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 Max Webber） 与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渊源深厚。大学期间，韦伯选修了卡尔·克尼斯（ Karl Knies） 的经济学课程，后者是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正是他使得韦伯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韦伯还接替克尼斯担任海德堡大学的经济学和财政学教授，以加强历史学派经济学的力量。在历史学派经济学的方法指导下，韦伯开展了诸多的研究工作，内容涉及到德国社会经济的很多领域，例如对农业工人、工业工人和证券交易的调查就深深地打上了历史学派的烙印。
同时，韦伯和奥地利经济学派之间的关系也很密切。在海德堡大学任教期间，韦伯给学生准备了一系列的课程大纲，其中暗含有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理论观点。所以，在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和奥地利经济学派“方法论大论战”的背景下，那些把韦伯引进海德堡大学任教的历史学派非常失望，因为韦伯俨然奥地利学派的拥戴者。后来，在一篇方法论论文中（ 《罗雪尔和克尼斯： 历史学派经济学的逻辑问题》） ,韦伯批判了克尼斯和另外一位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威廉·罗雪尔（ WilhelmRoscher） ,正式反思历史学派的方法论。
那么，韦伯的立场到底如何？ 他与历史学派经济学和奥地利经济学派有何渊源？ 本文以学术思想的批判与继承为行文逻辑出发点，一方面，系统地分析历史学派经济学和奥地利经济学派各自的理论观点、研究方法； 另一方面，详细地阐释韦伯与这两个学派及其代表人物之间的思想渊源，最后得出结论。
一、韦伯对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的批判与继承
（ 一） 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的基本主张
历史学派以一种动态的观点来看待事物，主张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演变的，这个过程的基本特征是不可逆转。同时，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不尽相同，原因在于每个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气质，不存在适用于所有民族的经济规律，即适用于全人类的经济规律不存在。所以，只存在以个别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为研究对象的“国民经济学”.并且也只有通过对各国发展史的研究，才能归纳出某些可能存在的经济规律，并不存在以演绎推理为基础和特征的普遍规律。
具体说来，历史学派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主张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历史学派强调国家的概念，主张从特定国家和特有环境出发，研究该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特点。弗里德里希 · 李斯特（ Friedrich List） 指出，“作为我的学说体系中一个主要特征的是国家。国家的性质是处于个人与整个人类之间的中介体，我的理论体系的整个结构就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1]（ P. 7）第二，历史学派认为世界性的普遍法则不存在，每个国家应该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是独特的，因而不可能存在所谓‘自然法则',经济学家只能证明不同经济的共同发展的形式，而不能找到普遍适用的规律。”[2]（ P. 3）第三，历史学派认为经济学。应该从观察和类比出发，在大量观察的基础上，对现象做出适当的概括，而不是从某些绝对的前提假设出发，进行脱离实际的演绎。
因此，历史学派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就是强调历史的特殊性，反对抽象的理论分析。例如，李斯特认为，因为各个民族经济发展的道路不同，经济水平差异性很大，因此各国不存在共同的普遍规律，各国应该有各自的发展道路，而不是像“世界主义经济产生时所依据的假定是，世界上一切国家所组成的只是一个社会，而且是生存在持久和平局势之下的”.[1]（ P. 7）再如罗雪尔在《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中所指出的，“哲学家尽量抽象地、脱离一切时间和地点的偶然性去寻找概念或判断的体系； 历史家则尽量忠实地描绘现实生活，寻求人类的发展及其关系的记述。”[3]（ P. 11）
（ 二） 韦伯对历史学派方法的具体运用
1. 韦伯对德国农业工人的研究1890 年到 1891 年间，德国社会政策协会开展了一次针对全国农业工人的调查。这次调查面向德国西南、西部、北部和东部的三千多名农业工人，韦伯负责对易北河以东省份的问卷进行评估，并发表了题为《东易北河地区农业工人状况的发展趋势》（ 1894 年） 的文章，该调查资料也成为了《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 1895 年） 一文的经验基础。韦伯在调查中发现，“德国东部农村正在发生着一场资本主义革命，即东部大庄园制生产方式正在被农业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所取代。”[4]（ P. 18）这一过程可以从农业的劳资关系变化中看出端倪，农业工人已经从半依附的雇工向自由的、零散的雇工转变。究其原因，第一，农业工人的动机不是为了改变这种劳资关系，也不是为了获得一块土地，而是为了谋求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性。“庄园只有主奴关系，对于雇农本人、他的家庭、以及他的世世代代来说，就只有听着庄园的钟声、永无休止地在别人的土地上做奴隶。”[5]（ P. 82）第二，庄园主愿意。雇佣更廉价的劳动力，即季节工。一方面他们确实廉价，他们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期望都比较低，雇主可以降低工资，还可以节省住宿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 另一方面，则是本土雇工和外来雇工之间对雇主的服从差异性。“不少东部庄园区的地主经常抱怨雇农’跋扈难驯‘,古老的主仆关系正在消失……（ 而波兰民工和俄国雇工则） 由于他们人在异乡、处境恶劣，庄园主可以完全控制他们。”[5]（ P. 83 -84）针对外来雇工冲击德国农业劳动力市场的情况，韦伯提出了如下两点措施： 第一，关闭东部边界。韦伯全力支持俾斯麦在位时的铁血政策---关闭德国东部边界。但是，俾斯麦下台后，德国东部再次开放，外来劳工的大量涌入，只惠及了东部大庄园主，而对日耳曼民族的利益造成了损害。第二，由国家大规模收购东部土地。一方面拓展皇室土地，另一方面协助德国农民拓殖适合耕作的土地。这样可以消灭那些依靠外来劳工的大庄园，也可以阻止庄园土地被落后的民族蚕食。
2. 韦伯对证券交易所的研究韦伯对证券交易的关注是与他对农业工人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他在讨论易北河的农业工人时，多次提及国内和国际粮食价格波动对庄园主和农业工人的影响。由于粮食价格是在证券交易所形成的，在民众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看法，即“证券交易所，一个’一伙阴谋家‘在那里干着’撒谎‘和欺骗诚实劳动者消费勾当的俱乐部”.[6]（ P. 77）韦伯认为，这种看法是肤浅的，结果只能使得大家对该现象更不理解。因此，韦伯就写了题为《证券交易所》的小册子，“由于清楚地描述了证券交易所的工作和它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这个手册风靡一时。”[7]（ P. 246）韦伯指出，首先，证券交易只不过是一个出售和购买资本和商品的商业中心，在这个商业中心里进行标准化产品的贸易十分便利。证券交易所是一个中介性的机构，商品所有者、生产者和销售者不必自己去寻找顾客，可以借助于证券交易所来完成。它不但能对正在生产的商品进行交易，还可以对将要生产的商品进行交易。因此，通常情况是，“卖主手中没有商品，但是为了获得未来销售后的利润而设法得到这些商品； 买主本人不需要这些商品，但是准备在交货和付款日期之前出售这种商品以赢利。”[8]（ P. 54）因此，交易的双方和交易的物品在同样数量的情况下，交易次数增加了，也使得大规模的贸易成为了可能。
其次，证券交易所是一种市场工具，单个商人按照预见和计划，借助证券交易来实现自己企业的合法目的。韦伯批评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即认为在证券交易所里，人们只是对价格进行猜测，靠投机获得利润，还会致使破产倒闭。韦伯不否认在证券交易中的冒险投机行为，但是他同时认为，例如在国际贸易中进行期货交易，可以保证商人按照一定兑换率来换取完成交易所需的外币； 另外，由于存在投机行为，那么对交易所进行合法控制就变得很重要了，“既要防止交易人员滥用这些手段从事非法交易活动，同时它又不能干涉交易人员的正当交易行为。”[8]（ P. 55）韦伯认为，证券交易有助于资本和市场的扩展，有助于企业行为的有序性和预见性。制度化的股票交易，使消费品商业贸易在世界范围的扩张成为可能，也使国际经济事务的预测变成现实，这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韦伯对证券交易的评价基本上是从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的立场出发的。他的主要关注点是“一个从德国的实力地位利益出发的、理性的证券交易政策”.[6]（ P. 79）韦伯的研究不仅于此，还包括他对工业工人状况的调查，但农业工人和证券交易最具有代表性，它们最终构成了韦伯研究的两大主题。[9]（ P. 29）首先，商业化本身有助于摧毁或创造文化价值观，而且这两者往往是同时进行的。其次，经济行动同人们追逐经济利益时的观念密不可分，而这些观念必须从各自的角度来理解。同时，韦伯指出，政治经济学虽然是跨民族的，但是当它一旦涉及到价值判断，它就必然要受制于某一特殊群体的利益，必须以“国家理由”和整个民族的长远利益为终极的价值判断标准。“强调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经验性、特殊性（ 民族性） 和价值判断，构成了韦伯早期经济社会学探索的基本立场和特色。”
（ 三） 韦伯对历史学派经济学的批判
韦伯指出，诸如罗雪尔等人的分析充满了半神秘的唯心主义色彩，“（ 他们） 实际上是偷偷地把价值元素引入到自称为具有方法精确度的分析里。他们以暗示的方法表示承认个别的’精神‘实体的存在，因此也就把精确的历史研究传统与其它研究价值与抽象概念的唯心论社会思想结合在一起了。”[11]（ P. 120）人类的行为无法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加以分析，只有用不确切的和直观的方式来处理其中的问题。“人类世界因此是个’非理性‘的世界，可以用’人的精神或群众‘（ Volksgeistor Volksseele） 来概括。”[12]（ P. 153）韦伯认为，这种观点无法与罗雪尔所说的追求严谨的历史研究目标相互协调，“历史学派经济学对于经济学中的概念形成采取了一种天真的进路，不断地混淆事实与价值。”[7]（ P. 260）韦伯研究经济学史和社会学的方法主要来自历史学派，然而他对古典经济学却不持敌视的态度。“与他们相反，他认为在社会科学中一般性的理论范畴也像在自然科学中一样是必要的，历史主义者的非理论观点容易使他们陷入单纯收集大量历史事实的困境之中。”[13]（ P. 217）韦伯强调指出，虽然可以把自己列入历史学派的后学中，但是“我们的观点或许会在这里或那里与历史学派的许多甚至是最杰出代表的观点相左”,[14]（ P. 201）例如，历史学派认为，材料整理成概念系统是所有科学的目的和目标，任何科学只能通过经验规则性的观察、假设的建构和证实才能获得并逐步完善，但是，由于我们学科的不完备，历史和归纳的工作只是被迫进行的一项预备性工作，因此概念的形成和运用就大大值得怀疑。
二、韦伯对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批判与继承
（ 一）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基本主张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方法论思想，可以简单概括为方法论个人主义、主观主义的心理分析法。一方面，要解释经济现象，必须还原到对经济行动者的个人行为的解释中去； 另一方面，要解释个人经济行动，探寻行动的原因，必须要了解个人的主观背景，探究个人行为的主观因素。此外，奥地利学派强调经济学的理论分析逻辑应该是演绎推理。
第一，方法论个人主义。奥地利经济学派主张，政治经济学研究应该从特定的历史和社会中把个人抽象出来，因此要把孤立的个人经济行为作为分析社会经济现象的立足点。个人经济是社会经济的缩影，而社会则是个人的算数总和。所以，既然社会经济被看作是个人经济的综合，发现了个人经济行为的规律，也就发现了社会经济现象的规律。简而言之，在对经济现象进行理论分析的过程中，要还原到个人行为的层次上，通过对经济行为者的个人行为的解释，来解释经济现象。
第二，主观主义的心理分析法。奥地利经济学派主张，从个人心理动机出发，把人的需要及需要的满足即消费作为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出发点。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卡尔·门格尔（ Carl Menger） 着重分析了人的主观欲望的各种特征及其对经济行为的影响。门格尔指出，生产、交换和消费等经济行为都有经济行动者主观欲望的参与，主观欲望是这些经济行为的动机和发生因素。例如，“所谓价值，就是一种财货或一种财货的一定量，在我们意识到我们对于它的支配，关系到我 们 欲 望 的 满 足 时，为 我 们 所 获 得 的 意义。”[15]（ P. 52）第三，演绎推理的分析逻辑。门格尔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中的逻辑结构，和历史学派的方法完全不同，他采用的是从基本命题出发，通过演绎推理得出结论的方法。他认为，在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抽象演绎法是主要方法，历史归纳法不过是其辅助，“经济史不过是经济学科的一个分支而已，这个学科还应包括经济理论、有关经济政策和公共财政的实用性学科，而要求将同一种方法运用于各个分支，则是荒唐的。”[16]（ P. 249）经济学理论是指对于经济现象的一般性质和一般关系的解释，不同于对于单个的或集体的个别经济现象的性质和关系的描述，后者是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因此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法也不能雷同。
（ 二） 韦伯对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继承
1. 方法论个人主义
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观点是韦伯在临终前的一封信中明确提到的立场，以驱逐当时徘徊在社会学家中间的“集体主义概念的幽灵”.[7]（ P. 289）虽然知名的说法是“方法论个人主义（ methodology indi-vidualism） ”,但韦伯使用的是“个人主义的方法”（ individualistic method） 一词。针对“个人主义”,韦伯明确区分了个人主义的方法和个人主义的价值判断。他认为，个人主义的方法是将分析的起点确定为个人行动，并且这种行动是有意义的。同时，韦伯也与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划清了界限。他认为，个人主义的方法不能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混为一谈。例如，社会主义经济以整体的理性计划为特色，但是可以用个人主义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可以用个人行动来诠释理解。[17]（ P. 134）
2. 理想类型的分析方法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抽象演绎法拓展了韦伯的视野，丰富了他关于理想类型等方法论原理的内容。韦伯指出，抽象的经济理论由理想类型构成，“这种抽象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各种事件的理想图景，它是描述按照交换经济、自由竞争和严格的理性行为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条件下的商品市场的。”[14]（ P. 185）这种概念模式把历史生活中某些关系和某些事件集合成为了一个复合体，并把它概念化为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体系。韦伯强调，诸如历史、经济理论等“历史科学”,无论它们本身是否意识到，它们都在使用理想类型的方法。同时，理想类型也颇有实际应用性，可以克服社会科学彼此间的分裂。
3. 主观主义的立场韦伯拓展了主观主义的领域，他将作为经济学家的主观立场纳入到了经济分析之中。如前所述，门格尔认为消费者的主观意向对价值均衡有重要作用，韦伯认为这正是强调了经济行动者主观主义的作用。由于消费者的偏好是通过外在行动表现出来的，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对消费者行为背后的意义的理解与解释便带有主观色彩。客观的、科学的研究并不否认研究者具有特定的价值立场，因为韦伯“并不是一般地反对学者对某一社会现象给予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而是反对学者在进入科学研究领域后仍然从一定的政治立场出发对社会事件作各种评价判断”.
（ 三） 韦伯对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批判
虽然“在韦伯的思想已极成熟之际，他未始不可宣称，在原则上他并不反对经济理论家们实际上所应用的方法”[19]（ P. 103），但是，韦伯也提醒人们，理论经济学虽然有着精密的分析度，但是经济学家并不能就由此准确预测出现实中将要发生的事情，而自称有着这样能力的人只不过是在“空想”,韦伯称之为“乌托邦”.正是考虑到理想类型的方法与抽象演绎法有关，韦伯才强调不应该误解理想类型的万能作用。理想类型只是一种参照物，通过这种参照，可以发现事物的特征，使其变得清晰和可以理解。例如，历史研究所的任务就是，确定这种理想类型接近或脱离现实的程度，或者是确定，某个个案的现实状况可以归类为某一个理想类型。
同时，经济学家也不能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抽象经济理论之中，因为，经济学是由好几种学科组成，每个学科都要得到发展。韦伯指出，“当代’抽象理论‘应被进一步发挥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最终也是一个关于科学策略的问题。不管怎样，它同时也必须关注其他问题。即使’边际效用理论‘也 可 根 据’边 际 效 用 规 律‘加 以 归类。”
三、结论
综上所述，韦伯综合了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方法。首先，韦伯批判了将历史的方法和抽象演绎的方法割裂开来的观点，“用关于规律的阐述来取代关于现实的历史认识，或相反，通过简单地排列历史资料来构造严格意义上的’规律‘,在方法论上是不可能的。” [14]（ P. 183）其次，韦伯认为，社会科学是一门关于具体实在的经验科学，“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理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那种实在的独特性质。一方面，我们希望理解个别事件在其当代形式中的各种联系及其文化意义，另一方面，我们希望理解它们在历史上成其为这样而不是那样的种种原因。”[14]（ P. 168）同时，韦伯强调，人类的智慧是有限的，社会实在是无限的，人们要认识和理解复杂的社会实在，都要承认如下不言自明的假定，即构成科学研究对象的只是社会实在中有限的一部分，“即使在历史学派的追随者中，我们仍然可以发现这种态度。
它宣称，包括文化科学在内的所有科学应当为之服务的以及它们在遥远的未来应该追求的理想，就是获得一种能够从中’推演‘出实在的命题体系。”[14]（ P. 169）所以，在韦伯的方法论体系中，理论概念是事先就被系统地组织起来了，这是一种预先的假定，而历史则不能像思辨的思想体系，可以从重要的条件或原则出发就可以演绎而来，它只能按照具体的实际材料归纳而成。因而，韦伯“’理解社会学‘包含方法论上不同的两个部分……一种是系统的类型理论，及大体上跟这一理论有关的论文，这些论文利用类型的概念在历史资料之间建立起关联，并将其组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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