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以较大的篇幅和独立的章节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和方向性做出了深刻阐述和战略部署，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美好愿景。这一美好愿景的提出，接续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传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和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发展理念上取得了新的重大突破。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多学科涉及的议题，已引起广泛的讨论。本文将在认真解读十八大报告的基础上，从社会学的视角对生态文明建设做一深入反思。
一、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前提
从英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生态环境问题始终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伴，似乎是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物。中国自步入现代化轨道以来，生态环境问题如影随形，与作为现代化两翼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速度和程度密切相关。表面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问题都与现代化高度相关，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速度和程度紧密相连。但从生态环境问题衍生的动力机制来看，中西之间却有着深刻差异。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环境问题属于早发内生型，是西方国家自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人们在资本的驱动下借助于科学技术的力量不断征服自然、开采自然、掠夺自然而产生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却属于晚发外生型，其衍生与我国现代化的特殊路径和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有关，是外部压力向内转化而不断产生的力量所催发出来的。
晚清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处于边陲地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一直遭受发达国家的侵略和威胁。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世界体系中的边陲地位并未得到根本扭转，依然面临着“落后就要挨打”的外部威胁。在此历史条件下，我国的现代化战略几乎始终将经济增长放在第一位，把快速增长作为目标追求，试图以较短的时间完成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现代化进程。在“追赶”思维的支配下，我国的经济获得了快速增长，同时也加剧了人口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在过分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却忽视或轻视了生态环境的保护，从而导致生态环境问题在较短时间内集中爆发。另外，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边陲地位为发达国家的污染和公害输出提供了前提条件。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经济增长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发达国家的投资。发达国家在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过程中也将工业污染、公害问题等输入到中国。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生态环境危机提供了结构性前提，而我国为了发展经济、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则被迫接受了这种强制性支配。从表面上看，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与我国长期以来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的经济政治体制有关，但这种体制的选择则根源于中国在世界体系中所处的边陲地位。
如上所述，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有着深刻的世界背景，是外部压力向国内转化而不断产生的力量所催发出来的。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的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跃居世界前列，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逐渐从边陲走向中心。我国曾经面临的“落后就要挨打”的外部威胁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解。这一结构性转变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前提。我国开始有条件、有能力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向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并重转变。这种转变事实上是对中国与世界二者关系的重构。
一是我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应充分考量世界体系转型所带来的战略机遇，改变过去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的制度取向，将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二是降低经济发展中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性，在引进外资过程中提高环境准入门槛，严格执行环评审批制度，采用经济、技术和法律等手段最大限度地减少在利用外资过程中所产生的环境污染。三是在全球生态环境危机严峻的今天，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我国应积极参与全球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与世界其他国家一道积极展开合作，为国内生态文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总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理解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总体性框架，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结构性前提。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所蕴含的机遇和挑战。
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切入点
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切入点是处理好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所谓生态系统是指一个生物群落及其附近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的自然系统，而社会系统则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子系统彼此相依而形成的组织、制度体系。生态环境问题，其实质是社会系统对生态系统侵蚀和破坏所造成的客观后果，是二者关系紧张的外部表现。因此，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切入点就是处理好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
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简单地讲就是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在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上，我国的传统文化及其实践侧重于强调天人合一、中和位育。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自然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内在于人心和社会。所谓的天人合一、中和位育，主要强调人在自然面前应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而不是单向度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甚至破坏自然。鸦片战争以来，国势颓弱，中国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的努力中，将目光转向西方，试图通过引进西学来重新改造中国的思想文化，以实现自强的目的。在此过程中，西学逐渐瓦解了中学的知识体系和思想世界，在接受西方将自然与社会对立起来的思想的同时却抛弃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价值观.由此带来的改变是，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实践中，自然不再是敬畏和顺应的对象而是需要征服和改造的客体，“向自然开战”、“征服自然”、“战天斗地”等单向度改造自然的强烈冲动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各个历史时期，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从曾经的相对和谐变得日益紧张。然而，自然从来不是外在于社会，而是内在于社会的一部分。生态环境危机向人类生存危机转换的这一事实无疑确证了自然与社会应是和谐统一的关系而非对立矛盾的关系这个朴素的道理。
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生成与演变是社会系统不断侵蚀生态系统的过程。改革开放前，我国一度将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截然对立起来，“向自然开战”的直接后果就是生态环境的迅速恶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无论是发展理念的更新还是法律政策的调整，无不着眼和着力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但环境危机却依然严峻甚至出现局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状况。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子系统追求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寄生于生态系统中，所谓的生态环境保护出现了“文本规范”与“实践规范”的分离.这种分离导致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出现了一个悖论：一方面强调生态环境保护，一方面却出现了生态环境日益严峻的态势。化解这种悖论必须重新调整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十八大报告正是着眼于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调整，深刻指出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之间是五位一体、彼此相融的关系。生态文明建设不是外在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而是必须融入和嵌入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当前我国的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存在诸多矛盾冲突的地方，其根源在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子系统均将生态系统作为实现各自目标诉求的对象而忽略了对生态系统的尊重和维护。因此，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重新调整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关系，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子系统入手进行改革、调整或重构，使之与生态系统相协调。具体说来，一是将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层理念渗透到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之中，化解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的潜在紧张，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二是在社会文化上，大力倡导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以及适度消费、低碳生活的文化理念，积极培育民间环保组织，提升公民的环境意识和维权意识等，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的社会文化支撑。
通过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子系统的改革、调整或重构，增进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关系和谐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切入点，也是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最大困难。
三、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
长期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忽略了环境正义这一伦理维度。环境正义从根本上是一个社会公平问题，既包括代际之间、群体之间在环境权利的享有与环境义务的承担上的平衡，也包括环境问题的制造者与受害者的同一性和重叠性。当前我国环境不正义的最突出表现就是在生态环境的破坏过程中一部分人从中受益而恶果却由另外一部分人承担。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是我国环境不正义的集中体现，而改变这种不正义必须处理好城市与农村的关系。
我国农村的生态环境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前者主要表现为水土流失、森林植被覆盖率降低、生物多样性减少等方面，后者则主要表现为水资源、土壤、空气等遭到化肥、农药、工业“三废”的污染。环境污染又可分为内源性污染和外源性污染。内源性污染指的是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所造成的污染，主要包括化肥、农药、农用塑料、畜禽养殖等土壤、水体、空气、农产品等造成的污染；外源性污染则是农民之外的社会主体通过各种方式向农村转移污染或对农村环境造成的污染。从我国公布的权威数据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生态环境问题无论是生态环境破坏还是环境污染均呈日益严峻之势，尤其是城市向农村转移污染的现象最为突出。《1991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披露，全国遭受工业污染和城市垃圾危害的耕地面积达1000万公顷，农村地区恶性肿瘤死亡率在总死亡率中的比重逐年增加，呼吸系统疾病成为农村地区居民的首位死亡原因，而大气污染是呼吸道疾病的主要诱因之一。自此以后，每年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都明确指出以城市为中心的环境污染不断向农村转移和蔓延的现象。
近年来，无论是经济发展理念的不断更新、环境保护法律政策的不断完善抑或环境治理经费的不断增加，都表明我国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这种努力从整体上改善了我国的生态环境，但在局部尤其是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则表现出日趋恶化之势，而导致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在于城市不断向农村转移污染。城市污染之所以能够向农村转移，其结构原因与中外关系相似，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失衡形成的内部中心-边陲关系。1980年代以来，我国的城市环境问题逐渐得到重视，各城市普遍开展了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环保技术升级、环境严格管制，以及对重污染企业实施关、停、并、转、迁等措施，逐渐改善了城市生活环境，缓解了城市环境危机。与此相应的是，为了追逐高额利润，逃避城市环境问题的严格管制，一些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纷纷从城市向农村迁移。在县、乡（镇）级政府招商引资的推动下，污染企业向农村转移的速度不断加快，规模日益扩大，导致农村环境急剧恶化。在此过程中，由于城乡之间存在较大的经济社会差距，基层政府和农民为了实现各自的目标追求而自觉不自觉地与污染企业达成了共谋，为污染企业向农村转移提供了相应的社会基础。城市向农村转移污染不仅违背了环境正义原则，而且会影响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成效。
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应将环境正义作为基本原则之一。农村环境问题的解决不能就农村谈农村，必须跳出农村，从城乡关系的框架理解和解决。当前我国的农村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设置造成的。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改变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设置以及由此衍生的观念、举措。一是在制度设置上彻底改革城乡二元分割的管理体制和制度体系，赋予城乡居民以完全平等的国民待遇；二是在环境保护中改变过去先城市后农村、重城市轻农村的错误观念及其实践，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三是在农村工业化过程中根据各地区的主体功能定位，构建科学合理的农业发展格局和农村工业布局，通过实施严格的环评制度防止污染企业从城市向农村转移。
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突破口
西部地区既是我国自然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也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西部地区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其生态环境较为脆弱，水土流失、荒漠化等问题较易发生。由于自然、历史和社会等复杂因素的影响，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长期落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尤其是东部与西部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严重失衡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现代化战略整体推进的重要因素，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到我国的社会进步、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因此，大力推进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是我国必须作出的重大战略选择。自2000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基础不断夯实，经济增长速度显着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西部大开发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也呈整体恶化的态势。
西部地区在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呈现出的巨大张力，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西部地区作为我国资源开发、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首要区域，能否及时有效地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不仅关乎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各族人民的生活质量，而且关乎国家的生态安全、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大局。
实践表明，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某种意义上较之东部地区更为复杂和严峻。从全国层面来看，在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无论是东部、中部抑或西部地区都面临着资源开发、工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冲突的困境，都存在着整体利益格局、宏观政策要求与局部利益、地方自主发展需求之间的悖论。然而，西部地区作为自然资源丰富、少数民族聚居的欠发达地区，在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有着东中部地区所不具有的矛盾。这个矛盾涉及环境保护、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内外关系”问题。在当前西部地区的资源开发过程中，一直存在外来开发主体与当地居民、组织之间的关系协调和利益均衡问题。一方面我们要求地方严格保护生态环境、减少掠夺性开发行为，但另一方面外来主体又不断进入西部地区、进行大规模开发，这就容易产生因西部地区相关主体参与不足或开发获益分配不公而导致的内外关系冲突甚至是民族矛盾.西部地区的环境保护也同样存在内外矛盾。如果说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由外部力量主导、民族传统文化被视作贫穷文化的话，那么自21世纪初开始的生态环境保护潮流中，强大的外部力量以科学为工具，再次把当地居民及其传统文化排除出去，从而把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与当地人割裂开来。
现有情况表明，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既有与东中部地区一样的共性也有其特殊性，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所内含的矛盾和冲突最集中、最剧烈的交汇点。显然，如何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当前任务之一，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突破口。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必须作为发展进程的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既不应脱离这一进程来考虑也不能与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相割裂.在推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应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控制开发强度，加强自然修复，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建立健全生态补偿制度、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新思路、新举措、新要求，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契机。应该看到，生态文明建设将是一个攻坚克难、永无止境的系统性工程。作为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着复杂的情势和挑战，需要理顺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关系，特别要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城市与农村和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这四对关系。我们认为，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前提，协调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关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切入点，改变城市与农村的对立关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理顺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突破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