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古代就有着极其辉煌的成就，中华文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领先于世界。但为什么近代中国发展停滞而西方国家不断崛起？为什么曾经的泱泱大国会走向衰落？本文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一、李约瑟难题
历来经济学家对李约瑟难题的研究大多与工业革命相联系，将李约瑟难题简单地概括为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 14 世纪的中国。李约瑟在其代表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的序言中这样描述：一是“为何现代科学，即伽利略时代的‘新的、或者说实验性的’哲学只兴起于欧洲文化，却不见于中国和印度文化”,二是“为何在科学革命前的大约 14 个世纪中，中国文明在发现自然，并将自然知识造福于人类方面比西方有成效得多？”通过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李约瑟发现，在第 1 至第 15 世纪，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但欧洲在 16 世纪以后诞生了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经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能产生相似的近代科学。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其阻碍因素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为什么近代中国只存在经验性科学，而没有产生实验性的现代科学。综上所述，本文将李约瑟难题界定为，为什么在古代，中华文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代中领先于世界先进水平，曾取得了巨大的技术和经济进步，但在近代却没能产生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
二、学术界现有的对于李约瑟难题的解释
1、政治视角的解释---官僚体制的约束
李约瑟博士本人从政治制度的角度入手，解释了李约瑟难题产生的原因。李约瑟认为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无法鼓励科技创新，是近代中国没有产生科技革命的根本原因。在封建社会，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官僚体制，是为了维护中央集权和统治阶级的意志而存在的，与当时欧洲的贵族式封建体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且形成了重农抑商的价值观。这种观念极其不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也无法把工匠们的发明创造大规模地进行传播。
2、资源视角的解释---人口增长过快的约束
这种解释以 Mark Elvin 为代表，其认为在工业革命前，中国的综合国力长期处于世界的领先水平，但这种资源优势没有继续延续是因为中国进入了“高水平陷阱”之中。中国人口众多，农业发展水平远远领先于欧洲，但由于人口增长速度过快，农业技术改良所带来的收益完全被新一轮的人口增长所吞噬，而人口的增长又继续推动农业的进步，高额的回报使得资金流向农业。与此同时工业由于缺乏资金，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中国便进入了一个“高农业水平、高人口增长、低工业水平”的高水平陷阱中。而在欧洲，由于人口增速慢，即使较低的农业水平也足以支撑人口的增长，因此资金流向工业，经济达到高水平的均衡。
3、地理视角的解释---疆域扩大的约束
这种解释以我国学者文贯中为代表，其从经济地理的角度对李约瑟难题进行分析。由于宋朝的动荡不安，中国失去了中原地区的大面积耕地，政府为增加财政税收，开放了商业活动和对外贸易，并且开发了海外航线，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和技术进步。然而到了明清时期，中国人口密集程度降低，人口分布逐渐分散，由中原地区向四周扩散，城市人口趋于向农村分布，城市化水平倒退，并且城市的集聚效应消失，技术进步趋于停滞。
4、技术视角的解释---发明模式的束缚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教授在其 2007年发表的名为《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技术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基础。工业革命前，中国工匠在实践中产生的经验性发明占据优势，使得我国经济水平长期领先于欧洲，而在欧洲出现科学革命后，科学实验逐渐成为技术发明的基础，中国却没能适应这种发明方式的转变，并且中国的科举制度极大地束缚了实验性科学的发展，因此中国的技术进步停滞。
5、产权视角的解释---产权制度的束缚
诺斯认为：“只有建立保护私人财产权的制度才能够刺激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历史学家黄仁宇引用诺斯的观点从产权角度对李约瑟难题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财产的所有权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产权和产权制度。”而在同时代的欧洲，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私人财产权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国传统的财产制度无法与市场经济相匹配，是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产生的重要原因。
6、思维视角的解释---思维方式的束缚
一方面，李约瑟本人认为中国人的思维具有极大的局限性，重实用而轻分析的思维方式是中国没有产生现代科学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中国人自古尊崇传统的儒家思想，儒教强调对世界的肯定、顺从和适应，而缺乏对自然探索，对世界进行改造的精神，因此无法推动现代科学的进步。
三、制度变迁视角对李约瑟难题的解释
1、政治制度的解释
一方面，中国古代法治缺失，统治者为所欲为，私有产权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另一方面，宪政缺失，国家权力滥用，掌权者暴力执法，社会没有民主。在中国古代，皇帝贵为天子，掌握着国家的一切大权，但中国疆土辽阔，最终的管理权由各地官员代为实施，官员手中权力巨大，但监督机制缺乏，因此极易滋生腐败。在这种法治和宪政同时缺失的政治环境下，商人阶层更愿意与官僚阶层结成联盟来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打击竞争对手，中国历史上，官商联姻的例子数不胜数。正是中国古代的集权和官僚体制使得真正意义产权制度的无法产生，也没有为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发生提供制度土壤。同时，政治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古代中国的经济制度。
2、经济制度的解释
经济制度中占最主要地位的就是私人产权制度，合理的产权制度能够提高资源分配效率和社会福利。自中世纪以来，西方国家极为重视私人产权的保护，同时对于知识产权也给予了极高的尊重，建立了健全的专利和发明保护制度，从而为科学革命的发生奠定了基础。在 18 世纪后的西方，科学实验室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发明创造逐渐由经验型转向科学实验型，并且发明创造的成果有着完善的产权制度保护，使得实验的成果能够投入生产，进行盈利。
而在中国古代，虽然产生了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等伟大发明，但由于私人产权制度的缺失，却没有发生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在中国，大多数的技术发明都源于工人的经验，并且是依靠家族或者师徒的方式来进行保密，没有专门的制度来鼓励和保护发明创造，甚至将发明创造视为“奇技淫巧”.在这种私人产权制度严重缺失的经济环境中，人们无法从创造发明中得到利益回报，发明的积极性受到遏制，这是近代中国没有产生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3、文化制度的解释
在中国，历代统治者均推崇儒家文化，儒家传统思想一直是占社会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并且自古以来的社会习俗、道德观念、价值观等均以儒家思想作为指导，但儒家思想所倡导的孝悌忠信、礼仪廉耻并不利于经济的增长。
儒家思想以“仁”和“礼”为核心，推行仁政，认为统治者宽厚待民，施以恩惠，有利于争取民心，以“礼”来维持社会道德秩序。儒家思想主张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是平均，正如孔子所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认为财富不合理的分配方式有碍于社会秩序的形成。并且，中国古代长期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也是受到了儒家观念的影响，以农业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认为农业的生产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是国家之大义，而发展商业会使农业劳动力流失，为国家之害。在这种意识形态的主导之下，中国不可能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更无法产生工业革命。
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这三方面的因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三者做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决定了其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的走向，同时，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又可以巩固经济制度的变迁方向。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变迁在技术进步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技术进步是否能够引起工业革命，制度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即使技术腾飞到了非常高的水平，若没有高效率的制度去催化，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也是不会发生的，经济仅仅会停滞在原来的水平。但这种经济停滞状态是可以被打破的，只要制度向着有利的方向变迁，不论是渐进式还是激进式的变迁，都能够打破这种停止的状态。在古代中国，之所有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就是因为制度亘古不变，新制度被无限的遏制，停滞状态无法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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