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婚姻关系。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对家庭成员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度量，根据个体能够获取或者控制的社会资源的数量进行社会层级划分，参照的社会资源一般包括家庭成员的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和职业等级等因素[10],在本研究中家庭成员主要包括夫妻双方。
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在婚姻关系自评问卷以及婚姻投射测验各指标上的得分进行差异分析。方差齐性检验显示，女婚姻调适这一指标方差不齐，因此对这个指标进行两两T检验，并对其余各指标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3.
婚姻自评问卷测量结果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中、高水平的夫妻在婚姻调适以及婚姻满意度指标上得分显着高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低水平的夫妻，这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夫妻双方婚姻调适以及婚姻满意度越佳。但是，从婚姻投射测验评估的婚姻关系来看，却呈现出另外一种现象：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中、高水平的夫妻在男对女满意、默契程度、角色互动、男理解女程度、女理解男程度以及总分6个指标上的得分反而低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低水平的夫妻。这说明总体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夫妻双方在婚姻投射测验上的得分越低。此外，与男性社会经济地位对婚姻关系的影响相似，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婚姻关系的影响仍然是在女对男满意程度这一指标上与总体趋势不一致，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处于高、低水平的女性在女对男满意度这一指标上的得分显着高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中等水平的女性。因此，从婚姻投射测验的测量结果可以发现：总体而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夫妻双方的婚姻关系呈现越不理想的趋势；但唯独女对男满意这一指标与总体趋势不一致，该指标显示，当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中等水平时，女对男满意程度最差。
综合以上的结果，将婚姻投射测验总分、婚姻投射测验女对男满意度两个指标得分转化为标准分，绘制它们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得分趋势，结果见图1和图2.
由图1可知，当夫妻社会经济地位处于最低水平时，夫妻婚姻投射测验总分最高。由图2可知，当男性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中等水平时，女性在婚姻投射测验的女对男满意这一指标上得分最低。
三、讨论与结论
（一）受社会赞许效应的影响，被试对自己婚姻关系的评估具有高估倾向。婚姻自评问卷结果显示，个体的婚姻调适和婚姻满意度与男性、女性以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呈正比，并且不存在男女性别差异。而婚姻投射测验上的结果与西方自评问卷不一致，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1）社会经济地位对婚姻关系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男性社会经济地位对婚姻关系的影响大于女性。虽然结果显示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婚姻关系没有显着影响，但是女性对男性以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比较敏感：当丈夫社会经济地位处于高水平时，女性对男性的满意度要高于丈夫的社会经济地位为中等水平的女性；当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处于高、低水平时，女性对男性满意度更高。然而对于男性而言，仅在考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时能够发现男性对女性的满意度存在显着差异。（2）总体而言，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婚姻关系呈现越不理想的趋势。
婚姻自评问卷与婚姻投射测验的结果存在矛盾的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1）MAT、ENRICH婚姻满意度量表与MHT投射测验测量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西方自评问卷注重测量的是被试对婚姻结果的主观感受，它属于表面层次。而MHT投射测验则注重的是夫妻之间比较客观真实的互动过程。相比较而言，婚姻投射测验更能有效地测量出真实的婚姻关系。（2）人们对自己婚姻关系的认知和评价存在偏差。因为受社会赞许效应的影响，人们会错误地依据一些外在的标准去衡量自己的婚姻关系是否幸福，所以感知到自己经济条件比较优越的个体就会倾向于评价自己的婚姻关系更健康、更幸福。总而言之，婚姻家庭十分复杂，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很大，相比西方人，中国人更“含蓄”,更不愿意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暴露于陌生人面前，因而自陈式问卷测验可能无法获得国人婚姻状况的真实数据[11].
（二）社会经济地位对婚姻关系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研究发现，男性社会经济地位对婚姻关系的影响大于女性。对此可以用Oppenheimer的男性养家假设来解释，该假设认为，传统的男性负责养家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而建立和运行一个家庭需要金钱支持，一个没有足够经济能力以承担家庭开支的男性无法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丈夫和父亲[12].因此，尽管我国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在不断提高，男性仍被看作家庭的“顶梁柱”,男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所以为了为自己和后代提供一个安全保障，女性在选择伴侣时，依旧倾向于选择比自己社会经济地位水平高的男性。此外，社会性别规范对男女的要求也是不同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角色模式规定了男性应该承担更多的经济责任，女性则应该相夫教子。因此，男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备受重视，从而导致男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婚姻关系的影响比较大。
女性社会经济地位对婚姻关系没有显着影响，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不一致，以往的研究大多表明妻子收入越高，婚姻关系越差。我们推测此次研究与以往研究不一致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以往研究大多数仅从女性的收入或教育等单一指标来考察其对婚姻关系的影响，而本次研究综合了教育、收入、职业三个指标。另一方面，张会平等人研究发现城市女性的经济优势对婚姻关系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教育优势对其有调节作用[13].因此我们推测女性的教育和收入对婚姻关系的影响可能会相互中和，从而导致女性社会经济地位对婚姻关系的影响不显着。
社会经济地位对婚姻关系影响的性别差异还表现在男对女满意度、女对男满意度指标上。对于男性而言，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都不会影响其对妻子的满意度，但当我们综合考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时就能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男性对妻子的满意度越高。这一方面说明单独考虑夫妻一方的社会经济地位并不能全面反映其对婚姻关系的影响，需要综合考虑和权衡双方的社会经济地位。另一方面说明，一般情况下，一个家庭中男性的社会经济地位比较高，意味着他承担了更多的经济责任，虽然传统观点认为男性应该担负起养家糊口的重任，但是从公平理论的角度出发，男性会期望自己在其他方面比妻子享受更多的权力，因此丈夫不愿在抚养子女以及处理家务方面花费更多的精力。所以一旦夫妻双方因为家庭琐事存在矛盾与分歧时，丈夫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女方没有尽到妻子应尽的责任，因而会对妻子不满。当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比较低时，意味着男性并不能为妻儿提供良好的生活保障，那么他就会愿意更多地分担养育子女和料理家务的责任。
与男性不同的是，女性对男性以及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比较敏感，当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中等水平时，妻子的满意度最低。从进化学的角度来看，女性相对于男性来说更缺乏安全感，她们需要依赖丈夫和家庭以便能给自己以及后代提供安全保障，所以女性比较注重男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当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中等水平时，她们更容易受社会比较的影响，继而影响其婚姻满意感。
（三）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婚姻关系越差。男性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婚姻关系的影响趋势基本一致，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婚姻关系呈现越不理想的趋势。我们认为对于以上现象可以提出三个理论假说进行解释。（1）公平理论。总体来说，受婚姻梯度的影响，一个家庭中，男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一般要高于女性，由此可知，如果男性社会经济地位比较高，那么他的妻子的社会经济地位总体上会处于中、高水平。如果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比较高，则夫妻双方的社会经济地位也会处在中、高水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中、高水平的夫妻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处理家庭以外的工作以及人际关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因此双方相处的时间就会减少，遇到问题不能及时进行沟通。因为承担了较多的社会责任，双方都没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照顾子女以及处理家务。此外，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女性追求平等的观念就会越发的强烈，她们会认为自己和丈夫一样为家庭付出了同样的努力，做出了同等的贡献，这种观念和传统的性别角色相冲突时，就会引发夫妻之间权力公平分配的问题。如果夫妻双方发生矛盾，丈夫会抱怨妻子没有尽到相夫教子的责任，妻子也会对丈夫无法承担家务感到不满。当这种相互的不满和抱怨长期存在并且找不到合适的沟通方式时便会导致婚姻关系变差。（2）婚姻期待。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夫妻一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思想观念比较开放，同时拥有优越的生活质量，更向往和憧憬浪漫情怀，因此对婚姻生活更为理想化，对伴侣有更高的期待。但是当面对烦琐的家庭生活时，这种期待容易受挫，一旦受挫就会导致婚姻关系变差。而对于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低水平的夫妻来说，他们更知道生活的甘苦，更懂得平平淡淡才是真。（3）社会经济地位比较低的夫妻虽然生活比较艰苦，但是却多了一份安贫乐道的心态，能够相扶相依，即所谓的“夫妻患难见真情”.
概言之，男性社会经济地位对婚姻关系的影响大于女性，但是女性对男性和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比较敏感。受夫妻权力公平分配、期望效应的影响，尽管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能够提供良好的生活质量，但却不一定能保证婚姻的美满和幸福，婚姻的经营还需要经济因素以外的理解、支持和情感交流等心理因素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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