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研究历来是近代史研究的中心话题之一。40多年来，主要是近10年来，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已举行了七次，洋务运动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洋务派经济思想是洋务派思想的中心内容之一，对洋务派经济思想的评价也随着对洋务运动研究的进展而深入。解放后至今，对洋务派经济思想的评价有从贬到褒到贬褒兼有的发展过程。正确评价洋务派经济思想，可以更好地以史为鉴正视现实，可以更好地把握中国近代化进程，可以搞清中国经济思想史发展过程。本文试图把洋务派经济思想放入经济思想史进程中，从经济理论和应用经济理论两方面，再加以经济思想的主体评价，力图建立自己对近代经济思想评价的新体系，即三模块评价体系:纯经济理论的规范评价(学术理论评价);应用经济理论的客观效应实证评价;经济思想的主体评价(目的、手段、利益)。
胡寄窗教授在《1870年以来的西方经济学说》一书中主要采用规范评价方法，赵清教授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一书中主要用主体评价方法。但想到近代经济思想史的特殊性，我主张三模块评价体系。洋务派代表人物学识渊博，理论造诣深，有他们自己对纯经济理论的认识，这就可从学术方面规范分析加以评价;他们身居要职，拥有相当的决策权，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论形成决策，并付诸实践，这就可从洋务运动实践的成效检验评价决策思想，而这些决策思想即形成了洋务派应用经济理论，这就是用史料进行的实证评价;洋务派作为一历史团体，涉及与其他团体、清政府、贫困人民、民族等利益纠葛问题，这必然影响它的经济思想，另一方面，一思想的产生必有其主观的目的。因此，这就需对思想的产生主体进行手段目的及利益均衡评价，即主体评价。
对洋务派经济思想的评价建立了三模块评价体系，由于评价的内容，角度不同，每一模块有不同的评价标准。规范评价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西方经济学中被实践认可的理论;实证评价标准是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主体评价标准，看其是否能置民族利益于个人利益、集团利益之上，是否能置社会历史利益于个人利益、集团利益之上，代表的集团利益、维护的统治利益是否顺应历史利益。
依据上述评价三模块体系，我们评价了洋务派经济思想。
一、规范评价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发展包括质变和量变。如果说近代史中辛亥革命是质变的话，那么辛亥革命上至鸦片战争间的变化只能是量变。我认为量变是一进化过程。经济思想发展也是这样的。从历史演变进化这一角度考察才能更好地进行洋务派经济思想的学术性规范分析。洋务派经济思想上承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济思想，下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在经济思想进程中作出了一定贡献。洋务派经济思想在中法战争前在这一进程中起过促进作用，当更先进的思想产生后，促进作用转化为阻碍作用。具体规范分析如下。
洋务派运动持续几十所，洋务派经济思想也有其发展过程，又由于洋务派人物众多，思想又不可能整齐划一，这样就规范评价而言，我们就只能以其最根本的指导思想进行评价。洋务派最根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可概括为:中体西用，自强求富。
“中体西用”论是洋务派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洋务派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绝大多数代表人物都持这一观点，但以张之洞的宣传、论述最为有力。在此，我们以张之洞的观点作为“中体西用”的内容。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谈到“学堂之法”时说:“一曰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可便废。一日政艺兼学。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其后不久，他又说:“两书院分习之大旨，皆以中国(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
分析张之洞对“中体西用”总结性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中体西用”是以中国封建主义之本，接西方资本主义科技之花，其实质是要在坚持封建伦理道德、宗法关系，以维持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前提下，仿效西法，学习先进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中体西用”是违背这一基本原理的，这就决定了“中体西用”的失败命运。洋务派妄想在封建的生产关系下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必定有一定的限度，超过这一限度，生产关系会阻碍生产发展。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生产关系变化。洋务派“中体西用”指导思想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命运也验证了上述原理。从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派的全面学习西方的技艺，学习西方统治阶级的国家管理，这已是大大进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但洋务派只学“西艺”不学西方的政治体制，这就决定了洋务派“中体西用”这一指导思想在历史演进中逐步丧失其进步作用，逐渐被较进步的维新派变法主张所代替。从只学军事技艺到全面学习技艺到学习西方政体到革命改变政体到依靠工农革命，我们可以恰当评价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的历史贡献及局限性。
“中体西用”从根本上是逆悖的，但曾起过推动作用，是经济思想进化中的一链。
值得肯定的是洋务派另一指导思想:自强求富。洋务派基于当时国内、国际困境，提出了“自强求富”，但各代表人物认为的自强求富的途径并非一致。兹以李鸿章的“先富而后强”进行论述。
李鸿章说:“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又说:“臣维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
李鸿章出于中西对比提出了自强求富，且途径是向西方学习，认为国家富强了，则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封建统治更加稳固。若撇开其目的不谈(后文论述)，“自强求富”是值得肯定的，把“富”、“强”联系起来论述也是正确的。“富”、“强”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富”是“强”的基础，“强”是“富”的保证。洋务派已认识到这一辩证关系。就历史进程而言，“富”、“强”由洋务派首倡其风，其后各先进思想无不包括使中华民族“富’，“强”这一内容。“求富自强”这一思想本身永远是正确的，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中华民族多少代人孜孜奋斗以求民族富强，现今，改革开放，全国人民共同拼搏，企盼祖国早日富强，立于世界民族强列。当然，“富强”的内涵、外延及达到的途径随历史的演进而变化。
二、实证评价
在“中体西用”、“自强求富”的思想指导下，洋务派根据当时的经济情况提出了应用经济理论，形成了较多的决策，并加以实践。我们主要根据实践成效依据三个有利于标准对应用经济’理论进行实证评价。
应用经济理论提出的主张主要有:办洋务企业、借外债、对外通商等。这些经济决策就其决策内容本身没有错，可以说开中国历史之先例，是对外开放的滥筋。但关键是中国当时太弱，保护不了主权，因而随着这些决策的执行，中国必然丧失更多的权益，慢慢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但这些决策的执行必然会有些效果，促进了中国的富强。既已成史，我们可以用历史资料实证评价洋务派的应用经济理论。
“以工治富，以工为本”。大办洋务企业，洋务派开始办军用企业，后军用、民用企业兼办，既有主张官督商办，又有主张全由商办。就办企业来说，这一决策执行的实际结果如下:
从1861年至1890年，清政府创建了24个军火工厂和船厂，经费共约6000万元，以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5个单位规模最大。这些近代军事工业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近代工业的开始。在20年里制造技术、工艺水平都达到中国技术史上的新水平，为发展民用企业准备了部分技术条件。
70年代以后，洋务派办近代企业的活动从军事工业扩张到民用工业。民用企业涉及到采矿、炼铁、纺织、轮船、电讯、铁路等部门。1894年以前，洋务派共办有工矿企业15家，交通运输业7家。企业的资本额一般在20万元以下，多的超过65万元，个别高达650万元.据估计，清政府的产业投资约2796.6万元，其中交通运输业1250.9万元，制造业1208.5万元，矿业337. 6万元。洋务派兴办民用企业的结果，使中国近代工业领域扩大，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结构的一次调整。中国拥有了近代化的生产燃料的工业、生产原材料的工业、交通运输业、轻纺工业。这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是前进了一步。
从上述洋务派办企业的成果，我们可以看出，洋务派创办企业的经济决策是顺应中国经济从古代经济向近代化迈进的历史趋势。该决策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发展了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强了民族实力，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基于办企业这一应用经济理论上的办洋务活动揭开了中国采用机器生产历史的第一页，揭开了中国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序幕，并构成了中国新兴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重要部分。另一方面，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洋务派人物的思想、阶级局限性，办洋务企业又有压抑个人资本发展，阻碍社会经济正常发展的一面。
借外债。张之洞极力主张借外债，认为借债以办洋务，必能自强，自强就有还债之法。我们知道借外债对否关键看借外债的用途、借外债的附加条件、偿债能力。我们只能实证分析洋务派借外债是否达到了张之洞的目的，以评价该决策。1853-1894年的42年间，至少出现外债43项，共计折合银6042万元。外债本息的支付平均占岁出总额的4.3.外债的担保品主要是由外国人控制的关税收人。支付外债本息的金额在关税收入中占的比重平均为15.800。这说明清政府有按期偿债的能力。但外债在财政收支中已占重要地位，且借外债一般附加侵犯中国主权的条款。另一方面，外债使用主要是对付突发性的临时事件，如战争.镇压小刀会起义、广东起义、太平天国起义等，清政府大量借外债。从上述史料可知，“举外债”没达到洋务派自强的目的.反而支付高额本息，且加有丧失权益的条款，为帝国主义霸占中国打开了方便之门。
对外通商。李鸿章、郭篙涛、张之洞等皆主张多开口岸，增加对外通商贸易。由于他们片面认为通商即可互惠双方，导致委曲求全地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丧失对外贸易自主权。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华取得了种种特权，在这种情况下，对外通商的结果是:从1870^-1894年，中国进口物量增加1. 5倍，出口物量增加1. 4倍，进出口总值，1870年为2. 1亿元，1894年为4. 4余亿元。对外贸易扩大了，但贸易结构对中国极大不利.生产资料的进口数量很少，鸦片进口剧增，1800-r1839年，平均每年1.07万箱，1840-1860仅从印度进口的鸦片平均每年4. 52万箱，1861-1895年，运来中国的鸦片合计234.73万箱.进口绝大多数为工业制品，中国出口主要是原材料，廉价华工被偷运出境.贸易平衡被破坏，中国丧失有利的地位。1890-1894的5年，全是入超，共入超6008万元，1870-1894年间，出人超相抵后，仍入超761万元。由贸易结果可知，对外通商的决策并未带来中国与外国的互惠，只惠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使中国丧失了较多的主权，陷入半殖民地境地，阻碍了中国近代化发展，使民族工业受到洋货的严重冲击，使刚刚起步的民族工业更加步履艰难。对外通商的前提是互惠，决不可委屈求全.
综上所述，洋务派的应用经济理论形成的决策转为实践，一方面加速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加速了中国的殖民化，使中外差距越来越大，形成了对中国极为不利的世界经济格局。
三、主体评价
历史上发生的事留下的只是并不全面的史料，更多的当时的现实无从考证，所以我们可用历史相似性及连续性以当今的社会现象想象历史现实。基于此认识，我们较注重与现实相通事情的评价，并建立了宏观的目的手段评价及微观的利益均衡评价两个评价子模块。
目的手段评价。这一评价方法在学术界很流行。“在其位，谋其政”，洋务派人物身居要职，其进行洋务(派)运动主要目的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保持封建生产关系，又因封建生产关系在当时已阻碍生产力发展，故此洋务派经济思想根本目的是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的，这就决定了洋务运动必以失败而告终，也决定了洋务派经济思想的进步性和对生产力推动作用有限。处于同一目的，但手段可以多样。同是维护封建统治，地主顽固派采取的手段是闭关自守或自甘投降，洋务派的手段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自强求富，维新派是“变法求强”.可见洋务派为达到目的使用的手段是有其历史进步性的，其客观效果促进了生产力发展，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拉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
利益均衡评价。利益均衡是指利益主体对其有关各种利益的权衡和取舍并以此指导行为.
主体的利益体系包括个体利益、集团利益、统治者利益、民族利益、历史利益等.社会皆由个体组成，个体组成集体，组成国家，组成世界，因而个体利益是利益体系的基石，集团利益是个体利益共谋而产生的，统治者利益主要指维护其统治，民族利益是指与外民族相牵扯时的中华民族利益，历史利益是指顺应历史发展对历史的推动作用.洋务派作为一历史(上接第60页)集团，其集团根本利益是维护封建统治，与统治者利益相一致，而封建统治者利益与民族利益、历史利益相违背，因此洋务派集团利益是反动的。可见洋务派在利益均衡中把集团利益、统治者利益置于民族利益、历史利益之上，故他们始终不渝坚持“中体西用”，怕涉及封建统治，危及自己的利益。当然洋务派在不危及根本利益的情况下确实也注意了民族利益和历史利益。个体利益是基石，对个体利益应予以重视。如果个体能够置个人利益于民族利益、历史利益之下，则该个体是很高尚的，最起码是先“大我”而后“小我”，对个体利益的均衡关镶是看个体是否“廉洁”，洋务派代表人物如曾国藩、张之洞等死后非拥有较多的财产，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
四、小结
洋务派经济思想是内外对比悬殊的客观背景下由清政府的一批高级官员所倡导，其经济内容并不是很丰富，但历史影响很大。我们本着三模块体系对其进行了初步评价，定有不到之处。洋务派经济思想在近代历史进程中起过有限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其根本目的的反动性，指导思想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倡导的决策思想治标不治本，洋务派思想必以失败而告终。洋务派一些人物自律行为值得肯定。评史以警现世，后人又如何评价我们的经济思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