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 11 月至 1952 年 7 月, 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主政西南. 在这三年中, 以邓小平为首的西南局积极领导西南地区人民开展经济建设,西南地区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农村和城市经济工作步入正轨,交通事业有了明显的改善,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实事求是,以农村经济为突破口
1949 年 3 月,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作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重大决策,但刚刚解放的西南农村形势十分严峻:一是粮食紧张.西南各省在接管之初,人民政权手中掌握的粮食极少,而中央要求西南地区 1949 年度上交公粮的额度高达 40 亿斤之多.与此同时,解放军官兵和国民党起义投诚和俘虏的军队、公务人员、其他教职员、国营企业的员工共等 200 多万人的吃饭问题也亟待解决. 二是自然条件恶劣. 西南地区民族众多,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农业生产相当落后,耕作方式也十分落后,广种薄收,粮食产量极低.针对这种现实,邓小平从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的关系角度指出, 农业搞不好, 工业就没有希望,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 "生产发展了,就能够更好地为工业积累资本. 农民生活改善了,购买力增加了,工业的出路也就解决了".
基于以上分析,邓小平作出了先农村后城市的三步发展战略:"第一步是接管城乡. 重点是接管好城市","第二步是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 为时可能两三年","第三步是农村经过土改后,重点又回到城市,全面建设国家工业化. "[1]
由此可知,邓小平当时关于经济建设的思路是:西南地区工作的重心应该是农村,等农村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后,再转入城市. 据此,以邓小平为首的西南局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的措施,成效显着.
第一,解决乱占耕地问题,重视耕种生产. 针对建国初期西南地区部分地方出现的乱占耕地、良田的情况,以邓小平为首的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采取了有力的措施:一是保持原有耕地的生产;二是禁止军政部门乱征土地;三是规范对民地的征用. 为保护耕地,邓小平亲自说服中央军委、政务院取消了扩大川西机场的建议;为了维护好西南地区的耕种生产,邓小平特别强调:
"农村中心工作的口号是剿匪生产,我们还准备发放一部分农贷,以便维持原有生产水平不致降低. "[1]
"农村阵地全部还在封建阶级掌握中,而当前的征粮、剿匪、春耕三大工作尤为迫切,各级党委必须以充分的注意力加强对于农村工作的指导".[1]这些政策和措施为西南地区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整理灌溉,防止水患.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全国各地大力兴修水利,西南地区也不例外. 邓小平领导西南人民用满腔的热情,整治河道、兴修水利. 仅 1951 年,西南地区因恢复与修建塘堰和小型水利而增加的水田就达 200 万亩之多,超过原计划一倍.
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对着名水利工程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整治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都江堰几千年来一直发挥着很好的社会效益,历史上灌溉面积最大时曾达到 300 万亩.建国初期,由于都江堰水利工程年久失修,灌溉面积一度下降到 200 余万亩,急需抢修.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1950 年 1 月 3 日,川西行署水利局派部队抢修都江堰,同年 11 月,又动员灌区 13 县民工约 3 万余人,开始了为期 3 年的都江堰大修. 经过几次岁修,都江堰灌溉面积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大大增强了灌溉能力、防止了水患,对西南地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推动城乡互助.邓小平提出"城市为农村服务以达到城乡互助"的方式来推动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一是组织私商下乡.邓小平指出:"有意识地组织和指导私商下去,让他们获得适当的利润和发展".
为了给下乡的商品找到销路,西南各级人民政府举办了各种层次、各种节气的物资交易会. 二是构建城乡交易平台. 第一类是建立国营贸易机构,1950 年 3 月底,西南区国营贸易机构在各大中城市建立 7 个省级公司、35 个分公司、59 个县公司.第二类是发展小型工业和手工业. 邓小平强调:"各地应鼓励私人资本投资小型工业,地主的一些资金也可引导到这方面去. "[1]第三类是建立合作社. 为了帮助农民销售农村土特产品,到 1952 年 6 月底,西南地区已经建立县(市)合作社 259 个,城市消费合作社及分销店 675 个,农村基层供销社及分销店 5421个,共发展社员 680 万,吸收股金 1200 亿.这些交易平台的建立,为促进城乡经济交流、以城助乡、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求真务实,以城市经济为重点
在西南地区农村工作逐渐摆脱被动状态并有了初步发展之后, 以邓小平为首的西南局逐步将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中来. 西南地区城市经济工作从发展工业生产、整顿财经工作、合理调整工商业三个方面有条不紊地展开.
1. 依靠工人发展工业生产国民党留给西南地区的旧工业存在着种种弊端, 而中国共产党工业发展经验不足, 要将这些军工厂矿从战争状态下的军事化管理转向和平建设时期的民用工业,实属不易. 对此,邓小平提出:"'依靠工人,团结职员,搞好生产'的口号,这是管好工厂的关键. "[1]邓小平还指出:"城市工作今天最薄弱的环节,则正是最中心的生产管理问题. 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加以努力. "[1]
为了管好厂矿,邓小平提出实行"管理民主化"和"经营企业化".邓小平对于企业管理中存在的形式主义、职代会很少定期召开和不关心生产任务、职工福利等问题进行了严厉批评,鼓励充分发挥工会、工厂管理委员会、职工代表会的作用,加强民主管理;邓小平要求政府要充分听取企业的合理化建议,并与企业订立合同, 以合同的形式明确企业与政府各自的权益和责任. 邓小平依靠工人阶级管理工厂的思想、"管理民主化"和"经营企业化"的提出,是在结合西南地区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对工厂管理发展的正确把握, 极大的激发了工人阶级的热情和积极性,促进工厂生产的发展.
2. 抓住重点整顿财经工作面对西南地区财经工作混乱的局面, 以邓小平为首的西南局紧紧抓住金融、物价和财政三个关键问题展开整顿.一是建立新的金融秩序.邓小平指出:"我们从入城那天起,就应该把领导精力转向城市,着手整理和迅速恢复敌人破坏的人民经济生活,稳定金融市场."[3]
为了建立新的金融秩序,西南局先从货币政策入手,废止国民党政府发行的各种伪币,规定人民币为市场支付、结算、流通的唯一合法货币. 面对当时西南地区出现的人民币严重挤兑现象,西南局向中央财经委员会发出加急电, 请求急调人民币空运重庆, 由于措施及时,挤兑风潮很快平息,人民币的地位得到巩固. 二是稳定物价. 解放初期,西南地区物资匮乏、不法奸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导致 1950 年 2 月和 6 月的两次物价飞涨. 对此,邓小平指出:"现在什么是主要政治任务呢? 稳定物价! 革命如何才有保证呢? 也是稳定物价! ""只有物价稳定才能团结群众".
在西南财经委员会的指导下, 重庆市针对第一次物价波动采取了加强对市场的管理、严格取缔投机、增加供应、从上海等地购回大量生活必需品充实了库存,并且规定各区可以人民币抵公粮,并给予折扣优待等措施.针对第二次的物价波动,邓小平要求:完成财政收入任务,加强税收;紧缩通货,减少支出;多搞国营商业,增设国营贸易机构;多作宣传,发动群众打击投机,从而使物价得到很好的控制. 三是巩固财税. 邓小平非常重视财税工作. 他指出:"不改变老观念,不把税收搞好,城市税收不占到全部财政收入的第一位,我们就过不了关. "[1]
1950 年 7 月 22 日,他强调下半年财政工作应以税收为重点. 西南财委颁布实施各行业税收法规及征收指示,大胆使用与培养旧税务人员,统一税收机构,严密基层组织,整顿税风,简化税制,开辟税源,减少逃税,坚持不多收也不少收的政策,不合理的主动调整,合理的坚决征收,确保税收任务的完成,为西南地区顺利开展财经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3. 合理调整工商业解放之初,西南工商业经济严重萎缩、停滞不前. 邓小平指出:"调整工商业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资、二劳、三公,一切都要引导到发展生产力."[1]
从这一思想出发,西南局认为要减少香烛纸钱等这些没有前途的迷信品的生产,而对于那些生产超过市场需要太多、销不出去的产品则要指导其转产,以引导工商业向健全的方向发展. 针对劳资关系紧张的形势, 邓小平指出:"人民政府在处理劳资纠纷时,总是按照两利原则的,也只有按照劳资两利原则才易于解决问题并利于发展生产. "[1]
不同的劳资纠纷,应采用不同的劳资协商的方式.在劳资协商的基础上,西南局提出通过劳资双方订立集体合同的方式解决问题,这样可使劳资关系较好地稳定下来,以利于克服困难和发展生产. 西南地区各级政府认真贯彻指示,逐步解决了劳资纠纷,使工人和资本家的积极性得到很大提高.
三、关注民生,以交通事业为纽带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为了加大对外联系和交往的渠道,促进经济的发展,修筑铁路成了西南人民半个世纪以来的夙愿.邓小平指出:"西南交通是第一."[1]
1950 年 8 月 21 日,西南召开交通会议,确定把交通建设作为今后西南经济建设的主要一环来抓,依靠群众搞好交通.
第一,修筑成渝铁路,实现各族人民长期梦想.早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清政府侵占了成渝铁路筑路股款并将川汉铁路的筑路权出卖给列强, 为了维护路权,四川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保路斗争. 半个世纪过去了,成渝铁路只是西南人民奋勇抗争却未圆的梦. 作为四川人的邓小平清楚发展交通事业对于发展西南经济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帮助四川恢复经济"[4],当时任西南财政部长的陈希云提出 "1950 年度西南财政将出现相当赤字,必须使各方面紧缩开支"时,西南局明确指示:"财政要保证重点,铁路要修,其他的可以缓办,""铁路建设要保证".
为了解决筑路中人员缺乏的问题,西南军政委员会果断决定:军工带头筑路. 由西南军区司令部首先号召直属部队,组成军工筑路第一总队,西南铁路筑路委员会召开了军工筑路会议,由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军区各组成一个总队. 西南解放后各地遗留下来的失业人员很多, 军队派出干部到失业工人编队中作具体领导, 进行各种政治技术教育. 从 1950 年 12 月底第一批民工到达工地,到 1951 年 2 月 20 日,这支劳动大军最高人数达到 107500 人,迅速成为修建铁路的主力.
克服重重困难之后,成渝铁路于 1952 年 7 月 1 日正式通车.成渝铁路的修筑,不仅圆了西南人民半个世纪以来的梦,更成为拉动西南经济发展的重要纽带.
第二,整修地方公路,联结西南人民交通网络. 邓小平和刘伯承在接受解放西藏的军事任务之时,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是没有入藏的公路.依照中共中央、毛泽东 "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指示,邓小平以不怕困难的勇气和担当,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对修路作出具体部署,修筑了东起西康雅安,西至西藏拉萨,全长 2255 公里的康藏公路,结束了西藏没有公路的历史,改变了西藏地区千年来靠栈道、溜索和人背畜驮的原始运输方式.通过这条重要公路,大量的物资顺利而迅速地运往了西藏各地,成为藏族人民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一条主要动脉. 同时,西南地区还大力整修公路. 1950 年 2 月 3 日,为了支援解放西藏,西南区公路管理局派员整修川康、康青两路,计划组织工程技术队,将康定至甘孜一段长 400 公里的路面加以整修.
1951 年 5 月,川康公路全线恢复通车. 1950 年 8 月 25 日,康青公路通车到了甘孜,30 日又通到了玉隆以西的马尼干戈. 除此之外,西南地区各省还整修了数条地方公路,如成阿公路,成美公路、成温邛公路、成彭公路、绵璧公路、五新公路、南广公路、成三公路、渝南公路、以及川黔公路、川陕公路、川湘公路和川滇公路等. 以邓小平为首的西南地区领导人,把交通放在西南地区经济建设的重要位置,大力改善西南地区的交通条件,使西南地区与外部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大大促进了经济交流,对西南地区经济的发展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50 年 8 月 1 日,中国民航首批开通 5 条航线,其中有 4 条通往重庆,它们是:重庆-武汉-北京-天津,重庆-成都,重庆-昆明,重庆-贵阳.
这对西南地区的交通事业和经济发展来说,更是如虎添翼.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实事求是、以农村经济为突破口,求真务实、以城市经济为重点,关注民生、以交通事业为纽带"的经济思想和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邓小平经济思想的指导下, 西南地区经济工作从农村到城市,从交通事业到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快速的恢复和较好的发展,为西南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在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和实践探索,为我国社会主义探索时期的经济建设提供了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为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借鉴.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2] 四川省档案馆.西南军政委员会纪事[Z].川新出内(2001)字第 34 号,2001.
[3] 张继禄,周锐京.邓小平与巴蜀[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230.
[4] 邓小平与大西南[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219.
[5] 杨国宇等.邓小平二十八年间[M].北京: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