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首先探讨了经济社会学与行为地理学在研究视角上的亲和, 然后从两个学科各自的三个基本假定出发, 指出两者在目标追求、环境变量对个人效用的影响以及对个体内化之心智结构的假设方面具有一致性、相似性和同构性。在此基础上结合两个学科的基本效用函数, 可以得到“社会—地理人”效用函数。文章对此函数进行了解释和扩展, 探讨了个体以资源约束为前提, 如何在人际关系和环境的二维评价结构下决策及他人行为和规范内化对个人效用的影响等内容。最后, 文章讨论了经济社会学与行为地理学在空间尺度上的互补性, 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 经济社会学; 行为地理学; 行为假定; 社会—地理人; 空间尺度;
Abstract： This article first explores the affinity between economic sociology and behavioral geography in the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and then starting from the three basic hypotheses of the two disciplines, points out the consistency of the goal pursuit, similarity of the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influence and isomorphism of the individual internalization. Based on this, the utility function of two disciplines can be the new basic of social-geographic man. Further, this article explains and expands how the agent balances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the environment according to the resource constraints. This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others and the internalization of social norms on individual utility. Finall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omplementarity of economic sociology and behavioral geography on the spatial scale and puts forward the prospect of future research.
Keyword： Economic Sociology; Behavioral Geography; Behavior Assumption; Social-geographic Man; Space Scale;
一、引言
社会学对空间的关注, 至少可以追溯到从空间分布研究城市问题生成的芝加哥学派。空间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 在学科内是得到普遍认可的, 近年来甚至有社会学的空间转向之言论见之于学界 (何雪松, 2006) 。但是, 空间因素如何介入社会学研究, 特别是如何引入空间因素建构社会学的理论模型, 却仍然模糊不清。
从现今围绕空间展开的研究来看, 可以发现两条不同取向的路径。一是将空间作为背景或载体。这条处理路径的特点是, 研究以特定空间为背景的社会中的现象, 但空间因素既不作为解释变量也不作为待解释变量用于分析, 对空间的作用机制亦存而不论。例如, 在“城市社会学”和“农村社会学”中的某些研究就属这一类。它们考察在“城市”这一空间背景中发生的某些社会现象, 把这些研究集成在一起归入“城市社会学”;或考察了发生在农村中的某些社会现象, 把这些研究集成在一起归入“农村社会学”。这些研究虽然涉及了“城市”、“乡村”这些和空间有关的因素, 但是空间因素并不作为变量进入分析。另一路径是将空间因素作为分析中的变量。在这种处理方法中, 空间变量既可作为外生变量 (自变量) , 也可作为内生变量 (因变量) 。例如, 早期的芝加哥学派倾向于将空间分布作为解释一些城市问题的自变量, 而后发展起来的新城市社会学, 则倾向于将城市的空间分布作为财富、资本和国际经济秩序等因素影响下的因变量处理 (孙秀林, 2015) 。后一路径无疑在科学研究上展现出更大的吸引力。不过, 这方面的研究从建构有前提假设、命题、清晰的逻辑演绎的理论模型的角度看, 仍显粗略。 (1)
在本文中, 我们将按后一路径对经济社会学与行为地理学的亲和与互补进行研究, 并以兼有社会和空间因素的理论模型的建构为潜在目标。我们将首先对经济社会学与行为地理学在研究视角和行为假定方面的亲和性进行考察, 继而探讨两者在行为假定上和空间研究尺度上的互补性。
二、经济社会学与行为地理学研究视角的亲和性
经济社会学是一个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互动中发展的领域。鉴于在经济社会学中存在不同的研究主张, 因此在讨论经济社会学和行为地理学的关系时, 首先有必要对本文所说的经济社会学的基本特征有所交代, 以避免误解及由此引起的无效争辩。从与本文有关联的角度着眼, 概而言之, 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存在两个不同的视角。一个视角是从社会学中的整体性概念——如, 社会结构、制度环境等——出发, 研究、解释经济生活中的一些现象。这种主张并不把行为放到重要位置上。另一个视角则是以有社会性的行为为基础, 联系社会环境条件, 通过群体行动, 理解社会系统现象。本文所说的经济社会学, 属于后一个视角下的研究路径。
在较宽泛的意义上, 行为地理学属于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或流派。在人文地理学中, 虽然存在着排斥将个人行为放到研究基础位置的流派, 但是行为地理学却恰恰重视个人行为, 将相当多的注意力放在选择何种人类模型并入已有的地理学研究中, 特别是对行为决策模型加以吸收和改造, 如来自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型、格式塔心理学, 来自经济学的效用 (满意) 最大化模型、地点效用模型等 (D.J.沃姆斯利等, 1988) , 都在其中占有一定位置, 行为地理学也正因此而得名。当然, 作为研究大尺度空间现象的地理学之所以重视个人行为, 并非是要将研究目标锁定在微观个人行为上, 而是以个人行为为基础, 通过若干中间环节, 去理解某些地理现象。而对群体行动的解释, 则是由个体行为达至大尺度地理现象的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
可以看到, 经济社会学和行为地理学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研究视角, 即从受环境影响的个人行为出发, 通过群体行动, 理解系统现象。在我们看来, 正是这个共同的研究视角及与此相联系的研究路径, 构成了经济社会学和行为地理学的亲和, 并有可能发展出一些互补性的研究。
毋庸置疑, 当我们把握经济社会学和行为地理学共同的研究视角时, 并没有忽视这两个学科所关注的“环境”存在差异, 试图理解的“系统现象”也存在差异, 但这并不有碍于我们形成一套结合两个学科方向的分析体系。
三、行为假定的亲和性
在这一共同的研究视角之下, 两个学科在研究的行为假定上也存在着亲和之处, 本节从两个学科各自的三个基本行为假定出发来讨论这一亲和。
(一) 相同假定:效用最大化
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假定是经济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假定 (刘世定, 2011) , 在这一假定下, 效用被定义为个人获得的满足, 而各种具体的行为目标均统一于效用最大化目标之下。这一假定来自经济学, 并为当代的一些经济社会学者所接受。而这种接受态度的学术渊源, 可以追溯到经济社会学的先驱人物马克斯·韦伯, 他曾指出, 经济行动是被效用牵引的行动。
在行为地理学的讨论中, 理性经济人的模型的有效性虽然被不少学者质疑, 但是涤去附在理性概念上的诸多歧义后, 效用最大化的假定仍旧是处理空间决策问题的一个有效假定之一。以J.沃尔波特为代表的研究者在讨论农业活动的迁徙过程中, 将地点的价值纳入到了效用分析之中, 以此考察农民本地的生产行为 (Wolpert, 1964:537-558) , 并进一步提出了地点效用 (place utility) 这一概念来 (Wolpert, 1965:159-169) 作为地区迁移讨论的基础。地点效用这一概念可以定义为个人融入空间中某一位置后, 获得的净效用的集合 (1) 。个人基于当下的环境, 结合过去的经历和对未来的预期, 形成对当前位置的地点效用判断, 因而地点效用既可为正也可为负, 表明了个人对特定地点的满意程度。
沃尔伯特所提出的地点效用概念, 是建立在“意图理性 (intendedly rational) ”而不是完备理性之上, 即人们获取有限信息、仅有有限的计算和预测能力, 但对可认知到的效用不平衡状态敏感, 会基于此做出反应。虽然沃尔伯特没有在讨论中进一步明晰地点效用概念的理性基础, 但是从已有的论述来看, 与经济社会学中对效用最大化的理解是一致的。
(二) 相似假定:他人状况直接影响个人效用与空间环境直接影响个人效用
经济社会学的第二个行为假定是, 他人状况直接影响个人效用。这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用函数中的扩展, 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用函数仅仅假定, 个人效用直接取决于个人拥有的产品或服务。经济社会学扩展后的效用函数可以公式化为
公式中, Ui表示个体i的效用函数, Xi表示i的个人拥有的产品和服务, R是其他社会关联个体的特征, 它作为自变量直接进入i的效用函数。R对个人效用的影响, 可能为正, 也可能为负。
这一扩展的效用函数, 在思想上来自于韦伯的社会行动概念 (他把社会行动理解为存在他人指向的行动) , 其精确表述则由贝克尔在社会互动理论中做出 (加里·S.贝克尔, 2000) , 同时它也包括了美国新经济社会学者使用的“嵌入性”概念中的部分内涵 (2) 。就该函数中的他人影响而言, 不仅关注到了“嵌入性”概念中强调的关系人网络对效用的影响, 而且注意到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关联也会对行动者的效用产生影响 (3) 。
与经济社会学关注由人构成的环境对个人效用的直接影响相对照, 行为地理学中的决策模型将许多的注意力放在了由物及其属性构成的环境对人们决策的影响。沃尔波特的地点效用概念, 恰恰就是将地点环境作为直接影响个人效用的因素来处理的。他总结的环境影响的六个维度, 即嘈杂—宁静、危险—安全、绿化率高—绿化率低、活跃—沉闷、畅通—拥堵、信息过载—信息匮乏, 相当程度上都是直接影响个人效用的因素 (Wolpert, 1966:92-102) 。由此来看, 人们的迁移, 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环境因素直接影响效用而采取的寻求更大效用的行为。
结合沃尔波特及其后继者的研究思路, 我们也从中看到了行为地理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用函数的扩展, 基于此, 我们可以假定个体i的效用受到他所处的特定地点的非社会关系环境的影响。其效用函数可以表述为:
公式中, Ui表示个体i的效用函数, Xi表示i拥有的产品和服务, P是特定地点的非社会关联的环境 (以下简称环境) , 它作为自变量直接进入i的效用函数。
和经济社会学中的他人状态对个人效用的影响可为正负一样, 特定地点的非社会关系环境对个体效用的影响同样是可为正也可为负的。当个体处在令其感到舒适的环境中时, 如“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即使减少特定的个人消费, 也可以通过地点效用弥补, 此时, 特定地点的非社会的关系环境的影响是正向的。反之, 当环境不被个体认同时, 即使提高了个人消费, 个体的效用也不一定会得到改善, 此时, 特定地点的非社会的关系环境的影响是负向的。对地点效用的影响方向和机制还需要另文分析, 限于篇幅, 本文不再进一步讨论。
(三) 同构假定:有限社会化与景观认同
经济社会学的第三个行为假定是有限社会化假定。经济社会学不仅注意到人的权衡利弊、择优选择特性, 并以效用最大化假定概括之, 而且关注人是在怎样的价值偏好下、被怎样的社会规范内化的心智结构中选择。人的社会化是社会学的基本假定, 不过, 因为注意到社会规范的不完全性, 人的认知能力的有限性、人的利益追求和社会规范之间的张力等因素, 所以经济社会学不接受对人的完全社会化假定, 而采用有限社会化假定 (刘世定, 2011) 。
与社会学注意到社会规范对个体的内化作用有异曲同工之处的是, 一些行为地理学的研究揭示了个体对景观的认同。杰克逊在对景观的研究中强调:“作为景观的一部分, 从景观中获取自己的身份认同, 是我们存在于世不可或缺的前提。” (约翰·布林克霍夫·杰克逊, 2016) 如果说, 人对社会规范的认同标志着规范的内化, 那么, 人对景观的认同, 则标志着景观的内化。
有趣的是, 杰克逊进而将景观分为了政治景观、栖居景观和乡土景观三类。政治景观由政治组织依据特定的标准界定或制造而形成, 由国家力量保护;栖居景观则是依照栖居者与栖居环境的关系逐渐演化形成, 栖居者作为景观的一部分, 而不是景观的改造者;乡土景观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景观, 景观空间几乎未受到政治组织的改造, 但其空间也标示了社区中的传统人际关系。如果进一步追索, 政治景观、乡土景观和栖居景观的认同中不仅涉及自然与物, 而且涉及秩序。那么, 可以认为景观认同中也包含着社会化的成分。
由此, 我们以行动者为中心, 形成了一个不同景观的认同集合, 在这一景观集合中, 有已经被打上政治烙印的政治景观, 比如某些地标景观、被赋予特殊意义的人文景观;有被某些群体赋予了特殊意义或反映特定群体关系的景观, 比如北京的胡同、江南水乡等;有被行动者自己赋予了不同意义的栖居景观, 比如家宅后院的布局、对居住地周围景观日久生情的理解等。
一般而言, 这一围绕单一行动者形成的景观认同集合, 要远小于周围景观对行动者可能产生的影响。四面八方的景观环境给行动者的影响是无限多维度的, 但是行动者形成认同的只是某些特定领域、特定维度的景观, 因此, 他们对景观的认同必定是有限的。
总之, 经济社会学和行为地理学的行为假定, 在目标追求、环境变量对个人效用的直接影响、环境因素的有限内化方面体现出亲和性。表1简要地展现了这种亲和性。
表1 经济社会学和行为地理学的行为假定
上述两学科的行为假定的亲和性, 为经济—社会—地理行为的分析性结合, 提供了理论想象空间。
四、一个互补性讨论:社会—地理人的选择行为
(一) 社会—地理人效用函数
将经济社会学和行为地理学两个学科对效用函数的改造, 即公式 (1) 和 (2) 加以综合,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新的扩展效用函数, 我们将之称为社会—地理人效用函数, 它可以形式化地表示为:
式中Ui、Xi、R、P等符号的含义与公式 (1) 和 (2) 中相同, 不赘述。这里重要的是, 除传统经济学中的自变量Xi之外, R与P同时作为自变量共同进入i的效用函数, 表示个体的效用同时受到他人效用和非社会关系环境的直接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 沃尔波特在发展地点效用概念时, 提及了地点效用来源于个体所在的地点以及地点周围的人群 (Wolpert, 1965:159-169) 。我们在公式 (2) 和 (3) 中引入变量P, 是受到他的启发, 但是, 我们并没有将地点周围的人群状态纳入该变量。之所以这样处理, 是因为我们在经济社会学的效用函数公式 (1) 中已经有了一个表示他人状态的变量R, 而R的范围大于沃尔波特的地点人群。特别是在公式 (3) 中, 如果允许P中包括地点周围人群状态, 那么势必在自变量R和P之间出现交集, 这在函数关系式中是不能允许的。从分析的角度看, 在个人的空间选择中, 常常会在他人影响和非社会的环境之间权衡 (后面的分析将展示这一点) , 如果在地点变量中混合着两个因素, 将使分析无法展开。
在社会—地理人效用函数基础上, 我们可以思想实验, 进行人的选择行为分析和逻辑演绎。下面略作说明。全面展开的阐述, 将是另文的任务。
(二) 社会—地理人的效用最大化选择
根据社会—地理人的效用函数, 我们假定人们在选择居住地时, 不仅要考虑通过收入能够带来的产品和服务的多少 (Xi) , 而且要考虑周边人际关系和环境。
虽然人际关系和环境对效用的直接影响有正负之分, 但我们在这里只讨论影响为正的情况。为行文方便起见, 将带来正效用的人际关系称为正人际关系, 将带来正效用的环境称为正环境。我们假设正人际关系与正环境之间具有相互替代性, 即个人在体验到较少的正人际关系时可以通过较多正环境作为补偿, 由此获得同等的效用。将能够达到同等效用的正人际关系与正环境量组合连成曲线, 就构成了个人i在正人际关系和正环境之间的无差异曲线。运用无差异曲线组和预算约束线 (可用资源约束线) 分析选择行为是经济学中的一个成熟工具, 主要用于分析消费者对不同产品的效用最大化选择, 我们不妨将之用于分析人际关系和环境的搭配选择行为。
图1刻画了这种搭配选择。图中, 横轴表示正环境, 纵轴表示正人际关系, 两坐标轴构成的二维空间中的每一点表示正环境和正人际关系量的一个组合;在同一条无差异曲线上的各个组合带给个人的效用相同;诸条不相交的无差异曲线构成无差异曲线组, 右上方的曲线所代表的效用值大于左下方的曲线。
图1 正环境与正人际关系具有替代性的无差异曲线图
图1中的ab线是行动者可用资源约束线。它表示个人在获得正效用人际关系和正效用环境方面能够付出的最大资源量。该约束线的斜率表示行动者用一个单位的资源能获得的正人际关系量与正环境量的比率。资源约束线与无差异曲线的切点同时满足最大化使用资源和最大化实现效用两个条件, 因而是个人实现效用最大化的现实方式。图1中, 该切点是在U2上, 对应的正环境和正人际关系的组合是 (R1, P1) 。
以上述图形为基础, 我们可以做出进一步的演绎分析。假定在特定地点集上, 正环境的获得变得更困难。这将使资源约束线向左转动, 见图2, 由ac变为ab。与此相应, 与资源约束线相切的无差异曲线由U2变为U1, 效用降低, 个人的正环境从P1减少到P2。如果想在不改变资源约束的条件下保持原有的效用水平, 即保持在无差异曲线U2上, 那么行动者也许不得不放弃部分正人际关系, 而迁移到正环境更容易获得的地方去。在图2中, 表现为资源约束线变为ed, 仍与U2相切, 效用不变, 但正人际关系和正环境的组合变化了, 前者减少后者增加。
图2 效用最大化选择
我们还可以设想其他情况, 比如, 人际关系恶化了, 行动者要想保持效用水平不变, 将如何做出调整, 等等。运用上述分析工具不难做出推论, 这里不再赘述。
社会—地理人的效用最大化选择分析, 为更深刻地理解人们的流动、迁移现象奠定了行为基础。
(三) 他人地点选择的影响
对社会—地理人来说, 他人对其效用的影响不仅仅在关系人之间, 而且有更大的范围, 包含了诸多有间接联系的人及陌生人, 等等。例如, 旅游地的选择就不仅受朋友、邻居等有直接关系的人的影响, 而且受到有关游客的信息的影响。在本节中, 我们将讨论这种更广泛的他人的地点选择行动带来的影响。
我们可以旅游地的选择为例, 说明在他人影响下的选择特征。有必要首先说明, 我们这里讨论的旅游地, 具有与产生影响的“他人”的相对独立性。也就是说, 我们不把那些“他人”作为休憩地的内在特征。比如, “他人”的进入, 造成了旅游地的拥挤, 从而构成了环境的一个内在消极因素。我们只考虑“他人”行动本身的影响, 而不是“他人”进入旅游地以后造成旅游地质量改变的影响。
根据社会—地理人效用函数, 我们有理由假定, 个人的某旅游地效用受其他愿意到该地旅游者人数的影响。用函数式表示为
式中, Upi为i的旅游地效用, Np为愿意到该地旅游的人数。
公式 (4) 并没有指示出Np对Upi产生影响的方向。事实上, 对处在特定时空中的某个人来说, 他人人数对其效用的影响可能为正, 也可能为负。有的人具有趋同倾向, 越多人去的旅游地, 越是想去, 他人人数对其决策发生正效应;有的人则相反, 存在求异心理, 越多人去的旅游地, 越是拒绝去, 他人人数对其决策发生负效应。
正效应情况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此时行动者i的旅游地效用是愿意到该地旅游者的增函数。
负效应情况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此时行动者i的旅游地效用是愿意到该地旅游者的减函数。
公式 (5) 即他人地点选择人数产生正效应的情况, 有助于我们理解地理景观由少数人的景观变成集体景观乃至杰克逊所谓“政治景观”的某种内在机制;而公式 (6) 即他人地点选择人数产生负效应的情况, 则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些新景观的发现和形成的某种内在机制。不论是表示正效应的公式 (5) , 还是表示负效应的公式 (6) , 都明确地体现出经济社会学和行为地理学在行为假定上的互补、结合。
(四) 规范内化与景观认同的互补影响
公式 (3) 给出了社会—地理人效用函数的一般形态。而对行动者来说, 怎样的产品和服务 (Xi) 、怎样的他人状态 (R) 、怎样的地理环境 (P) 能够带来怎样的效用, 会受到内化的行为规范、内化的景观认同的制约。它们形塑着具体的社会—地理人的效用函数。
具体的社会—地理人效用函数的形塑以及变迁, 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对此也有不同的研究路径。从今天的选择影响着未来的价值偏好 (加里·S.贝克尔, 2000;乔治·阿克洛夫, 2006) 的角度看, 效用函数Ui=Ui (Xi, R, P) 中的各个自变量在影响行动者效用的同时, 也影响着其未来的价值偏好。其中一个重要环节是个人经历的积淀, 贝克尔在“个人资本”概念的运用和讨论中, 阿克洛夫在“忠诚过滤器”的讨论中, 都涉及这个环节。我们用Vt+1表示未来的价值偏好, 用Xt、Rt、Pt分别表示当前的消费的产品和服务、当前发生影响的他人状态、当前发生影响的景观环境, 则可以得到价值偏好变化的函数式
我们可以将公式 (7) 称为社会—地理人的价值函数。这一函数式提示我们关注, 许多对个人、进而对社会起着重要作用的价值理念不仅具有社会性, 而且都伴随着地理概念。它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和分析对故乡的眷恋、对祖国的价值情感、对一座城市的热爱与厌恶, 也有助于理解信仰与圣地崇拜的结合、信仰与山川崇拜的结合等现象。
五、空间尺度的互补性
在前两节中, 我们讨论了经济社会学和行为地理学在行为假定上的亲和性、互补性, 本节将讨论两个学科已有的研究在空间尺度上的互补性。需要指出, 我们这里涉及的是已有研究, 并不意味着未来的研究会锁定在已有的空间尺度上。
在经济社会学研究中, 已经发展出人际关系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作用的理论, 并积累了数量可观的文献 (马克·格兰诺维特, 2008;罗纳德·伯特, 2008;Uzzi, 1999:481-505) 。而人际关系的建立和维系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面对面的互动。有研究在讨论贫民窟移民群体的社会资本时, 注意到了社会资本的地理特征 (toponomical features) , 强调互动发生的空间与物质条件 (M.Patricia, 1995) 。从空间角度看, 面对面互动是小尺度空间的互动。因此, 经济社会学在重视人际关系的同时, 事实上引入了小尺度空间因素。
同时, 在一些地理学者的研究中, 已经注意到了小尺度空间研究的意义, 如沃尔特·克里斯塔勒在构建他的中心地理论时写道:
当然, 人们完全可以再派生出一种“近距离经济学说”。它似乎可以在其特有的规则中包容所有的地方市场关系, 社会学上的邻里社区关系以及住宅关系。然而, 那些从这种角度出发正在形成的一些术语, 诸如“空间经济”甚或“空间结构”等 (这些没有被大家接受) , 是含混的, 所以没有介绍的必要。 (沃尔特·克里斯塔勒, 2010:15)
克里斯塔勒显然意识到在引入空间因素后, 可能发展出包含面对面互动在内的近距离的经济学, 或者把社会学和经济学融合起来的学说, 但一句“没有介绍的必要”就放过了为近距离的空间经济社会学奠定某些基础的机会。时至今日, 我们也少看到社会学和地理学在这一方面的系统性努力。
虽然在地理学的已有研究中, 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了个人空间在行为研究中的意义, 但是在他们看来, 由于个人空间的讨论仅仅在小尺度上发挥作用, 而行为地理学研究者更加关注的是人们在大尺度环境中的行为, 因而很少引起地理学研究者的关注 (D.J.沃姆斯利, 1988) 。
这样, 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研究格局:经济社会学发展了小尺度空间的行为研究, 而行为地理学则发展着大尺度空间中的行为研究。
不过, 我们注意到, 在行为地理学关注的大尺度空间作用的领域, 如产业区位、迁移等的研究中, 经济社会学的小尺度空间研究视角和技术已经渗透进来, 并开始了两个学科的事实上的互补研究。
例如, 地理学教授萨克森妮 (Saxenian) 在她的着作《区域优势》中对美国的两个高技术产业地区, 即位于波士顿的128公路地区和位于加利福尼亚北部的硅谷地区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发展进行了比较研究。这无疑是大尺度空间研究的一个范例。她注意到,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 128公路地区的高技术产业发展迅速, 但是从80年代后期开始, 硅谷地区则后来居上。这种差异是如何造成的?萨克森妮教授试图通过比较两个地区的组织差异来寻求答案。她的发现之一是, 在硅谷地区, 研究和开发人员之间依托关系网络的、经常性的、面对面的非正式交流在创新活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显然, 在微观社会机制的研究中, 她引入了小尺度空间因素, 并将之与大尺度空间的分析结合起来 (Saxenian, 1996) 。
经济社会学者李国武对中国河北省清河县羊绒产业集群的形成研究, 也是将产业集群区位这一大尺度空间现象和小尺度空间中的人际互动结合起来研究的一个例子。他研究的地区, 既非接近原料产地, 也曾经缺乏工业基础, 但却一度超越靠近原料产地, 又有羊绒产业基础的地区。如何解释这一现象?他用该地区在改革背景下的先行优势来解释。而先行优势的获得, 除了制度环境的地区差异之外, 一项早期的革新技术 (将梳棉机改造成梳绒机) 在密集的乡村人际关系网络中的迅速扩散, 以及借助人际关系形成的早期产业聚集, 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国武, 2009) 。
除了在产业区位研究中实现大尺度和小尺度空间的结合外, 在迁移研究中也可以见到这样的努力。不少社会学研究者已经注意到, 人们的迁移决策、迁移地的选择, 都受到人际关系的影响。有的研究者还提出了“网络型流动”的概念 (郭于华等, 1997) , 这一概念在学者们对“浙江村”进行研究时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浙江村”无论是最初皮衣加工技术从亲朋到全村的扩散路径 (项飚, 2000) , 还是最终形成的依托传统人际网络实现人口流动与迁移的方式 (王汉生等, 1997) , 都展示了人际互动对于大尺度空间行为的意义。无疑, 这些都是将大尺度空间和小尺度空间研究结合起来的实践。
可以看到, 不同空间尺度的互补研究已经被一些研究者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展起来。可以预见, 这种互补将不仅体现产业聚集和迁移研究方面, 其研究潜力是可观的。
六、结语
在本文中, 我们对经济社会学和行为地理学这两个学科的亲和性、互补性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探讨是扫描式的, 意在对两个学科互动发展的可能性有所把握。
虽然是扫描式的探讨, 但本文并非定位为全面的文献综述。我们希望在初步的探讨中提炼出一些可供日后深入研究的学术生长点来。在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尽量控制住在那些生长点上进一步向纵深挖掘的冲动, 以便使整篇文章保持比较统一的风格。尽管如此, 我们知道, 我们的作品会使希望看到更深入研究的读者有浅尝辄止的不满, 也会使希望迅速了解概貌的读者有深浅凸凹不平的感觉。这些, 都希望读者能包涵。
对我们来说, 本文是一个研究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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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托马斯·谢林的邻里区隔研究应属例外, 参见托马斯·C.谢林, 2005, 《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 谢静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 原文:Place utility, then, refers to the net composite of utilities which are derived from the individual’s integration at some position in space.该段内容是根据沃尔波特的两篇文章整理形成。
3 关于“嵌入性”用语中的多种意涵, 见刘世定, 《“‘嵌入性’用语中的不同概念、逻辑关系及扩展研究”》, 载于刘世定编, 2015, 《经济社会学研究 (第二辑)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4 我们使用社会关联一词以涵盖基于社会网络关系的关联, 如亲戚、熟人、朋友, 和基于其他社会关联而能够直接产生影响的群体, 如公众人物、明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