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祝龄（ 1843-1892 年） 是广东顺德人，年40 不赴试，布衣一生，嗜诗如命。1868 年，简朝亮初遇同乡周祝龄，二人定为忘年交。1873 年，由于周祝龄的推荐，简朝亮执教顺德简岸北 莘村的曾氏宾馆。1892年，周祝龄病逝，简朝亮撰写《清故诗人周祝龄先生墓志铭》，编纂《所托山房诗集》，留下目前可知的周祝龄其人其诗的最翔实记载，奠定了周祝龄的研究基础。可惜迄今为止，笔者并未发现学界尤其是广东学界对周祝龄的研究专文，兹试图对周祝龄其人其诗进行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
1 诗人周祝龄
周祝龄共养育女儿3 人，儿子3 岁而亡。临终前，周祝龄将诗稿托付简朝亮，云： “诗稿遗失颇多，虽不足存，亦是墓气矣。奉属正之[1]2.”因此，在《清故诗人周祝龄先生墓志铭》一文中，简朝亮云： “古人占墓者望气，先生以诗占身后，故谓为墓气也[1]2.”同时，简朝亮以“诗人无子，抱诗为子。此非常儿，千秋不死[1]2.”作为周祝龄的铭文，反映周祝龄对其诗人身份的终其一生的体认。以志士之志关注家国天下，对女儿与亡妻的念挂、对门人的叮咛、对友情的珍视，周祝龄以诗作呈现了饱满的诗人形象。
1. 1 周祝龄对女儿与亡妻的念挂
《次女年甫十二，侍疾草堂数月》、《弱女》是周祝龄写及女儿的诗作。其中，前诗云： “爱尔怜吾寂，承欢亦渐能。女红初刺 ,婚黑即亲镫。汤药随宜唤，衣裳及早兴。东床佗日事，选字意难胜[2]3.”生病期间，周祝龄亲尝次女的悉心照料，眼看女儿既学女红也孝悌有加，周祝龄满心期盼的不是己之病愈，而是女儿能得良夫。后诗云： “失子存三女，犹遗幼未婚。伤心环佩事，辜负老年人[3]2.”失子之痛必然与周祝龄终生相伴，女儿的终身大事，也是其一生的牵挂，而情动于衷的还有对亡妻的怀想。周祝龄作《感悼》，诗云： “今朝往事真如梦，昨夜故妻犹未亡。膝下女儿频怪问，岂知阿母汝悲凉[3]4.”
1. 2 周祝龄对门人的叮咛
“勉兴”是《所托山房诗集》中周祝龄仅见的门人，因同乡之故，周祝龄称之“家勉兴”.关于勉兴的生平事迹，待考。《家勉兴寄示吴生感秋诗，读而爱之，作此奉怀》、《寄家勉兴》是周祝龄写赠勉兴之作。前诗云： “勉兴知我贪秋赋，抄寄诗章如道故。不寄佗珍寄此诗，谓是与我同心素。吴生感秋吉士悲，风流张翰黄花句。寓言十九良独深，使我秋心欲遥诉。不知吴生何许人，登高能赋得新趣。文章梦寐有鬼神，交谊关河无道路。可怜几辈似寒蛩，妄作解事空唾吐。吴生诗才霸者流，凡夫遇之必惊顾。今将氵凡棹访江千，移日谭诗坐红树[4]7.”以吴生诗作寄赠师长，卓然可见勉兴谙知周祝龄对诗的珍视。后诗云： “勉兴属我宗，少年从我学。远客不相忘，诒书慰寂寞。前寄吴生诗，心事尤卓卓。早能识闲夫，见此必一乐。凡百何足珍，古谊为不薄[4]5.”非常明显，此诗与前诗实是一脉相承。以闲夫自嘲，鄙视人生百态，周祝龄以己之志趣慰藉与鼓励门人。
1. 3 周祝龄对友情的珍视
廖雨卿、曾寿南、简朝亮是周祝龄的主要友人。其中，曾寿南也是简朝亮的友人。周祝龄作《寄廖雨卿至喜赋》，诗云： “旧游百十辈，风义几人笃。嗟尔久远游，鄙吝终不蓄。贾舟乘江寒，氵凡此门前缘。新从万里归，日西语未足[4]4.”廖雨卿远游返乡，周祝龄与之畅叙平生。《怀曾寿南》诗云： “我友似醇醪，醉人不即面。昔年我病危，骤药恐激变。尺书善取譬，劝我且停战。至今展书读，款款无边幅。逾月不相见，秋风满茅屋[5]8.”病危赠药、力劝周祝龄参加科试，体现曾寿南对周祝龄的拳拳深情。
周祝龄诗作 4 首写赠简朝亮，从婚姻大事、开馆授徒、诗文论道到绝意科场，周祝龄关注简朝亮人生成长的每一步。其中，《正月二日寄简季三首》其二云： “不见杨君近十年，东床问讯忆予先。子陵不负神仙尉，索赏媒勋待报笺[3]6.”1870 年，周祝龄撮合简朝亮与同乡举人杨廷均长女的婚姻。《简竹居读书草堂落成，风雨大作卒无害，奉赠》云： “五岭文明地，传经故寂寥。草堂吾子在，歌咏百灾消。燕雀来相贺，蛟龙立不骄。圣神崇典学，家食答熙朝[2]5.”一日大风，顺德简岸读书草堂并未受到影响，周祝龄赋诗祝贺。
《上舍简竹居见访，评奖予诗过当，复承指诲感赠》云： “素性 吟咏，龃龉复不安。幸调方玉尺，如酌 刚丹。跌宕成篇易，裁量一字难。应时旋改定， 跃胜加餐[2]2.”友人间的谈诗论文，寄托着周祝龄对简朝亮诗文创作的关怀之情。《寄简季》云： “君抱清操我亦贫，文章道谊各相亲。闭门百战争千古，并世交推有几人。感慨同床异梦，纵横老泪只闲身。海疆近报王师捷，天血红光照九真[2]2.”40 岁不赴试的周祝龄以此诗送赠简朝亮，不仅反映了其对科场的厌倦，更是洞识世态的体现。
2 周祝龄以诗经世
《所托山房诗集》4 卷，分别收录周祝龄五古 21 诗题、七古 27 诗题、五律和七律 43 诗题、五绝和七绝41 诗题，在尚不丰富的诗作数量中，兼及较具代表性的诸种诗歌体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周祝龄诗歌创作的成就。同时，“诗稿狼藉”[1]1、遗失颇多等依然是后人审视周祝龄诗作的前提。此外，仅下述 8 首诗作有明确的系年，即： 《丁丑十二月十九日自述》、《庚辰大水二首》、《癸未感事二首》、《丁亥元日》、《予年四十不赴试，借书者意谓予辍读矣》、《乙酉水涨》、《壬辰春日》、《苦旱》，为后人对其诗歌研究带来较大的困难。但是，对晚清战事与弊政、岭南土风的细致刻画则成为周祝龄诗作关注的中心，以诗经世是周祝龄对其诗人自信的重要支撑。
2. 1 以诗歌直斥罂粟之祸
一方面，周祝龄作《左文襄禁种罂粟》，表达对左宗棠禁种罂粟的由衷欣赏。诗云： “害稼有罂粟，如何满大田。上农将废业，左帅适临边。孽种不容贷，群生再获延。猷为从此布，功胜勒燕然[2]1.”另一方面，周祝龄作《罂粟花》，直斥罂粟之害。诗云： “何物罂粟花，鸩羽无此毒。世有好男儿，貌美颜如玉。徒因经习牢，尽就高阁束。天下貉一邱，生民将日蹙[5]4.”从危害个体生命之“毒”到使民生日困，周祝龄直斥列强将鸦片输入中国和国人贬卖、吸食鸦片的危害。
2. 2 以诗歌反映中法战争
1883 年，周祝龄作《癸未感事二首》，成为其唯一正面反映中法战争清朝不败而败的诗作。其一云：“和约不可久，无端瑕觉生。西人殊族类，东处必纷争。旅次投焚炬，爰书累罪名。老拳诚偾事，教诫在持平[2]1.”其二云： “便欲吞骄虏，何堪试吏威。人心长似此，国计未为非。忍见餐鸟喙，犹令着赭衣。谁闻八州督，此际食鸡肥[2]1.”既直斥和约之害，以“殊族类”指斥西人，也挖掘战事不败而败的因由，反映周祝龄不与西人为伍的民族气节和洞识时弊的深刻性。
2. 3 以诗歌揭批晚清军弊
《募勇》、《充捕役》、《边计》是周祝龄对晚清衰败军事形势的细致捕捉。前诗云： “古人兵即农，力农皆力兵。兵知粒食苦，自重乡里情。农与战事狎，自无怯懦形。慨念额兵设，诸弊乃日萌。拜衣冠气，啸聚虎豺声。娇习不可用，聊藉镇 平。巨憝乘不测，兵 谁与争。未获先 赏，未战先弃城。岁饷数百万，饱飞同一惊。募勇起仓卒，世重老湘营。绝去罂粟花，市人无策名。嗜利盗贼易诱，气惰敌难撄。村农与猎户，所选惟朴诚。严之以纪律，励之以忠贞。用是澄区宇，奋起半簪缨。我思兵与勇，往复不能明。运用由人耳，兵勇胡殊名。募勇若不教，图功岂有成？ 额兵若不懈，觇国何敢轻？ 古制今难复，训练斯宜精[5]4.”
周祝龄指出，若赏罚不明、旧习不除，纵使兵可充营，亦仅是浪得虚名，形如虚设。同时，平时欺压百姓，战时退缩逃亡的兵士，不仅耗费国库岁饷，而且使战事每每失利。面对征召战士的百弊丛生，兵民合一、去罂粟之害、严军纪、鼓士气、精兵力等成为周祝龄的“募勇”之策。《充捕役》诗云： “充捕役，充捕役，役底千金人 ,如今所得岁无多。何甘鞭责何求食，获赏难问所从来，捕贼养贼终为贼[4]7.”将滥竽充数的士兵指斥为“贼”,士即民祸，遂使边患无穷，周祝龄洞识战事失利和社会内乱频生的主要因由。《边计》诗云： “海氛犹未靖，民劳斯亦宜。日仰司农费，坐忧岁役疲。寇退我仍守，转饷必多糜。寇退兵骤弛，突犯将奚支。榷算及百物，斟酌此漏 .畴不乐报国，惜为商贾欺。若辈尤怙势，气傲志鄙卑。大吏徒谆切，揽承争居奇。国帑益还少，市侩人不赀。蹈藉乃如此，安能免 欷[5]9?”
2. 4 以诗歌展现晚清岭南独特土风
周祝龄不仅作《木棉歌》、《 钟花》，使岭南植物入诗，而且，周祝龄以诗歌记载“桑争稻田”对岭南传统农业的冲击与光绪年间岭南频繁出现的水旱灾害，具有以诗存岭南一代土风的重要作用。
2. 4. 1 以诗歌展现“桑争稻田”对岭南传统农业的巨大冲击
自明中叶以后，面对农田不足、人口增长的发展困境和水网密布、气侯适宜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广东南海九江率先发展养鱼业。遂后，珠江三角洲出现“弃田筑塘，废稻种桑”的热潮，农桑、鱼殖相结合的“桑基鱼塘”成为广东南海、顺德等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周祝龄的《土风三首》对此进行详细描述。其一云： “农桑衣食计，美利厚民生。至竟筹食急，此重彼难并。昨日我行野，柔桑春陇平。布叶何沃若，谷食将晨星。那知田百亩，古制最分明。五亩树墙下，王化乐观成。近觉桑区广，渐计禾田轻。海市 丝利，其害馁于耕。习此势偏重，桑者日营营。饲 固宜饱，集雁胡取盈。我欲法孔圣，妨食姑去兵[5]2.”面对重桑弃禾，重商轻农，加之兵农交困的社会现实，观今忆古，使周祝龄忧心忡忡，体现其反对以商害农和主张桑田稻田平衡发展的经济思想。
《土风三首》其二云： “天下有大利，人安耕凿是。吾乡乃雇耕，转移龙户子。分稼甘受愚，主者晏未起。又有筑堤人，私计但肥己。堤筑田各耕，图 犹曰水。堤筑田独揽，民将坐困死。何况地力尽，田瘠耕即止。还田千百家，安知此与彼。失界没如何，伊谁复疆理。寄语田舍翁，慎勿作祸始[5]2.”雇耕与分稼是农业人员分流和农业结构变革的产物，筑堤与占水、占田是世代农业发展面临的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地力尽与田界失则是传统农业发展出现衰亡的征兆，周祝龄以“祸始”二字作结，反映其对自明清以来岭南农业发展的新变知之甚少，依然以传统农业的发展眼光审视岭南的经济发展。
《土风三首》其三云： “徒读种鱼经，末富可尽求。鱼将食人食，未雨谁绸缪。自从咸同来，鱼塘日益稠。其地非瓯脱，何以乘隙谋。坎坎枕农亩，潴水使不流。人与鱼共命，鱼与谷争秋。无乃见小利，靡深借箸筹。如何树橘柚，复多千户侯[5]3.”这是周祝龄诗作中屡被征引的一首，“人与鱼共命，鱼与谷争秋”更成为名句。禾田变基塘，民务农桑，打破本有的桑农平衡，周祝龄严斥必导致渔未能渔、谷未能谷和人不能活的后果。其实，“桑争稻田”是明清以来岭南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代表农业发展的前进方向，但是，若以传统的农业型社会审视这种发展趋势，周祝龄的指斥是极其敏锐的。
2. 4. 2 以诗歌描写光绪年间岭南频繁出现的水旱灾害
广东南海、顺德地势低洼，地近北江上游，每逢春夏之交，尤以夏季为重，汛期将至，北江水涨将直接引发南海、顺德的水灾，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周祝龄的《北江水涨》即是对此的描写。诗云：“积阴久不消，大水一路哭。北江粤上游，雨潦骤淹陆。百姓幸更生，偶得陟山麓。是时四月交，浴江失麦熟。何以抚群黎，涨落吏移粟。意厚策非长，叹息韶连属。上临万重山，峡口一线束。广郡添沙田，下流石筑。不如 且疏，利害雇大局。毋乃筹款难，以工助赈足。傥不策万全，一雨涨又复。蠲贷虽 民，试问几许谷[5]3?”
1880 年、1882 年、1885 年，岭南先后发生三次严重的水旱灾害，周祝龄分别作《庚辰大水二首》、《苦旱》、《乙酉水涨》。其中，《庚辰大水二首》其一云： “三十年来事，今年水较狂。万家浮似海，五月气如霜。
飞动鱼 没，烘蒸茧簇忙。却怜儿戏乐，曾不解忧伤[2]1.”30 年一遇的大水，使房屋受浸、水气如霜和养殖业大损，儿童无知戏乐，周祝龄亦以“水较狂”轻言吟唱，这是面对乡土困厄的无奈感叹。《庚辰大水二首》其二云： “未有司民命，闻灾辄等闲。此邦罹水患，何道 时艰。夏潦斯须退，秋收尚可还。退餐教略减，先备岂天悭[2]1.”水退思耕，寄盼秋收，岁复岁，无助的百姓仅能以此顽强地生存并重建家园。雨多成灾，雨少苦旱，水旱交逼，铸炼岭南乡民抵制自然灾害的生存能力。《苦旱》云： “壬午八月天旱逼，五气毗阳生厉疫。自从八月至初春，雨比贫人更吝惜。不解雨师久旷官，天恩宽大不诃斥。嗟尔农夫无念灾，采衣大饮斗鱼炙[4]5.”风调雨顺从来就是农民的期盼，从夏及春，半年不雨，农民亲尝之灾，正是诗人眼中之泪。
《乙酉水涨》云： “五月灾荒气似秋，冯夷放荡竟何求。不知粤海群生计，妄作平原十日游。窟宅鱼龙争恣志，仓箱鼠雀抱深忧。西师未撤劳飞挽，忍见阴霾积水浮[2]5.”依然是五月天和生计受损，然而，敏锐的诗人早已从自然灾害窥见列强入侵、兵危未解的社会灾难，阴霾之忧使撰写于 1885 年的《乙酉水涨》倍添民生国难的沉重。
3 结语
在《所托山房诗集》卷首，简朝亮有意选择周祝龄诗作 29 首进行点评，其中，以诗存史、诗史结合是简朝亮对周祝龄诗作给予高度评价的主要方面。出生于顺德诗乡，一生以诗歌自娱的周祝龄，他的诗作殊非普通的重要因由，是源自于其上述以诗经世的诗作。或者可以说，以诗经世殊非周祝龄试图以此屹立于近代广东诗坛之愿，但是，后人尤其是广东学界，特别是拥有“诗乡”之誉的顺德乡土，不能忽视这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诗人。在《近代诗派与地域》一文中，汪辟疆视朱次琦、康有为、黄遵宪、邱逢甲为近代岭南诗派的领袖，将谭宗浚、潘飞声、丁惠康、梁启超、麦孟华、何藻翔、邓方作为羽翼，而且清晰指出近代岭南诗派的下述 3 个特征： 一是余事为诗人，二是以诗歌经世致用，三是效杜、白诗风。因此，周祝龄的诗作虽然未能符合以上条件，但是，其以诗经世之作，依然在某种程度上使近代岭南诗派的相关特征得到强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近代岭南诗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简朝亮。 所托山房诗集： 卷首之一[M]. 周祝龄，着。 读书堂刻本。 广东顺德： 读书堂，1892.
[2]简朝亮。 所托山房诗集： 第 3 卷[M]. 周祝龄，着。 读书堂刻本。 广东顺德： 读书堂，1892.
[3]简朝亮。 所托山房诗集： 第 4 卷[M]. 周祝龄，着。 读书堂刻本。 广东顺德： 读书堂，1892.
[4]简朝亮。 所托山房诗集： 第 2 卷[M]. 周祝龄，着。 读书堂刻本。 广东顺德： 读书堂，1892.
[5]简朝亮。 所托山房诗集： 第 1 卷[M]. 周祝龄，着。 读书堂刻本。 广东顺德： 读书堂，18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