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社会分工和生产内部分工又是一对矛盾。社会分工是自然形成的，是资本家自由支配的，生产什么商品，生产多少完全是资本家个人的事情，取决于资本家个人的意愿。而在生产过程内部，如何分工却是由资本家或者资本本身决定的，工人本身完全不能决定分工的内容。“在工厂内部，各种不同的操作按计划系统地实行分配，各种工人按照某种规则被固定在这些操作上，这种规则对工人来说是一种强制性的、异己的、从外部强加于工人的法律。同样，结合劳动的联系即结合劳动的统一对个别工人来说是资本家的意志、人格的统一、支配和监督；工人自己的协作也完全一样，这种协作对他们来说不表现为他们的行为，不表现为他们自身的社会存在，而表现为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资本的存在，表现为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即劳动过程本身中的某些存在形式。相反，在社会内部，分工表面上是自由的，也就是说，在这里是偶然的，尽管有某种内在联系，但是这种内在联系既是互相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客观情况的产物，又是他们的意志的产物。不管是作为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工，即工厂内部的分工同整个社会的分工如何对立，不管它们本质上如何不同，它们双方是互相制约的。”[1]
这两种分工统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同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序性和生产内部的有序性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内在矛盾。
二
斯密的分工理论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产物，有其存在的历史意义。斯密写作《国富论》的目的在于研究一个国家的财富是如何增加的，分工就成为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斯密简单地把分工当作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提高的原因。“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2]
斯密以制造扣针为例来说明分工带来生产力的提高。从斯密所举的事例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分工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仅仅将分工看作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那就是片面的了，“斯密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把分工放在首位，并且把分工片面地（因而从经济上来说是正确的）看做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手段。”[3]
在《61-63手稿》中，马克思超越了斯密的分工理论，形成了自己对工场手工业中分工的深刻理解。“很清楚，亚·斯密没有把分工看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东西，他没有看到分工同机器和简单协作一起不仅仅在形式上改变了劳动，而且由于把劳动从属于资本而在实际上使劳动发生了变化。”[4]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下的分工有其特定的历史存在的意义。分工带来的是劳动方式本身的变化，从而引起生产方式的变化。
第一，分工肢解了劳动者并使得工人畸形化，这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下的剥削手段。“工场手工业分工不仅只是为资本家而不是为工人发展社会的劳动生产力，而且靠使各个工人畸形化来发展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它生产了资本统治劳动的新条件。因此，一方面，它表现为社会的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进步和必要的发展因素，另一方面，它表现为文明的和精巧的剥削手段。”[5]工场手工业下，由于分工，工人被肢解，工人在工作中不再从事整个商品的生产，而是仅仅生产商品的局部。不仅如此，工人由于长期只从事局部生产，于是就失去了完成完整的工序的能力了，在这个过程中，工人的劳动被畸形化。马克思在《形态》中受斯密的影响，认为分工导致人的片面性发展，而在《61-63年手稿》中，马克思讲人的畸形化，看似相同，实际上有本质的区别。在《形态》中，马克思是从人性的角度来讲分工导致人的片面性发展，在《61-63年手稿》中，马克思将劳动放在现实的生产过程中，看到了人的畸形化。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看到了将人畸形化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一种手段。
第二，分工完成了资本对劳动的统治。“由于工人的劳动能力转化为就其总体来说构成工场的那个总机构中某一部分的简单职能，因此工人就不再是商品的生产者了。他只是某种片面操作的生产者，这种操作一般来说只有同构成工场的整个机构发生联系，才能生产某种东西。因此，工人是工场的活的组成部分，他通过他的劳动方式本身变成了资本的附属物，因为他的技能只能在一个工场里，只是作为一个代表资本的存在而与工人相对立的机构的环节才能发生作用。”[6]在工场手工业中，因为工人自身被肢解，导致他离开这个整体就一无是处。工人已经被牢牢地控制在资本的统治之下了。“在这里[在分工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从本质上控制并改变了劳动。这已经不再只是工人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即工人在他人的指挥和监督下为他人劳动。”[1]在工场手工业下，由于分工，工人不再是表面上的在资本家的控制之下劳动，而是在资本的控制之下劳动，这个时候，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完成了从形式上的从属到实质上的从属的转变。
第三，分工提高了资本的生产力。斯密从经验层面看到了分工带来了生产力的提高，而本质上分工带来的是资本的生产力的提高。“他们从一开始就把分工看作资本的生产力，因为他们所强调和看到的几乎只是这样一种情况，即由于分工，商品变得更便宜了，生产某个商品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减少了，或者说，在同样的必要劳动时间内能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因而单个商品的交换价值降低了。他们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交换价值的这一方面，--而这一点也是他们的现代观点的所在。当然，这对于把分工当作资本的生产力的观点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为分工之所以是资本的生产力，只是由于它使再生产劳动能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变得更便宜了，使再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减少了。”[2]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我们就可以看到，因为分工使得商品变得便宜从而使得再生产工人的劳动力变得便宜。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工人已经失去了独立性，即使工资水平降低、劳动时间变长以及劳动强度增强也不得不服从于资本的统治。“这样，不仅工人自身再生产所必需的费用大大减少，而且工人终于毫无办法，只有依赖整个工厂，从而依赖资本家。在这里，像在其他各处一样，必须把社会生产过程的发展所造成的较大的生产率同这个过程的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较大的生产率区别开来。”[3]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斯密说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仅仅是经验层面呈现出来的表面现象，在分工这种生产方式下，资本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剥削工人，从而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所以从深层次来看，分工提高的是资本的生产力。
三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分工是工场手工业特有的生产方式。那么资本主义从工场手工业发展到机器大工业，在机器大工业下分工是否还存在呢？马克思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进一步的回答。“机械工厂所代替的是：（1）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2）独立的手工业企业。虽然（1）机械工厂用机器代替了由协作造成的力量，否定了简单协作，（2）它消灭了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或工场手工业，否定了分工，但是，在机械工厂本身中既有协作，又有分工。”[4]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机器大工业消灭的是手工业的分工，但在机器大工业中也依然存在着分工，这是两种不同的分工，机器大工业下的分工具有新的内容。马克思发现，在生产过程中进行分工的依据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下是不同的。在工场手工业中，分工依据的是个人的能力。“一方面，工厂手工业中发展起来的分工在机械工厂内部重新出现，虽然规模很小；另一方面，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机械工厂又把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的最重要的原则废除了。”[5]
马克思这里所说的这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以工人的劳动技术等级为基础的分工的原则。在工场手工业中，资本家将生产过程划分为不同的部分，在将工人分配给这些劳动过程时，依据不同的个人能力和不同的熟练程度进行划分，在使用劳动工具时需要什么样的技术和熟练程度就使用什么样的工人。而机器体系下的分工已经打破了这个分工的原则。在机器大工业下，分工不再是根据个人的才能，而是根据机器体系自身的需要进行划分。“相反，在机械工厂里，专业化的是机器，而由机器同时进行的工作，尽管完成的是同一总过程的顺次进行的阶段，却要求为它们分配特殊的工人小组，每一组都始终完成同一的、同样简单的职能。这与其说是专业化的劳动力之间的分工，倒不如说是把工人分配给专用机器。在前种情况下，专业化的是使用特殊劳动工具的劳动力；在后种情况下，专业化的是特殊的工人小组所看管的机器……”[1]“实行分工的程度取决于钱袋的大小，而不取决于天才的大小。”[2]
在机器大工业下，工人与机器在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发生了转变。机器体系是生产的主体，工人只是看管机器，也就是说，资本是头脑，工人仅仅是躯体，躯体服从于头脑的统治。
机器大工业下的分工带来的影响就是消灭了工人的固定性。工场手工业中的分工，由于分工是需要工人的技巧的，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是不能随意被替代的，于是工人所从事生产的那个过程就会被固定下来，终身从事这项技能。而在机器大工业下，由于生产活动不需要工人的技能了，于是分工的固定性也就被消灭了。“我们已经看到，大工业从技术上消灭了那种使一个完整的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的工场手工业分工，而同时，大工业的资本主义形式又更可怕地再生产了这种分工：在真正的工厂中，是由于把工人转化为局部机器的有自我意识的附件；在其他各处，一部分是由于间或地使用机器和机器劳动，一部分是由于采用妇女劳动、儿童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作为分工的新基础。工场手工业分工和大工业性质之间的矛盾强烈地表现出来。”[3]
在工场手工业条件下，工人被固定下来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由于工人从属于资本家，工人不得不为资本家劳动，因而工人被固定在生产过程中；另一方面，工人从事手工劳动的其中一个部分，正因为这份工作还需要工人的技巧、能力，所以，工人至少是能保证自己有一份工作的。而在机器大工业下，机器是生产的主体，工人的劳动变得更加简单、没有技术含量，工人不再固定在一个工作岗位上，工人随时因为机器的需要而调换工作岗位。正是因为这种固定性逐渐消失，也就意味着工人本身可以随时被他人替代，他们自身所拥有的工作变得更加不稳定。正是因为这种不固定性，导致工人在机器大工业下不得不服从于资本的统治，否则就会被资本赶出生产过程，成为过剩人口。这就是为什么在机器体系下女工和童工不断取代男工的原因。
通过对分工的理论探讨，马克思对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通过对分工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工场手工业中人还是生产的主体，因此，理论视角如果仅仅是在工场手工业中，必然导致的结果就是理论对象仅仅盯住人，这就是为什么在《形态》中，马克思从分工出发到人的片面化发展来谈资本主义社会对工人的影响。从分工引发出来的哲学批判线索一定是和阶级斗争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将理论视域从工场手工业转向机器大工业，在机器大生产中，人不再是生产的主体，机器成为生产的主体，分工是以机器为主体的分工。那么从主体维度引出主体阶级斗争的解放就无法成立了。这个时候，马克思才会将理论视域真正转向生产过程这一作为客体的主体，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去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才能从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这一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中真正引出工人的解放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