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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建设和完善市场经济

来源:学术堂 作者:姚老师
发布于:2016-04-29 共12631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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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十八大对邓小平发展理论的深化与创新探究
  【第一章】新一届党中央对邓小平发展观的继承与发扬引言
  【第二章】邓小平发展理论的创立过程及其基本内涵
  【第三章】十八届三中全会对邓小平发展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第四章】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建设和完善市场经济
  【结论/参考文献】基于邓小平经济思想的深化改革研究结论与参考文献

  第 4 章 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建设和完善市场经济

  实践证明,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来自于市场经济,我国经济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的过程就是市场因素的萌发、扩展、到不断完善的过程,因此,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十八大报告讲"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进一步清楚"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关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决定性作用"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相结合,是与之前不一样的。"基础性作用"与"决定性作用"有本质上的区别,这是三中全会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为市场化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建立和完善统一市场是一个范围广泛的对内对外发放的发展战略市场,具有双重战略意义,中国在过去的 30 多年里的改革过程中,其实际的过程实质上是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过程,在这过程中需要连续冲破旧有体系制约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不断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未来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需要对外开放,更重要的是对内开放,重点是平衡政府的行为与市场的功能之间的关系。"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本章主要对两个问题进行重点分析,理清统一市场建设与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为转型升级版的中国经济改革提供理论依据。

  4.1 建设和完善统一市场是转型升级的新发展观

  上世纪 80 年代实行的市场化改革和权力下放,一些管理部门以此来刺激管理者的企业家才能,加之当地政府干预太多,开始追求自身的市场利益,这也使得改革的困境变得艰难。由于惧怕竞争,地方政府就使用行政手段对尚不成熟的商品市场进行压制,对外部试图进来的商品使用社卡设限、明文规定或者是一些行政手段等认为可控制的方式进行打压、严处,用这种方式来保护地方上的、能为政府创造收益的企业生产商。此外,为保护当地居民的消费和财政收益,还动用行政手段来控制当地稀缺商品或资源向外地流出。地方政府这种只在区域范围内的商品流通,极大地导致了市场的封锁闭塞,使得本来因为收入水平低而造成的市场范围小的市场容量而今变得更小,并且因为原来的不完善效率低的市场运行问题进一步加深。改革三十多年来,市场竞争不断加剧,变得愈发激烈,经济体系在市场竞争中不断改进,也愈发开放,市场的地方保护封锁问题也逐渐成为往事,可是,现在还要谈这个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打开了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大门,把建设和完善统一市场的问题提到了全方位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地位,引领中国改革发展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中国特色的全面成熟。

  4.1.1 市场有新的更深层次的发展含义

  十八大三中全会的召开,打开了全新时期的全面深化改革大门,指引着中国的改革走进了历史新时期。面对一个新的阶段、新的挑战、新的任务,我们在改革中要对未来发展的新阶段要有信心。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有中国特色的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强大的物质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也有改革的长期经验,拥有各方面深刻的理解和全面的改革措施,加之深化改革在科学体系中达成的普遍共识,特别是那些具有强有力的领导和党的三中全会作出的决策和战略。我们相信,在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和支持下,中国经济将在新的起点上,开始一个更高水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为广大老百姓带来更多红利的新一轮的增长。

  4.1.1.1 必须重点解决行政权力的阻挠建立统一的市场化改革

  十八大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基础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基于统一市场建设、消除行政壁垒、公平竞争,调整产业政策势在必行,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全面的、未来深化改革的重要体现。

  产业政策的行使方式需要从四个方面进行重要改革。其一,产业政策"中性化".按照国际经验,建立一个有着公平竞争环境的统一的市场,同时应该实施有利趋于中性的产业政策。中性的产业政策在这里是指通过除了非间接遏止的行业法令和政策手段,中性政策不会提前规定赢输,但让市场竞争来决定,优胜略汰。这就要求我们在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后付诸实践,明确市场和产业政策在政府权力过程中的管理和运作模式,撤销改革中阻碍全国统一市场的行为,以及撤销影响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执行和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其二,产业政策的"去地方政府化".这主要是指全面的产业政策应该由中央政府执行,以确保团结协作的市场调控的产业政策,使其恢复到以中央政府为中心,是解决平等的基本的政策前提。其三,竞争政策"主导化".竞争政策正在逐步取代产业政策已经成为统一市场规则运行的基石,成为市场上公平竞争的主导标准规则。其四,产业政策"横向化".依照统一市场的建设的要求,应该把建设的重点在横向产业政策方面进行实施,更多的鼓励和支持企业之间的并购,提高公司的经济增长源,为发展提供更多的知识产权保护,对上下游企业的税收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投资于人才的吸收和培养,同时引导企业规范竞争应该成为政府重点工作之一。

  产业政策要求统一市场率先调整,转型和升级中国经济的建设,用横向产业政策和竞争的政策逐渐取代传统产业政策,从"着重帮扶"的产业政策,向"平等"竞争政策过渡,从部门倾斜的政策转向横向的协调政策,市场调控政策组合其他系统政策,以促进竞争和鼓励创新,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4.1.1.2 必须解决市场主体的深层次发展问题

  国有企业的改革、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的逐步改革,是解决市场主体的深层次发展的重要问题。1984 年 9 月,莫干山会议召开,会议强调价格改革,价格改革是将国有企业改革作为核心突破口,国有企业应该成为独立于政府的经济主体,独立核算,把提供商品定价这项业务交给企业,要彻底明白是怎么定价的,包括从过去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定价过程,"双轨制"定价应当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部分。直至 2003 年,所有的改革都是将国有企业作为核心环节,其余的改革措施也是围绕国有企业的改革来进行的。我国的经济改革,需要有一个新的突破,城镇化可能是一个,土地改革也可能是一个,这样的辩论有许多。然而,因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部分是以政府职能转变为主线,改革会引起政府和市场之间的主线边界之争,这是必要的。在历史的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有很多问题是难以掩盖的,如土地问题、城镇化问题等,其与国有企业之间是存在关系,但不存在大的关系。在此种情况下,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同样是政府与税收的关系,把企业做的如同政府的附属物,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进行转变,就要把企业发展成为独立的主体。

  此外,改革过程中形成了另外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当地政府非常严重的公司化。某种程度上而言,把政府办的更像企业。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的奇迹,地方政府的竞争可以作为经济发展奇迹的首要因素,这是不同于欧美与亚洲四小龙国家的。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实践,中央、地方和企业成为了市场经济体制的三个维度,地方依旧没有明确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地方政府公司化,其危害巨大,政府和市场作为其关键问题,土地收入分配等也都涉及到政府如何发挥正确的作用。

  4.1.1.3 必须解决要素市场的统一和开放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资源配置中强调市场的作用,把"基础性作用"转变为"决定性作用",这将解决长期经济生活中的缺陷,建设合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坚持在生活中的经济领域内实现市场说了算的有效作用,政府在此基础上给予向导,却不是政府在市场方面做主导,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完备的市场体系,建立一个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督体系,才能将改革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与上世纪 80 年代不同,时至今日,建立统一市场具有更新的内涵--以前只是商品市场的开放,现在是比商品市场更深一层的要素市场的开放。打开要素市场,是开放的更高水平,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还有资本市场、基础设施等范围的分割问题。现如今,统一市场建设不是单一方面的建设,而应该是从多方面进行的,比如从价格体系、市场秩序、物流系统等,通过市场的选择,而不是通过实行统一的行政手段发展,这才是市场发展的应有之义,政府可以有效地分散权力,市场发挥了政府部门的决定性作用,采取联合会议的方式,以解决市场道路封锁问题,以规范市场的办法规制"块块垄断"的问题。此外,一连串标准的出台,是以提高法规来规范经济秩序的,从而尽快推动统一的市场形成,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必将激发出庞大的改革红利。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使商品具有更多的价值,并依靠国外市场,与国外市场的开发能力相比国内市场更大,国内市场相对有限。

  而且,虽然看似中国潜在的市场规模非常大,但由于没有一个完全开放的市场,市场规模实际并不是很大。"碎片化"现象不仅影响空间资源的配置效率,而且也保护了落后,使得地区间的贸易数量削减或衰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能够使社会资源更加高效循环,让生产者和消费者受益,而且在当前经济增长可能会放缓的情况下,加快结构调整的步伐,刺激内需的潜力,能够让社会拥有更多的产出。

  从以上所需解决的问题出发来看,现在所说的统一市场,指的是要从商品的开放转向更深层次的要素市场开放,把中国市场的内在潜力激发出来。特别是上海自贸区的建立,是中国发展的一个新的开端,由原来只看重制造业开放,到如今的以现代金融业为主的服务业开放;由原来的以货物贸易为主的国际准则的开放,到如今的探索要素市场的开放以及政府边界的归属、行政管制的开放,都渗透着一种建立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格局的思想。

  4.1.2 之前的改革思路和方法是采用阶梯式 "双轨制"

  渐进式的"双轨制"改革,就是"老的老办法、新的新办法"的改革,或者也叫"增量改革",这种叫法最早来源于商品市场,由于不会触动既有利益者,改革的阻力较小而被广泛应用与其他方面,甚至是社会的各个领域中。

  如采取双轨制养老金制度,机关和国家统一缴纳给养老机构,有退休金退休后,其将获得 90%的退休前薪水,企业职工由企业支付占总数 20%的工资,工人上缴个人工资 8%,退休后月均养老金为在职工作人员的工资 60%左右,这将尝试采用旧的方式逐渐消失,不断进入新的方式,使新体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双轨制的改革起步十多年,但效果不明确,养老问题日渐凸显,成为一个国家的困境,双轨制的存在,让百姓无法接受延迟退休和其他方面的改革。双轨制改革让中国成为世界上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逐渐显现出一些严重的反作用的国家,应尽快使用国有企业的资产和收入填补社会保障账户,养老金改革轨道系统化是尽快解决这一根本问题的措施,而不是采用拖拉的做法,这样只会演变成一个具有社会问题的养老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当在原来的利益相关者在同一个体制遇到改革时,必然会排外,并将成为阻碍新体制实施的不利因素,同时对新体制造成很大的腐蚀作用,并在此期间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予以抗衡。因此,未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削减经济生活中的社会歧视痕迹是首要任务,力争在一个统一的市场形式下,使各类企业在平等的环境中参与市场竞争。

  4.1.3 中国现在的要素市场存在着巨大的分割效应

  "二元经济"原本由伯克(Book,1933)定义发展中国家由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构成,在发展中国家是普遍现象,对资源配置有不利的影响。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过很长一段时期的计划经济,加之我国又是屈指可数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一份子,这就使得我国的二元经济与其他国家不同,特别是表现在劳动力、资本与土地市场。现在,中国正处于转型期,成功实施转型是建设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首要环节,资源配置上市场要说了算,要素市场细分的现状同时也需要得到改善。

  4.1.3.1 生产要素流动的社会分割

  城乡二元结构体系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会影响我们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仿佛早已成为共识,主要在城乡居民户籍方面体现最为突出,具有截然不同的资源分配制度以及基础设施之间等问题。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不仅会导致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社会断裂,而且城市发展也将失去依靠。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了一连串的改革措施,主要目的是推动城乡之间经济的协调发展;调整在工业化战略中有限发展重工业,支持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推进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逐渐放开农产品的流通和价格,发展农村的商品市场;实施城镇化战略,积极发展小城镇等。然而,不能忽视的是,中国的城乡差距的拉大使城乡矛盾不断激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不合理态势显现。不断拉大的城乡收入差距,是这几年来城乡居民之间的突出表现,农民个人的人均纯收入增加,远低于城镇个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城乡居民收入从 1978 年的 2.57:1 减少到 1983 年的 1.82:1.此后,还在不断扩大,2003 年扩大到 3.23:1,比改革开放之初还要大。考虑到城镇居民除工资外的收入,而农民的收入已包含了经营费用和生产费用等,否则实际的收入差距有可能达到 6:1.

  在中国,经济和社会面貌有极大的改变,在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显着提高的状况下,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仍旧非常严峻,除工业化阶段外,发展生产力是有限的,关键是要解决许多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经济结构体制问题,比如城乡分割的市场体系。在具有大宗商品交易的市场,通常是由包含分散的组织进入城市的市场,农民由于低水平的现货交易,几乎没有机会能进入到批发市场,更难参与大型的远期合约和期货交易,粮食、棉、糖、油和其他大宗商品的批发贸易仍然是国有流通企业基本垄断了。在要素市场方面,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由于较低的平均利润和利润驱动是农业的特点,借助这一特点,城市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对没有进入参与农村市场,但由于农民的渠道非常有限,工业和城市建设所需要的土地占用了农村的土地,但在农村土地是不能够市场化的,必须只能通过国家征用转换为国有土地,在国家控制的土地市场中,农民进入二级市场的概率很低,农民在土地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很难分享到农业向非农业转化过程中形成的庞大的增值收益。

  4.1.3.2 生产要素流动的区域分割

  对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方面就是要强调不同要素的活泼型,提高效率,加速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规范商品和要素的流通发展。存在于不同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其经济的发展进程中有不小的差异,导致区域要素在该区域中的非平衡流动。由于要素的差异和区域之间的关系,造成了区域贸易流的形成和要素之间的分流。这是区域内和跨区域之间存在的不平衡,在一个开放的系统区域内,会产生不同的经济要素在区域或地区之间流动。要素流动会有两种效应,一种是极化作用,其推动要素的集聚和产业集聚,造成了区域的非均衡发展;另一种效应是平衡的力量,要素相对较高的价格流出区域,但流入该地区要素为较低的价格,这使得每个经济因素的价格和区域内的净利润平衡,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要素流动的趋向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概括为四个方面:其一,流通面积内要素产生的集聚效应。经过在空间中进行多样化的经济活动,促使其在要素运动过程中结合成整体,经过移动的过程把分散的人口和活动纳入这个系统,以便使经济和社会逐渐秩序化。其二,要素流通的区域具有比较优势的要素可以超越当地的市场,并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生产领域中的对象。市场的扩大,能够同时推动业务部门,从而推动区域内的分化,强化区域内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其三,通过流通和使用该区域的其他优势,使本地区的稀缺资源具有比较优势,而要素流动性意味着引进竞争机制,适度竞争使企业致力于不断提高其产品的质量,降低产品价格,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其四,流通区域的要素转变,这表明各地区的比较优势是可以改变的,今天有优势,那么明天我们可能会失去,各区域有机会改变这种情况,依照资源来加强各方面发展自己的比较优势。
  
  4.1.3.3 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分割

  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普遍要面对关于经济的问题,实践中需要平衡保持经济增加与提升经济效能的问题,需要从根本的制度构架中,探讨问题的本源。如寻租行为,是权力的过度集中的表现,制度的结构缺陷和市场体系的不完善等严重影响资源配置和人力资本的开发。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来源是由制度安排决定的,其功能关键是以制度影响资源的可用性,建立基本的社会交易平台和扩大区域规划中有关经济发展的项目。其次,制度结构决定了"价格回调"的努力成果。有大量的研究表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系统的弊端是导致很多商品价格扭曲的关键因素,由于导致了其生产要素流动受阻,使得经济增长出现变缓。因此通过制度创新矫正价格可以为区域政治发展做出基本的、长期的贡献。再次,技术的创新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但如果是欠发达地区的要素市场,并且那里有很多的寻租行为,技术创新发展可以说是非常缓慢的,为了推动区域创新体系的建立,我们必须划清产权和契约的关系,共享外部适当的风险和制度的规定,从而推动要素市场的建立,清除寻租行为,提高要素流动率,消弱区域因素的限制。

  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的发展现况之所以落后发达国家,最根本的问题是缺失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如法律和秩序、产权界定、人力资本积累的供给、支配交易和风险和分担的法规等".因为这种制度的存在,加之一些制约因素的干扰,区域内和区域间要素的流动受到了压制,阻碍了区域经济发展。因此,推进制度建设要素流动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4.1.4 统一市场需是全面、开放、统一的市场

  对外开放范围的逐渐扩宽,最关键的是要清楚的知道开放的根本目的与基本思路,而不是盯着开放清单上的详细内容。我们寻求扩大市场,对外开放,在全国建立一个更具活力、更加公平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充分利用外部资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需要加强我国劳动力的国际分工,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提升我国在国际经济和贸易利益分布格局中的位置。

  但是,对内对外所开放的详细内容也不是一直都没有改变的,它也是跟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前进和发展。改革开放初期,主要体现在沿海开放这一部分,现在全国所有的省份都参与了进来。原来的开放主要是扩大在贸易与非间接投资品领域,将来开放的新核心点会逐渐向服务贸易与先进制造业等行业转移。

  扩大对外开放是我们之前打开世界经济大门的重要决策,但现在是以投资市场和流动性等向贸易合作伙伴提出要求。

  扩大对内开放是为了更好地对外开放,国内开放的规模和程度决定了开放市场所存在的益处,能够对海外的客商和投资者形成巨大的吸引力,对外开放范围拓宽的同时就对内开放而言,无疑为其添补了新的力量。建设和管理开放型的市场经济,严格审查对内开放的内容和方法,以免错误的对内开放方式伤害到国家开放型经济目标的建设,这在某些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垄断行业表现的特别突出,需要清除。需要考虑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维护,提升我国在国际市场的定价权地位,提升我国在国际贸易和分配格局中的经济利益的地位,市场主体需要明确区域市场所面临的社会等因素造成的壁垒,着力进行清除,同时彼此开放,使统一市场中最关键的基础和前提自然形成。

  由此看来,建设和完善统一市场的观念,已经上升到了梳理转型升级的新发展观的高度。这不仅是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从中直接反映出了所需的重要内容,也是由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型方式转变的基础和保证,为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添加新动力。

  4.2 中国经济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4.2.1 从重视对外开放到重视对内开放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目前在世界上已跃升至第二位,国民消费水平和中国居民的社会保障有了不同程度的好转,市场开放水平也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国内市场的内需规模也将逐年增加,至此,国内市场已经成为或即将成为国际商家关注的焦点。正因为如此,我国需要把发展的战

略中心转移到国内市场上来,借此来利用和开拓国内的市场,借国内市场的发展来激发自身的潜力,转变长期以来那些处于调整底部国家市场的态势。如果在此种情形下,不将国内市场进行整合统一,那么不管是市场的规模还是开放的水平,都对实现基本现代化所要求达到的新一轮经济目标构成障碍,然而,如果扩大了内需,并逐步实现开放型经济的转型升级,统一市场就具有了建立和完善中国市场经济开放的重要意义。

  4.2.2 从单一的出口导向型增长转向出口与进口协调型增长

  内需是来自一个国家内部的市场主体对国内外商品和劳务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单一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则与此恰恰相反。单一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显现出了阻碍,而统一市场、扩大内需则能对此进行缓解,通过统一市场的建立加大内需的需求,对进口产品形成自然需求。在此期间,统一市场的内需与有竞争力的商品出口之间并不能形成可以激化的矛盾,而能够有利地促进我国新型出口方式的产生。

  4.2.3 从低级要素的利用转向对高级要素的吸取

  国际市场对我国的比较优势进行自动的筛选,也是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市场化选择,我国的经济全球化过程曾经是以一般的、低端的生产要素为主,那些生产要素已经不能得到充分的开发与利用,只能做简单的"国际代工"产品。然而,这些产品并不能拉动对高级创新要素的内在需求,只能够依赖国外产品,对本土产品的自主品牌和自主技术都造成了发展的阻碍。在今后的世界市场中,对于这种依托低端成本要素,世界全球化的分配红利更倾向于高端成本要素,我国需要依托其巨大的内需市场,对经济进行升级,扩大技术与人才储备,使其能够更倾向发展先进的、高端的生产要素,从而实现中国经济的蜕变,走向全面创新的发展轨道,获取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红利。

  4.2.4 在全球化过程中从被动适应到积极创造

  由于刚刚开放的中国急需经济的发展,又有自身的劳动力优势,发达国家看中中国的优势,纷纷利用中国的加工制造平台进行生产,中国的很多企业居于核心技术的边缘,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生产的低端。现在,在又一轮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应该明确自己的优势,使用自己的潜力和市场的实际出发,积极推进全球性要素的再积累和再分配,这是我们主动调整的战略举措,是我国主动创造的一种战略机遇,更是一种更高水平的主动的开放型经济。

  总而言之,我国的内需扩大后,随之而来的内需规模与持续能力的上升,加之我国的市场是高度开放的统一市场,我国就可以利用自身市场的规模把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升级的高级生产要素吸引过来。西方社会现正处于经济衰退中,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讲,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如果我国抓住这个机会,将大量国外的高级生产要素归于己用,那么必将使我国的产业升级和创新型经济的发展得以腾飞。倘若我国不能够做到高度开放的统一市场,那对我国来讲将会错失这次吸引国外高级生产要素的良机。鉴于此,我国务必要从当下着手,实事求是,引荐国外成功先例的经验,并以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我国的经济优势,依托和利用自身的市场优势去吸引全球先进的生产要素,促使先进要素积极主动在中国聚集,美国在这方面做的就很成功。美国内需在全球最大,也是当今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发达国家,其利用自身的优势吸引全球最顶尖的技术和人才,并能够让全球最顶尖的技术和人才主动在其市场中聚集。实现中国的经济升级,主要在于开放,而开放主要在于把国内的市场统一起来,做大做强,并促使优质的、高级的生产要素主动在我国市场范围内形成集聚,利用国外先进的技术和人才为中国经济的升级发展做贡献。

  4.3 中国经济更深层次的内部改革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影响中国经济的主要因素,中国经济更深层次的改革需要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作为支撑点来撬动,解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关键是要建立我国统一的市场。统一市场建立后,市场取向成为重点,这也是需要改革的目标,此时的资源配置机制是以市场导向为主,倘若政府还攥着政权不放,特别是在权力方面不能做到限制,市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依旧不能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市场机制依旧是分割的、畸形的,因此必须要着力扭转这个局面,建社和完善统一市场。
  
  4.3.1 产业政策逐步中性化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政府在规划各级产业结构的过程中,大都对产业规划与政策情有独钟,以至于其富有了强有力的指向性和偏好性。对待不同所有制性质、规模和地区等非市场化原则对企业进行管理,企业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显得极不灵活。这种产业规划与产业政策实为一种弊病,一些不那么具有活力的企业不经过市场的竞争考验依旧能够生存下来,得到一些本属于其他具有活力且具有发展前景企业的市场份额,使这些活力企业受到发展限制。

  在我国产业政策规划与产业政策上,国企、民企、外企这三种不同所有制的主体之间,所享有的政策待遇是不同的,我国企业之间竞争的不平等就是由此而出。这种带有偏向性色彩的产业政策能够得以使用是具有一定准备的,政府对市场中国企、民企和外企所拥有的知识和信息了如指掌,以企业家的角色下决策并承担后果,借此政府才有说服某些产业大力投资、大力发展的资本。

  我国现行体制下,许多地方政府以"拉业绩"的方式鼓励对某一热点进行投资规划,制定有利于此行业快速发展的政策,往往几家企业出现利好,就会引来其他企业的跟风,最后导致该产业的过剩,造成不良后果。过剩产业的出现,印证了一些事实,往往具有壁垒的产业更具有经济价值,这些壁垒的产生与政府设置的审批清单、审批环节有着密切关系,列表的审批时间越长、环节越多,这个产业就存在较高的行政壁垒,但一旦突破这个障碍,随之而来的就是巨大的经济利益。巨大的经济收益出现,对地方政府和企业来讲无疑是具有极大吸引力的,地方政府可以得到"业绩",企业可以得到利润,这也促使了地方政府和企业想方设法去说服上一级政府突破这一壁垒,这便造成了产能过剩愈加愈烈。由此看来,我国某些产业严重产能过剩根源在于统一市场的分割与较高行政壁垒的存在有主要关系,并且在行政权力的干涉下,一旦发生严重的产能过剩,再进行有效的资产重组是十分困难的。

  依照其他国家的一些成功经验,我国在建立统一市场的过程中,不断将竞争环境得以完善,尝试去搞一种政府不能够事先干预输赢而只有市场竞争决定优胜劣汰的政策或者管理方式,即中性化的产业政策。毋庸置疑,这种只由市场竞争决定的产业政策,需要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前提,改革政府对市场的管理方式,由于释放民间和市场的创新活力与政府的减权、限权息息相关,循序渐进地实施企业不能投资的领域和产业的管理方式、大面积简化政府的管理机构、大力度削减政府权力成为题中应有之义。释放民间和市场的创新活力离不开这次深层次的改革,深层次的改革意味着将涉及到自身的利益改革,由此深层次改革可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可变性。

  4.3.2 产业政策逐步"去地方政府化"

  在我国转轨经济体制中,地方政府与企业干预的产业政策与之所富有其中的经济利益,使其形成严重的产业政策地方性倾向,是分裂和制约我国统一市场建立和完善的最深源头,因此产业政策的地方倾向必须纠正,产业政策需要逐步完善。在产业政策"去地方政府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由于是集行政权力与经济运行相富集的部门,其不能作为产业政策制定及实施管理过程中的主角,主角应该由中央政府担当,主导我国产业建设的团结协作和市场监督。

  我国形成的体制格局,是由地方政府所主导的,是行政权力与市场运行高度结合的产物,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放权让利而出现的,其形成的原因复杂。中央政府设计的以政府为主导增长的体制格局,是地方经济拉动整体经济的制度框架,并考虑到让地方在经济增长方面进行分散化的竞争来设计,将GDP 增长指标以及财务收入等指标作为衡量地方官员的基本依据,把官员的仕途与其紧密相连,并把这类指标的完成度与官员的收入、福利等挂钩,这样一来,地方政府在不断刺激当地经济的增长,实为畸形的增长,缺乏市场竞争的经济增长,所反映出来的"胖",实为"虚胖".在这种设计的机制下,地方政府更像是一家企业,有着与企业相似的行为动机和功能;地方官员更像是一位企业家,有着决策的权利和增长的动机,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动力强大,但是弊病随之而来,地方政府强烈的偏向性的产业政策功能凸显。

  地方政府对产业政策的规划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干预,是分裂和制约我国统一市场形成的不可忽视的力量,由于地方政府手中握有权力,加之地方发展以及个人仕途的压力,往往会选择鼓励那些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行为,容易陷入局部利益的逻辑。在产业政策地方化中,地方政府运用公司化手段来经营土地与城市建设成为最典型的现象之一,引发了严重的后果,地方政府的公用权力产生了错配,政府的角色发生了错位,政府像是市场活动中的"企业",政府官员像是"企业家".地方政府看中的是产业的快速发展能为自身带来多少益处,然而过快的增长速度势必产生地方政府融资贷款,产业政策的地方化对地方债务的约束较少,这也成为地方政府债务激增的主要原因,极大程度上直接造成了中国泡沫经济的风险。

  4.3.3 竞争政策逐步主导化

  从人类进程上看,严重依靠产业政策力量的主体多为追赶经济的国家以及擅长干预市场的国家,这些国家擅长通过产业政策利用政府的力量来改变或者外区市场的价格信号,将可用资源集中聚集在自己想"着重"发展的产业中区,从而获得快速的追赶。此时的产业政策在政府的手中具有着强有力的宣传色彩,往往是以国家发展的名义为借口,大打扶持牌、民族牌、产业结构调整牌等,虽然不能说产业政策对所有国家是零贡献,但是却不能不承认长期采用产业政策为主导的国家,在不能够及时根据境况转换竞争政策的背景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来越严重,市场功能遭到深程度地破坏,产业竞争力与资源浪费率成反比。

  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下,与这些追赶经济的国家和擅长干预市场的国家不同的是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更乐于接受市场竞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这样做必然有这样做的原因,其实这样做有很多客观性的利益,当政府不再以增长为目标而是以市场秩序为目标时,政府才可以更公平的行使市场秩序监督者和公平正义维护者的行政职责,我国"五位一体"发展的目标提出也要求政府眼光要长远一点,要把可持续的发展作为目标。同时,政府把创造和管理市场的公平竞争作为本职工作,不再挑选有利于自身经济发展的特定优势企业重点扶持,让产业接受市场的竞争,优胜略汰,同时使政府远离"企业化"管理、官员远离"企业家"角色。分离了市场调控主义与参与者的角色后,对我国进一步有效防止寻租和大面积腐败有着重要意义,对政府及政府官员的清明、清正、清廉的形象进行维护。最主要的是,能够依照市场的需求来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对于过剩的产业通过市场需求来逐步缩小,对于紧缺的行业通过市场需求来逐步增加,从而通过市场来寻求产业需求的平衡点,使经济发展处于良性发展态势。总体而言,以前我国的经济发展较为粗放,与迷惑性的产业政策和政府市场间界限划分不清晰有着直接关系,要转变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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