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真性柴桑酒，山水清音康乐辞",陶渊明与谢灵运是我国东晋及南朝刘宋时期最为着名的文学家，他们的文学创作都曾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至近代诗文领域，陶谢也颇受关注。在近代的诗学流派和美学视野中，陶渊明与谢灵运仍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因此尽管近代文论体系打破了以诗文为正宗的观念，使小说、戏剧"与诗文一样并列为文学正宗",但是在近代文论领域中对陶谢其人及其诗文的评价仍然值得人们关注，本文力图通过近代文论领域中评陶论谢的闪光之语，分析近代文论中"陶谢"论的独特之处及其在近现代文论体系中所具有的价值。
一、近代文论领域的尊陶之风
陶渊明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历来备受关注。唐宋以来，尤其是宋代，人们往往陶谢对举，并对陶渊明的诗品和人品均推崇备至。宋代苏轼对陶渊明的评价极高，在《与弟辙书》中，苏轼称： "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①黄庭坚曰： "惜无陶谢挥斤手，诗句纵横付酒杯。"②宋人方回更有"世称陶谢诗，陶岂谢可比"③.明清以来，评陶、效陶、和陶、拟陶、集陶等不绝如缕。及至近代文论领域，人们也普遍称美陶渊明诗品及人品。刘熙载云"陶诗有'贤哉回也','吾与点也'之意，直可嗣洙泗遗音。其贵尚节义，如咏荆卿、美田子泰等作，则亦孔子贤夷齐之志也。"又如王国维《文学小言》云： "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文章者，殆未之有也。"又云： "屈子之后，文学上之雄者，渊明其尤也。韦、柳之视渊明，其如刘、贾之视屈子乎！ 彼感他人之所感，而言他人之所言，宜其不如李、杜也。"
陶渊明之人格在近代文论中备受推崇，不仅如此，今人常评述的陶诗之真、陶诗之醇厚、陶诗之冲澹和谐、陶诗之理趣等均于近代文论中被关注和阐述，如刘熙载云： "诗可数年不作，不可一作不真。陶渊明自庚子距丙辰十七年间，作诗九首，其诗之真，更须问耶? 彼无岁无诗，乃至无日无诗者，意欲何明?""陶诗醇厚，东坡和之以清劲，如宫商之奏，各自为宫，其美正复不相掩也。"方东树则说： "读陶公诗，专取其真，事真景真，情真理真，不烦绳削而自合。谢、鲍则专事绳削，而其佳处，则在以绳削而造于真。"曾国藩曰： "五言诗若能学到陶潜、谢朓一种冲澹之味、和谐之音，亦天下之至乐，人间之奇福也。"他甚至还说过这样的话： "余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陆之七绝，以为人生具此高淡襟怀，虽南面王不以易其乐也。"?又如对陶诗情理深致的看法，刘熙载云： "钟嵘《诗品》谓阮籍《咏怀》之作，'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余谓渊明《读山海经》，言在八荒之表，而情甚亲切，尤诗之深致也。"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近代文论领域崇陶论的大体情况。
近代文论领域中对陶渊明评价最具有时代性特点的是对陶渊明诗文平淡中寓风雷之声的认同，表现出对陶渊明诗文不平之气的推崇。
钱仲联先生曾作《论"同光体"》一文，提到同光体诗人陈三立"把江西诗派的渊源，上推到陶渊明。特别强调陶诗于平淡中郁（ 寓） 风雷之声的特点，诗作与政治紧密结合的特点",以表明其作诗的宗趣。又如谭嗣同《致刘淞芙书》云： "然嗣同尤有妄解，以为陶公慷慨悲歌之士也，非无意于世者； 世人惟以冲澹目之，失远矣。朱子据《箕子》《荆轲》诸篇，识其非冲澹人。今按其诗，不仅此也。如'本不植高原'云云，似自明所以不死之故； '若不委穷达'云云，己伤感时，衷情如诉，真可以泣鬼神，裂金石。
兴亡之际，盖难言之。使不幸而居高位，必铮铮以烈名矣。"从陶渊明作品出发，谭嗣同认为陶渊明"非无意于世者",实为"慷慨悲歌之士也",同时，谭嗣同也以陶公精神自励，表现出古来仁人志士的高尚气节。谭嗣同的这种看法古已有之，宋人朱熹说： "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
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宋人真德秀在《跋黄瀛甫拟陶诗》中也说： "渊明之学，正自经书中来，故形之于诗，有不可掩。《荣木》之忧，逝川之叹也； 《贫士》之咏，箪瓢之乐也。《饮酒》末章有曰： '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渊明之智及此，是岂玄虚之士所可望耶? 虽其遗宠辱，一得丧，真有旷达之风。细玩其辞，时亦悲凉感慨，非无意世事者。"陶渊明也曾说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陶渊明诗歌表现出的这种不平之气到近代文论领域中被高度肯定。清人刘熙载论陶渊明性情时即说： "屈灵均、陶渊明，皆狂狷之资也。屈子《离骚》一往皆特立独行之意。陶自言'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其赋品之高，亦有以矣。"又云： "屈子辞，'雷填''风飒'之音； 陶公辞，'木荣''泉流'之趣。虽有一激一平之别，其为独往独来则一也。"梁启超更是满怀深情地赞誉陶渊明，他曾在《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一文中说陶渊明是一位"极热烈极有豪气的人",他也非常赞赏朱熹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评价： "陶却是有力，但诗健而意闲，隐者多是带性负气之人".
近代文论领域这种对陶渊明的推崇特点与近代以来诗人、文论家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剧烈动荡，民族灾难空前深重的时代，也是一个呼唤风雷、变革求新的时代",龚自珍诗歌就具有这种时代晴雨表的特点，他读陶论陶，以古人精神说今人，诗云："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河侠骨恐无多。""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龚自珍由读陶诗感叹人生际遇，"吟到恩仇心事涌""莫信诗人竟平淡"都是发己之感慨，道己之共鸣，是从内心不平和性情豪侠的角度来看陶渊明的，这既是道出了陶渊明诗歌反映的内心世界，也暗示了作者个人不平静的心情。后来，现代作家、思想家鲁迅曾在《"题未定"草》中就朱光潜的"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的说法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自己放出眼光看过较多的作品，就知道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陶渊明的人格及诗格对后世的影响很大，近代文论领域中对陶渊明诗文中这种不平之气的评论，可与以冲淡自然评论陶渊明诗文这一主调相抗衡，表现出时代性和知人论世的特点。
二、近代文论领域的崇谢之论
近代文论中有不少是从晋宋文学发展的角度来谈陶谢诗尤其是谢诗的价值。如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云： "晋宋以降，文体复更。
渊明之诗，仍沿晋派。至若慧业文人，咸崇文藻，鑱雕云风，模范山水。自颜、谢诗文舍奇用偶，鬼斧默运，奇情毕呈。句争一字之奇，文采片言之贵。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以追新。
齐、梁以降，益尚艳辞，以情为里，以物为表，赋始于谢庄，诗昉于梁武。阴、何、吴、柳，厥制益工，研炼则隐师颜、谢，妍丽则近则齐、梁。"刘师培对渊明之诗所言不多，为泛泛之语，但能得其大要。刘师培对谢灵运诗文的"舍奇用偶，鬼斧默运，奇情毕呈"的艺术魅力以及对齐梁诗文的影响所言甚详，肯定了谢灵运诗歌在辞藻、对偶、声律等方面对南朝文学的影响。刘师培还在他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征引《宋书》《文心雕龙》等，对谢灵运在当时文坛上的地位和影响作了说明： "《宋书·谢灵运传论》：'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飙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文心雕龙·时序篇》： '自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云构。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尔其缙绅之林，霞蔚而飙起，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凤采，何、范、张、沈之徒，亦不可胜数也。'《齐书·文学传论》曰： '颜、谢并起，乃各擅奇； 休、鲍后出，咸亦标世，朱蓝共妍，不相祖述。'"又云： "晋、宋之际，若谢混、陶潜、汤惠休之诗，均自成派。至于宋代，其诗文尤为当时所重者，则为颜延之、谢灵运。
（ 《宋书·灵运传》云： '文章之美，与颜延之为江左第一，纵横俊发，过于延之，深密则不如也，所着文章传于世。'又，《南史·延之传》云： '字延年，文章冠绝当时。'又云： '延之与谢灵运俱以辞采齐名，而迟速悬绝。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 "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 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斯时议者，以延之、灵运自潘岳、陆机之后，文士莫及，江右称潘、陆，江左称颜、谢焉。'） "通过刘师培所辑录的这些资料，可见谢灵运在东晋南朝文坛的重要地位，亦可见南朝时期人们往往颜谢并提，而不是陶谢并论。又如罗淳曧《文学源流》云： "两汉以前，文多浑朴疏简，西京而后，朴进而华，疏进为密，简进为繁。迄乎东汉，乃益繁密。建安七子，联耀当时，文尤炳蔚。晋尚清谈，稍参疏宕，而潘安仁、陆士衡、刘越石益炳于时。逮乎刘宋，颜延年、谢灵运其英绝也。齐有任昉、沈约，蹑汉、魏之轨； 梁有徐陵、庾信，极瑰丽之观。"罗淳曧则从文学发展大致由疏简朴质而趋繁密华丽等角度论述了两汉魏晋与南朝文学，认为南朝刘宋时期颜、谢为当时文学界之英绝。谢灵运潜心于艺术技巧的研究与实践，开创山水写实一派，在诗歌语言和表现山水外物方面的探索和创新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因此，近代论诗学诗者也对谢灵运非常重视，如方东树说： "诗有用力不用力之分。然学诗先必用力，久之不见用力之痕，所谓炫烂之极，归于平淡。此非易到，不可先从事于此，恐入于浅俗流易也。故谓学者宜先学鲍、谢，不可便先学陶公。"方东树从具体作诗经验中总结出学诗先必用力，而后达到"炫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境界，因此，他主张学诗应当先学鲍照、谢灵运的诗歌。
近代文论领域中也有人关注谢灵运诗歌与经学以及玄佛义理的关系，如极推崇谢灵运作诗经验的沈曾植就曾在《与金潜庐太守论诗书》中说： "吾尝谓诗有元佑、元和、元嘉三关。
公于前二关均已通过，但着意通过第三关，自有解脱月在。元嘉关如何通法? 但将右军《兰亭诗》与康乐山水诗，打并一气读。……须知以来书意、笔、色三语判之。山水即是色，庄老即是意。色即是境，意即是智。色即是事，意即是理，……康乐总山水庄老之大成，开其先支道林。此秘密平生未尝为人道，为公激发，不觉忍俊不禁。勿为外人道，又添多少公案也。尤须时时玩味《论语》皇疏（ 自注： 与紫阳注止是时代之异耳。） 乃能运用康乐，乃能运用颜光禄。"沈曾植是近代同光体之代表诗人，提出了有名有"三关说".另一位不专宗盛唐的同光体诗人陈衍曾提出他的诗学主张"三元说","盖余谓诗莫盛于三元： 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佑也。"陈衍认为学诗应以盛唐唐玄宗开元年间的诗人、中唐唐宪宗元和年间的诗人以及宋哲宗元佑年间的诗人为楷模。沈曾植则上溯至南朝刘宋元嘉年间的诗人，并把"元佑、元和、元嘉"视为学诗的三关，元嘉则为最后一关，指出通过元嘉关的通法： 但将王右军《兰亭诗》与康乐山水诗，打并一气读。指出谢灵运总山水老庄之大成。也就是认为学诗要过最后一关，还应当学习王羲之、谢灵运在山水中体悟玄理之法，强调在诗歌创作中玄佛义理对于诗意诗境的重要作用。王羲之《兰亭诗》以及谢灵运山水诗都与玄理相关，尤其是谢灵运的山水诗与道家及佛教关系密切，其诗往往融山水佛理玄言为一炉，思想较为复杂。沈曾植的诗歌创作具有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的特点，其诗正如其词一样，都能力矫凡庸，因此被同光体诗人奉为魁杰。在诗歌创作上，沈曾植对谢灵运诗理与山水表现关系极为重视，可见他对谢灵运的评价非同一般。
晚清民初诗人马一浮也赞同学诗可上溯至元嘉诗人的看法，在陈衍三元说及沈增植三关说的基础上，马一浮增为四元说，他说： "'三元'者，开元、元和、元佑也。余为增元嘉，成'四元'.元嘉有颜、谢，开元有李、杜，元和有韩、柳，元佑有王、黄。透此四关，向上更无余事矣。"马一浮对谢灵运之诗也比较推崇，表现出与同光体诗人主张的接近。近代谭嗣同、谭献等也认为陶渊明、谢灵运等人于经书、诸子、玄学、佛学方面造诣颇深，益于为学为诗。如谭嗣同《致刘淞芙书》曰： "故尝云： 学诗宜穷经，方不终身囿于词人。闻者或不信之。今于陶公，验其然矣。即有宋儒先，以性理为诗，至为后世深诟，然平心论之，惟《击壤集》中有过于俚率者，至于宋之朱子，明之陈白沙，在声调排偶之中，仍不乏超然自得之致，此诣又何易几及也?"谭献《明诗》曰： "夫六艺既散，百家代兴，……后来文士，如阮籍为道家，陶潜为儒家，谢灵运为名家，江淹为纵横家之属，凡夫学有本末，皆有合于微言大义者也。"谭献把陶潜归为儒家有一定道理，但认为谢灵运为名家则不知所本，然而谭献认为"凡夫学有本末，皆有合于微言大义者也。"则揭示了文学与经史之学的关系。
沈曾植等近代文论家在对陶谢诗歌成就的认识上，尤其是对谢灵运诗歌与玄佛义理之关系的揭示，对于人们认识儒、释、道思想与诗学之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正如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与文艺理论》中由魏晋玄学谈到文学与思想的关系时所云： "盖文学与思想之关系不仅在于文之内容，而亦在文学所据之理论。"沈曾植等人的诗学观的出现与清代乾嘉考据之风的影响有关，翁方纲曾说： "诗自宋、金、元接唐人之脉，而稍变其音，此后接宋、金、元者，全恃真才实学以济之。乃有明一代，徒以貌袭格调为事，无一人具真才实学以副之者。
至我国朝，文治之光，乃全归于经术。是则造物精微之秘，衷诸实际，于斯时发泄之。然当其发泄之初，必有人焉，先出而为之伐毛洗髓，使斯文元气复还于冲淡渊粹之本然，而后徐徐以经术实之也，所以赖有渔洋首倡神韵以涤荡有明诸家之尘滓也。其援严仪卿所云'镜中之花，水中之月'者，正为涤除明人尘滓之滞习言之，即所谓'诗有别才非关学'之一语，亦是专为骛博滞迹者偶下砭药之词，而非谓诗可废学也。
须知此正是为善学者言，非为不学者言也。司空表圣《诗品》亦云： '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夫谓不着一字，正是谓函盖万有也，岂以空寂言耶? 渔洋之诗，虽非李、何之滞习，而尚有未尽化滞习者，如咏焦山鼎，只知铺陈钟鼎款识之料； 如咏汉碑，只知叙说汉末事，此皆习作套语，所以事境偶有未能深切者，则未知铺陈排比即连城玉璞也。盖渔洋未能喻'熟精《文选》理'理字之所以然，则必致后人误会'诗有别才'之语，臻堕于空寂，则亦当使人知神韵初不如此，而岂可反误以神韵为渔洋咎乎? 若赵秋谷之议渔洋，谓其不切事境，则亦何尝不中其弊乎? 学者惟以读书切己为务，日从事于探讨古人，考析古人，则正惟恐其不能彻悟于神韵矣。"翁方纲对以学问为诗也相当重视，"翁方纲的'肌理'说是代表乾嘉学风的一种典型诗论。从翁方纲论述王渔洋'神韵'说的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乾嘉学风是如何影响了当日诗论的。"宋诗派的代表人物陈衍也说： "余亦喜治考据之学。"沈曾植在为学为诗的具体内容和做法方面，上溯至元嘉，又有其独特之处。他本人也有自得之意，所以自言： "此秘密平生未尝为人道，为公激发，不觉忍俊不禁。勿为外人道，又添多少公案也。"近代文论中出现的沈曾植等人的诗学观表现出当时一些学人提倡诗歌尚学问重理趣的倾向。
三、近代文论领域对陶谢诗境的互释性观照
近代文论领域之陶谢论除了在人格上重陶，在诗风的开创之功和诗艺上重谢之外，人们在对陶谢诗境的阐释方面也多有创获。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代美学视野中，人们往往是陶谢并提的，在对陶谢诗境等的论述中形成了一种互文互释性观照。这与陶谢诗既有审美意义的相通性，又有审美风格上的独特性密切相关。如刘熙载云： "陶、谢用理语，各有胜境。钟嵘《诗品》称： '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此由乏理趣耳，夫岂尚理之过哉！ "刘熙载认为诗中有理语不是弊病，最重要的是要有理趣，他说"陶、谢诗用理语，各有胜境",使读者在脑海中不自觉地即将陶渊明诗中的理语胜境与谢灵运诗中的理语胜境形成对比，并可以品味出陶、谢诗境的不同之处。方东树所云"读陶公诗，专取其真，事真景真，情真理真，不烦绳削而自合。谢、鲍则专事绳削，而其佳处，则在以绳削而造于真",则从诗中有无绳削之迹评述了陶渊明诗歌的自然天成以及谢灵运、鲍照诗歌的逼真形肖。章太炎则说："淡而不厌者陶潜，则王维可废也； 矜而不疐者谢灵运，则韩愈可绝也。要之，本情性，限辞语，则诗盛； 远情性，喜杂书，则诗衰。"章太炎是从诗人本情性的远与近论诗歌韵味的"淡"与"矜",并指出唐代诗人与陶谢相比的不足之处。上述论议中，"陶（ 潜） "与"谢（ 灵运） "这样的语词很明显形成了一种互文性，"每一个语词（ 文本） 都是语词与语词（ 文本与文本） 的交汇，至少有一个他语词（ 他文本） 在交汇处被读出","陶（ 潜） "与"谢（ 灵运） "涉及晋宋之际诸多文本的对话，有助于读者对近代陶谢异同论的解读。
从审美角度评价陶谢诗的精典之论则当推王国维所谓诗之"隔"与"不隔"及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论述。王国维《人间词话》云： "问'隔'与'不隔'之别，曰： 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 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惟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阕云： '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 '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白石《翠楼吟》： '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祓清愁，花消英气',则隔矣。然南宋词虽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浅深厚薄之别。"又曰：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写景如此，方为不隔。"王国维从作品表现的状态以及给人的艺术感受出发，采用对话的形式，论"隔"与"不隔"之别，认为陶渊明、谢灵运之诗不隔，是陶、谢并提互释。
他以渊明之诗，灵运之佳句等共同联成一段经典话语，形象地说明何谓不隔，并对使事用典或用代字等现象不满。王国维曾说： "唯诗歌（ 并戏剧小说言之） 一道，虽藉概念之助以唤起吾人之直观，然其价值全存于其能直观与否。诗之所以多用比兴者，其源全由于此也。"王国维还很推崇谢灵运情在言外的"池塘春草"之句。如其《人间词话》云： "'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此遗山论诗绝句也。梦窗、玉田辈，当不乐闻此语。"当王国维论诗词境界时，也喜以陶、谢诗句为例，如论"无我之境"时，其《人间词话》云：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这是以陶渊明《饮酒》诗中的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入论； 在对壮观境界的阐释中，王国维则首举谢灵运的诗句，如《人间词话》第五十一则云： "'明月照积雪''大江流日夜''中天悬明月''黄河落日圆',此种境界，可谓千古壮观。求之于词，唯纳兰容若塞上之作，如《长相思》之'夜深千帐灯',《如梦令》之'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差近之。"首句"明月照积雪"即是谢灵运《岁暮》中的诗句。当论及诗词气象时，王国维又以陶渊明为例，他说： "昭明太子称陶渊明诗'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与之京'.
王无功称薛收赋'韵趣高奇，词义晦远。嵯峨萧瑟，真不可言'.词中惜少此二种气象，前者惟东坡，后者惟白石，略得一二耳。"王国维赞同萧统对陶渊明诗歌的评价，而且认为陶渊明诗歌的气象非一般词作可比。在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理论阐释中，陶、谢诗篇名句以及后人评论陶谢的话语都是王国维喜欢信手拈来的绝佳语料，而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诗句则如碎玉散珠般被拼接串连起来，它们熠熠生辉如繁星闪烁于境界说的天幕之中，互相辉映，互相诠释，形象地表达了王国维境界说的内涵。陶、谢诗歌所具有的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特点，以及所形成的境界在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境界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当代已有学者认为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具有"暗合互文性批评理论的现代品格".可以说，对于王国维以及近代其他诗论家而言，"陶""谢"二个语词在相对应的文本中，都具有一种互释互补性，也就是说近代诗论家每于陶谢对举时，在形式和语义上都使陶谢等人的诗境形成了一种互文互释的状态。
王国维对陶谢诗的摘句式评价，虽然并不能概括陶谢诗所有的风格，如谢灵运之诗也有典重生涩之作，但是王国维的这种评论则是通过历来受推崇的陶谢之诗句，对陶谢诗艺术与审美的重新观照，往往数语即可点中要害。王国维的美学思想离不开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赏析，但也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表现出一些近代学者在理论学说的建构上能衡中西以相融的特点。王国维"中期（ 指其学术生涯） 的《人间词话》虽主要是继承了中国古典美学的艺术传统，但在思想深处仍或明或暗地受有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影响".王国维有《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一文，其中曾论述过美之为物与吾人之利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客观外物与吾之意志的关系，他说： "唯美之为物，不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而吾人观美时，亦不知有一己之利害。何则? 美之对象，非特别之物，而此物之种类之形式，又观之之我，非特别之我而纯粹无欲之我也。夫空间时间，既为吾人直观之形式； 物之现于空间皆并立，现于时间者皆相续，故现于空间时间者，皆特别之物也。既视为特别之物矣，则此物与我利害之关系，欲其不生于心，不可得也。若不视此物为与我有利害之关系，而但观其物，则此物已非特别之物，而代表其物之全种，叔氏谓之曰'实念'.故美之知识，实念之知识也。而美之中，又有优美与壮美之别。今有一物，令人忘利害之关系，而玩之而不厌者，谓之曰优美之感情； 若其物直接不利于吾人之意志，而意志为之破裂，唯由知识冥想其理念者，谓之曰壮美之感情。然此二者之感吾人也，因人而不同，其知力弥高，其感之也弥深。
独天才者，由其知力之伟大而全离意志之关系，故其观物也，视他人为深，而其创作之也，与自然为一。"叔本华的关于物我关系的哲学理念对王国维深有影响，王国维善于把西方哲人关于物我关系的理念与中国文学中的物我现象结合起来，从而得出"唯美之为物，不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而吾人观美时，亦不知有一己之利害","故美之知识，实念之知识也"等理念。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与近现代之前的中国古典美学思想已经有所不同，而他由对陶谢等人诗篇名句的分析，进而指出词之隔与不隔的问题，词之境界的问题，也常常涉及对物我关系的重新思考，这使我国古典文论关于"境界""意境"的理论在新的时代达到了完善、系统和深刻的阶段。
四、论陶评谢中的微词异响
近代文论领域有些论者对六朝之风评价不高，甚至颇有微词。如近人张之洞有《哀六朝》一诗： "古人愿逢舜与尧，今人攘臂学六朝。
……神州陆沉六朝始，疆域破裂羌戎骄，鸠摩神圣天师贵，末运所感儒风浇。……政无大小皆有雅，凡物不雅皆为妖……"很明显张之洞"神州陆沉六朝始"等观点是针对学古诗派提倡六朝之风而发的议论。他认为"凡物不雅皆为妖",对推崇六朝诗风明显不满。实际上，六朝之后，初唐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就曾感叹： "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盛唐诗人李白也曾说：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而近代的张之洞同样反对六朝之风，但是他主要针对时人学习六朝之风，趋轻浮纤佻、诘屈怪僻等不良倾向，表现出关注当时文坛风气的历史责任感。
与张之洞批评六朝之风相似，也有其他近代学者明显对六朝文风不满，因此出现了陶谢诗文评论上的微词异响。如陶曾佑说： "晋代惑于清净寂灭之学说，挥尘永贻后世之讥，故其载道明德之言，凤毛麟角。惟《陈情》一表，仁孝之意霭如； 《文选》不登，所见未免太囿。若张茂先、左太冲、二陆、三张之俦，并称藻采，然皆以文灭质。至于发表厌世主义之文辞，则渊明之《归去来辞》及《桃花源记》，气质潇洒，结构离奇，价值极优，进退合度，深得大《易》肥遁之旨趣焉。……递至六朝，贻讥金粉，浮华纤巧，真味索然。披沙拣金，所获甚尠。惟江、鲍、颜、谢稍稍脱俗耳。"陶曾佑认为西晋太康文学"以文灭质",六朝金粉诗文"浮华纤巧，真味索然",对西晋至南朝的诗文普遍评价不高，惟于陶渊明较为推许，不过也指出陶渊明思想消极的一面，即其诗文发表了"厌世主义之文辞",而于谢灵运仅称其"稍稍脱俗".谭献则专门评论了包括陶谢诗歌在内的六朝诗歌，他在《古诗录序》中说： "诗者，古之所以为史，托体比兴，百姓与能，劳人思妇，陈之太师。……晋之诗婉，其蔽也漫； 有其质者，傅玄、刘琨、陶潜之为也。宋、齐之诗约，其蔽也窳； 有其精者，谢灵运、江淹之为也。梁之诗艳而荒矣，而武帝为最高，文士之杳渺明丽者，则沈约、柳恽有焉。
陈之诗荡而不反矣，而江总其人也靡，其言也哀而挚。……献撰录是集，亦欲推本性情，规矩《雅》《颂》，匪徒标举美文。遗饟学子，裁断或失，时时有缘情绮靡者错乎间，是则予之罪也。"谭献也对六朝诗歌有异辞，但他能较为辩证地分析古诗发展至晋及南朝时的特点，能看到陶谢诗歌的价值，承认陶、谢之诗是其时"质"与"精"者，但对陶渊明、谢灵运并无过多推崇之语。当然，也有人几乎从进化论的角度推崇当今之作，如王棻说： "国朝学派，远胜前代，故其诗文，博大精深，无体不备。……然汉魏六朝之文，则韩昌黎过之矣。曹、刘、鲍、谢之诗，则杜子美过之矣。"王棻从今不必不如古的角度，认为中国古代诗文往往后出转精，陶谢等汉魏六朝诗文并非不可超越的高峰，表现出近代陶谢论中仍有并非一味崇论陶谢的声音。
近代有不少人仍持崇陶抑谢之论，这些论述大多能从不同角度较为具体地说明陶谢之优劣，如方东树说： "大约谢公清旷，有似陶公，而气之骞举，词之奔会，造化天全，皆不逮，固由其根底源头本领不逮矣； 而出之以雕缛、坚凝、老重，实能别开一宗。"又曰： "陶公说不要富贵是真不要； 康乐本以愤惋，而诗中故作恬淡，以比陶公，则探其深浅远近，居然有江湖涧沚之别。"方东树虽然能肯定谢灵运在诗歌创作上别开一宗的贡献，但每每将谢灵运与陶渊明并提时，仍不免扬陶抑谢之论。马一浮说： "诗人胸襟洒脱，如陶公者，略无尘俗气，出语皆近自然。谢灵运华妙之中犹存雕琢，视陶自是稍逊。"还有的论者能于扬陶抑谢之中，表现出理论建构的气势，如梁启超曰： "批评文艺有两个着眼点： 一是时代心理，二是作者个性。古代作家能够在作品中把他的个性活现出来的，屈原以后，我便数陶渊明。""我以为，想研究出一位文学家的个性，却要他作品中含有下列两种条件： 第一，要'不共'.怎样叫做不共呢?
要他的作品完全脱离摹仿的套调，不是能和别人共有。就这一点论，像'建安七子',就难看出各人个性。……第二，要'真'.怎样才能算真呢? 要绝无一点矫揉雕饰，把作者的实感，赤裸裸地全盘表现。就这一点论，像潘、陆、鲍、谢，都太注重词藻了，总有点像涂脂抹粉的佳人，把真面目藏去几分。所以我觉得唐以前的诗人，真能把他的个性整个端出来和我们相接触的，只有阮步兵和陶彭泽两个人，而陶尤为甘脆鲜明。"梁启超之论表现出一种高屋建瓴的理论气势，他不仅从对陶谢作品的直观感受出发，对活得真实高尚的陶渊明备加推崇，而且从唐前文学史的角度肯定了陶渊明诗歌的个性特点，指出包括谢灵运在内的一些太注重词藻，矫揉雕饰的诗人在个性表现方面的不足。
可以说，近代文论视野中的陶谢论既有对历史的传承，又鲜明地打上了时代社会的烙印。
而从玄佛义理、情景关系、主客观等角度对陶谢诗文作出的评论又与近代学者对中西哲学美学的接受和运用有关。尽管近代文论领域中的陶谢论仍散见于不同着述之中，并无意形成一种体系，但近代的诸多相关论述在文论史观的建构、哲学美学视野的开拓上已经初步表现其在近现代文论体系中所具有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