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之前和马克思同时代，有许多的政治经济学家研究消费问题，马克思关于消费的研究也蕴含在他的经济学着作和手稿中。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经济学着作命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批判一词的含义并非简单否定，更非全盘否定。马克思这样为自己的着作命名，不意味着他将否定前人的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一切劳动成果。恰恰相反，马克思一再提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联系，一再肯定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理论业绩。马克思对待前人经济理论和人类文化遗产持一分为二的态度，对于每一理论和范畴，如是前人、旁人最先提出的，都加以注明，从不任意抹杀；对于前人理论中一切有价值的见解，都给予积极的评价；对于前人理论中的错误，都严肃地指出来，并加以有说服力的批判。马克思把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着作的名称确定为《资本论》以后，仍然用《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副标题，这表明《资本论》同时也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全面深入的批判。马克思的消费思想就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逐渐彰显出来的，而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一点就是研究方法的批判。
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家从人的本性出发，描述表面经济现象，把资本主义生产永恒化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完全相反，马克思把他创立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应用于消费研究。马克思从客观存在的资本主义经济这个具体整体出发，通过分析得出商品、货币、价值、资本、剩余价值这些抽象的一般形式，然后又从这些抽象的一般形式上升到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借贷资本这些资本的具体形式和利润、利息、地租这些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从而再现了资本主义经济这个复杂的具体整体，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与消费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规律，论证了其内在矛盾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只研究国民财富的生产或分配规律，只研究物与物的关系的做法根本不同，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把资产阶级社会中人和人的经济关系确定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肤浅的以“三段论”或“四段论”研究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不同，马克思论证了生产与消费同一性关系的普遍性和消费作为生产一个要素的内在规定。
马克思对消费的研究首先建立在他的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马克思先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了他的唯物史观，后来又在《哲学的贫困》中阐发了这样的基本思想：一定社会的经济规律是在一定的经济关系基础上产生的。为了揭示出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就得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进行剖析。只有揭示出它的经济规律，才能对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作出科学的论证。《资本论》及其手稿通过具体分析一个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彻底实现了上述的基本思想。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明确规定，这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其中首先是揭示出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以及作为现代社会的最基本的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
掌握经济规律对认识事物的内部联系和发展趋势是十分重要的。马克思指出，为了认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内在联系，也就是为了认识“最勤劳的工人阶级的饥饿痛苦和富人建立在资本主义积累基础上的粗野的或高雅的奢侈浪费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当人们认识了经济规律时才能揭露出来。”[6]（P757）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研究消费问题的哲学基础是唯物史观，是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意义上论证消费与生产的关系，进而论证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与消费的矛盾。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曾对资本主义进行过解剖，也曾详细描述生产和消费，也曾经为如何增加生产和消费出谋划策，但为什么没能发现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而马克思却能做到这一点呢？从方法论来看，这是因为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时自始至终地注意贯彻唯物辩证法，紧紧地抓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所环绕着的轴心进行剖析，深刻地揭示出剩余价值的来源和性质。
马克思主要运用了唯物辩证法中的矛盾方法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消费研究。资产经济学研究消费问题的一个方法是否认矛盾的客观性，生产与消费具有同一性关系，这种同一性是有差别的同一性，从人类社会发展整体角度看，生产与消费是同一的，但具体到各个社会有不同的表现。“生产和消费的情形也是这样，在资产阶级经济中（正像在每种经济中一样），它们处在特有的差别和特有的统一中。问题正在于如何理解这种特征。
如果同蒲鲁东先生和感伤的社会主义者一样，断言生产和消费是一回事，那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7]（P38）马克思为了同这种否认矛盾客观性的庸俗经济学理论进行斗争，不得不随时注意揭露那种企图用言辞的论证来否定矛盾客观存在的诡辩做法。他指出，虽然人类社会的生产目的是消费，生产与消费是同一的，但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在实行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问题并不直接在于使用价值或消费，而在于交换价值，特别在于增加剩余价值。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这是客观的现实。马克思由此得出的方法论结论是：那种“为了通过论证来否定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就撇开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把这种生产说成是以满足生产者的直接消费为目的的生产，这倒是一种绝妙的见解”[8]（P562）.资产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个形而上学的方法是把矛盾的同一性绝对化和庸俗化。马克思反对把矛盾的同一性加以绝对化和庸俗化。“经济学家们也援引消费和生产的密切联系，援引需求和供给的绝对同一性，而他们正是想证明，永远不会有生产过剩”[9]（P612）.最为典型的就是经济学家穆勒。这位李嘉图的学生和他的老师一样，力图证明需求和供给的一致、平衡、等同，从而消除资本主义的现实存在的矛盾。马克思揭露了穆勒的“证明方法”的形而上学性：“如果某种关系包含着对立，那它就不仅是对立，而且是对立的统一。因此，它就是没有对立的统一。这就是穆勒用来消除’矛盾‘的逻辑。”[10]（P106-107）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了这种形而上学的方法，是穆勒的“基本方法”.“在经济关系---因而表示经济关系的范畴---包含着对立的地方，在它是矛盾，也就是矛盾统一的地方，他就强调对立的统一因素，而否定对立。”[10]（P92-93）这种方法被穆勒运用于生产与消费关系的证明上，穆勒提出“买和卖的形而上学的平衡”,只是说每次的买就是卖，每次的卖就是买，生产和消费相等，单单由于他是卖者这个事实，他就是买者了，由此，他把对立的统一变成了这些对立的直接等同，生产和消费不存在矛盾。马克思说，“穆勒建立平衡的办法是把流通过程变成直接的物物交换，又把从流通过程中搬来的人物买者和卖者偷偷地塞到直接的物物交换中去。”
[7]（P42）庸俗经济学家萨伊也是一例。萨伊认为就一个民族来说，或者就人类来说，它的生产也就是它的消费，这样也就把生产和消费等同起来。马克思除了批驳他在经济学上认为每年生产的价值当年就会被消费掉的浅薄见解外，着重提出了两点批判：一是指出“把社会当作一个单独的主体来考察，是对它作了不正确的考察，思辨式的考察”[4]（P18）.就一个主体来说，生产和消费表现为一个行为的两个要素，所以两者是直接同一的，两者的实现是同时的。但是在社会中，产品一经完成，生产者对产品的关系就是一种外在的关系，产品回到主体要取决于主体对其他个人的关系，就是说，生产和消费的统一是一种间接同一。萨伊把社会当作一个单独主体的思辨式的考察，实质上也是搬用了直接同一到社会总体的复杂关系中来。二是强调了“无论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作一个主体的 活 动或者许多个人的活动，它们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4]（P18）.这就指出了生产和消费是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而否定了在社会的范围内仍只把它们看作“一个行为”的两个要素，从而把它们直接等同的错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