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分享经济的核心是分享行动，但分享行动与经济行为之间存在着一定张力。分享行动是社会行动的一种类型，指向人们之间的合作、沟通与联系，突破个人与家庭之间的隔阂和边界。分享经济的经济行为又指向经济计算的理性命题，导致合作的困境。分享行动导向集体行动，而个人的理性计算可能导致社会层面面临集体行动困境。分享经济的困境源于共同体要求分享的价值追求与经济行为的利益追求之间的冲突。针对不同类型的分享经济，应出台不同的社会治理措施，包括加强对平台的监管、培育社区型分享经济、培育公共理性等，以营造分享社会为最终落脚点。
关键词：分享行动;分享经济;公共理性;社会治理;分享社会;
一、引言
近年来，分享经济(共享经济)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议题，并逐渐成为中国经济重要的增长点。《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2)》显示，2021 年我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规模约为36881亿元，同比增长约 9.2%。分享经济虽然没有之前那么发展迅速，但仍然维持着较高增长速度。分享(共享)经济连续进入政府工作报告中，体现政府对分享经济的重视。2017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持和引导分享经济发展，提高社会资源利用效率，便利人民群众生活”。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又指出：“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形成线上线下结合、产学研用协同、大中小企业融合的创新创业格局”。2020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
与此同时，分享经济也出现了各种问题。如在过去几年中，共享单车发展迅速，在给人们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导致资源极度浪费、单车人为破坏、占为己有等问题；Airbnb(爱彼迎)、滴滴出行等都出现了一些为人所诟病的问题，如诚信问题、违规搜集个人信息等1。这些问题彰显了分享经济在中国发展的现实困境，与中国本土社会基础出现张力，如何监管和更好地开展社会治理成为相伴随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必须从分享经济的元问题入手，即讨论分享行动的可能性，以及这种分享行动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而为社会治理提供一些基本的思路和讨论。现阶段中国的分享经济更接近于经济行为，由市场来运作，而非通过社会的动员来发展。在下一阶段的分享经济发展中需要立足社会基础，转向对社会结构的调整和对问题的治理，以促成更良性的发展。本文从分享经济的基础——分享行动入手，关注分享经济中的不同行动者，讨论分享经济的发展、分享行动的可能性及困境，进而提出治理思路。
二、作为社会行动类型的分享行动
在过去十多年中，分享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经济形态快速兴起，各种各样的分享经济深入人们的生活，尤其是以Airbnb、Uber等新兴企业为代表。分享经济打破了以往泾渭分明的产权规定，倡导一种协作消费行为，创造一种“我的就是你的”文化2。对分享经济的研究，首先要回到分享经济的社会基础，即分享行动上来讨论。
在以往的研究中，分享(sharing)是被忽略的，或者被纳入其他方面的行为之中。贝尔克认为，分享被忽略主要有几个原因：其一，分享被作为一种礼物交换行为或商品交换行为；其二，分享行动被视为在家里的内部行为，而非工作和市场等的外部行为，与此相联系的是分享行动在性别中的分配，如女性更容易分享。礼物交换和分享都被视为联结的表达。更进一步讲，分享之所以被忽略是因为分享行动是日常化的，不易被察觉，不像礼物那样跟节庆相关3。在分享的一端，是微观的家庭内部行为，存在两种分享的原型：母职养育(mothering)和在家庭内部资源的共同使用和分配4。这种分享非常私人，并基于自身家庭内部的需求进行分配，局限于小范围的自身，指向的个体比较少。人们在家庭内每天都在进行分享，包括父母对子女的分享、子女之间的分享等，强调情感等价值理性。家庭内部的分享是人们最直接的“扩展自我”面对的地方，大量的分享发生在家庭内部，包括空间、时间、物品等。“家”意味着分享的必然性和理所当然。在一起吃饭(分享食物)成为一种家庭仪式5。夫妻之间共有财物，分享一定的私密空间。再扩大到扩展家庭中，帮忙照顾孙辈、料理家务等都是分享的行为。而在另外一端，将分享当作一种交换行为，则强调分享本身能获得的彼此利益交换，强调理性的计算。社会分享作为一种经济生产模式也是被忽略的6。因此，分享行动要么被吞没于家庭内部，要么被功利主义计算所消解。
把分享行动视为微观的个人或家庭内部行为，就难以促成更大范围的分享。但显而易见的是，分享行动不只局限于频繁互动的亲戚、朋友或社区内部，在很多情境中都有。在以往关于再分配研究等的文献，尤其是人类学的文献中，分享被视为一种“非互惠的前社会行为”(nonreciprocal pro-social behavior)7,但这些文献也没有赋予分享作为社会行动的位置。分享作为一种指向他人的行为，有着极强的社会行动意蕴。分享意味着个人将属于自己的一部分分享给其他人，也就意味着从完全的自我转向与别人的联系。分享强调对自我的突破，是对强调市场交换和礼物赠与的私有产权的替代，两个或以上的人们能够分享一件物品的收益或分担成本，分享界定了有些东西可以是我们的，而不是对彼此的泾渭分明8。从个人、家庭到社区，直到大众尺度(mass scale)上的分享9、社会层面对陌生人的分享，都涉及社会的共同体如何形成的问题。相比其他形式来说，分享能够培育社区、节约资源和创造某种程度的协同效应10。
贝尔克进一步谈及分享的可能性，即从家庭内部转向家庭外部，他区分了向内分享(sharing in)和向外分享(sharing out),通过物品或他人，个人可以打破自身的边界，实现自我的拓展11。向外分享虽将自身的一些占有物向外分享，但并没有实现自我的拓展；向内分享通过对普遍财产等扩大控制而实现扩展自我的扩大。为什么成人在鼓励孩子分享玩具、食物等的同时，自己却不愿意分享呢12?分享的可能性，与个人或群体、社会的文化有密切联系。从分享的主体角度看，贝尔克指出了分享的几个文化维度：(1)所有权和对占有的依恋，一个人如果对物品越是依赖，分享的可能性越小。(2)依赖或相互依赖(Independence versus Interdependence),物质主义者分享更少，他们对人的价值衡量是通过物来体现的。对物质的依赖导致其对内分享较少，扩展的自我受到极大限制，个人与他人泾渭分明。拒绝分享很多时候也跟个人不愿意依赖别人有关。(3)隐私、泄露的自我(the Leaky Self)和陌生人，分享与隐私有联系，有些人惧怕自我信息等泄露，而把自己封闭起来。(4)功利主义，在功利主义计算中，分享更加接近于商品的交换13。因此，对物质越是依赖、越是不愿意依赖别人、越是注重隐私、越是功利主义的个体越不可能进行分享，也越难获得别人的分享。
是否分享也与物品的属性有密切联系。本克拉认为，可分享的物品(Sharable goods)是那些在技术上是整体(technically “lumpy”)的，并且是中等大小的(“mid-grained” granularity)14,如汽车、自行车等。在分享过程中，交易成本能够被控制在较低的额度，并且物品具有较佳的可达性。他进一步指出可分享的物品的一些特性15:其一，物品在一定期限内是可以循环使用的，可循环使用相当于在不同时间内是非竞争性的，如汽车、自行车、气球、摄像机等；其二，快速衰变的资源(Rapidly Decaying resources),如果没有一起使用这个资源，该资源就会浪费掉，如单独开车前往某个地方；其三，总体来说是不可分割(Lumpiness in general)成更小的单位，如不能将汽车的四个座位分开给其他人单独使用。同时，这个物品具有可达性，可以从拥有者分享给非拥有者。满足这些条件的物品有很多，如汽车比较适合用于分享，以及计算机、书本、自行车等等。
分享行动与分享主体、分享物品的属性密切相关。其嵌入于一个既定的社会环境中，技术环境、社会规范等在分享行动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16。首先，从个体到陌生人的分享行动需要有一定的技术基础，如网络的发展提供了分享信息或需求信息的发布渠道，分享动机才可能被激发。在信息技术极大发展的今天，我们被教育用一种新的方式去与人互动17。个体能够发送信息，也才能够绕开市场和行政等级的限制，而促使分享行动作为一种去中心化的行为而存在。其次，分享行动与个人自我密切相关，但当与其他人相联系时则涉及更多的社会规范，嵌入于社会基础之中。分享也与当地社区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宏观的社会信任到中观的社区信任，对分享行动都有较大的影响。最后，分享行动与个体的公民性也紧密联系在一起，当使用别人的财产时，对别人的尊重、对物品的维护等都体现了个体的公民素质。分享是一种指向他人的行动，以对他人的联系为基础，以对他人过去、目前或未来的行为为取向，这个他人可能是亲密的家人，也可能是陌生的个体或群体。分享行动承载着分享者和使用者的目的及意义，并成为一种社会行动。
三、分享行动的可能及困难
在分享经济中，分享是一种经济行为，而非社会行为。在分享经济发展中，我们需要问的问题是，分享行动何以可能?社会行动者如何参与到分享经济中来?从现阶段的发展来看，市场推动的分享经济勃然兴起，各类分享平台进入人们的生活中，形成了巨大的平台经济。伴随分享行动市场化尤其是市场中心化，导致了一系列困难和问题的出现。
(一)分享经济的类型及国内发展
在最近十余年间，分享开始从原本在经济行动中不受重视，转向成为经济生产的一部分。分享经济是一种协作消费方式，博茨曼、罗杰斯对分享经济的定义逐渐为学界所认可，他们认为分享经济是借用点对点(peer-to-peer)的互联网平台实现协作消费，通过各种协作方式，将闲置资源调动起来，实现对所有权的超越，对使用权的分享(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18。王宁基于博茨曼、罗杰斯的定义，对分享经济界定如下：“分享经济是一种借助互联网平台的中介作用，通过盈利或公益的形式而实现的提高闲置资源的社会利用率(基于P2P,如共享住宿)或减少潜在的资源闲置率(基于B2C,如共享单车)的一种具有广泛的社会准入性的资源循环使用模式”19。分享经济是一场对存量资源的消费革命，对环境危机和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回应，对剩余使用容量的日常化和社会化利用可以缓解环境压力，也可以使中低收入群体获得额外收入20。分享经济的兴起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现阶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物质财富充裕，处于过度消费状态21,高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等潮流占据了社会不同人群。通过技术平台分享物品能给人们带来更有价值的社会效益，有利于保护环境，提高物品的使用效率、减少浪费，并能促进产品完善，促进消化社会过度产能和过度消费带来的物品剩余。王宁指出，数字与通信技术革命促成新的数字集市，产生新型社会互动结构，为私人财物剩余容量的日常化和规模化分享，提供必要条件22。不同的学者对分享经济进行了不同的类型化。根据分享的内容不同，博茨曼、罗杰斯将协作消费归类为三个系统：产品服务系统(如拼车服务)、再分配市场(如二手市场交易)和协作生活方式(如汽车共享的生活方式等)。这种经济模式除了扩大人们可消费的范围之外，还倡导人们的消费方式转变23。肖尔也同样地根据内容不同，将分享经济行为分为物品再循环、耐用品利用率提升、服务交换和生产性资产共享四类24。根据分享物的不同进行分类解释了物质主义的时代背景，即什么物品能够分享以及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而根据分享主体的不同进行分类，更能清楚地解释不同主体参与分享经济的动机和行动。哈特尔等依据分享主体的不同，将协作消费区分为由公司组织的(B2C)、其他消费者组织(C2C)和社区组织三种类型，三种类型都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但也存在相应问题25。由公司组织的分享经济如Zip Car, 分时租赁汽车共享平台，企业将闲置资源分享给个体，承担中介功能。另一种是社会化的信息平台，平台提供个体分享的业务。社区组织类的分享经济如时间银行、社区货币组织等，由社区组织来组织。这些不同的主体分享都需要共同的基础，博茨曼、罗杰斯认为，协同消费的运作有着相似的基本原理：爱批判的社会群体、闲置产能、共享信念、陌生人之间的相互信任26。西方分享经济发展的内核是分享行动，基础是西方的社会基础。这种模式的主要基础不是市场，而是基于社会发展的社会运动。
当将视线转移到国内时，分享经济的发展是另外一种情形。在国内，分享的概念兴起并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话语，主要是一种市场的话语。王宁依照偏社会—偏市场维度和分享平台交易方式维度(个人对个人PtoP,或公司对个人BtoC),将分享经济划分成四个类型： 募捐型分享(如公益众筹)、社群性分享(沙发客、时间银行等)、准用型分享(如Zip car, 中国的共享单车等)、交易型分享(如Uber, Airbnb等)。在发达国家，四种类型发展比较均衡，同国内偏市场逻辑的准用型分享和交易型分享居多不同。根据《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7》,我国最主要的分享经济领域为“生活服务、生产能力、交通出行、知识技能、房屋住宿、医疗分享等重点领域”,分享经济融资规模增长迅速，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分享经济的概念在国内出现之后，获得了资本市场的追捧。2016年，交通出行、生活服务、知识技能领域分享经济的融资规模分别为700亿、325亿、200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24%、110%、173%。尤其体现在交通出行领域，这两年各类出行平台迅速占领市场，进入了人们的生活，如滴滴出行等。2017年底，美团打车进入市场；2018年，高德地图推出顺风车业务。分享经济在出行领域也展开了较大的竞争。在共享汽车方面，之前PP租车(Start, 后被瓜子租车合并，但迅速消亡)、凹凸租车等也占据了一定的PtoP市场，但现在主要是以BtoC平台为主，如滴滴出行“分分租”服务、友友租车等。生活领域中，小猪短租、爱大厨等平台都成为人们熟悉的应用软件，Air BnB也进入中国内地市场。
资本主导的分享经济使得B2C市场一枝独秀，资本投入越大，分享经济企业发展越大，竞争越发激烈，但并没有起到分享经济的效果。2017年，共享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尤其体现在共享单车上。但共享单车在资源的浪费上有目共睹，并没有完全起到节约资源、环保的目的。较具个人分享性质的CtoC、PtoP等共享租车平台也难以发展壮大，甚至消亡，而代之以BtoC租车平台为主，投入大量新的汽车来运营，而与原有的分享背道而驰。
伴随着大量资本的进入，分享经济的发展走向了大平台发展模式。《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7》提及，在未来十年内，有望产生5～10家巨无霸型平台企业。2019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优化平台经济环境，促进平台经济发展。《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2)》指出，2021年共享出行、物流、充电等多个领域平台企业推进上市融资，包括知乎、怪兽充电、滴滴出行、音频内容分享平台等。在平台经济中，技术特性及资本对平台的垄断塑造动态不完全竞争格局，走向垄断的方向27。中国分享经济在走一条市场、平台中心化的路线，以市场为主导，而社会组织依然缺失。在社区层面，时间银行等社区组织的分享经济类型发展相当不足，个人围绕着市场平台，以经济目的参与分享经济，而成为经济生产的一部分。
(二)分享经济困境及分享行动的困难
归根到底，国内分享经济发展情境与国外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后果。国外分享经济发展是在其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个人的分享和参与为基础，促进资源的有效优化配置，将不同的个体联系起来，推动经济和社会共同发展。分享经济的发展是对市场内在矛盾的回应。国内的分享经济发展先从市场发展起来，以资本的逐利和大企业平台的构建为基础，拉动经济的发展。个体则被联系到这些平台上。分享经济中的经济行为被充分强调，但相对忽略了分享行动的社会属性。
一方面，从分享主体看，主体的不同导致各种分享经济行为的不同。分享经济发展的社会信任基础不同，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分享经济的发展基于社会的发展程度，基于理性个人发展起来的社会信任体系对个人有着约束。这种信任基础是个体化、普遍化的，以法律等为支撑。分享经济是一种从个人扩展到社会的经济行为，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行为，分享的经济行为嵌入社会行为之中。以拼车为例，西方发达国家的分享经济中，拼车行动是去中心化的，由大量的行动者共同完成，不是由市场或行政等级所决定的28。分享行动的一个重要动机是联系他人，形成在线的社区及建立关系29。这有一个前提，分享行动是去中心化的，依循个人获得与其他人联结。在原子化、个体化的社会，这种联结显得尤为重要。在分享住宿领域，Air BnB的住房分享，特别是单个卧室的分享尤其体现这一点，房东与租客有较多的互动。其信任基础是普遍化的信任，而非特殊的个人信任。这源于较为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人们重视这种与社会的联结，而将自己置于相互监督的氛围之中。Air BnB在美国等的主要监督机制是个体化的，由房东与租户互评。个人有义务不破坏其他人的财产，而这种约制则是个人化的。
在我国分享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平台更多依据市场建构信任，而非社会信任。中国人的信任有时候是一种特殊信任，是“自己人”的信任建构，信任存在着内外群体的边界30。社会征信体系还未完全完善，市场在发展的过程中建构出一套基于市场基础的信用体系。2015年1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做好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作的通知》。2015年1月28日，芝麻信用评分正式上线，芝麻信用分数成为个人信用的重要指标。在后续发展中，芝麻信用与神州租车、阿里旅行等合作。各类分享经济平台都以类似的方式与芝麻信用体系捆绑在一起，成为个人参与分享的前提。中国现阶段的分享行动在走一条市场中心化的道路，由市场平台决定，并且依赖市场建构的信任基础。现阶段中国分享经济的发展形成了若干个大公司、大平台，个人与平台联结，个人还是原子化的，如滴滴快车、顺风车等。大平台的信任基础依赖于背后的大资本与市场信用体系。信任基础依赖于市场建构，个体是理性的消费者，相互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不信任感。个体并非通过分享与其他人联结，而是以逐利为目标。这种行为可能导致分享经济中的低义务感问题，如共享单车随意损坏放置等问题。市场平台的建构将个体转变成为个体化的劳动者，成为平台的一部分。因此，当资本和市场主导了分享经济之后，分享行动也被置换成为经济交换行动，进而丧失了其重要的社会属性。
另一方面，从分享的物品来看，可分享的物品更多是与个人较远的、整体的物品。分享经济强调各种物品的分享，如对某间卧室、客厅的沙发、汽车的座位、个人的时间等都可以分享。但由于社会信任基础的不足，涉及近距离的物品或空间往往更难以分享。当前，可见的是在亲戚、朋友间可对这些物品进行分享，但对于陌生人却有所顾忌。房东可出租整套房，但对于分享一间卧室、一张沙发，存在着更多安全风险。各种出租经济也以分享经济为噱头，譬如共享单车、充电宝、雨伞等小物品的共享(出租)。但总体来说，对于可切割的、闲置资源的分享本质上还是有欠缺的。
四、分享经济、分享社会和社会治理
强调分享经济发展，我们必须结合国内的社会基础，讨论分享经济中的治理议题。分享经济是一种改良行动，是市场与社会融合的结果，是对市场矛盾的调节。在分享经济的发展中，偏市场逻辑的分享经济类型发展较多31,是新的市场的建构，在一个不同基础的社会中建构出一种平台经济。对于现阶段分享经济困境的治理，关键在于如何促进分享行动、协作行动的产生和发展。
(一)分享经济的分类治理与监管
人们更愿意在准入渠道和商品可控制的情况下参与协作消费(分享经济),这说明对分享经济规制的重要性，而治理规则的建立也促进了进一步的合作31。政府和企业在分享经济的发展中应该各司其职32。在分享经济发展过程中，分享经济平台企业被批评拥有过多的权力，而这些企业往往以营利为目的，不关注社会和环境的影响33,政府的外部监管是必要的34。“互联网+”所产生的分享经济模式与现有的监管模式存在冲突，需创新治理模式，减少制度中创新的障碍35,对不同类型的分享经济进行分类治理和监管，加强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的生态化治理36。
针对准用型的分享经济(偏市场、B2C),政府需要营造较好的市场发展环境，从城市发展、外部监管和企业内部治理等入手，准用型的分享经济以市场的方式提供准公共物品，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上的不足。以共享单车为例，在原有城市规划中，并未留有共享单车的停放位置，而可能导致公共空间占用及混乱的局面。共享单车无序停放使其负外部性彰显，政府、企业以及公民三方形成了一个环式治理逻辑链条。城市政府可在地铁站等交通枢纽位置设置共享单车停放区域，使其成为“最后一公里”接驳比较有效的工具。现阶段，一些城市已经着手规范共享单车的停车区域，通过市场调度的方式解决自行车乱停放问题。政府也应加强对共享单车押金等财务制度的监管，对于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企业处以整改或关停处理。对于企业来说，建立用户与既有的信用体系的连接体系，对乱停乱放、破坏单车等公民行为记入信用体系。
针对交易型的分享经济(偏市场，P2P),企业通过创建分享平台，将供需双方联系起来。原有的居间关系在平台上完成，从而产生了法律关系的异构，网络平台从居间人变成监管者37,企业本身也必须置于监管体系之下。对于滴滴快车、专车、顺风车等交易型的分享平台，存在着消费权益和责任分配不清、劳动监管安全漏洞、信息反馈机制不清、平台企业野蛮生长等问题，应推行“合作监管+自律监管”的混合治理模式38。
针对募捐型的分享经济，要鼓励募捐型分享经济大力发展，建立公益慈善信用体系。现有的众筹平台，如轻松筹、水滴筹、腾讯公益等在最近几年获得了极大发展，吸引更多公民进入慈善行业。慈善行业与企业市场的结合也促使公益市场化。对于平台来说，加强信息的透明化、推动公益慈善信用体系的建设是首要的，其发展有助于改善之前累积下来的公益信任危机。平台对众筹组织的审核、对后续活动开展的跟进都在促使公益良性发展。对于募捐的需求组织方，社会服务组织自身的公信力建设是首先要培育起来的。
针对社群型分享经济不足的情况，应加快社群型分享经济的发展，并推动社群型分享平台的治理。社区分享经济能够有效促进社区融合，促进社区信任的建设39。社群型分享经济中社会网络、社会资本是其中起作用的重要因素。在社群型分享经济中，较容易出现搭便车的状况。国家应该有力地引导这类分享经济的发展，如时间银行的推广、社区基金会的建立等，适当的时候可以通过配套资金进行鼓励。现阶段，不同地方开始推动公益时间银行的模式，包括各种平台建设、积分兑换体系的构建等，对于形成良好的社群型分享经济将有所助益。
(二)社会信任基础的培育与信用机制的完善
对陌生人的信任是分享经济的基础，信用机制则是分享经济的基础之基础。前述分析提及，分享行动是分享经济背后的社会行动基础。从家庭的内部分享转向家庭外部的分享，从熟人的互动转向与陌生人的互动，这需要一定的社会机制作为保障。现阶段分享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源于这样的社会机制的不完善。关键问题是，社会存在不同程度的信任危机，对陌生人的普遍化信任缺失。中国社会的信任更多是特殊化的信任，从特殊的信任转向普遍化的信任构建是现代社会的特征。我国在经历社会的转型，社会信任的转变也是其中重要的方面。重塑社会信任的基础、健全信用机制成为分享经济发展的关键。
现阶段的国内分享经济发展使用市场企业建构的外部信任取代社会本身的信任基础，这种信任机制一方面能够促进经济本身发展，但对于社会信任来说可能也会有反面作用。平台对于个人各类信息的搜集构成了市场化信任的基数，但这些数据的使用有时也会出现违规泄密的情况，影响正在逐步形成的信任。强调分享行动本身，关注人际关系和社会资源的回归，能够逐步营造社会信任的氛围，并且这种基础会较为牢固40。政府在鼓励分享经济发展的同时，需要适当限制平台的市场权力，增强分享行动的社会属性，如供需的匹配、物品的充分流转等。在平台层面，要起到监管的作用，建立保险金或保障金制度，建立信用评级机制41,与相关的信用评价机制对接。
(三)培育公共理性，营造分享行动的社会生态与分享社会
公共理性强调为了公共利益，而限制自身的私利，公民以比较有序、法治的方式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之中。社会成员需要明确自身具有的权利，以及需要履行的义务。这种公共理性的培育是在反复参与和讨论过程中产生的。当分享经济强调市场一极时，个体则被强调为生产者或消费者参与进来，是供需的匹配。消费者强调分享所带来的利润最大化，是理性的要求。当分享经济强调社会一极时，个体则被强调为公民，要促进社会资源的配置，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作为公民的分享行动者关注与不同个体和群体的联结，是一种关怀伦理的体现，良好的社会关系是他们所关注的。
在以上分享经济分类治理的基础上，鼓励不同类型的分享行动参与。针对偏市场型的分享经济，在加强对平台的监管、强化平台治理结构的同时，要对分享经济的参与者实行较好的监管，如身份识别、信用机制等等；针对偏社会性的分享经济，要加强平台治理，强化以社交、信任为基础的分享行动，逐步营造相互信任、合作互助的社会资本。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与分享社会需要一个逐步营造的过程，在法治健全的基础上推动公民参与，在参与过程中树立良好理性，最终逐步营造良好的分享社会生态。
注释
1http://finance.sina.com.cn/consume/puguangtai/2016-12-23/doc-ifxyxqsk6398284.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7月9日；http://tech.ifeng.com/a/20180404/44929787_0.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6月8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关于下架“滴滴出行”App的通报》,2021年7月4日，网址：http://www.cac.gov.cn/2021-07/04/c_1627016782176163.htm,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6月5日。
2(1)Rachel Botsman,Roo Rogers,What’s Mine is Yours:The Rise of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London:Collins,2010,pp.1-10.
3(2)Russell Belk,“Sharing,”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vol.36,no.5(2010),pp.715-734.
4(3)Russell Belk,“Why Not Share Rather than Ow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611(2007),pp.126-140.
5(4)Russell Belk,“Why Not Share Rather than Ow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611(2007),pp.126-140.
6(5)Yochai Benkler,“Sharing Nicely:On Shareable Goods and the Emergence of Sharing as a Modality of Economic Production,” The Yale Law Journal,vol.114,no.2(2004),pp.273-358.
7(6)Yochai Benkler,“Sharing Nicely:On Shareable Goods and the Emergence of Sharing as a Modality of Economic Production”,The Yale Law Journal,vol.114,no.2(2004),pp.273-358.
8(7)Russell Belk,“Why Not Share Rather than Own?”,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611(2007),pp.126-140.
9(8)Magnus Andersson et al.,“Peer-to-Peer Service Sharing Platforms:Driving Share and Share Alike on a Mass-Scale,” ICIS 2013 Proceedings,no.6(2013).
10(9)Russell Belk,“Why Not Share Rather than Own?”,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611(2007),pp.126-140.
11(10)Russell Belk,“Sharing”,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vol.36,no.5(2010),pp.715-734.
12(11)Russell Belk,“Sharing”,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vol.36,no.5(2010),pp.715-734.
13(12)Russell Belk,“Sharing”,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vol.36,no.5(2010),pp.715-734.
14(13)Yochai Benkler ,“Sharing Nicely:On Shareable Goods and the Emergence of Sharing as a Modality of Economic Production”,The Yale Law Journal,vol.114,no.2(2004),pp.273-358.
15(14)Yochai Benkler,“Sharing Nicely:On Shareable Goods and the Emergence of Sharing as a Modality of Economic Production”,The Yale Law Journal,vol.114,no.2(2004),pp.273-358.
16(15)Magnus Andersson,et al.,“Peer-to-Peer Service Sharing Platforms:Driving Share and Share Alike on a Mass-Scale”,ICIS 2013 Proceedings,no.6(2013).
17(16)Bryan Kramer,Shareology:How Sharing is Powering the Human Economy,New York:Morgan James Publishing,2016,p.6.
18(17)Rachel Botsman,Roo Rogers,What’s mine is yours:The rise of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London:Collins,2010,pp.12-13.
19(18)王宁:《分享经济研究中的社会学分析视角》,《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8期。
20(19)王宁:《分享经济的社会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1期。
21(20)Juliet B.Schor,The Overspent American:Why We Want What We don’t Need,HarperPerennial New York,1999,pp.1-10.
22(21)王宁:《分享经济的社会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1期。
23(22)Rachel Botsman,Roo Rogers,What’s Mine is Yours:The Rise of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London:Collins,2010,pp.87-109.
24(23)Juliet Schor,“Debating the Sharing Economy,” Journal of Self-Governance & Management Economics,vol.4,no.3(2016).
25(24)Barbara Hartl,et al.,“Do We Need Rules for ‘What’s Mine is Yours?’ Governance in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communitie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vol.69,no.8(2016),pp.2756-2763.
26(25)Rachel Botsman,Roo Rogers,What’s Mine is Yours:The Rise of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London:Collins,2010,p.12.
27(26)谢富胜、吴越、王生升:《平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
28(27)Yochai Benkler,“Sharing Nicely:On Shareable Goods and the Emergence of Sharing as a Modality of Economic Production,” The Yale Law Journal,vol.114,no.2(2004),pp.273-358.
29(28)谢富胜、吴越、王生升:《平台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
30(29)杨宜音:《“自己人”:信任建构过程的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2期。
31(30)杨宜音:《“自己人”:信任建构过程的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2期。
32(31)周亚平、游勇:《分享与共荣:共享经济的扩散机制研究——以共享单车的扩散为例》,《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33(32)Chris J.Martin,et al.,“Democratising Platform Governance in the Sharing Economy: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Initial Empirical Insights,”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vol.166(2017),pp.1395-1406.
34(33)Chris J.Martin,et al.,“Commercial Orientation in Grassroots Social Innovation:Insights from the Sharing Economy,” Ecological Economics,vol.118(2015),pp.240-251.
35(34)Elia Brugnoni,et al.,“Innovation and Governance:The Role of Sharing Economy,” 6th IFIP Worl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um (WITFOR),(Sep 2016),San José,Costa Rica.pp.195-204.
36(35)肖红军、李平:《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的生态化治理》,《管理世界》2019年第4期。
37(36)董成惠:《共享经济法律机制的嬗变》,《学习与实践》2016年第12期。
38(37)唐清利:《“专车”类共享经济的规制路径》,《中国法学》2015年第4期。
39(38)陈晶、何俊芳:《社区共享经济促进社区融合的趋势及机制——以北京S社区共享生活为例》,《城市观察》2017年第5期。
40(39)Rachel Botsman,Roo Rogers,What’s Mine is Yours:The Rise of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London:Collins,2010,p.12.
41(40)董成惠:《共享经济法律机制的嬗变》,《学习与实践》2016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