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的专门用语---术语（terminology）。术语是人类思维在专门领域对所研究事物和现象的本质或特征进行抽象而形成的概念和范畴。术语的使用不仅可以把一个科学研究者和一个作为门外汉的普通人区别开来，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传承专门知识、从而使科学因“业专而日进”（亚当·斯密语）的必要条件。我们认为，术语的提炼应该符合以下两点：第一，必须具有科学性和准确性，就是说必须符合研究对象的本质特征。当研究对象的性质发生了部分或根本的变化时，我们就必须对术语进行重新界定，或者赋予旧术语以新的含义，或者用新术语代替旧术语。第二，界定必须非常清晰，只有这样，才便于研究者之间的思想交流，也才不至于犯起码的逻辑混乱和推理错误。然而，在经济思想史上，作为理论经济学的两个最重要的术语，“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和“经济学”（economics）的使用异常混乱，不仅初学者，恐怕连专业人士也理不清两者的关系。孔子有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老凯恩斯也指出：“政治经济学到底被看做是一门实证科学，还是一门规范科学，抑或是一种手段，再或者是三者的综合，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命名和分类的问题，因此，把经济研究中的问题从它们所属的三个领域区分清楚，是非常重要的；搞清楚它们的相互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常常可以看到人们把这些问题搞得一团糟，并且由此产生了许多愚蠢的错误。”①他还引用坎宁安的话说：“当一个社会开始用新的术语获得表达，或者赋予旧的术语以新的内涵，才可以说这个社会实现了完全的转变。”本文通过对经济思想史的回顾，试图从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理清两者的关系。
一、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思想
“被看做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②缘起于古希腊出现的所谓家政学或家计学（householding）。在西方古代奴隶制社会，父系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这种家庭由一个父亲和通常只有一个主妇与他们的子女以及奴隶组成，生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一个大的奴隶主家庭通常役使成百上千的奴隶，所以便产生了奴隶主庄园的组织和管理问题。实际上，“经济”（economy）一词是由希腊文的“家庭”和“管理”这两个词派生来的。家计学研究的是优秀的主人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财产，使自己的财富不断增加。同时，在古代的希腊，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商业和制造业、国际贸易和生息资本也十分发达，这一方面是因为借助于奴隶制劳动，可以形成大规模的生产方式，规模经济所产生的巨大收益与维持奴隶劳动可怜的一点点费用相结合，便会生产较多的剩余产品，超过满足自身需要的产品需要借助于市场来进行交易；另一方面是因为西方古代奴隶制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结合其周围若干村镇而组成的城邦制国家这个最着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单位。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必然要越过狭小的城市国家的国界，使对外贸易日益发达起来，而内贸和外贸的发展必将带动商业、制造业、服务业和货币经济的繁荣。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古代奴隶社会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个结论也许适合于中国，但却不适合于西方古代社会的城邦制国家。
日益发达的商品货币经济必将从根本上颠覆古代社会的秩序，因此必须从宗教、政治、法律和伦理等方面加以匡正，这个任务是古代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和《伦理学》等着作中完成的。亚里士多德主要区分了两种取财术或生财之道：一种是为家庭和国家取得必要的有用物品的“家庭管理”,另一种是获得货币的“致富之术”.前者研究如何获得有使用价值的物品，它是以消费为目的，是有限度的，因而是与满足需要有关的，合乎于财富的自然的使用的方法；而后者研究如何获得货币，以积累货币为目的买进卖出是没有限度的，并且违反了财富的自然使用的目的。①亚里士多德不仅区分了经济和“货殖”,也区分了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他从“正义”这一道德范畴探讨了公平价格问题，并且认为小商业者是为了谋生、为了消费而从事经营活动，所以小商业是自然的、合理的，也是必要的；而大商业以追求货币财富为目的，不是为了自己消费，因而是不自然的。他尤其反对高利贷资本，因为它最突出地表现了以货币追求货币的特点。
如果说古代思想家主要从奴隶制的道德伦理对商品货币经济加以匡正，那么中世纪的神学家则为其观点增加了宗教的色彩。在中世纪，天主教会具有宗教和世俗社会的无限权力。教会不仅掌管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发动大规模的圣战从异教徒手中夺回圣地，而且作为大地产所有者从农奴那里获得地租，作为精神领袖从教徒那里得到“什一税”,并且通过发售“赎罪券”来聚敛财富。僧侣们掌握着知识和知识产品的垄断权，他们强调心灵生活，关心的只是如何躲过现世的苦难和地狱的折磨，而天国的召唤和世俗的生活绝对是不相容的，所以需要用围墙把自己同罪恶的世界和它的有罪的居民隔离开来，然后为灵魂的救赎而祈祷。占统治地位的经院哲学是一种哲学化了的基督教神学，因在教会学院讲习而得名。经院哲学不研究自然界和现实事物的奥秘，它把《圣经》和亚里士多德的着作看做是知识的主要来源和真理的标准，论证的中心围绕着天主教教义、信条及上帝，这种思想方法必然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公元10世纪之后，城市再度出现，贸易和商业死灰复燃，商品货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再次威胁到封建秩序，需要用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此加以规范。于是，教会思想家将《圣经》、教父的教义和亚里士多德着述中的相关观点综合起来的，建立了一个将信仰和理性知识调和起来、适应封建社会统治阶级需要的思想体系，用以讨论和规范封建制度、私有财产、交换、公平价格、货币、商业、利息等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中世纪经济思想的核心。不过，教会既要维护自己对世俗事务的权力，又要坚持教义，于是教会思想家们就采取了折中的态度，对教义做出诡辨式的解释，以迁就世俗社会。
总之，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思想主要是一种规范的政治经济学，其主要内容是用统治阶级的哲学、政治、法律、伦理道德、宗教和文化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特别是规范人们的交易行为，以巩固社会秩序和防止商品货币关系对其所造成的破坏力。作为分析和解释经济现象的实证经济学的内容也是可以见到的，例如，古代和中世纪思想家对社会分工、供求关系和价格、交换的等价性、货币和资本的职能、农业的基础性等问题的阐释，就曾表现出其思想的深刻洞察力。但是，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并不是古代和中世纪思想家的研究目的和任务，压倒一切的是规范性命题，实证分析只是附带的副产品。当商品货币关系被限制在社会组织的边缘地带残喘，而组织内的等级制关系被某种自然或神秘的力量安排妥当的时候，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必然是简单的，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经济学不可能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而从哲学和神学中摆脱出来。在我们看来，那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经济思想是不系统的观点是不准确的。
实际上，古代和中世纪的思想家创立的经济理论体系是相当完整的，这个体系讨论了差不多当时所观察到的所有经济现象，只不过它是一种规范性的理论体系。
二、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
最终摧毁了封建社会的那些过程，通常可以用“资本主义的兴起”这个短语来概括。虽然这些过程没有发轫的日期，却可以说其发展至少经历了几个世纪。历史学家们普遍地把公元1500年看做是中世纪和近代的分界线，这个新时期的头两个世纪所具有的重大历史意义是与这样一些不同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宗教改革运动、文艺复兴运动、航路的发现、向新大陆殖民、世界贸易的发展、价格革命、圈地运动，以及政治国家作为欧洲政治组织主要形式的出现。资本主义制度的创立是一次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内的社会巨大变革，而其生产方式的主要特征就是土地、劳动者和劳动产品都变成了商品而卷入到市场交易之中，在生产组织内部，它们都服从资本的统一指挥。当市场交易关系从封建羁绊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而成为一种普遍的制度时，需要解释的经济问题便出现了，它们主要是：在旧的经济制度已经崩溃以及人人都只关心和追求个人利益的情况下，市场经济是如何解决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的？就财富的增长和社会福利而言，新的经济制度是否比旧的经济制度更好？前者是实证性命题，而后者是规范性命题。正是为了回答哲学问题，政治经济学从哲学和神学中分离出来而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
最初，关于财富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科学被命名为“政治经济学”.在这里，形容词“政治的”的含义，既包括从一种新的政治观点即从民族国家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来研究财富问题，也包括运用政治哲学的观点对各种不同的经济制度进行规范性分析。“政治经济学”这一着名术语的出现表明，现在的经济问题已经与家庭的财富管理无关了，因为要讨论的是与整个国家有关的富裕问题。可见，从一开始，政治和经济就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在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那里，政治经济学更像是一门教导国家如何迅速致富的经济政策学。而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只是道德哲学的一部分，这意味着政治经济学从属于社会哲学。斯密为自己规定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是：在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产权结构下，分散的、自利的、独立的和无意识的个人行动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导致社会所希求的自由、繁荣和秩序。在这里，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诸种因素与经济力量一起决定着社会调节过程。虽然后来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极力撇清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关系---这样做是将政治经济学从其他社会科学独立出来所必需的---但它并没有将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完全隔离开来。作为研究国民财富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政治经济学在以下两个方面与政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一，决定人们经济行为和经济绩效的经济制度和财产制度，必须并且主要由经济以外的力量（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诸种力量）来说明。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对财富的生产而言，什么样的制度是合理的，而什么样的制度是不合理的，尽管制度的演进研究到了资本主义就戛然而止了，但制度不是恒古不变的。第二，左右政治经济学研究并决定其研究目标和存在价值的政治哲学观点，即斯密所说的“富国裕民”和杰里米·边沁所说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卡尔·马克思可以说是最后一位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他虽然不同意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结论，但使用同样的方法研究同样的问题。马克思研究的中心任务是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不合理的和必然要灭亡的，而资本主义的这种命运不仅仅是由其内在的经济逻辑决定的，而且是由社会力量、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共同决定的。
然而，当经济出现了劳资对抗，政治沦为党派之争的战利品，而社会变成了阶级厮杀的战场，政治经济学便成为两大对抗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经济学”这个古老的术语便不再受欢迎了，特别是修饰语“政治的”（political）必须被抛弃，因为它将经济科学贬低为一种关于阶级斗争和利益集团的理论。为了把政治因素和价值因素从经济分析中去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作了以下两方面工作。
第一项工作是由法国经济学家萨伊、英国经济学家西尼尔和边际学派经济学家完成的，他们企图把政治经济学变成像物理学一样纯正的经济科学。这是一种去社会化、去政治化和去制度化的政治经济学，它不考虑制度因素和社会因素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影响，而把经济物品的稀缺性与人的欲望的满足以及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福利或效用当做适用于一切场合和一切人的最高经济生活准则，宣称可以从鲁滨逊式的个人处理他的欲望同周围环境关系的做法找到支配现代最复杂经济现象的法则。它从经济人、稀缺性以及边际递减规律等几个基本假设推出永恒不变的和适用于一切社会的公理性命题，然后根据这些命题推演出对经济现象的解释。
这样一种政治经济学显然抹杀了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以及文化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决定性作用。必然承认，在不同的制度和文化的背景下，不仅人们的经济行为不同，甚至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也不同。所有批判主流经济学的激进经济学家都注重社会-政治-文化对人们经济行为的影响，而把经济制度（它本身又是由前者决定的）视为决定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整体特征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经济制度的产生、发展及作用。无论经济制度是由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马克思的观点），还是由人类本能和外界客观因素互相制约所形成的和广泛存在的习惯（凡勃伦的观点），制度是最重要的，因为制度决定了人们之间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并支配着人们的行动、思想、习惯乃至经济行为的最终结果。经济制度处于不断地演变或演化的历史过程之中，因此，人类社会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它或将沿着某种确定的路线走向一种预知的结局（马克思的观点），或像生物的进化一样，是逐渐的，演进的和不确定的（凡勃伦的观点）。同时，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的科学（恩格斯语），是一门进化的科学（凡勃伦语）。
这种将市场经济的法则建立在人类所谓自然秉性之上的“政治经济学”显然忽视了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历史性，它完全无视人类学、民族志、人类考古学和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对待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形态和经济形态一般采用以下两种态度：
一种是托尔斯坦·凡勃伦所说的“经济学的先入之见”.这种态度认为，人的本性总是不变的，因而适用于分析现代市场经济的一整套概念和理论工具，如私有财产、产权、分工和交易、资本和利息、供求与均衡等，仍然适用于分析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行为。原始人手中的木棍和飞镖被看做是“资本”,而一头海狸换二头鹿，一定遵循某种等价原则，所不同的是，由于受知识和技术累积性进展的外部条件制约，原始部落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只有量上的差别而没有质的不同，前者是不成熟或不完善的，而后者是成熟而又完善和完美的。当条件逐渐成熟时，人类社会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市场经济社会，而后者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永恒的形态。这正如凡勃伦所讥讽的那样，主流经济学家笔下的原始人与现代人没有任何的不同，他们都是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其行动受着苦乐主义心理学的支配，就像“一个闪电般计算快乐与痛苦的计算器，他像一个追求快乐的同质小球一样摇摆着，外界的刺激使他摆动，但他本身完好无损。他既没有前因也没有后果，他是一个孤立的、确定的人类已知数，除了冲击力使其向某一个或者另一个方向摆动之外，他始终处于均衡状态。”（凡勃伦语）。①另一种态度是把市场经济视为是自然的，而之前的社会经济形态则是不自然的。马克思深刻地指出：“政治经济学对待资产阶级以前的社会生产机体形式，就像教父对待基督教以前的宗教一样。”②他还这样写道：“经济学家们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地，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教则是神的启示。---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③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社会自然成为“正宗”的和永恒的社会形态，而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及经济形态则是野蛮的、未开化的和不文明的，它们不过是偏离正轨的插曲。西方经济学家对待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就像资产阶级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对待美洲、大洋洲、非洲和亚洲尚处于原始部落文明的原住民一样。
不消说，这种把在人类历史上一定时期才出现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永恒化、自然化和固定化的“政治经济学”具有明显的辩护性质。不仅如此，按照着名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兰尼的观点，这种政治经济学必将使人类社会处于灾难之中。他指出，在19世纪之前，人类经济一直都是嵌入（embedded）社会之中的。“嵌入”这个词表达了这样一种理念，即经济并非像经济理论中说的那样是自足（autonomous）的，而是从属于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而资产阶级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恰恰要求社会从属于市场的逻辑，并且成功地使经济脱嵌于社会并开始支配社会。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意味着与经济嵌入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这完全是一种虚幻的理论建构，并将产生灾难性后果。他这样写道：“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一片荒野。而不可避免地，社会将采取措施保护它自己，但是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会损害到市场的自我调节，打乱工业生活，从而以另一种方式危害社会。正是这一两难境地，迫使市场体系的发展进入一个特定的”瓶颈“,并且最终使得以它为基础的社会组织陷入混乱。”④第二项工作主要是由英国着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父亲约翰·内维尔·凯恩斯完成的，他以是否坚持“价值中立”（valuefree）或“立场中立”（standingneutral）的标准，把政治经济学分成彼此相联系但在研究范围和方法上根本不同的两个部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从而把不同学派之间的方法论争论转变成为一项如何进行正确分类的工作，并结束了19世纪末在边际效用学派和历史学派之间展开的那场关于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的、抽象的和演绎的科学还是一门伦理的、现实的和归纳的科学的着名大论战。老凯恩斯认为，一方面，政治经济学是科学，而不是艺术或伦理研究的分支，科学就是客观地描述客观的事实，而事实就是事实，它与研究者的意愿无关。为了使政治经济学更像是一门科学，必须把主观的值判断从经济学研究中排斥出去。
实证的政治经济学在观察事实的基础上研究经济真相是什么（whatis），“它可以对一定行为的可能的后果做出说明，但它自身不提供道德判断，或者不宣称什么是应该的，什么又是不应该的。”①另一方面，他也指出，经济学家应该是政治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生，也应该拥有社会哲学家所拥有的理论知识，研究经济现象所具有的伦理学意义，以便为经济生活确定理想和建立标准。规范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现象应该是什么（whatoughttobe），它是研究者对经济事务状态做出的主观意向的陈述，价值判断不能被客观事实所证实或证伪，因此，我们不是用“真实的”这一尺度作为衡量正确与否的标准，而是用“公正的”、或“正义的”、或“对的”这些的理由来为我们的价值判断辩护。
明确地区分实证的政治经济学和规范的政治经济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有助于纠正对经济规律本质的错误认识，并解决经济学家关于事实真相的争论。把判断真伪和是非的标准搅合在一起，注定要导致无可救药的混乱。实际上，任何科学都会关系到真理和价值这两方面，即发现真相和运用科学知识的伦理问题。然而，与以物作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相比，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涉及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主观世界，这个世界是由偏好、感觉、知觉、计划、预期、知识、动机、利益和目的等因素所组成，它不是客观的，但同样是现实的；尽管它是看不见和摸不着的，但它“就在那儿”.明确区别实证判断和价值判断对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因为它解决了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所具有的科学性质。
然而，区分描述现实和价值这两个方面是一回事，要求把价值判断从科学研究中排斥出去是另一回事。霍尔瓦特说得好：“无论我们做什么，总是关系到事实和价值这两个方面。在确定的意义上，价值的纬度是人类特有的纬度；把它拿走，你就消灭了人类的存在。”②一方面，我们说“社会主义好”,这是一个价值判断，然而，当回答为什么“社会主义好”这一问题时，我们就必须给出事实的依据，而这些事实是可以被证实或证伪的，这意味着价值判断必须以实证判断为依据，而当这两种判断相互冲突时，要改变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尽管在意识形态和利益纠葛的干扰下做到这一点是十分困难的；另一方面，在既定的经济制度下进行实证经济学分析（这正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暗含着一个最大的价值判断：假定制度不变，这就不仅意味着制度是一种外生变量，而且意味着当前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所以根本用不着为其正名，也无需做出改变。因此，经济问题出自人们诸如投资、储蓄、消费等经济行为的普遍心理倾向，也只能在运行层次上得以解决。
这样，在“价值中立”的原则下，规范分析没有了。政治经济学变成了关于个人的选择和社会配置稀缺资源的学问，变成了研究在既定制度约束下的最大化和最小化问题。这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在批评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的观点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学研究“变成一种比较简单的求最大值的应用计算技术……如果经济学没有比这更多的事情可做，我们最好就把经济学研究完全交给应用数学家。”①规范的政治经济学存在着，不过已经名存实亡了；它龟缩在角落里，变成了只研究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福利经济学和经济政策学。这种规范经济学更像是一种工具，它不询问目标的合理性，却能帮助人们更合理地达到目标。阿马蒂亚·森曾这样讽刺实证主义经济学家：当他看到一个人用一把极钝的刀在剁他的脚趾时，便冲上去提出建议，刀若更锋利，会更有效地实现他的目标。②总之，“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已经过气了，需要制造新的术语来概括实证主义对规范主义的胜利。于是乎，到了新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科学获得了新的名称---经济学（economics），形容词“政治的”不见了，还要在“经济”一词加上后词缀-ics,使之看上去更靠近自然科学。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政治的”这一形容词之所以被采用，是因为它是指整个国家或社会，而它之所以被放弃，则是因为现在经济学家都是实证主义者。直到20世纪的下半叶，“政治经济学”这个古老的术语才在公共选择理论家的着作中得以恢复。不过，在布坎南那里，所谓政治经济学是指“政治的经济学”（economicsofpolitics），即把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运用于非市场或集体选择的政治过程。这样，对于经济制度的分析，变成了非主流经济学家或“异端的”经济学家的专利。
三、重新界定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
经济科学发展到了今天，传统的分类肯定容纳不下如此丰富之思想、观点和方法，重新分类势在必行。我们的观点是：在确定“经济学”作为在既定制度下分析人们经济行为的实证科学的基础上，恢复“政治经济学”这个古老的术语及其所具有的古典的含义，从而把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作为与人类经济福利有关的、但在研究任务、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上可以明确加以区分的两种不同的经济理论。这种分类是在老凯恩斯关于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分类的基础上进行的，同时又借鉴了布坎南的观点。
为了理清经济学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乃至名称上的混乱，布坎南区分了做为预测科学的“经济科学”和“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这两种经济学都与人类的经济福利有关，但在功能上可以区分开来。前者是“作出和验证关于在现存一套约束和某种既定法律下的行为的预测”;而后者的目的是为了设计合适的法律和立宪约束而构建相互作用模式，即“用某种最终目标来评价约束结构或‘法律结构',这种最终目标是为了提高潜在共同利益的开发效率而进行的重组或改革……这第二种’科学‘还要求对现存约束制度下的那些被观察的结构，与对预测会在各种可供选择的制度下出现的那些结果进行某种比较。”①他还指出，尽管作为预测的经济科学非常重要，“可是经济学家们必须理解，这全部运用的基本规范目的，是推进各种可选择的制度的比较。”②我们完全赞同布坎南的观点，尽管我们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有不同的理解。
在我们看来，所谓政治经济学是“经济的政治学”（politicsofeconomics），即运用社会哲学、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观点和方法分析社会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意味着一种跨学科的视角，政治经济学=经济学+政治。这种用法强调非经济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对经济的影响，或经济与政治的相互作用。”③我们认为，政治经济学应该把经济制度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具体而言，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是：第一，研究经济制度的起源、演化、改变和改革的规律性；第二，对不同经济制度下人民的福利状况进行比较研究；第三，对现存的和各种可供选择的社会经济制度进行规范分析，以证明其正义性或非正义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规定了其研究方法主要是规范性的。虽然研究和比较经济制度也需要实证的分析方法，但规范分析方法也必不可少。新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作为经济分析的内生变量加以研究，这是个进步，它说明制度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经济学家不能再忽视了；但是，仅仅用经济方法（譬如说交易成本）来解释制度的起源和变化并不能说明问题，还必须把决定经济制度的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诸种力量和因素包括进来。对不同经济制度的比较也必然涉及到主观的因素，因为经济福利包括阿瑟·庇古所说的以货币量来衡量的经济福利和用货币无法衡量的经济福利，前者如效率提高、收入分配平等、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等；后者如经济自由、经济安全、经济稳定、和谐和协调发展。如果不同的经济制度在每一种标准上有不同的结果，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制度绩效呢？如果经济制度A在经济增长方面超过了经济制度B,但后者在收入分配平等方面超过了前者，我们如何对这两种体制进行总体评价呢？
当自由和平等出现了矛盾，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取舍呢？我们显然需要规范性的标准。就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第三个任务而言，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哲学是一回事，即研究的主题都是有关社会基本制度的正义性问题。
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有两点需要加以澄清。第一点是关于“经济制度”这一核心概念的界定问题。在我们看来，经济制度是具体的、多维的和多层次的，而不是由几个抽象的、干巴巴的教条或原则组成的。首先，经济制度是非常具体的和非常微观的概念，它揭示了某一社会生产关系最本质和最典型的特性，也是构成我们分析某一经济体运行的宏微观基础。在这一层次上，经济制度和企业制度是一回事。我们把企业制度定义为关于生产要素所有者在生产和收入分配的决策中的地位的一种制度和组织安排，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公有、私有还是混合所有？）及其实现形式（个人业主制、合伙制、国有制、合作制、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承包制还是租赁制？）、企业的生产目的（利润最大化？人均收入最大化？社会福利最大化？财政收入最大化？占领国民经济的制高点？）、要素所有者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资本雇用劳动，还是劳动雇用资本？为谁生产？）以及经济组织的管理方式（谁来决策？对谁负责？怎么管理？）和产品分配方式（按什么原则分配劳动生产物？谁得多少？），等等。
当我们从在生产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企业制度出发分析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情况时，我们便需要更宏观的概念或更系统性的概念---经济体制（economicsystem）。经济体制是西方的比较经济体制学使用的概念，根据瑞典经济学家阿瑟·林德贝克所下的普遍被接受的定义，“一种经济制度就是用来就某一地区内的生产、投入和消费作出决定并完成这些决定的一整套的机制和组织机构。”①在这里，“体制”这一概念被理解为一种系统、一种整体图式或整体结构，它涉及到构成统一整体的各个部分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以及将各个部分联合成一个统一体的那些特征；而“经济体制”被理解为社会以某种系统的方法、机制、组织安排解决与稀缺资源配置和利用有关的经济问题的关系总和。在这方面，政治经济学便侵入到实证经济学分析的传统领域---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不过研究的目的有所不同，政治经济学“运用的基本规范目的，是推进各种可选择的制度的比较”,从而得出结论认为，哪种经济制度是好的，而哪种是不好的。
第二点是关于价值判断的标准问题。规范分析涉及到价值判断，而经济学家在意识形态上有很大的分歧。据此，一个流行的观点是，有关规范经济学的分歧是没办法解决的，因为不存在统一的价值判断标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现代社会已经建立起这样一个价值判断标准，这一标准由于无可争辩的优越性为大多数社会科学家所接受，并且成为判定制度、法律、政治、政策取舍的唯一标准。这一价值标准就是“正义”.尽管政治哲学家们对什么是正义存在着较大的歧义，但正义应该包括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些值得珍重的基本价值观。现代的社会哲学、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都证明了这样一个价值判断体系是唯一可以接受的，以至于还没有哪一个社会哲学家能够或敢于建立另外的价值判断标准体系并证明其优越性。正义的价值判断标准体系并不能解决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但它提供了价值判断的统一标准，这个标准具有如此之震撼力，以至于多少进步因你而生，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把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作为两种具有不同研究对象和方法的经济理论明确加以区分，可能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这一分类是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分类的继续和深入，就是说，一方面，它仍然是处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真理和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假定经济制度不变和把经济制度本身当做内生变量加以研究，它显然包括了比旧分类更多的内容。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解决经济制度的正义性问题，它必然要涉及到社会哲学、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和法哲学的基本问题，而且需要更多的规范性分析。
而我们在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经济学是在既定的经济-政治-法律制度框架下，通过分析人们的经济行为及其由他们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某种复杂的、特定的总体结果，研究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充分利用问题，它是一种技术性质的经济学，更多地涉及到实证性分析。这两种经济学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不解决经济制度的正义性问题，它就没有存在的价值；而不解决经济制度的效率性问题，其就没有存在的理由。这正像美国着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所指出的那样：“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①
第二，把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制度和制度选择的分析传统重新引进经济学分析之中。政治经济学把经济制度作为内生变量，它研究社会如何通过经济制度的变迁和重新选择改善和增进人民的经济福利问题，而经济学是在现存的经济制度既定或不变的前提下研究人们的经济行为及其各种可能的结果，以便为经济决策、经济预测和经济政策提供有益的指导。很显然，这两种经济学都与改善和增进社会经济福利有关，因而都是我们所需要的。经济学上的“短期”和“长期”之分可能并不十分恰当地描述这两种经济学之间的孰先孰后或孰轻孰重：在短期内，经济制度可以被视为固定不变，所以经济学可能是更重要的；而在长期内，政治经济学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会提供给我们以更多的制度选择，使我们通过制度的改革和改进获得更大的潜在利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无论如何，政治经济学都具有优先性，这不仅是因为经济制度的改变最终决定经济行为和经济绩效，而且是因为在主流的正统经济学那里，经济制度及其变迁的作用和影响被完全忽略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没有哪一种经济制度会永远停留在我们所熟悉的状态上。在现代条件下，差不多每隔20年左右，经济体制总会有较大的改变。
最后，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社会-经济分析方法重新引进经济学分析之中。政治经济学把对人们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行为的分析放到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进行，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伦理学等更为广阔的角度和视野来分析社会经济问题，所有的社会经济制度都必须在社会哲学、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面前证明其正义性和正当性，否则“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而作为技术性质的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则包括实证主义或证伪主义、个人最大化选择和最优行为，以及数理分析和统计分析，等等。
总之，把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区分开来，可以将300多年来经济学家们有关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任务、研究内容以及经济学与其他学科方面的关系等方面的争论包容在两个各自平行的体系之中，这有助于争端的解决，并且避免了经济学家们在建立理论模型时做过多的、不必要的解释。在我们看来，一个经济学家指责另一个经济学家的经济计量模型的主要缺陷是假定制度不变，或者指责其经济理论没有数学模型，或者指责其基本假设、定义都是不真实因而是错误的等等，都有一种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味道。不同的研究任务决定了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的不同，而研究任务的选择则取决于研究者的偏好。如果你具有很好的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功底，你可能选择技术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如果你没有，也可以做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经济学大师才能将这两方面的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