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学研究现状及思想与技术的辩证研究

　　一、当前经济学论文存在 “轻思想、重技术”偏向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在我国经济学不断发展繁荣的过程中，经济学研究和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 “轻思想、重技术”的偏向，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一些经济学论文缺乏理论基础，只是片面追求计量技术的复杂性； 一些论文用大量的篇幅和复杂的模型解释早已被论证过的问题或常识性的问题； 一些论文把本当用几段话就可以说清楚的问题用非常复杂的数理模型来论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一些论文直接照搬国外的计量模型而无视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和阶段性； 甚至有些论文为了使用某种计量分析方法和模型，或者为了得出作者想要得出的结论而设计问题和随意裁剪数据甚至编造数据，使得经济学研究成了 “数学游戏”,经济研究过程变成了操作统计分析软件的过程。尽管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研究取得很大进展，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全球第一，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国际顶级经济学期刊论文重点强调理论的创新性，即使是实证研究，也多是因为该实证研究能够很巧妙地为有争议的理论提供依据，推动理论的发展。因为理论是经济运行规律的提炼，把握规律可以解释众多的现象。即使是对新问题的研究，但该问题所揭示的道理并未改变人们固有的理论认知也不会被顶级期刊所接受。而国内某些顶级经济学期刊较强调问题的创新性，问题越宏观、越热点、越具体就越容易被选择，而理论的重要性一般体现为需要有理论支撑而非一定要对理论有所贡献。研究立意要求不同导致国内的经济学研究缺乏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国内期刊所发表论文在国际经济学界的整体地位不高。
　　
　　一些专家认为，经济学论文之所以会出现 “轻思想、重技术”的偏向，关键在于学术刊物发文标准、学术评价指标体系不合理。定量化的官方考核和科研评价压力，使研究者成为生产、加工甚至包装、推销论文的 “学术工人”.过分重视数量而忽视质量的评价体系抑制了一些学者的学术批判精神和 “十年磨一剑”的精品意识。当前经济学研究中思想性的缺失也与中国经济学自身的转型与发展有关。以市场为基本取向的经济转型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并以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决定了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的现代化转型。相对而言，传统的经济学研究偏重于思想，而技术性方法比较欠缺。因此，从这个角度看，转型过程中出现一些矫枉过正的苗头，偏重于技术性的方法，尽管不可取但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学术界存在一种误解，把传统研究等同于思想探究，把现代经济学研究等同于数学分析。这种误解不仅在一些比较年长的学者那里存在，在一些热衷于技术方法的年轻学者那里同样存在，只不过表现方式不同。前者据此偏执传统逻辑分析，后者则据此追求数学时髦。
　　
　　二、经济学论文的思想性和技术性是辩证统一关系
　　
　　有专家指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性与技术性，也可以说是学术性与方法性或者科学化与数学化 （ 数理化） ,做学问、写文章，两者都重要、不可缺少，应该努力实现两者科学的统一。思想、理论要符合实际、正确、先进、科学； 方法、技术也要科学、先进、有效。由于经济学的科学性的要求，需要借助于分析工具如数学、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等，使用这些工具具有三个优势，即高度概括性、逻辑推理和高度严密。在经济学和数学的关系上，数学改变了经济学，对经济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经济学发展也促进了分析工具的不断革新和进步。有学者强调，数学方法很重要，决不能轻视和否定。数学是经济学的主要交流语言，强调科学、规范的方法论。数学语言应用于经济学论文，提高了经济学的研究效率，赋予理论观点以共同语言，便于交流。只是主观定性分析、文字说明，空洞抽象的论述，没有图表数据、定量分析、数学证明，容易形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形，很难给出准确、严密、科学的思想或理论。但与此同时，人们早已注意到，西方经济学研究中数学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并表示出深深的担忧，而这种趋势也受到许多西方经济学家的批评。
　　
　　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经济学论文的思想性与技术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具有一致性，应该携手共生。思想是一项研究最为重要的内容，而技术是验证思想的重要手段。没有技术，很多思想无法验证，思想就成为无根之花； 而没有思想，技术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物，空洞且无味。
　　
　　好的研究应该 “思想先行”、 “技术过关”,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研究技术方法不能代替思想性，但可以表达或促成思想性。经济学技术方法是探究经济规律的工具和手段，经济学思想是该学科要表达的经济概念、范畴、原则、结论等等认识方面的内容。经济学的思想性必须要靠一定的技术方法来促成和表达。由于经济现象关系复杂，经济学思想浩如烟海，任何特定的方法都应在特定的情况下使用。丰富的经济学思想需要多种经济学方法来形成，而多种经济学方法才能促成丰富的经济学思想。实证研究的前提设定和方法取舍充满了思想，要对实证研究对象之间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需要非常深厚的理论功底，从来就没有 “纯粹”的实证分析，经济学家在进行实证分析时必须受思想的指导。不能将经济学研究的规范性方法与实证性方法完全对立。注重归纳的规范性研究论文更加注重现实，但是逻辑的准确性稍有欠缺； 注重演绎的实证性研究论文对现实的解释能力会稍打折扣。
　　
　　三、经济学研究的思想性和理论创新是灵魂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任何好的研究、好的论文都要有思想性作为内核。要出好成果、写出好文章，思想最根本、定性更重要。因为成果、文章的实质或者核心是思想，是对事物本质、特征和规律性的认识。出成果、出文章，主要就是出思想、出理论。方法为思想服务，使之更准确、更严密、更科学、更好把握、更具操作性。很多人认为，学术论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越复杂、越新颖，论文质量越高，这使得目前的经济学论文中复杂的数理模型比比皆是。然而，这种观点是不对的。对于经济学论文而言，思想和问题才是核心，而方法只是工具，决不能本末倒置。评价论文所使用研究方法好坏的基本原则是，在能够有效解决问题的前提下，研究方法越简捷越好。使用过于复杂和繁琐的研究方法有时不但无助于提升文章质量，而且会适得其反。有专家认为，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研究，最终目的是改变人们对经济现象的理解。因此，尽管其中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很重要，但思想性是最重要的。
　　
　　有学者认为，在经济学研究中，思想是第一性的，技术是第二性的。思想是灵魂，技术作为分析的工具、方法、手段等是为思想这个灵魂服务的。经济学研究中思想的第一性还主要体现在，问题研究中的先验分析或是定性分析很重要。经济学中的问题研究实际上就是发现和组织一个有意义的经济学故事，这一经济学故事既要有理论或实践的重大意义，又要符合客观的逻辑规律，这就需要先验分析或定性分析，然后才谈得上选择运用各种技术方法进行论证。当然也要正确认识技术性对思想性的影响。一方面，经济学故事中所体现的思想性要依靠相应的与技术性有关的理论、模型、方法、数据、逻辑等的集成式的论述来完成。另一方面，技术为思想的真理性提供了有效的论证手段或途径，使思想内涵的真理性建立在科学可信和充分有效的基础上。技术也为思想的深度、高度、厚度乃至创新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分析空间。一方面，如博弈论、混沌理论、系统动力学、神经网络分析等与技术相关的某些方法论工具，本身就内含有深刻的描述或揭示人的经济行为及其关系的思想性。另一方面，许多定量分析方法，如马尔科夫转移区制模型、门槛效应回归分析方法等，能有效反映和揭示我们增量式改革思路下经济体制的转型演化过程。
　　
　　四、经济学研究要坚持创新原则和问题导向
　　
　　当前，提高我国经济学研究水平必须进一步提高经济学论文思想的深刻性和创新性。有学者指出，经济学研究必须首先遵循创新的基本原则，这是最低要求，更高的要求便是要尽可能地去追求思想创新。这里的思想是指正确的、先进的、积极的思想。为此，首先作者要在思想性与技术性的良性互动中更好地展现思想的深刻性。有学者指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的经济行为的社会科学，与人的行为有关的研究就会非常复杂。因此，经济学研究不能就事论事，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一是要顶天立地。问题研究最好是大时空的视角、小单元的细化结构分析，才能在经济学研究中体现思想性与技术性的互动关系。二是要关注调整、分离、整合与权衡，就是要关注理论与应用的有机结合。有专家认为，一定的数学语言和表达方式可以提高经济思想的准确、完善程度，但当一个学科本身的特殊批判性和思考性越来越淡漠、越来越苍白、越来越仰仗于漂亮的模型表达形式来证明自身的存在时，这一学科本身也就大可不必存在了，至少这一学科理论的深邃性是值得怀疑的。真正作为科学的经济理论，应当是思想的深邃性和表达方式的完美性的统一，而思想的复杂性和鲜明性又要求表达方式的多样性和特殊性。
　　
　　其次，要在经济学研究和论文写作中坚持问题导向。有学者指出，与欧美发达国家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不同，目前中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经济问题，这使得中国经济学研究肩负着 “双重任务”,学者们不仅仅要像美国学者那样为突破知识的边界做出努力，还要深入研究当前中国所面临的重大经济问题。全面分析并尽可能地为解决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是当代中国经济学者所肩负的光荣使命和艰巨任务。因此，中国的经济学论文要以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向，目的在于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的形成机理，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这也将有力提升论文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要想全面理解和把握所要研究的经济问题，并且希冀寻求有效的应对策略来 “解决问题”,必须深入分析问题的形成机制并采用适用的方法。这既是确保论文写作质量和可读性的关键，又是保证论文提出有效应对策略来 “解决问题”的必备前提。
　　
　　此外，良好的学术环境和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与考评机制对于经济学研究的思想理论创新至关重要。有学者认为，学术论文的引用率、转载率的确是衡量其学术水平和价值的重要指标，但是如果主要以被收录入世界三大引文索引的数量来判断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文的质量和水平，是不全面、不准确的。因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成果主要是以中文发表的，能看懂中文学术论文的外国人又很少，而且坚持中国特色、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论文也很难得到西方国家认同，所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在除了中国以外的世界上的引用率、转载率、收录率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不可能高。有学者指出，学术评价的根本标准应该是思想和方法的科学统一，其中思想创新是核心。要以是否符合实际、符合逻辑，是否说明事物现象及其变化规律，是否提出新发现、新思想、新方法，是否形成科学理论，是否解决了理论与实际问题作为学术评价体系的主要指标。
　　
　　五、“衣冠禽兽”的是非曲直
　　
　　“衣冠禽兽”的是非曲直庞楠衣冠禽兽，普通话读音为“yīguānqínshòu”,一般辞书的解释是：衣，衣服；冠，帽子；指穿着衣服、戴着帽子的禽兽，喻有华丽外表而品德败坏、行为卑劣如同禽兽的人。其贬义指称，最早见于晚明时代的文献，如凌蒙初《二刻拍案惊奇》：“不但衣冠中禽兽，乃禽兽中豺狼也”;明末陈汝元《金莲记·构衅》：“妆成道学规模，飞语伤人……人人骂我做衣冠禽兽，个个识我是文物穿窬（yú窃贼）”.又见于清朝小说家李汝珍《镜花缘》第43回：“既是不孝，所谓衣冠禽兽，要那才女又有何用。”“衣冠禽兽”,这个能指符号在现代人心目中浮现出来的印象是相当恶劣的，几乎和沐猴而冠、人面兽心、魑魅魍魉相提并论。
　　
　　近来偶阅《明史·舆服志》，才知“衣冠禽兽”本义绝非今日司空见惯之贬损色彩，《清史稿·舆服志》中也有相关记载。原来传统中国社会中，人们衣着穿戴法度森严，明代朝廷更是出台了衣冠颜色、样式上的细致规定，官员等级制度在衣服上有了标志性的体现。
　　
　　明清两代，文武官员的原则区别是“文禽武兽”,文官官服绣有飞禽，武官官服绣上走兽，其等级差别主要体现在官服颜色、补服和帽子上。补服，无领、对襟、比袍短、比褂长，缀有补子，上绣各种图案，每种图案代表一定的等级。补服是区分文武官职品级的主要标志。明清两朝官职无论文武皆为九品十八级。明代文官一到四品着绯袍，绣仙鹤、锦鸡、孔雀、云雁；五到七品为青袍，绣白鹇、鹭鸶、；八九品是绿袍，绣黄鹂、鹌鹑，飞禽寓意聪颖、吉祥。武将一到四品着绯袍，绘麒麟、狮子、老虎、豹子；五到七品为青袍，五品绘熊罴、六七品绘彪；八九品为绿袍，绘犀牛、海马，走兽代表勇敢、凶猛。在清代，补服也叫补褂，石青色，是主要官服，形制比明朝略小。具体而言，文官九品分着仙鹤、锦鸡、孔雀、鸳鸯、白鹇、鹭鸶、溪敕、黄鹂、鹌鹑补服；武官外服，一至六品分别是麒麟、狮子、豹、虎、熊罴、彪，七八品为犀牛、九品是海马。清代文官武职帽子顶子的区别是一样的，有红宝石、珊瑚、蓝宝石、青金石、水晶、砗磲、素金、阴文镂花金、阳文镂花金顶九种。
　　
　　只有吃皇粮的人才有资格穿着这样的衣服、帽子，所以人们专称文武官员为“衣冠禽兽”,本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赞美词，是官员身份、官衔和地位的象征。不过，才至晚明时期，由于官场腐败，社会风气浮华奢靡，士人们大都丢弃了“文死谏、武死战”的优良传统，而且薪俸过低，官穷民富，官员极力搜刮民脂民膏、鱼肉百姓，名声越来越臭，以至于褒赞有加的“衣冠禽兽”未历区区有明一朝，便出现了急剧的色彩变化，由褒而贬，似乎都没经过中间过渡。上揭三例出自明末清初文人载记，概去衣冠禽兽之产生为时不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