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经济学的60年与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60年的实践是相互共生的60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提出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也是时代赋予中国经济学人的任务。“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围绕这一问题，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中包括马克思“1858年经济学提纲”及其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为指导，学习与引进苏东改革经济学，批判和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我们探索和开创了一条从学习、批判、借鉴到自主创新的中国经济学之路。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总结新中国经济学60年的演化逻辑、发展轨迹、成就和经验，对推进经济学的中国化和中国经济学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是按照西方范式，还是根据马克思逻辑体系构筑方法来建构中国经济学?
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涉及中国经济学的“术语革命”(马克思语)或“话语领导权”(福柯语)重大问题。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基础只能是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而不是西方的“范式”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尤其经济学逻辑体系及其构筑学说是马克思第三个重大发现和理论贡献。“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而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则是它们在经济学领域的应用，也是“总体”方法论的具体化，或者说，这是“思想总体”再现“生产总体”和“具体总体”，主观辩证法或“概念辩证法”能动地反映客观辩证法，并从总的联系和内在矛盾中阐述概念辩证法或主观辩证法的运动的一门学问。政治经济学“六册计划”结构、《资本论》“大写的逻辑”是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的结晶。
尤其应该强调指出:马克思“1858年经济学提纲”(马克思的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手稿《导言》篇《导言—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篇末提出的八个问题)，其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不亚于马克思的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两个天才的提纲，其差别仅仅在于马克思1845年哲学提纲彰显了哲学革命的原创性成果，而1858年经济学提纲掀起经济学革命的帷幕。其原创造性在于:区分了原生态的生产关系和非原生态的生产关系，构建了以生产力一生产关系这一经济学逻辑体系的核心结构，凸显“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逻辑运动。
第一，马克思在《导言》中首次提出生产关系派生理论。虽然，他没有提出关于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概念和用语，而是在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等概念和范畴下来研究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但是，他区分了原生态的生产关系和非原生态的生产关系，从而绽露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理论的思想萌芽。
在他看来，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实际上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具体形式或发展形式。马克思为此并不满足仅仅研究位于抽象层次上的第一级的原生的生产关系或社会经济形态，而且还提出了关于研究上升到具体层次的“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即“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亦即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实现形式或发展形式的任务。因此，我们要回归马克思。马克思实际上是第一个以社会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家。
第二，关于横亘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中介范畴。“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即“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亦即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实现形式或发展形式，实际上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一系列中介范畴，例如经济制度一经济体制一发展模式一经济政策等。我们不能犯李嘉图抽象过度的逻辑错误。生产关系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之物，它不可能直接与生机勃勃的现实生产力发生作用。生产关系(原生态)一中介范畴(次生态)一生产力理论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经济制度一经济体制一发展模式等中介范畴链条或者群落有下述特征:
(1)这一中介范畴链条呈现从抽象到具体、从本质到现象、从单一性到多样性、从客体到主体的上升序列。
(2)这一中介范畴链条也是决定与被决定、作用与反作用关系的连续序列。同时，它们各自具备一定的能动作用和相对的独立性。
(3)这一中介范畴链条也是稳定性逐步衰落的下降序列。经济制度尤其基本经济制度一般具有较大的稳定性。经济体制次之。发展模式和发展政策又次之。
(4)这一中介范畴链条同时也是意识形态逐步淡化和中性化的系列。(经济)制度属性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质，即所谓姓社姓资问题。而从经济制度中分离出来的(经济)体制属性，染上了中性化色彩，即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至于(经济)模式和政策更是如此。
(5)正确选择推进生产力发展、诱致生产关系革命、变革或完善从而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平衡发展的突破口。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果说，1956年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突破口是经济制度，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是经济体制，那么，现阶段的突破口是经济发展模式，其中包括摒弃出口和外资拉动为主导、单一GDP至上的经济增长模式，而代之以经济发展和科学发展的新模式以及保民生、保增长、调结构的经济政策。
第三，马克思还提出了进一步研究“国家形式和意识形态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和“生产关系作为法的关系怎样进入了不平衡的发展”等课题。
总而言之，我们应该深人领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概念辩证法的精髓，正确处理生产关系一经济制度一经济体制一发展模式一生产力系统之间的关系。同时要审时度势，正确选择推进生产力发展、诱致生产关系革命、变革或完善的突破口。
海纳百川是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应该借鉴范式理论的合理成分，把范式理论纳人并从属于马克思逻辑体系构筑学说及其方法论体系。同时，马克思逻辑体系构筑方法还应该借鉴20世纪后期产生的新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营养成分。因为随着新情况、新条件尤其新科学技术的突破，必然赋予其新的理论思维形式和内容。
马克思的逻辑体系构筑学说擅长于对规模宏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演变规律的分析以及对“生产力一经济制度关系一经济运行关系(经济体制一发展模式一经济政策)”框架的设计，强调事物和系统的可知性、历史性、整体性和社会性。辩证逻辑和规范分析方法是主要分析工具，其前提条件是，它考察的对象和事物必须处在成熟阶段至少其主要矛盾已经展开。并且，这种体系建构是一项艰巨的理论系统工程。
范式理论是围绕假设、准则、硬核、保护带、启示法、研究主题、论据、方法论原则、技术、事例等形成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它强调事物和系统的开放性、变迁性、无序性、不确定性、多样性和非线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擅长于对局部中的整体或非整体性事物的实证分析和数理模型的构筑;对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分析是它的长处。这是一种“短平快”的研究方式。但是，以经济人假设一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行为一自由市场经济的经济模式为标志的范式框架，往往具有非社会性、非制度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逻辑空间比较狭窄;有时对某些局部的表象问题，仅仅提供对策性、描述性的说明或数理模型。
总而言之，中国学术界尤其经济学界要摆脱西方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的稀绊，从亦步亦趋的“东施效肇”中解放出来，不能总是在学术综述、理论借鉴和话语诊释中徘徊;如果缺乏学术自主创新能力和理论体系构建水平，提不出基于中国国情和中国经验的术语、范畴、话语、方法、分析框架、学术范式和理论体系，就很难融人“国际主流学术”而进行平等的国际学术对话和学术论战，就不能自立于世界创新型国家之林。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之际，由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白永秀教授和任保平教授主编的《新中国经济学60年(1949一2009 ) ))(以下简称《60年》)近日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全书分为5篇，14章，46余万字。
该书以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的波澜壮阔为背景，系统地回顾了中国经济学从学习、借鉴到自主创新的发展历程。以丰富的文献史料为佐证，在提炼、升华中总结经验，并展望中国理论经济学的未来趋向。该书对新中国60年经济学发展的成就进行了回顾与总结:
1.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60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成就。《60年》一书中对前29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改革开放31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对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理论、社会主义的人口问题等方面的讨论进行了总结。认为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围绕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著作进行认真解读，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重点探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二是对苏联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依据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寻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和政策的理论依据。指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特征是以苏联范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研究方法存在教条主义倾向，研究思路受政治运动影响较大。《60年》对改革开放31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也进行了总结，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研究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寻求改革开放的理论依据;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进一步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问题。研究的结果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逐步摆脱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教条主义”方法。同时，对未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趋势进行了展望。
2.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60年来外国经济学引进与研究的成就。新中国60年来，中国经济学的发展经过了从引进、学习到自主创新的过程。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同时，也在积极引进包括苏联经济学、东欧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内的外国经济学。《60年》总结了新中国60年来外国经济学的引进与研究。分别以改革开放前29年和改革开放后31年来总结外国经济理论的引进和研究。在前29年外国经济理论的引进和研究中，总结了外国经济学引进与研究的内容、主要特点和主要成果。从苏联经济学的引进与学习、对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源的梳理几方面对外国经济理论的引进和研究进行了总结，指出前29年经济学研究被政治思潮所左右，缺乏足够的独立性。研究内容十分有限，与国际学术界交流太少，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对西方经济学以批判和否定为主，借鉴与吸收少。对苏联的东西“照学全收”。改革开放31年来外国经济理论的引进和研究中，从对苏东各国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对苏东经济学的介绍和研究、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等方面总结了对外国经济理论的引进和研究内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对外国经济学的引进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在苏联和东欧没有解体之前，引进和研究的外国经济学包括苏联经济学、东欧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苏联和东欧解体之后，主要以引进和研究以欧美经济学为主的西方经济学。分别对西方经济学教科书、西方经济学著作、研究与介绍西方经济学的论著进行了总结。
3.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60年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成就。《 60年》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60年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一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60年进行总体考察，考察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背景、研究的主题、发展的主要特征、取得的主要成果。二是分别从前29年和改革开放31年两个阶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探索的60年进行了总结，在前29年对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中，总结了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研究、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研究、对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研究、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研究。在改革开放31年对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对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革的研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研究、社会主义分配体制改革的研究、“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研究、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中国特色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的研究、政府职能转变的研究进行了总结。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探索的60年进行了总结，对前29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探索中的价格形成机制问题研究、农业组织形式问题研究、工业组织形式问题研究进行了总结。对改革开放31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的探索中的国有企业改革研究、现代企业制度研究、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研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研究进行了系统总结。四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探索的60年进行了总结。对前29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探索、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探索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对改革开放31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初步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发展的主要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探索的特征进行了总结。
4.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60年来理论经济学分支研究的成就。《60年》对理论经济学分支学科研究的60年进行了总结，分四个部分来进行:其一，对新中国60年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进行总结。一方面对前29年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的背景和主要问题进行了梳理;另一方面对改革开放31年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新变化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其二，主要是第10章对新中国60年的经济改革思想与改革(转型)经济学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其研究对象既包括前29年的经济改革思想，又包括改革开放31年转型经济学的发展。其三，主要是第11章对新中国60年的中国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进行了总结。既包括前29年对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社会主义城市化问题、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以及四个现代化问题研究成果的梳理，同时，重点对改革开放近31年中国发展经济学的研究的主要问题及其特征进行了总结。其四，即第12章，对新中国60年中国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进行了总结，一方面对前29年国家理论问题、社会制度演变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整理和深化;另一方面，对改革开放31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国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研究进行了全面综述，同时指出了中国制度经济学60年研究的特征是研究范式从一元化向二元化的转变、研究问题从理论向理论与现实并重的转变、研究方法从以规范为主向实证与规范并重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