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弘羊(前 152-前 80),是汉武帝时期的朝中重臣,也是汉代的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经济学家和理财专家.据《史记》记载,桑弘羊年仅 13 岁便入朝成为侍中,以其聪明才智和善辩巧言而深得汉武帝的赏识和重用.他曾任大农丞、大农令、都尉、大司农等朝廷要职,并掌管西汉中央财政近半个世纪[1]2.桑弘羊对汉武帝忠心耿耿,以深邃的经济思想辅佐汉武帝增强大汉经济实力,为大汉击败匈奴、开发西南、打通西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一、商贾之后买侍中,仕途佳运稳上升
桑弘羊于汉景帝四年出生在洛阳一个商人家庭.洛阳在汉代还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城市.周朝时,周公征服殷人,将殷人俘虏冠以"顽民"称号,安置于洛阳.所以自周朝起,洛阳人一般不被允许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通过经商维持生计.至战国时代,经商成为洛阳人的主要职业,一些富商开始用金钱打通关系,参与了各种政治活动,例如贾谊、师史、白圭、苏秦等就是知名的洛阳商人兼政治家.照此推断,桑弘羊应该是一个大富商之后,否则他不可能如《史记》中记载的一样,年仅 13 岁就入朝当了侍中.侍中并非一种特定的官职,而是一种加官头衔,下至郎中、太医,上至大夫、卿、将军、列侯等都可以加官成为侍中.但是只要有了侍中的头衔,就有权出入皇宫,甚至接近皇帝.西汉时,除了皇亲贵胄子弟或着名儒生之外,普通人很难当上侍中.而 13 岁的桑弘羊既不是贵族子弟,也不是名儒或名儒之后,能在小小年纪便当上侍中可谓传奇.所以有史学家推断,桑弘羊的官衔是其富商之家为他花钱买来的.这在西汉初年并非难事,当时要入朝当大官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由诸侯、郡太守等两千石以上的官吏定期向朝廷推荐,而他们一般都会推荐自己的近亲属,来自"顽民"之地洛阳的桑弘羊绝不可能获得这样的机会;二是花钱买官,在汉代被称为"入粟补官",这在汉代朝廷律法中是被默许的.桑弘羊能当上侍中采用的就是这种方式.
而桑弘羊买来侍中官衔后,仕途运气也非常不错.汉武帝登基后不久,为了在年轻官吏中培养一批忠诚于自己又办事得力的人,从身边侍中中选拔了一批青年才俊,桑弘羊有幸入围.与他一同被汉武帝提拔的侍中还有霍光、霍去病、卫青、朱买臣等后来成为朝廷重臣的同僚.起初,这些被提拔的侍中只是在汉武帝身边做一些琐碎的杂事.后来,随着君臣交往的增多,汉武帝对他们的信任度也越来越高,开始与他们商量探讨军国大事.有时候,汉武帝在朝堂之上与大臣意见不合,还会请身边的侍中出来与大臣们进行朝政辩论.
桑弘羊此时在被提拔的侍中并不算突出,毕竟他年纪尚小,也还没有得到汉武帝重用[2]16.然而,他耳濡目染地学习、锻炼了治国理政的各方面能力,为他日后从政、替朝廷殷实财力准备了诸多必要条件.
二、内忧外患促变革,圣上恩佑办盐铁
数年后,汉武帝治下的西汉王朝面临内忧外患.在中原大地,各方诸侯与富商豪强联合垄断地方乃至国家经济命脉.凭借着手中几乎不受中央政府约束的地方管辖大权和业已积累的雄厚经济实力,他们大肆兼并土地、控制农业和工商业,致使大量农民、手工业者破产,从而加速了西汉社会的两极分化,阶级矛盾也日益尖锐.此时西汉的对外关系也不容乐观,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频频南下侵占中原土地,汉匈双方的战事年年不断,给西汉朝廷带来了沉重的军费开支负担.在此情形下,大贾富商们非但不为国家分忧解难,反而伺机掠夺社会财富、侵占国家财政资源.有些地方诸侯甚至趁机起事,内外勾结富商和匈奴人,与中央分庭抗礼.汉武帝面临着自文景之治以来最为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而此时正是生于富商之家、从小深受经济思想熏陶、同时又对西汉朝政了如指掌的桑弘羊大展拳脚之机,而他也没有错过这样的机会.
在汉武帝的支持下,桑弘羊展开了一系列巩固中央集权、应对内外忧患的措施.他认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背后必须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撑,而经济实力增强的一大表现就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所以朝廷必须掌握可靠的财政收入来源,换言之,即是要掌握国家经济的各条命脉.有了这一对宏观经济和国家形势的分析,桑弘羊进一步谏言汉武帝,提出"农商交易,以利本末"的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策略[3]237.他指出,农业固然是封建国家经济之本,但它依然对工商业有一定程度的依赖.特别是随着农业的发展,它与商业之间存在着越来越紧密的互通有无的关系.即便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也离不开商品交换,甚至自己也从事商品生产,因为他不可能凭一己之力生产出自己生活、生产所需要的所有物品.桑弘羊的观点打破了长久以来重农思想的束缚,在某种程度上释放了商品经济的思想活力.
桑弘羊提出加强国家的商业活动不仅是因为他从小接受的家庭环境的影响,更是缘于他对国家致富途径的深刻认识.在《盐铁论》中,桑弘羊说:大汉辖内之天南地北,若无商贾所臻,则万物无所值也;商贾可累万金,皆于商道逐利而致;足民非井田一处,富国非农本一方.他还举了春秋战国时代的例子,说:燕国之蓟、涿,赵国之邯郸堪称天下千古名都,虽国之不存,然其富冠之名可闻于海外,非田耕地作之事使然,由商贾富甲而起.他进而得出结论:国富在于术数,而不在劳民身;取利在于势居,而不在力田耕.值得注意的是,桑弘羊的重商思想并不关注民间手工业者的商业活动,而是主要针对朝廷主管的官办工商业.为了在短时间内提高官办工商业的发展水平,桑弘羊在汉武帝的许可下,亲自负责录用民间知名的工商业从业者委以重任,给予他们优厚俸禄.这样做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充分利用工商业者的商业资源、商场经验为官办工商业服务,从而增加朝廷收入、增强国家实力;二是有利于缓和朝廷与富商豪强之间的经济矛盾,为官民齐心协力帮助国家度过内忧外患之机提供合作平台.桑弘羊的这一措施不仅促进了西汉宏观经济向好,而且有力巩固了西汉的中央集权制.
三、货币自留埋祸患,大胆谏言拔毒根
西汉初年,朝廷的货币政策主要以放任自流为主,即国家不垄断货币铸造.由此而带来的后果是,不仅钱币重量、大小不一,而且盗铸钱之风盛行,宏观经济的正常流通受到严重影响,通货膨胀程度很高.汉文帝年间,朝廷甚至一度废除了私人铸造钱币的禁令,普通百姓完全可以自己铸造钱币,使国家的货币环境更加紊乱.不少商贾豪强经常在铜质钱币内掺入铁、铅等金属,以生产大批劣币牟取暴利.由于收益颇高,而且这样做的人大多是有权有势的头面人物,所以朝廷很难制止私造劣币流入市场,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被这些所谓的货币及货币政策所扭曲.汉武帝初登基时,曾试图扭转货币政策的紊乱局面,但收效甚微.他当时决定由朝廷负责制造三种货币:一种被称为皮币,即用皇宫中所喂养的白鹿皮制造钱币,每一枚钱币就是一张一尺见方的白鹿皮,上面还以五彩花纹绣为标志,只在朝廷和上层贵族阶层流通使用;第二种是白金币,这是以少府库房中的银和锡合铸而成的合金币,有三百、五百和三千三种币值;第三种是三铢钱,即是过去多在民间流通的半两钱.同时,汉武帝还收回汉文帝时的诏令,规定个人私自铸钱或盗铸钱都将被判以极刑.这次货币改革是西汉建立以来在财政货币领域最大胆尝试,但是由于币种复杂、币值规定又很不合理,使用起来十分不便.而且汉武帝的严律没有有效阻止盗铸者盗铸白金币,因为白金币币值很大,盗铸有非常可观的利润空间.即便朝廷在改革第一年就抓捕数十万盗铸者,却仍然不能有效控制货币市场局面,货币秩序依然混乱不堪.汉武帝无奈之下,只得于第二年便暂停了货币改革计划.
公元前 113 年,桑弘羊向汉武帝谏言,提出彻底整顿货币秩序的一揽子建议,主要内容为:朝廷设立专门机构、人员负责货币铸造的各个流程,即由上林三官中的水衡都尉辖下的辨铜、技巧、钟官三位官员执掌货币铸造过程中的原料、刻范、鼓铸三个重要阶段;撤销诸侯国及以下所有机构、人员的铸币权;诸侯国负责搜集和销毁辖区内的所有私造钱币,并将销毁、熔化掉的铜集中送到朝廷手中;废除一切现有钱币,以上林三官发行的五铢钱为唯一合法的流通货币.汉武帝完全采纳了桑弘羊的建议,推动新的货币改革取得了全面成功.从此以后,西汉社会鲜有私铸或劣质钱币在市场上流通,朝廷的财政收入迅速增长.财政经济的稳定也巩固了西汉朝廷的政治统治.此外,军事开支有了充分保障,也鼓舞了对匈奴作战的汉军将士,取得了对匈奴战事的连连胜利.桑弘羊策划的这次货币改革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关键在于三个因素:首先,全国的铜料几乎都集中到了朝廷手中,除朝廷之外,其他机构或个人很难获得铸币的原料;其次,五铢钱统一了全国货币的重量、币值与价格标准;最后,由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钱币铸造,不仅提高了铸币技术,而且复杂的铸造工序也让盗铸者无从模仿[4]249.这次改革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第一次由中央政府收归铸币权,它也最终稳定了西汉的币制.五铢钱一直流通了七百余年,直到唐朝初年才被废止.这一切都与桑弘羊的深谋远虑及其深邃的经济思想分不开.
参考文献
[1]马非百.桑弘羊传[M].北京:中州书画出版社,1981.
[2]吴慧.桑弘羊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1981.
[3]徐复观.两汉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4]傅筑夫.中国古代封建经济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