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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代小说文体生成资源综合考察(2)

来源:学术堂 作者:姚老师
发布于:2015-08-21 共7483字

  二、"原创性"文化理念的先锋启迪和主体认知

  先锋的文化理念有时会给作家们的创作带来直接刺激、启迪和引导。正如刘恪阐释先锋理念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时所说的:"先锋是一个历史时代的伴随物,按常理历史上任何文化分期中都会有先锋存在,在一个特定时期中先锋便站在时代事物的前沿并起着革命性作用。""先锋一般以背反的方式在形式领域创新。"[12]

  从某种意义上说,先锋的"革命性"是对过去的一种颠覆和创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陈独秀,在五四时期提出的"原创性"文化创造理念曾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这也是中国现代小说文体产生的重要资源之一。

  陈独秀对当时中国文化的现状深有担忧,曾大胆提出中国的进步依靠的是"原创性"文化,要具有创造精神。无论新旧文化,都应该秉着"不满足"的创造精神去对待。他在阐释"什么是新文化运动"时说:"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就没有进化了。"[13]

  创造文化的提出在当时确实鼓舞和激励了一些思想先进的精英们,很快得到了一些进步人士的回应和深思。胡适非常推崇西方哲学家尼采的一句话,"重新估定一切价值",重估的目的是突显人的重要性,充分发挥个人的能动与创造作用,这与陈独秀提倡的创造文化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创作实践者鲁迅先生对陈独秀提出的创造文化有自己的思考,他认识到创造"原创性"文化的过程也是自我个性表现的过程,此过程体现出了自我的价值和意义。在一定意义上说,有了创造,就有创新的可能性。创造是首先要想出和做出前所未有的事物,创造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没有出现过的;而创新是创造新的,是在原有旧的基础上进行革新,显现出新意或新象,原有的东西还有存在的必要,潜在的质可能存在于创新的事物中。现代文化的创造仍然要受当时文化思想资源的种种限制,"盘旋变化是可能的",但是"变化创造的幅度和深度还是受到原有思想资源的限制,不太可能挣脱这个鸟笼而飞出一片全新的天地"[14].

  的确,中国现有的文化"鸟笼"如同根深蒂固的存在已久的文化场域。现代文化要创新,很难真正地彻底摒弃传统文化,毕竟,现代作家们从小接受的文化教育都是传统文化,耳濡目染,传统文化的因子可以说在每个现代中国人身上都潜隐存在着。相对来说,创新比创造更难,而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提出的创造文化,很显然,是不满中国的现有文化也即传统文化。因此,他认为全盘否定后更有利于创造。在文学革命过程中,他的这种文化观念也得到极大的张扬和传播。

  文学革命的发难者胡适先生,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八事"改良建议,细究可以发现,这"八事"实则是传统文化曾经占据重要地位的外在表现形式。所以,胡适的文学改良意见正好迎合了陈独秀的创造文化的理念,有否定中国原有传统文化之意。于是,陈独秀及时地进行支持和积极的呼应,很快在自己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作为对胡适那篇文章的补充说明。《新青年》在当时是全国最有影响力的期刊,他们的文学改良意见迅速得到国人的强烈响应,在国内文化界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文学革命,大力弘扬了陈独秀的文化创造精神,在文化界也有了丰硕的成果。胡适在此也提出对五四新文化要"重估一切价值".从陈独秀最初创刊《青年杂志》到第二卷就改名为《新青年》,可以看出其用意,即把希望寄托在新青年身上,体现出青年人的"新"面貌,也希望他们拥有创新之意识和行动。随着文学革命的发展和推进,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与"科学"思想逐渐渗入文学革命之中,并贯彻下来。这一切都促入了中国文学文化现代化的发生和发展,加上外国文学译介思潮的大力传播,使得作家在创作时很自然地融入了艺术的创造和借鉴,作品呈现出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特质。

  正是在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文化创造的理念启迪下,创作主体有了更加明确的"创造"认知和艺术创新意识。于是,他们创作了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小说文体形式。从成立较早、影响较大、作家人数较多的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两大文学社团的刊物名称: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与《创造月报》,可以管窥出当时对小说文体的重视和对文化"创造"的强调。

  虽然两种期刊有较劲、互相不满的因素存在,但他们确实都对小说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文学研究会成员在探讨"为人生"宗旨方面,创作了大量的问题小说和乡土小说,扩大了小说的题材范围,在叙事方法上虽然沿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却不再是单一地追求故事性和完整性,而是以更为多样的叙述方式来展现人生、社会、现实、教育、儿童、家庭等问题以及传达出贫穷、落后、愚昧、麻木或美好的乡村记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些小说有了题材的创新和艺术上的变化,虽然不是新的"创造".创造社作家在"为艺术"宗旨上努力奉献自己的艺术创造,遵循"文学必须忠实地表现作者自己'内心的要求'""推崇文学创造的'直觉'与'灵感'"[15],注重创作主体性的发挥。在他们的小说中有了明显的艺术变化,主观内心的情感表达和宣泄成为他们小说最为显着的特征,在艺术上采用浪漫主义方法,运用第一人称进行主观抒情,并带有作者自叙传的色彩,他们大胆展现自我内心的欲求,传达出人们的时代精神状态---对祖国的期盼和对现实的不满,如郁达夫《沉沦》中人物主观情欲的倾诉。创造社成员的许多小说作品体现了创作主体的艺术"创造"追求,创造社的名称可谓名副其实。

  总体来看,五四时期的小说不仅内容而且形式都大放现代性的光芒,充分体现了创作主体丰富生活的审美认知和艺术的想象与创造。当然,也是作家文体创新意识增强的有力体现。的确,"原创性"文化理念的先锋引导,使得创作主体增强了艺术创造和创新的认知,并在创作实践中呈现出来。由此,艺术创造理念含蕴其中,为中国现代小说文体的生成提供了关键性的资源引导。

  三、中国现代小说文体的异军突起与地位确立

  时代先行、文艺在后。时代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学文化艺术稍后就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现和传达出这种变化。

  时代的社会和精神风貌会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得到反映,作家主体的审美认知和艺术感知会有机融合在一起,以此表现生活现实的认识和想象,并蕴涵作家的审美精神文化。正如元代孔见素的"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清代焦循的"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近代王国维的"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现代胡适的"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等,都不约而同地对时代与文学的关系表达出类似的看法,即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显示出时代对文学的巨大影响,甚至会支配着文学的内容。文学是时代的文学,是对时代的集中而有力的反映,二者是紧密联系的。当然,也有一些文学作品并不是对时代现实的表现,而是对历史的叙述和描写,看似与当时的社会脱离,实则是时代风貌的变相反映,以此折射时代的利弊,提供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启发当代人的时代思考。"任何一个前进的时代,总是要求文学积极地参与自己的发展,赋予文学以历史的使命感。这种时代的要求,对于当时的文学发展而言,是来自社会客观。"[16]

  其实,文学也确实肩负起了这种使命,尤其小说这种文体。自近代以来,就开始担负起思想启蒙的功能,开启民智,富国强族,起到了政治宣传的作用。到了现代,小说文体更是发挥了更为多样的功能和作用,为时代、社会的发展进步呐喊助威。

  20世纪初,在梁启超、王国维、黄遵宪、夏曾佑、严复、林纾、周氏兄弟等近代思想家的极力倡导和鼓舞下,也由于当时物质媒介的发达,人们对小说的重要性和功能的认识等,小说这种文体在文坛的地位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小说日渐发展,数量极多,其地位也比以前有了较大的提高,其他体裁相对来说,发展不如小说,尤其诗歌、散文也失去了过去"诗文"时代的辉煌。

  到了现代时期,小说文体的发展,无论从专门的小说期刊数量还是小说数量来看,与诗歌、散文和戏剧等其他体裁相比,均可管窥出小说的庞大规模与辉煌成就。下面把1917年至1949年间创刊的以四种体裁为关键词命名的期刊数做一简单比较,以此说明小说的成就和文坛地位。1917年至1949年间,以小说、戏剧、诗歌和散文为关键词命名的期刊创刊数量情况:小说有21种,戏剧有13种,诗歌有4种,散文有2种。此数据根据大成老旧期刊全文数据库对四种文体期刊的收入进行统计,从中大致可看出,诗歌、散文文体式微,古代诗文文体的鼎盛势头已明显衰弱,这也为小说文体的发展提供了一定契机。还可从目前研究者对民国文学+文体书目的统计和较权威图书馆对文学文体收藏情况的统计,再对小说文体与其他主要文体进行简单对比,进一步说明小说的成就和地位(见表1)。

  

  通过以上四种文体的简单对照,仅从数量上看,我们可以判断出小说文体在现代的迅猛发展和在文学中核心地位的确立。的确,"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在现代文学时期,小说真正迎来了它的"时代之文学"时期。

  再从受众的数量来看,小说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已经非常受读者欢迎。正如评论者胡怀琛所说:"今日中国只要能识字读书的人,无人不读小说;而各种书籍,除了小学教科书以外,要算小说顶多了。据确切的调查,中学程度的学生,几乎十有八九,要看小说。"[18]

  由此可以看出,小说这种文体在当时几乎达到了"只要识字读书的人,无人不读小说"的普世程度,也说明了小说文体在读书人生活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从当时一些批评家的时评来看,他们对小说文体也做出了相应的评论,及时梳理小说创作的得失,试图寻找小说艺术的规律或经验,以供小说家在创作时参考。胡适、茅盾、李健吾、朱光潜、胡风、傅雷等批评家有见地的小说时评,为当时的小说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资源。他们探讨小说的艺术成就,讨论小说的选材,剖析小说思想与艺术的成就和不足,确实为创作刚起步的一些青年小说家拨开迷雾,指引了方向。在一些有成就作家的提携和帮助以及批评家的理论指引下,一些作家逐渐成熟,创作了现代文学时期许多经典性的小说文本。因此,与其他文体相比,小说文体的成就日益凸显,地位日渐提高。此外,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茅盾、鲁迅、周作人等人积极在文体理论和译介西方小说方面进行大力宣扬,有的亲身躬行,尤其茅盾、鲁迅等人的翻译,给了许多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极大的思想和艺术影响。而此时,在承续近代大量创办期刊的经验和传统的基础上,随着诸多社团、群体的出现,又出现与此相应的许多期刊,还伴随着大量的小说宣传与传播的广告出现在一些期刊等物质媒介上,还有当时自由的文学文化场域,这一切都为作家创作小说提供了诸多的资源便利。

  综上所述,客观资源为现代小说文体的生成提供了足够的动力,作家主体认知表现的艺术需要则为中国现代小说文体的生成提供了有利的契机。于是,在五四时期,在鲁迅的高起点的小说带动和影响下,现代小说大量出现,尤其是短篇小说极度辉煌。正是由于以上多种资源的合力作用,使得现代小说文体在五四时期真正生成,从此确立了它在文学中的核心地位,摆脱了自古以来的文学边缘化地位,成为"文学之最上乘".自此之后,它裹挟着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审美艺术特质,开始了日后的现代化征程,在现代社会发展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成为文学文体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78.
  [2]阿英。晚清小说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1.
  [3](荷兰)达爱斯克洛提斯。梦游二十一世纪[J].绣像小说,1903,(1):65-70.
  [4]刘纳。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
  [5][6](清)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M]//安树芬,彭诗琅主编。中华教育通史:第9卷。北京:京华出版社,2010:1994,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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