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发达国家高工资与高福利的经济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推行高工资、一高福利的“高消费”经济政策。这一政策，直接干预了微观经济行为，并对国民经济运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奉为圭桌。如何看待这件经济政策?本文拟作粗浅分析。
　　(一) 在传统政治经济学中，经济学家大都宣扬“节欲”、“节俭”。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亚当·斯密着眼于国民财富的增长，极力主张节制人们的消费欲望，增加资本积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种经济思想是和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的。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尖锐，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周期性地爆发，传统的“节欲论”受到挑战，凯恩斯消费理论则应运而生。
　　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是他的就业理论的一个部分。在名噪一时的就业理论中，凯恩斯把资木主义的危机和失业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而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实现所谓的充分就业之要害所在，就是刺激有效需求，包括刺激人们的消费需求。他指出:“一切生产之最后目的，都在满足消费者”。因此，人们应该改变“节俭是美德”的传统观念，政府必须鼓励和指导消费。从整个社会来说，纵然“奢侈浪费”，也是益多害少，因为它有利于提高消费倾向，扩大就业量，使社会财富增长。
　　二次大战后，凯恩斯的门徒发展了他的消费理论，系统地提出高消费经济政策。他们认为，实行高消费对调节国民经济运行有着积极的作用。他们认为，高消费可以拓宽·市场容量，可以带来高投资，带来高就业和高收入。同时高消费政策对资本主义生产周期具有调节作用。
　　在这种理论影响下，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地推行鼓励消费的经济政策措施，主要包括:增加工人的货币工资和保障实物工资量的增长;扩大社会福利范围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扩大消费信贷以吸引居民购买耐用消费品;通过减税免税，提高低收入居民的消费水平等等。这些政策的持续推行，促使居民个人消费支出迅速增长。美国从四十年代后期开始，“消费主义”就蔚然成风。1945年至1982年，扣除物价因素，平均每人消费支出实际增长116%，而同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增长60%。六十年代是高消费的全盛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每人消费支出年平均增长率大都超过5%，其中日本为16%，西德为11.3%，法国为10.3%，美国为6.7%，英国为6%，消费的增长普遍快于生产的增长，奢侈浪费风靡于资木主义一世界。
　　高消费经济政策，从根木上说，是由资木主义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
　　第一、高消费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基木矛盾激化的产物。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产阶级为了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不仅残酷地榨取工人的每一根筋、每一滴血，而且也主张资本家的节欲和节俭。鼓励消费则被视为荒谬绝伦的异端邪说。进入十九世纪以后，资本主义内在的、生产扩大和市场相对狭小的矛盾以及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不断尖锐。特别是1929一一1933年的世界性特大危机，将资本主义内部的对抗性矛盾暴露无遗。凯恩斯尽管不承认资本主义的基木矛盾，但他也无法回避危及资本主义生存的危机与失业，对社会总供给与消费需求的矛盾也不能视而不见。他在《通论》中写道:“净所得与消费之差距，乃成为一大问题。”
　　“所得愈大，所得与消费之差亦愈大，设无新奇策略，问题将无法解决。”为此，他一反传统观念，提出鼓励消费的主张。饱受经济危机困扰的资产阶级政府犹如在茫茫大海中捞到一根救命稻草，高消费经济政策迅即被付诸实行。由此可见，资产阶级政府用以对付经济危机的高消费政策，从根本上说，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产物。
　　第二、高消费是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度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在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社会化水平空前提高，社会化大生产对劳动力的新要求引起劳动力再生产条件的巨大变化。一方面，社会化的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要求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和范围日趋扩大。各种耐用消费品，诸如小汽车、电冰箱、电视机等，都成为一般社会需要或生活必需品纳入工人的消费范围。另一方面，高度机械化、自动化的生产过程，对工人的文化知识要求越来越高，劳动者的教育、培养和训练费用越来越高。资产阶级政府实施各种高消费政策，就是与这客观条件的变化相联系的，是为资本家提供合格劳动力这一目标服务的。与此同时，作为资本主义企业，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必须以高工资、高奖金来刺激劳动者的积极性，以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
　　第三、资本主义国家工资、福利水平的提高，是无产阶级斗争的结果。战后，面对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的斗争，资产阶级和它的政府不得不变换统治手法，采取“怀柔”政策，在某些方面作出一定让步，用软刀子来破坏社会主义运动。一方面用高额工资、高额奖金收买工人贵族，另一方面施予“小恩小惠”，以安抚工人的反抗。由于战后科技革命带来劳动生产率的空前提高，资产阶级能够通过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更多地榨取国内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又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通过巨大的国际剥削网，掠夺经济落后国家。这才可能从巨额垄断利润中拿出一小部分来维持高消费经济政策。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国家的高消费政策之物质基础在于对内、对外剥削的加强。战后工人消费水平的提高，并非资产阶级良心的发现，而是如马克思所说的“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

    (二) 七十年代之前，高消费经济政策对于缓和资本主义生产与市场、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促进投资增加、就业扩大和国民收入增长，确实产生了一定影响，可以说是推动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原因之一。然而，由于凯恩斯对资本主义危机和失业原因的分析，就木质上说是庸俗的和错误的，因而，依据错误“诊断”而开据的“药方”，其“疗效”自然十分有限。
　　进入七十年代以后，长期实行过度消费政策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作用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于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持续推行高消费政策，使投资规模受到限制，投资增长速度不断下降，经济走向停滞。消费增长意味着储蓄的减少和资金来源短缺。以美国为例，由于私人储蓄率日趋下降，投资增长率也迅速下跌。六十年代，联邦政府固定资本投资年平均增长率为7.2%，州和地方政府为5.7%;七十年代这两个数字分别下降为1.7%和2.3%。这一趋势，既抑制了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进而抑制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又影响固定资本更新和技术进步，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阻碍经济的增长。六十年代，美国全部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为5.9%，七十年代则为3。1%。北欧的“福利国家”瑞典，六十年代国民生产总值增长920亿克郎，其中用于消费的660亿克郎，用于投资260亿克郎，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为28:72;而七十年代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470亿克郎，其中用于消费460亿，用于投资仅10亿，两者比例为2，98。由于投资增长率大幅度下跌，整个七十年代瑞典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仅为2纬，其中1975一1979年为1.2%，国民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
　　第二、长期实行高消费，导致物价持续上涨和严重的通货膨胀。由于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工资增长较快，而每周工作时间又不断缩短，这样企业产品成本提高带动了物价上涨，又由于社会福利支出不断增长，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政府为弥补财政赤字，不得不一再增加货币发行量，通货膨胀日趋严重。此外，在七十年代经济停滞条件下，工资却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商品供求不平衡也导致消费物价上涨。据统计，五、六十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物价上涨率每年平均2.6%，而从1971一一1978年，则高达9%。虽然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恶性通货膨胀不能完全归咎于高消费经济政策，但高消费政策作为一个主要原因则是显而易见的。七十年代以来;各资本主义国家为抑制通货膨胀，采取冻结工资、削减社会福利等政策，就从另一角度说明了这一问题。
　　第三、持续的高消费经济政策，还是导致对外贸易状况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一者，高工资、高福利的一部分要转化为产品成本，不利于商品出口，二者，在国内消费支出持续增长条件下，为弥补需求的膨胀性缺口，往往要求增加商品进口。其结果是外贸逆差的扩大。
　　第四、由于高消费的刺激，一些奢侈品工业和一些腐朽堕落行业迅速扩大，既对社会财富和社会生产资源造成巨大的浪费，加剧了能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不平衡问题，也造成其它一系列社会问题，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更加尖锐。

　　(三)    刺激消费作为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广泛运用的经济政策措施，是否也适用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呢?我以为，答案是否定的。
　　就理论上说，在社会生产总过程中，首先是生产决定消费。消费的对象是生产的结果，消费方式的演变决定于生产方式及其发展水平。因此马克思写道:生产“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和消费的动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5页)当然，消费作为生产过程的最后环节，既是生产的最终完成，又对生产提出新的要求，因而对生产有重要的反作用，是推动生产向前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一原理，概括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辩证联系，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定经济政策、处理好生产与消费关系的重要依据。而凯恩斯的消费理论只强调了消费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并且不适当地把它置于起决定性作用的地位，以超过生产增长的过度膨胀性消费需求来刺激经济增长，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是不利一学的。
　　就我国基本国情而论，一则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在于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因而，逐步地提高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由低消费向较高消费水平过渡，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二则我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底子薄、人口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经济还相当落后，较高消费水平的目标不可能一下子就能达到。这两者决定了我国现阶段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是生产的发展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这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是根本不同的。由此，我们唯一正确的抉择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加社会的总供给，并在这基础上有计划地、切实地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反之，如果不考虑经济的发展水平，不顾现实与可能，不适当地宣扬高消费和鼓励高消费，只能加剧我国社会生产和社会消费的矛盾，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
　　从近年我国改革、开放、搞活的实践来看，由于有的同志片面地接受西方经济学的消费理论，不切实际地宣扬高消费，给我国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造成一定困难。事实表明，主张高消费是造成1985年消费基金膨胀的一个主要原因。我国当前正处在新旧两种体制更替的时期。在微观方面，企业行为的理性化还需要一个过程，不适当地宣扬高消费，必然引起工资攀比、奖金攀比，造成企业产品成本的提高与竞争能力的下降。不仅如此，有些企业为了支付高工资、高奖金不得不大量挤占生产资金，技术得不到改造，甚至连扩大再生产也遇到困难;在宏观方面，国民经济的调控机制尚不完善，宣扬高消费容易造成消费基金急剧增长。
　　由于消费不能有效地刺激生产性投资增长，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不平衡状况更为严重。为了适应消费膨胀而引起的货币流通量增长，往往会引致通货膨胀，为弥补消费膨胀缺口而增加消费品进口，又将加剧外贸不平衡。此外，消费基金的膨胀，必然限制生产性投资的增长，影响积累和消费的合理比例，阻滞国民经济的发展。
　　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高消费经济政策是以加强国际国内剥削为基础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国际经济联系中格守平等互利原则。这决定了我国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完全依赖于国内人民的努力。所以在今后一个时期中，要进一步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提倡增产节约和增收节支。只有当社会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了，提高我国人民的消费水平才有现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