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 80 年代新经济社会学的复兴，引发了经济社会学领域的重大变革，对古典经济学构成了全新的挑战： 第一，新经济社会学不再如以往只涉及经济学的边缘领域的研究，如宗教、家庭等，而是直逼经济学的核心领域---企业和市场，关注企业和市场中的经济行为是怎样被社会建构的； 第二，它将经济学的核心研究主题“企业”和“市场”作为新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核心主题[1][2],并将二者联系起来，市场中存在企业，企业也是在其所在的市场小生境中展开竞争的； 第三，它以经济行为嵌入在社会结构中为前提，以“社会结构主义”为导向，以“网络分析”为方法，关注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强调社会结构对经济行动的决定作用。但是，这种分析方法却存在一个重要缺陷---只关注网络中的人类行动者，而忽视了网络中的非人类行动者。
一 新经济社会学为什么会忽视非人类行动者
20 世纪 80 年代，新经济社会学是伴随着怀特、伯特、贝克、科尔曼和格兰诺维特等学者的一系列研究而复苏的。作为经济社会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一篇文章，格兰诺维特的《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 嵌入性问题》[3]奠基了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和研究视角，即“网络分析法”（ network analysis）和“社会结构绝对主义”的观点。[4]
格兰诺维特采取网络分析的方法，直接向古典经济理论的基础发起了挑战，认为经济学家分析经济行为时把背景看作是静止不动的，把理性行动与被明确界定的社会空间脱耦，是一种从纯经济理性的角度去解释经济行动的还原论观念和完全工具主义； 而实际上，理性行动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空间，经济行为也不可能是纯经济的，总会涉及非经济因素； 经济行为不排除经济利益的趋动性，但是只要一个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互动，像社会利益等其他利益就会干涉行动者，所以社会学家在分析经济行动时就要把理性行动与社会空间更好地结合起来。[5]因此，在一个新的世纪里，经济社会学家所面临的挑战是建构关于（ 制度） 背景、（ 网络） 结构和个人行动一起互动与变迁的更一般的理论。[5]
在格兰诺维特倡导新经济社会学的同时，怀特、伯特、波多尼、祖克曼等也都从网络分析的视角关注行动者之间固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对经济行为的影响。比如怀特的角色理论提出社会结构的出现是不同社会行动者或经济行动者占据了不同网络或结构位置而相互影响的结果；[6]市场是一种社会建构，网络是竞争者之间市场地位的信号，指引着生产组织的行动；[7]利益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的，因为人们高度依赖其所生存的环境；[8]所以社会是一面镜子，而在经验研究时，可以用人们之间的网络代替社会进行分析。[2]
伯特重点关注网络中行动者的结构位置，处于有利结构位置上的行动者将更具有竞争优势，被称为“结构洞”.[9][10]他的“结构洞”理论影响深远，以致于后来不仅在社会学界，甚至在管理学界也出现了大批追随者，推动了网络分析技术的发展。之后，诸多学者开始了基于网络分析的实证研究，比如： 乌兹从嵌入性视角出发，分析了网络结构影响组织表现的过程和机制；[11]祖克曼[12]和波多尼[13]指出网络中的行动者可以创造和再生产行动者的网络地位结构等。在以格兰诺维特为首的美国学者的影响下，“网络分析”范式在新经济社会学领域奠立了霸主地位，但是“网络分析”范式只关注了网络中的人类行动者，而忽视了网络中的非人类行动者对企业和市场的建构作用。
二 新经济社会学应该忽视非人类行动者吗
非人类行动者对经济行为没有建构作用吗？显然不是。下面笔者将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起源和发展入手，分析新经济社会学研究为什么应该关注非人类行动者。
与多数新经济社会学者的定义不同，在以法国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拉图尔为核心的巴黎学派主张的行动者网络理论（ Actor - Network theory,简称ANT） 中，对“行动者”的定义是广义和异质性的，既包括人类，也包括非人类。拉图尔用 actor 这个词指人类行动者，暗含着一种意向性和能动性； 用actant 这个词指非人类行动者时，暗含着非人类行动者没有意向性和能动性； 非人类行动者没有意向性和能动性，所以需要通过代言人或者代理者来表达非人类行动者的意愿； 而代言人或者代理者通常由人类行动者担任。[14]
拉图尔考察了巴斯德微生物实验室的发展扩张与当时法国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发现了非人类行动者在行动者网络的成功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个行动者网络是一个异质性行动者网络，网络中的“行动者”既包括巴斯德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内科医生、兽医、农民等人类行动者，也包括微生物和母牛等非人类行动者，还包括巴斯德实验室等客体； 在这个强大的异质性行动网络中，网络随着一个个行动者的出现而不断地扩张和加强；而巴斯德作为网络中的重要转义者和重要行动者，也不断地努力把相关行动者的利益联接起来，竭尽全力让巴斯德实验室成为网络中行动者的必经之点，因此巴斯德实验室成为重要的非人类行动者。
最终，巴斯德成功地通过他的实验室转译了相关行动者的利益，并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行动者支持，让巴斯特的细菌理论深刻地影响了法国的社会关系。[15]
非人类行动者没有能动性，那他们是怎么发挥能动作用的呢？ 拉图尔用代言人或代理者来说明非人类行动者是如何通过人类行动者表达自己意愿的，比如在巴斯德实验室的案例中，炭疽疫苗是通过巴斯德的推荐为大家接受的，巴斯德就是炭疽疫苗的代言人； 比如在圣布里厄湾的扇贝养殖的案例中，几位海洋学家开始也充当了扇贝的代言人，虽然他们极力推广扇贝养殖技术，但是不幸的是，扇贝养殖最终没有成功，因此他们最后也丧失了作为代言人的资格。[15]代言人或代理者应该被赋予谁呢？ 拉图尔鼓励人们关注网络中的“关键人物”,比如扇贝养殖中的海洋学家、巴斯德案例中的巴斯德本人等，他们大多数都是科学界的英雄和伟大的工程师、发明家等。
拉图尔明确给予非人类行动者以关键地位，认为科学知识是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在他们所处的行动者网络的场域中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且，在这个场域中，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任何一方均未被赋予特别的优先权，他们不断地变换着角色，不断地磋商，而科学知识最终会从这两类行动者的游戏场域中不断涌现出来。[16]
在《潘多拉的希望》一书中，拉图尔以一个生动的例子分析了为什么技术等非人类因素也可以作为“行动者”: 对于“杀人”这种行为，拉图尔认为既不只是枪开火的结果，也不只是枪手的结果，而是二者联结起来的结果； 在“杀人”这种行为中，人和枪都是行动者，因为如果枪手手上无枪，就不可能完成杀人的结果，而枪如果不在枪手手上，也完成不了杀人的结果。这时候，枪已经不是原来待在枪套里的枪，而是变成了“凶枪”; 枪手也已经不是原来手上无枪的人，而是变成了“杀人犯”; 枪手将枪和人结合在一起，完成杀人的动作和结果，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枪手和枪都已经被转变了，这种转变即为“转译”.[14]
总之，拉图尔赋予行动者一词更广泛的新内涵，不仅指人类行为人（ actor） ,还包括科学技术、生物、实验工具和仪器、思想观念等许多非人类的客体（ object） ,凡是能够改变事物状态的东西都可以称之为“行动者”（ actor,actant,object,agency） .这些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是： agency = actor + object= actant.[17]
而主流新经济社会学中的 agency 仅仅指有主观意识的人、具有能动性的人类行动者，相当于拉图尔所说的 actor.为什么要关注非人类行动者呢？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区分哪些是人类因素，哪些是非人类因素作用的结果。社会是技术的，还是技术是社会的？ 现代化的组织、遍布全世界的计算机网络、全球变暖、臭氧层减少，所有这些的出现都是自然和社会交互作用的产物，是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共同行动的产物，是二者孪生的结果。
任何事物的进化既不是纯社会的，也不是纯技术的，创新是所有行动者合作进化的结果，世界由复杂实体构成，既包括人类行动者也包括非人类行动者。因此需要将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统一于“异质性的复杂网络”中，在这个复杂网络中，自然与社会、内部与外部、主观与客观、行动与结构才能被联合起来，共同推动社会的发展。
三 新经济社会学应该怎么样关注非人类行动者
借鉴 ANT 的观点，经济社会学研究应该把网络看作是异质性的，网络中的行动者既包括人类行动者（ actor） ,也包括非人类行动者（ actant） .而且，异质性的行动者网络也是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 行动者既是网络建构的参与者，也能够重新定义和转译网络中的其他行动者。因此，卡隆形象地在行动者（ actor） 与网络（ network） 之间加了一个连字符（ actor - network） ,以表示二者是一个整体，也是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 在这个动态的行动者网络中，各类行动者在联结成为复杂网络的同时，也在不断地重新塑造这个复杂网络的结构并改变其意义。非人类行动者没有能动性，他们之间是怎么相互连接和相互作用的呢？ 是通过人类行动者的“转义者”身份来实现的，即人类行动者在与网络中其他行动者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地将非人类行动者的角色用自己的语言和思维模式转译出来，通过这种方式，非人类行动者与人类行动者被联接在一起，共同构建了一个动态的行动者网络。
卡隆超越了拉图尔的科学技术社会学思想，将ANT 拓展到经济社会学研究领域，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方法“述行分析”（ performative analysis） ,为经济社会学研究视野的开阔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经济学的述行性”观点不仅引起了欧洲学界的轰动，也引起了美国经济社会学家的关注。“经济学的述行分析”的主要观点是： 经济学不是发明无用的经济理论，而是在不断地向人们展示经济理论在建构经济世界过程中的实际的经济效果---经济学并没有描述（ describe） 现实的经济，而是述行（ perform） 经济，即利用他们所提出的经济工具或经济理论创造一种他们所设想的经济现象。
而且，卡隆并不只是简单地告诉我们经济学对经济具有述行性，而是遵循 ANT 的基本纲领，通过实证研究阐述了经济学述行经济的机制，即在此过程中，网络中的各种行动者是怎样被动员和结合起来，从而使经济学家的理论从自我完成的预言成功地变为现实的。
比如，假设人们猜测某银行会破产，为保自身利益都去挤兑，那么这一行动很有可能会导致这家本来没有任何危机的银行破产，即通过每个人的述行，让虚假变成了现实。再如，养老保险的推出改变了人们对待死亡的态度，使人们不再惧怕死亡，也改变了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父母不再依靠子女养老，双方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地位越来越平等，进而影响了父母和子女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又如，倘若没有现代金融技术和工具，也就不会有现代金融市场和人们提前消费的理念。
因此，在经济学的发展之下，市场就像霍布斯怪兽一样，正在以“精于计算的集体装置”（ calculativecollective devices） （ 包括人类的身体、假肢、设备工具、技术、数学算法等） 改变着人类的生活。卡隆向人们展示了市场被复杂网络建构的过程机制，为市场社会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和新方法。
市场究竟是怎样通过技术（ technologies）的产生（ production） 、动员（ mobilization） 、传播（ dif-fusion） 等，使社会发生改变并逐渐稳定呢？ 市场是“社会 - 技术的混合装置”（ social - technical marketdevice） ,这个装置包括很多异质性行动者，比如精于计算的行为人、可被计算的商品、计算所用的技术和设备、市场的规则等，这些行动者通过联系或分离（ attachment and detachment） 、卷入或离开（ en-tanglement and disentanglement） 、生产或表演 （ per-form） 等方式重塑市场，而且这种市场装置是多样性且不断变化的，具有技术的、社会的和物质的等混和特性。
在市场这个复杂的集体装置中，精于计算的理性行动者（ calculative agencies） 、可计算的交易（ calculated exchanges） 、可计算的商品（ calcu-lable goods） 等行动者结合在一起建构了市场，使市场交易得以发生； 同时，由于人类的有限理性，知识和行动从来都不可能独立开来，人类必须借助所发明的各种各样的技术和工具，比如计算机以及算法结构等，更好地为精于计算的行动者做出理性计算服务。
在市场的建构过程中，市场通过经济学家等这些关键“代言人”,将非人类行动者（ 经济理论、经济工具等） 的意愿表达出来，并将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结合起来，参与到对市场的建构过程中，即经济学家通过提出各种经济学理论、创造出各种经济学工具，使市场按照其所设想的方式运行，从而形成了强大的“人类行动者 - 技术结构”（ actors - technology configuration） .
在卡隆运用“述行分析”方法解读了市场的建构过程以后，麦肯兹精彩的经验研究将基于 ANT的“述行分析”推广到金融市场研究领域，并重点关注非人类行动者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麦肯兹和米洛以芝加哥期权交易所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入研究与实地观察，探寻了西方金融市场被经济学家及其创造的金融工具成功改变的进程，特别是期权市场被经济学家 1973 年所发明的 BSM 期权定价理论（ Black - Scholes - Merton option pricing theory）所改变的进程，并阐述了交易商在此进程中是如何克服道德和法律的约束，改变了美国及全球金融市场结构的。
麦肯兹后来又考察了 BSM 期权定价理论成功建构投资组合保险等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过程，探究了由此衍生出来的股票与期货市场的联合套利机制发挥作用并最终导致 1987 年的股灾的缘由；[26]麦肯兹也用 ANT 的基本纲领分析了金融市场的交易商和政府官员等关键“代言人”在金融市场的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展示了他们是如何通过权力斗争构建起一个复杂的动态网络，并最终使新的金融技术和金融工具合法化，从而改变了美国及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场结构的。
因此，麦肯兹基于 ANT 的述行分析方法对金融市场的研究是最详细、最全面、最有深度，也是最有影响力的，不仅阐明了人类与其所发明的科学技术等工具对市场经济行为的正面建构，也创造性地论述了其对市场经济行为的反面建构。
在麦肯兹实证分析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了对金融市场进行述行分析的研究队伍。贝翁萨和斯塔克研究了在国际投资银行的交易室中，交易员是如何利用科学家所发明的各种金融工具寻找到商业机会的；[28]慕尼瑟（ Muniesa） 在 2003年考察了巴黎股票交易所的自动化过程后，宣称在报价算法和数据传输程序选择的背后，是效率和公平博弈的过程； 2005 年慕尼瑟又研究了法国股市官员是如何尝试用各种市场收盘技术（ market clos-ing technologies） 满足代理商的合法化市场运作的。另外，近年来，在美国工业信用等级市场、拍卖市场和大型零售市场等非金融领域，基于 ANT的研究也日渐增多。
总之，ANT 将人类行动者（ actor） 与非人类行动者（ actant） 以同等重要的身份并入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中。而且，ANT 中的所有行动者在行动的同时，不断地产生行动运转的效果-网络，这种网络既不是像互联网、局域网等纯粹技术意义上的网络，也不是像格兰诺维特所指的人类行动者之间所形成的结构化网络，而是一种动态的网络，它强调网络中行动者的影响、互动、流动和变化的过程，所以是 worknet,而 不 是 格 兰 诺 维 特 所 谓 的 net-work.[30]
四 关注非人类行动者的“新新经济社会学”
在美国学者主导的新经济社会学领域，网络分析一直占据着霸权地位。长久以来，美国“社会结构主义”学派的网络分析方法和欧洲“后结构主义”学派基于 ANT 的述行分析方法一向是独立发展，互不涉足对方的研究领域。基于 ANT 的述行分析方法一直专注于科学知识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机制，而网络分析则更青睐于人类行动者对市场的建构作用。但是近年来，当 ANT 走向美国以后，二者开始了融合性的尝试。他们打破各自学科的边界，积极地对话，关注“有形的物质”和“人类”对市场的共同建构作用。也即，市场并不是独立的、想当然的，而是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不断地共同述行的结果。所以，既关注人类行动者又关注非人类行动者的 ANT,在未来前景广阔。已经有西方学者把基于 ANT 的述行分析方法及述行学派称为“新新经济社会学”（ 'new'new economic sociolo-gy） ,[29]足见关注非人类行动者的 ANT 对经济社会学领域的突出贡献，它未来可能会像格兰诺维特所开创的新经济社会学方法论一样，成为掀起经济社会学领域研究的新一轮方法论热潮。
参考文献：
[1]Zelizer,Viviana A,“Past and Futures of Economic Sociology”,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vol. 50,no. 8 （ 2007） ,pp. 1056 -1069.
[2]Fourcade Marion,“Theories of Markets and Theories of Socie-ty”,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vol. 50,no. 8 （ 2007） ,pp. 1015- 1034.
[3]GranovetterMark,“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Problem of Embeddedness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no. 3（ 1985） ,pp. 481 -510.
[4]Swedberg,Richard,Principles of Economic Sociolog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