工作的模式，通过“线上+线下”的模式延展成员情感关系，鼓励小组成员分享生活日常，引导他们合理释放内心的压抑情绪，提升自我调节的能力，着眼于寻求生活中的稳定性因素，对冲社会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一方面，通过激发个人爱好、休闲习惯等手段引导“空巢青年”加入社区活动，通过社群交往摆脱孤岛化的生活状态。平衡“进取的自我”与“欲望的自我”是实现自我同一性的重要内容。社会工作需要帮助“空巢青年”正确看待在角色转型中产生的不良情绪，接受生活中的风险与不确定，以更为积极的态度对待工作、交往以及生存压力。另一方面，采取个别化原则，围绕重点人员面临的生活问题组织头脑风暴，运用自由联想的基本方法，突出服务对象的自主性，从而实现本我、自我与超我的平衡统一。
（四）担当公共职责，激发社会参与热情
青年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在全球资本入侵、信息时代来临、社会风险加剧的背景下，“空巢青年”走上了一条“自己为自己负责”的“个体化”道路。为解决公共事务中青年参与不足这一问题，社会工作者运用社区工作的模式，组织“空巢青年”参与到社区绿化、社区民主决议、弱势群体帮扶等社区活动中，倡导青年群体在行使公民权利的基础上，明确承担公共责任的公民义务，坚持党建引领凝聚青年力量，发挥社区组织的力量，有效平衡权益的价值感知。在发展性社会工作模式中，往往将“人”放在“情境中”进行综合考量，强调以社区为中心，突出环境中的资源与优势。由于“空巢青年”常常与周遭环境脱节，汲取资源的能力有限，社会工作者发挥资源连接者的作用，以社区为平台，以社会工作为纽带，将“个体”与“集体”链接，以“社区营造”为抓手，帮助“空巢青年”参与社会实践、志愿公益服务和文体活动，提升他们在社会治理实践中的参与感。参与社区治理是促进“空巢青年”群团化、集聚化的重要手段。在高度原子化的当代社会，青年参与公共事务是再造社会团结的重要机制。
对于远离家乡的“空巢青年”来说，参与流入地的公共活动能够从心灵归属上找寻公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社会工作者秉持“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以地区发展模式为指导，运用社区工作方法，帮助“空巢青年”建构新的社会支持网络，推动青年居民的团结邻里、社区教育和资源提供，通过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过程，真正实现社会融入。作为使能者和中介者，社会工作者可以培养社区组织的领导力量，发挥非正式组织的青年领袖力量，为非正式社区组织的领袖提供培训，成为“空巢青年”社会融入的载体。同时，坚持以个体需求为导向，在“个性”中寻找“共性”，通过兴趣团体的建设，增进社区青年的互动与交流，发挥青年文化的凝聚作用。
四、结论与讨论
“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29]青年是推动都市建设的主力军，“空巢”的生活状态如今已不再是都市外来青年的“无奈之选”，而是年轻人居住方式的一种新趋势。“空巢青年”被个体主义精神所羁绊，在个性释放与社会规训中反复纠缠，使其个体化的张力在传统观念中实现脱嵌，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和社会群体不再发挥作用，集体仍是青年群体可利用的资源。[30]都市生活所带来的各种压力引致“空巢青年”难以完全脱离原生家庭和亲缘关系，他们在情感支持与经济供给上仍然极大地依赖亲缘群体与朋辈关系。正是在奉行集体主义的文化背景中，“空巢青年”不断找寻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平衡。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续奋斗。”[31]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当代中国青年面临难得的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但成功之路从来不会一帆风顺。社会工作能够帮助“空巢青年”这一具有鲜明时代性的群体在集体主义中探寻个体主义的存在方式，在集体化的大环境下实现个体化。社会工作既强调“以人为本”又凸显“和谐共生”，通过历史语境的转换，延伸发展性社会工作的服务领域，在平衡个体自由与社会整合的行动上具有强烈的关照，在专业适配性上能够有效解决“空巢青年”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使“空巢青年”在都市生活中能够实现“巢空”而“心不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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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陈小杏:《“空巢青年” :中国社会个体化的映像与进路》， 硕士学位论文，哈尔滨I业大学，2018年。
[31]习近平:《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4月30日,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