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苏州地方文献丛书》选题时，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晚清苏州诗人贝青乔。 有先生问及贝青乔入选的理由，我说很简单，贝青乔是改变中国历史的鸦片战争时期苏州最着名的诗人。 所谓着名，是其名声已经远远超越了苏州的地域范畴，建国以来，国内学术界讨论鸦片战争的文学，几乎都会提到贝青乔的名字， 提到他的大型七言组诗《咄咄吟》。 钱仲联先生认为《咄咄吟》：“反映鸦片战争时期敌寇之横暴、清政府官吏之昏聩、将帅与人民之英勇抗敌， 字字为血泪凝成。 不特思想性强，艺术性亦高”，“同时则龚自珍《己亥杂诗》亦其类矣。 ”①近代诗歌，能与龚自珍《己亥杂诗》媲美者，多乎哉？不多也。而对《咄咄吟》的高度评价，甚至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 晚清思想家王韬便说《咄咄吟》是贝青乔亲赴前线、佐扬威将军奕经幕府、浴血枪林弹雨，“不避艰险，冀有所树立，顾卒无所成功”，于是在磨盾草檄之暇，成以“具载当时军中利病，识者以为不愧少陵诗史”②。
贝青乔的成就与地位，不仅体现在文学方面，还表现在史学研究领域。 贝青乔留给后人的，除《咄咄吟》以外，还有其他诗歌和着述，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和历史价值。罗尔纲先生编辑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续编·太平天国》， 就收有贝青乔的笔记着作《爬疥漫录》。 因此，编辑《苏州地方文献丛书》，系统整理、出版贝青乔的诗文稿，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
我以为，入选《苏州地方文献丛书》的着述和作者，除了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外，更要注意在苏州地方的代表性。 清代道咸（1721～1862）年间，苏州有一批文士， 他们出身寒门， 一直在为生活奔波，但是，他们又胸怀理想，有着救国救民的抱负，只是政治之黑暗，以致怀才不遇，报国无门。 他们被学术界称之为“吴门寒士群体”，这其中有人们所熟知的江湜、沈谨学等，当然，还有更多的人因为是寒士，他们根本不为当时人所知晓，更为今天研究者所忽略，如徐宝浣、徐晋镕、张鸿基、管兰滋等。 贫困的际遇迫使他们抱团取暖， 经常聚在一起，既交流思想、切磋艺文，亦互相接济生活。 徐晋镕曾经如此回忆他和沈谨学的友谊：“是年值水荒，我贫室如洗。 手贻十饼金，令我免罍耻。 是虽友谊常，难君亦贫士。 ”
①“难君亦贫士”，沈谨学生活之艰辛，在贝青乔诗中亦有反映，其《题沈四山人遗诗》谓：“一种田家野趣饶，忘饥忍冻任逍遥。 能安耕凿贫非病，此是先民击壤谣。 ”
②贝青乔与徐晋镕亦有交往，其存诗有《归里后江赓设饮即席呈徐晋镕管兰滋》、《赠徐晋镕》等。 而贝青乔另有《怀张大鸿基》诗，既抒发了他们的理想，也表现了他们的生活现状：“张也真吾友，奇怀郁未开。 狂招多口忌，贫炼一身才。 咳唾皆诗卷，淋漓有酒怀。 相思不相见，愁绝陇头梅。 ”（《半行庵诗存稿》卷一）在这安贫、又执着于道之追求的群体中，贝青乔无疑是杰出代表。
贝青乔（1810～1863），字子木，号无咎，又自署木居士。江苏吴县（今苏州）人。恽世临被劾侨寓苏州，序《半行庵诗存稿》时曾询得其生平，并作简单概括，称贝青乔“具有干济才，壮年尝佐扬威将军戎幕，……既而无成功，乃往游京师，归复之浙，又尝之黔、之滇、之蜀，足迹半天下，而卒穷愁落寞、患难颠倒以底于死。初，庚申之变，子木自浙迎母以去。 越岁，杭城再陷，母子相失，子木出没死生，寻母不获，负罪引慝，无地自容。 不得已，就直隶制军刘公之聘，未及相见，道卒旅邸。呜呼，文人之穷，一至此哉”③？ 当然，我们还可以依据贝青乔自己以及当时人着述，钩稽其更多的生平事迹，所得结论，按叶廷琯《蜕翁所见诗录·感逝集》所言，也只是“橐笔依人”。
“橐笔依人”而奔走四方，是因为生活所迫。对此，贝青乔在诗中无奈述之：
飞飞幕间燕，扰扰盘中蝇。 饥趋谋一饱，百族相频仍。 橐笔事奔走，憔悴嗟可矜。 磨砻腐儒骨，百年犹有棱。 逝将息吾影，归治田几畻。联床接吟侣，着屐呼酒朋。潇潇风雨夜，兀守南濠灯。（《为管兰滋题寓楼听雨图》，《半行庵诗存稿》卷二）其实，贝青乔早年虽不富贵，也并不潦倒，可算是安逸。严迪昌《清诗史》谓其家族属于“吴中新兴文化世族，其父贝廷煦（1784～1818），字春如，号梅泉，又号三泉；六叔贝廷点（1793～1847），字孝存，号若泉，又号六泉，均为着名文士诗人。堂兄贝墉（1780～1846），字既勤，号简香，是袁绶阶长婿，系一代着名藏书家”④。 近年书画拍卖市场，时有贝廷点（即贝点）画作出现，贝青乔亦有《六泉叔命题钟进士出猎图》诗。 现存贝青乔早年诗作，有不少是追随杖履徜徉吴中山水之间的诗篇，如《家大人邀集同人游西山夜宿法螺寺作》、《宿环山阁》、《觉海寺探桂》、《暮至花山寺上莲峰顶》、《家大人暨六泉叔邀同印丈康祚叶丈廷琯程丈庭鹭往游阳山大石归作诗即步程丈原韵》等。 当然，其父辈虽优处林下，亦以国运民生为己任。前述贝青乔决定投笔从戎、告别时父亲的态度便是佐证。又贝青乔《悲厂民》诗自序云：“癸巳冬，吾郡大水，既荒且疫，道殣相望。家大人悯之，倡捐设厂东虹桥侧，衣之粥之，越明年三月乃止，凡活千余人。呜呼，天灾流行，虽曰代有，亦人自取也。听睹所及，辄形于诗。 ”受此影响，贝青乔早年便对下层百姓的苦难生活深感同情，其《流民谣》云：江北荒，江南扰，流民来，居民恼。 前者担，后者提，老者哭，少者啼。 爷娘兄弟子女妻，填街塞巷号寒饥。 饥肠辘辘鸣，鸣急无停声。 昨日丹阳路，今日金阊城。 城中煌煌宪谕出，禁止流民不许入。（《半行庵诗存稿》卷一）同情的同时，贝青乔还在思考，寻究其原因。
其《悲厂民》四首之四云：愁霖恣凋瘵，惟农实受之。 三时筋力尽，收获乃若斯。 输纳罄其室，追比还遭笞。 振城不振野，何以补疮痍？ 农民罹其困，惰民蒙其施。窃恐畎亩间，游惰日以滋。区区设厂心，耿耿良在兹。 愿奢力弗继，坐卧成叹咨。 从容偏抚恤，是在良有司。居室竞捐助，胥吏皆仁慈。
分彼饱者饱，惠此饥者饥。 嗷嗷千万户，沾被庶无遗。 （《半行庵诗存稿》卷一）“天灾流行，虽曰代有，亦人自取也。 ”如何的自取法，贝青乔在诗中发掘得非常深刻。我们现在强调农业、农村、农民所谓“三农”问题，其实古已有之。 是诗对此的叙述，可谓切中时弊：水灾造成的祸害，“惟农实受之”。虽然遭到水灾，但税赋、地租等一点也没有减少，“输纳罄其室， 追比还遭笞”，经济和肉体承受着双重折磨。 水灾引发了饥荒和瘟疫，朝廷考虑救济，但却是“振城不振野”，到了救命的境地，城乡之区别，竟然还让人有天壤之觉，冰炭之乖。其后果便是“农民罹其困，惰民蒙其施”。“区区设厂心，耿耿良在兹”，由此引出了其父亲开设粥厂的初衷：“窃恐畎亩间， 游惰日以滋。 ”然“居室竞捐助”，或有可能，而“胥吏皆仁慈”，却是不可能的。“分彼饱者饱，惠此饥者饥。嗷嗷千万户，沾被庶无遗”，更只是诗人理想化的结果。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思考， 贝青乔在鸦片战争爆发时，才会将国家之兴衰存亡，放在首位，以致自己的生命也已经置之度外。其《将从军之甬东纪别》诗说“回头别阿母，阿母泪如雨。 执裾哽不言，示意欲相阻”，好在“阿父促儿走，谓儿计非左。
区区愁战死，死绥亦得所。 生为虮虱臣，义当沥肝腑。 授儿剑一握，入穴刺蛟虎”。 而诗人两位女儿，更好像是和父亲到了生离死别的时刻：膝前两娇女，辗转为父愁。 孩心发危语，刺刺不能休。 长女胆尤怯，急泪承双眸。 牵衣门前路，怨父何寡谋。 传闻鄮山下，礟云若火流。迅雷一声落，轰散千兜鍪。虫蚁有趋避，孰肯汤燖投？ 今父挺身去，岂与性命仇？ 少女强解事，谓姊无烦忧。明年破敌返，看父当封侯。（《半行庵诗存稿》卷二）贝青乔义无反顾地追随奕经去了抗英前线———宁波。 这其中， 固然是与自幼所受教育有关。除了家庭的教育，还有老师的影响。《半行庵诗存稿》所存诗，有《林师则徐遣戍西口道出吾苏走送呈诗》，其中云“公昔抚吴日”，“阶前盈尺地，许我扬双眉”，可见林则徐对贝青乔的厚爱。 他佩服林则徐销烟抗英的勇气：“谓公镇南服， 上契天心知。岛烟流大毒，一炬良所宜。”也对林则徐所受不公正遭遇表示愤慨和同情：“何为罣吏议， 褫职投边陲，颛蒙昧无识，未免生然疑。 ”（《半行庵诗存稿》卷一）数年后，贝青乔尚有《林师书来存问兼赠白金诗以鸣谢》、《寄酬林师昆明节署》、《白水岩观瀑侍林师作》、《侍林师行辕谈燕翌日赋诗呈谢即以告归》、《得滇信闻林师因病谢政》等诗，知其师生交谊之深。 林则徐逝世后，贝青乔又有《林文忠公诔词》，洋洋六百言，寄托哀思。 其实，鸦片战争时期的贝青乔，始终心系国家之命运，试看其《洞庭东山谒明路文贞公振飞墓》：
妖氛缠北极，逆党煽南都。 竭力支淮甸，余生尽海隅。 香飞梅岭洁，霜染桂林枯。 共抱厓山痛，风枝泣夜乌。（《半行庵诗存稿》卷一）这首写于游山玩水途中的诗歌， 却充满借古讽今之意。 在贝青乔看来，南明的局势，与他所处的清道光年间，是何等的相似。 路振飞与林则徐，其抱负、其品格、其命运，也是何等的相似！只是时光流转了二百年。
有关贝青乔鸦片战争时期创作的诗歌， 最着名者无疑是《咄咄吟》。其《咄咄吟自叙》谓“道光二十一年十月，扬威将军奕经奉旨赴浙，道出苏州，驻节沧浪行馆。余投效军门，驱驰戎马间”。而两岁以来，他除自愧“毫无建树以作涓埃之报“以外，更惊讶军中所见种种遭致败绩的咄咄怪事。 他说：“余本书生，不习军旅，不谙国家例案，何敢妄置一词！ 然奔走戎幕，所见所闻，暇辄记以诗，积久，得若干首，分为二卷，题为《咄咄吟》，言怪事也。今军务竣矣，回忆前事，历历俱在，其可解耶？抑不可解耶？ 姑笔之，书以俟后之能解之者！ ”
①而据《咄咄吟》所记诸事，得知此等官员、此等军队、又此等离奇怪事，战争焉有不败之理？ 得此等经历、此等见闻、此等血泪感触而成，诗歌焉能不沉痛之至？ 然自上世纪 50 年代阿英选编《鸦片战争文学集》，录入其中部分诗作后，《咄咄吟》 已成近代文学研究之显学，无需我再加赘言。 《咄咄吟》成书后，贝青乔友朋辈多有题赠，诗人自己又成四绝赠答友人，其中有云：“炮云三载结边愁，大纛临风带血收。重见吴姬村店里，太平军士满颅头。”真是痛定思痛。
又谓“倘教诗狱乌台起，臣轼何妨窜海南”（《自编军中记事诗二卷为咄咄吟朋旧多题赠之作赋此为答》，《半行庵诗存稿》卷二），深知诗歌内容多有犯忌触讳，因此，诗人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其实，贝青乔反映鸦片战争之诗歌，除《咄咄吟》120 首外，其余尚有不少收录在《半行庵诗存稿》中。有些诗作于赴浙东前线之前，如《辛丑正月感事》、《杂歌九章》等，可知贝青乔参军报国，并非一时冲动。 而在浙东军中所写其他诗篇，如《过余姚县》、《入宁波城》、《骆驼桥纪事》、《慈溪大宝山过金华协镇朱贵及其子昭南阵亡处》、《过长溪寺投岭下农家宿》、《归家作》、《将重之浙营酬程丈庭鹭枉赠之作》、《和银沆幕夜四绝》、《读宋史》、《幽怀》等，或记述战事，或哀悼英烈，或感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读后令人欷歔。其《逾雁门岭》云：天上下将军，衔枚走夜分。 涧枯兵饮雪，山响虏烧云。 冻吹扬征鼓，寒棱掣战裙。 明朝争献馘，几队策高勋？（《半行庵诗存稿》卷二）写战前军中之紧张、又看似宁静之氛围，激昂慷慨，堪比高适、岑参。 而在浙东军中，贝青乔所见，也并非全是咄咄怪事。 《半行庵诗存稿》中，有《军中杂诔诗》18 首， 记述的便是可歌可泣的战死疆场的众多牺牲者的事迹。 如其一云：“羶碉腥峝郁崔嵬，万里迢遥赴敌来。 奋取蝥弧夸捷足，百身轰入一声雷。 ”是诗自序谓：“大金川八角碉屯土司阿木穰所帅屯兵，最勇猛，攻贼宁波西门，为头队，首当夷礟马 ，与土守备哈克里，及屯兵四卡松等百人骈死城内。 ”（《半行庵诗存稿》卷二）少数民族官兵奋不顾身、英勇杀敌的壮举，表明中华民族在生死存亡的危机面前，所表现出的团结一心、同仇敌忾的气概和力量。《军中杂诔诗》其余篇章，大抵如此。
二
道光二十三年（1843），贝青乔父亲亡故。 之后，贝青乔又依照传统礼制在家守孝。直至除孝服后，方真正开始了所谓“橐笔依人”的浪迹天涯、充人幕府的生活。是已为道光二十七年（1847），贝青乔“之黔、之滇、之蜀，足迹半天下”，凡三年后方返回苏州。 如果我们一定要将贝青乔的诗歌创作按时间分期，是为中期。 中期非常短暂，这是根据贝青乔诗歌创作风格的变化、 以及留存作品的多寡而定的。 中期三年，贝青乔创作了大量诗作，就数量而言，绝不逊于前、后期。《将之黔南留别》二首，是其这一时期诗歌的发轫之作。 其二云：
吹箫难忆十年事，负米俄成万里身。滚滚沧流催客去，茫茫世态向谁真？久拼温饱违初志，终怪风霜炼此人。 道出湘中骚怨地，转须呵壁问灵均。 （《半行庵诗存稿》卷三）诗中明确告诉读者，其“成万里身”是因为“负米”。 而“久拼温饱违初志”，说明“负米俄成万里身”并非是其初衷。所以，这次贝青乔的出行，与上次追随奕经奔赴浙东有了很大的不同， 前次是为国赴死，现在是为家求活。 正因为如此，贝青乔在这以后的纪行诗，便多了几分落寞。 并且，他在诗中不时流露出此行目的。 初抵贵阳的第一个除夕夜，通守吴广生设宴招饮，“四壁灯围一室春，乡情浓入绮筵新”，诗人为主人家中浓烈的过年气氛所陶醉， 也为主人的热情好客所感动：“严宣觞政僮旁笑，醉吐花茵主不瞋。”缘此，贝青乔甚至发出了“若果百年皆此夕，何妨万里作羁人”的感慨。 但是，最后他又想到了远在家乡的亲人，想到他正在为亲人的生活奔波：“酒酣忽忆茅衡畔， 米券煤逋慁老亲。 ”（《除夕吴通守广生招饮》，《半行庵诗存稿》卷三）当然，“百年皆此夕”决无可能，于是“万里作羁人”便充满困苦。 贝青乔为宣泄情绪，创作了大量诗歌。 贝青乔“身行万里半天下”①，其三年的“之黔、之滇、之蜀”，期间所吟成、并保留至今的诗歌，在全部为八卷的《半行庵诗存稿》中，就占据了整整三卷。 这些诗歌， 首先是诗人心路历程的记载。其《初抵归化营程七钟英顾二文彬自里门书来问近况赋此答之》诗云：
如此天涯漫致询，却将何语为君陈。沉沉瘴雨常疑夜，惨惨蛮花也算春。山不成名偏遇我，魅犹遁迹况求人。 客愁都入高堂梦，莫过柴门花苦辛。 （《半行庵诗存稿》卷三）“沉沉瘴雨常疑夜”， 自然环境之恶劣姑且不论，“魅犹遁迹况求人”，心理的孤独，才是最不能忍受的。于是，思乡、怀人，便成了贝青乔此时诗歌的主题。他创作了《岁暮怀人》组诗，自序云：“自游远服，岁将再更，二三故人，频入我梦。 挑灯念之，各成小咏，漏四下始罢吟。 偻指数之，未尽所怀。 ”（《半行庵诗存稿》卷三）诗凡 13 首，所咏怀者，多为贝青乔“吴门寒士群体”中朋友，可见平时他们交谊之深，深厚之交谊也只能来自志同道合。而其《得家书凄然有作》，想家的情绪，经作者渲染，令读者不禁潸然泪下：
慈帏色笑宛当前，一纸中含意万千。翻作欢词来慰藉，愈知游迹误流连。呕心有句儿徒苦，糊口无方弟可怜。 菽水全凭炊妇巧，岁饥何术灶生烟？ （《半行庵诗存稿》卷三）类似的作品，尚有《作家书寄从弟清澜凄然有作》， 五言古诗凡 7 首。 “在家相对贫， 出外相思苦”， 虽然是因为生活的原因而奔走边陲之地，但贝青乔毕竟是有抱负之士，他牵挂家人的心中，更装载着国家的命运。 其六云：
乡关困挽输，岁漕弊何底？ 大吏筹海运，岛夷睹之喜。 扼我吴淞口，恐又兵尘起。 传闻到绝徼，讹言惊满耳。 便当寄我知，远人正翘企。 （《半行庵诗存稿》卷三）遥望远方的家乡， 贝青乔关注着因开启海运而可能引发的战争与动荡。
自己被生活所迫， 贝青乔因此更注意百姓的生活。晚清社会早已是千疮百孔，在天灾人祸的肆虐下， 说百姓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 一点也不为过。 在贵阳时，贝青乔有《鬻女谣》，其自序记载了此诗的写作经过：“程生买婢贵筑，有杨姓携女至，貌若甚戚者，问之，曰：‘今遇科场，细民皆有徭役，即担粪奴亦不免。 吾业种菜，例输十余金，家贫无以应，故鬻女也。 ’余闻而恻然，诗之，以为当事告。 ”知借举办社会事业而强行摊派，在贝青乔时代已大行其道。“官中一粒谷，民间一块肉。官中一把蔬，民间一女奴。 嗟尔菜佣甚矣惫，何堪官帖遭苛派！ ”愤怒出诗人，此诗最后说“槐忙杏闹复何事，老圃西风愁杀人” （《半行庵诗存稿》卷四），诗人可谓愤怒至极。 但是，除了愤怒，他还能有其他作为吗？如果能有作为，他自己也就不需要漂泊于穷山恶水、穷乡僻壤之间了。 于是，诗人因其所见所闻，而日复一日的愤怒。 《舆夫叹》、《官肉谣》等都是愤怒的作品。 令人愤怒的事，不仅每时每刻，而且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因此，贝青乔刚结束三年旅程、回到苏州，就写下了《蠲振谣》：
饥户一箪粥，蠲户百石谷。 朝闻饥户嗁，暮闻蠲户哭。城中派蠲何扰扰，城外发振何草草！ 堂皇坐者顾而嘻，尽瘁民依心可表。 心可表，情弗矜。 蠲户含咽卖田产，饥户糜骨填沟塍。 明年荒政叙劳绩，拜章入奏官高升。 （《半行庵诗存稿》卷五）草率、不切实际、甚至是杀鸡取卵式的决策，带来了更为严重的恶果。但说到底，不过是政绩工程。
贝青乔在西南游历时所作诗歌， 其中反映当地民风民俗的作品，也非常有意思。 在《半行庵诗存稿》中，附录其《苗妓诗六首》，是诗人亲历后所作。之所以是附录，是因为作者既不便堂而皇之收入，又不忍割舍。 宣统年间张廷华编辑出版《香艳丛书》，也曾收录此组诗。 其“香艳”的特点显而易见。 但是，诗歌着重记载的，并不是青楼的荒淫场景， 而是苗族女子较少儒家礼教约束———当时看来属于狂野、如今看来是自由的爱情生活。诗歌几乎每句都有长注，仔细核对，这些注释与贝青乔所为笔记着作《苗俗记》的部分内容是高度吻合一致的。所以，这组诗也可以有另外一个名称，即《苗俗诗》。 也许改个名，就能正录、而不必成附录了。 如其二“问是盘瓠几派分”句下注考述苗族渊源云：
盘瓠，高辛氏之蓄狗也。衔犬戎吴将军头献阙下，帝酬其功，妻以少女。 盘瓠负女入南山，生六子六女，自相夫妇，此群苗鼻祖也。详见范史《西南夷列传》。唐宋以前曰蛮、曰獠而已。前明就三苗地设府、县、卫，支派遂分：花、白、青、黑、红，以色名；宋、蔡，以国名；龙、仲、韦、谢，以姓名；马镫、狗耳、锅圈，以饰名。 又有狎羊犷、木老、紫姜、郎慈、八番、九股、六额子、棘火狎农、猺狪、狑狎水之属。 种类虽蕃，风俗略同，故注中杂引诸书，不尽区别之。 （《半行庵诗存稿》卷三附录）除略有贬低少数民族处，可作“苗族史”读。清代堪与媲美者，唯舒位《黔苗竹枝词》。贝青乔写少数民族习俗的诗歌尚有 《磨石关苗寨作》、《跳月歌》、《松苓山廨杂诗》14 首等。 所谓“跳月”，是苗女婚礼之古称，《跳月歌》 写了苗族婚礼的热闹景象：“新正初三至十三，女伴呼女男呼男。联臂顿足到场上，男情女态皆狂憨。 两男作对跳场内，群女四五围场外。合围群女千百围，作对群男千百对。
男跳迟，群女四围都矜持。男跳速，群女四围共笑逐。 ……声中自有月老在，天作之合凭一笙。 一笙声催众笙急，场心众笙陡焉息。 婚礼十日告无忒，於是男中翔，女侧睨，男前行，女后曳。……绕场三匝牵而戏，选幽不知去何地？ 大体双双满山际，四山云雨皆为腻。”（《半行庵诗存稿》卷四）这在男女授受不亲、婚姻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就的贝青乔家乡，是很难想象的。
“开矿无银苗，采砂有丹汞。黔山此宝藏，冥搜竞凿空。 ”（贝青乔《砂厂》，《半行庵诗存稿》卷三）西南地区有着丰富的矿藏资源， 开矿是国计民生的需要。 作者长期生活在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苏州，对采矿颇感新鲜。 在黔滇川时，贝青乔留下不少吟咏矿山的诗歌， 是对中国近代工业萌芽的原始记载。 如《五砂吟》五首，分咏采砂、运砂、拣砂、淘砂和烧砂。相关的作品尚有《自毕节以西五六百里间男妇以驮负为业背盐入黔背铅入蜀一路往来如织也戏赠以诗》、《盐井》、《运铅船》等。 当然，还应该包括在峡江覆舟中遗失的《铅船杂事诗》。 可见其对此的浓厚兴趣。而此类作品最有价值者，是贝青乔对采矿工人的艰苦工作环境的关注， 工人们甚至需要以命相搏，这在贝青乔诗中多有吟叹。
其《砂厂》就记载了矿难的发生：“入此宝山迥，忘却祸水涌。我思石髓虚，泰华势难巩。压顶坎时陷，抉脉波倏汹。 生埋亦何辜，陻作万人冢。 ”但是，官和商互相勾结，都是唯利是图的：“微命纵非恤，蕴孽尤可性共。夺灶结讼烦，抽税任吏董。公私互居奇，左右各登垄。 金穴郭况豪，铜山邓通宠。 怨府咸眈眈，兵衅恒讻讻。 ”
三年的足迹所至， 贝青乔也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并创作了大量山水诗加以讴歌。 读《半行庵诗存稿》，仿佛是欣赏诗化的《徐霞客游记》。 三年中，诗人自苏州出发，由长江溯流而上，经洞庭湖、沅江，假道湘西抵达贵阳。然后又去昆明，遍历贵州、云南。 他的归程先是入川，再经三峡顺流而下。贝青乔说“屈指归程行半载，依然万里未归人”（《除夕》，《半行庵诗存稿》卷五），漫长的旅程，古老的交通工具，可容诗人细细品味沿途旖旎风光，每至一县，或每遇一名胜，他都有诗歌记之。并且，这些诗歌的艺术性也堪称一流，钱仲联称其“游云南、贵州、四川时，诗境得江山之助，刻画奇险，独辟蚕丛，显得能手的无所不有”①。 其中价值尤为高者， 是吟咏云贵山区奇特景色以及叙述穿越三峡惊险历程的作品。
云贵地区，是贝青乔此行之目的地，他有较多时间亲近山水。 而且，他在那里劳作，那里的山山水水寄托了他的主观情绪。 《文德关》、《相见坡》、《飞云岩 》、《 响琴峡 》、 《 牟珠洞 》、 《 酸枣坡 》、 《 关岭》、《鸡弓背》、《盘江老路》、《铁索桥》、《松坎驿》等黔滇的名胜，直接成了贝青乔的诗题。 其咏《白云山罗永庵》诗：昔观红箧记，今上白云山。 漫说亡人在，空传老佛还。 洞寒流米竭，杉古罩庭闲。 拄笏看新燕，飞飞暮霭间。（《半行庵诗存稿》卷四）据《徐霞客游记》记载，“白云山初名螺拥山，以建文君望白云而登，为开山之祖，遂以‘白云’名之”②。 明初皇族权位之争的一段传说，让被誉为“万山之王”的白云山，平添几分神秘的色彩。贝青乔抚古伤今，在模山范水中，寄托情怀，可谓情景交融。 又其《陇耸塘纪事》云：陡绝陇耸塘，俛瞰四无地。 下马阶而升，局步心惴惴。 一马偶脱缰，风鬣卷云坠。 千仞不可踪，万方莫由缒。 须臾见群獠，肢解出岑翠。羶峒三日粮，骇仆一鞭泪。此亦邛崃坂，何以叱吾骑？ （《半行庵诗存稿》卷三）写贵州境内山势之险峻，几至出神入化地步。
而在峡江， 覆舟令诗人感到自己几乎已经与令人敬畏的崇山大川融为一体， 他是倾注了全部的生命而尽情高唱。“千里江陵一日还”，穿越三峡也许无需很多时间，但是，贝青乔从离开重庆写下《铜锣峡吊前明巴县令王公锡》， 至舟出夔门创作《枝江县》，《半行庵诗存稿》 共留下了 55 首诗歌，这在贝青乔现存不超过 1000 首的诗作中占据了很大部分。 其过三峡时所作《博望滩》云：汉使寻河源，假涂走江峡。 曾此覆其槎，鱼腹经一劫。至今浊浪飞作堆，浪势撼山山扇开。 舟人放胆不敢渡，恐有蛟鳄掀春雷。 独不见、支矶石畔银河落，天上曾容客星讬。 归来笑语严君平，风波毕竟人间恶。（《半行庵诗存稿》卷五）读此诗，有身临其境的惶恐与震撼之感。其效果， 丝毫不亚于观看现代科技条件下的 “3D 电影”。
三
贝青乔从云贵川归来， 已是道光三十年（1850）。 “百蛮情态鬼盈纸，万里疮痍泪满船。 ”（贝青乔《自题南游小草即示故园诸子》，《半行庵诗存稿》卷五）诗人是带着收获、也带着疲惫的身躯和受伤的心灵回到家乡的。 是年岁末，中国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 和鸦片战争一样，这也是近代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事。由于东南一带是太平天国活动的中心， 贝青乔此后的生活一直受此困惑。 自此至同治二年（1863）贝青乔逝世，是其诗歌创作的后期。
最近几十年，历史学界一直责备 19 世纪中叶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敌对态度，甚至归结为阶级立场。我们不能否认，太平天国的爆发， 其重要的原因是农民对不堪重负的压迫和剥削的反抗。但是，这种反抗的目的不过是建立另外一个同样剥削和压迫农民的政权。 知识分子多数反对太平天国， 毋庸置疑有受儒家忠君思想之影响的因素， 他们并没有看到太平天国对百姓的普济，他们只是看到了另外一个君主，而且是并不高明的君主。 儒家的道义告诉他们必须忠诚于过去的君主，不能背叛。 而更主要者，是痛恨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动荡， 甚至是家破人亡。 本来苦难的生活，变得愈发艰辛。特别是在太平军官兵不受纪律约束的暴行屡屡发生后，反对的情绪尤为激烈。我们可以从贝青乔《半行庵诗存稿》中找到依据，因为贝青乔的所作所为， 代表了当时多数知识分子的想法。
“远游倏三载，里居仅两旬。”（贝青乔《归自黔蜀阅十九日复有浙西之役慨成二诗》，《半行庵诗存稿》卷六）旧的征尘尚未洗去，便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他原本“在客祗思归奉母”，但家道中落，他必须担起全家的生活重任。 于是，“到家仍复出依人”（贝青乔《蓬门》，（《半行庵诗存稿》卷六），归家19 天后，他去了浙江，还是依人幕府的差事。 他是在浙江听闻到太平天国举事的消息的。 差不多同时，他也得到了老师林则徐的死讯。 在《林文忠公诔词》中，他说林则徐“再起筹帷幄，初经耀火荼。
旌麾新色变，铙吹故音喁。 按部民歌袴，迎师路挈壶。 敌惊才碎胆，天夺倏捐躯”，对其“出师未捷身先死”深感惋惜。起初，烽火尚在遥远的南国，贝青乔关心太平天国，说“桂岭风烟百战中，苦无消息问南鸿”，或说“远服征兵倾列郡，中原转饷困司农”（贝青乔《桂岭》，《半行庵诗存稿》卷六），只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之政治原则在此问题上的普遍表诉。当然，牵挂远在广西的朋友之安危， 在贝青乔的诗歌中也有所流露。 早年同在宁波追随奕经的生死与共的朋友银沆，此时尚在广西军幕中，其《忆银沆粤西戎幕》云：狂歔蜃市愤难平，况复乡关苦战争。万里弃官援故土，一家撄敌陷围城。危疆愁绝苍梧野，坚壁惊摧细柳营。 莫怪笳声吹不竞，军威早挫在东瀛。 （《半行庵诗存稿》卷六）和鸦片战争时两人唱和的诗歌相比， 显然缺少了那种即使是为国捐躯也在所不辞的豪迈之气。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其当年在宁波抗英所为《和银沆幕夜四绝》，其三云：“狼烽吹焰落江寒，检点征衣血未干。警枕频番常跃起，梦提长剑斩楼兰。”（《半行庵诗存稿》卷二）情绪显然低落了许多。 虽然有王寇之分，毕竟是自家同胞，也就是顾炎武所谓的亡国与亡天下之区别吧。
作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贝青乔又长期参人幕府，参与政治，虽然有发言权而无决策权。所以，他思考着农民造反的原因。在《半行庵诗存稿》中，有《哀甬东》诗，其自序交待了作者在浙江日甬东一次农民起事的过程：“鄞县赋额浮征逾倍， 东乡众户哄求减价。 当事谓为‘乱民’，檄兵往剿，壮丁惧而逃，惟妇稚在室，淫掠之。于是四乡公愤，并力出拒，兵民互伤以千数。 怪哉此事！ 爰记以诗。 ”由此可见，事件的发生完全是官逼民反所致，是百姓失去了基本生活保障后忍无可忍的铤而走险。 诗歌对此又有进一步感叹：海氛甫戢兵又起，祗为官中急追比。狼烽一夕红过江，血染连村成战垒。耕男馌妇猛一省，髑髅饮冤死犹警。 往时催科笞在臀，今时催科刃在颈。嗟尔不许官取盈，堂堂师出诚有名。 岛夷旁睨大惊诧，此军独敢锋镝撄。 （《半行庵诗存稿》卷六）在官与民的对抗中， 作者的倾向性是显而易见的。 而此种思想倾向如果移位至对太平天国的思考，或许也不会得出完全倒向清廷的结论。只是太平天国已被清廷定性， 贝青乔也不会冒杀头的风险去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另外，贝青乔有一首诗，是赠给其朋友、时任昌化县令的程钟英的。 其诗题中言太平军抵近浙皖边界时， 昌化 “邻邑宣城、宁国、临安、新城、於潜诸令，或被民逐，或被民戕”，可见当时官民关系之紧张，同时也从侧面说明了老百姓在清廷与太平天国之间的选择。
随着太平军的渐行渐近， 战火已经烧到其家乡的江南一带， 特别是听到有关太平军一些负面新闻后， 贝青乔对太平天国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贝青乔曾经写过两首诗，都是记太平军攻占金陵后妇女惨死之事。一首是《寒塘泣梦图》，说的是乾隆状元秦大士冢孙妇毕氏 “癸丑二月， 贼陷金陵，宜人率全家妇女十一人投东塘水死”（《寒塘泣梦图》自序，《半行庵诗存稿》卷六）事。另一首则是《朱九妹楚北才女被掳金陵贼酋将污之媚以毒酒谋泄遇害》，诗云：鬓眉几辈愧青史，匍匐泥中欠一死。雌虹堕地霹雳鸣，乃有湖湘小女子。鸩贼进持酒一觞，愤拌弱质婉清扬，欧刀不惜遭寸磔，肉糜骨粉皆奇香。 吁嗟落溷花，化作碎阶玉。 荆州曼仙同一哭，澧兰沅芷赋招魂，合谱神弦荐芳醁。 （《半行庵诗存稿》卷七）有关太平天国在金陵的所作所为， 贝青乔还有诗歌记载。如《中秋月夜感赋》，诗人首先是回忆“去年金陵当此夕，喧聚鹄袍秋试客。 冶饮秦淮几酒狂，笙歌沸彻东方白”，彻夜狂欢，何等潇洒！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金陵又一秋，蚁贼窜据恣屠搜”。于是“士女几家经惨躏，楼台几处遭焚摧？ 月中八万三千户，下视曾无干净土？ 大地高腾鼙鼓声，广寒惊断霓裳舞”。（《半行庵诗存稿》卷六） 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太平天国不过是谋求建立的另一个封建王朝。 甚至在王朝政权立足未稳之时，其对百姓的残害已有肆虐的暴露。
这种肆虐，对贝青乔及其家庭的摧残，至杭州城被太平军攻陷而至极。甚至贝青乔之死，亦与此有一定关系。 前引恽世临所作《半行庵诗存稿》序谈到贝青乔在咸丰庚申 （1860） 太平军占领苏州时，曾“自浙迎母以去。越岁，杭城再陷，母子相失，子木出没死生，寻母不获，负罪引慝，无地自容”，不得已，于是就直隶总督刘长佑之聘，赴保定参与幕府，然“未及相见，道卒旅邸”。 在《半行庵诗存稿》中，贝青乔屡屡抒发母子相失之沉痛：“系累往迹思逾痛，负罪余生死亦非。”（《过杭城旧寓》，《半行庵诗存稿》卷八）“冰霜有路尘踪满，天地无情泪眼枯。”（《寸心》，《半行庵诗存稿》卷八）“可奈孽深终莫逭，海枯石烂总沉沉。”（《重入杭城作》，《半行庵诗存稿》卷八）其《辛酉除夜》云：残灯愤焰兀相煎，惨境何期度此年。为觅破巢乌重哺，先拌入穴虎同眠。佯瘏聊学王摩诘，远蹈宁忘鲁仲连。 折尽苦儿心一寸，尽人唾骂敢求怜？ （《半行庵诗存稿》卷八）撕心裂肺的不幸不仅于此。我们看其《示长女楚姑》诗中的几条自注：“苏城陷时，见夫婿陈子庚被掳，愤投城濠，遇捄得苏。”“前岁就余杭城，又罹一劫。 女素体娇弱， 乃能襁儿于背， 先予乞食回苏。 ”“予前冬遭掠，几至裸体，仅一破絮袄尚为故物。”“仲弟墱、季弟坛，难后皆困顿以殁。嗣子元信沦陷贼中，无计援出。 ”“次女寒姑归王氏，遣嫁未及半载，避贼北渡，旅殁通州。 ”（《半行庵诗存稿》卷八）全家人几无幸免，诚可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所以，贝青乔在诗中，对官兵的作战无能、扰民有方，也多有揭露，是亦“怒其不争”之意。 其所作《感时述事九首》，分咏“征剿”、“防堵”、“征调”、“收复”、“团练”、“捐输”、“援纳”、“保举”、“赐恤”等军务。 讽刺清军，和《咄咄吟》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征调》有云：“部曲不知谁素将，暂隶旄麾随所向。 恣跳踉，过境蝗。 潜溃走，丧家狗。 传驿来，逃伍回，行间纪律何喧豗！ ”是无异于土匪的乌合之众。 而歌颂胜利的《收复》亦谓：“兵打城，坚如铁，贼扑城，脆如雪。 一城未复一城亡，阃司茇舍多彷徨。 ”（《半行庵诗存稿》卷六）对太平天国的记述，贝青乔尚有笔记着作《爬疥漫录》，2004 年收入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前仅存有传抄本。惜该丛刊编者不知所署“吴郡木居士”即为贝青乔，其按语称“真姓名不详”。 其实留意所述内容，与《半行庵诗存稿》完全吻合。 如云“今上登极之岁， 余从黔、 蜀附运铅船泛大江以归”，我们前面根据其诗作，已经得知贝青乔道光三十年（1850）回到苏州。读《爬疥漫录》，对理解贝青乔这一时期的诗歌，很有帮助。 贝青乔曾对《爬疥漫录》进行解题：咸丰五年夏六月，侨寓徽州，左趾疹起成粒，爬之作痒。余嗜饮，以为酒湿下注。既渐延及两踝，或曰此疥疮也，延疡医治之，万药杂投，不数日疱绽脓流，滋蔓遍体。 跣卧床者累月。 伏枕无聊，愤怀莫释，因思蔡中郎所谓边陲之患，手足之疥痒，中原之困，胸背之癛疽。
近以取譬，而天下事可知也。
可见， 该书标题所寓， 是贝青乔对国家的担忧。 其继而言：“谁为医国者，而始焉养痈，继焉讳疾，卒至百孔千疮，溃败而不可救药如此哉？ ”
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 编者曾概括《爬疥漫录》内容之有价值者：“如记当时盐、茶、典三大商，徽州人居多，其社会贫富相悬太甚；记太平军从武昌东下，沿江郡县清朝官员，或乡居，或舟宿， 十九弃城不顾， 池州知府龚某见太平军到，设酒款待，铜陵知县孙仁投降任总制；记太平天国骁将铁公鸡石祥贞战死事； 记四川兵都用红帛缠腰，预备败时用来扎头，冒充太平军逃生。 ”
②现在留存贝青乔最后的诗作， 是其同治二年（1863）赴保定就直隶总督刘长佑幕，途经上海与朋友唱和的两首七言古诗。 其第一首有云：辄环万里半中土，战臣逼处栖无所。忽乘番舶狎鱼龙，海外游踪垂老补。才离沟壑登衽席，又作诸侯老宾客。 此行共道望如仙，谁识中肠痛难白？燕云吴树阻且长，春晖逝影天苍凉。 戈挥绳系莫由驻，空遣西嵫绚夕阳。 （《就馆保阳将由海道北上留别沪渎诸友》，《半行庵诗存稿》卷八）诗人此时的心情是悲观失望，无可奈何。贝青乔中肠难白之痛，是“春晖逝影天苍凉”，寓意母亲的离逝，典出唐诗“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贝青乔还没有到达保定，便病逝旅途，结束了其报国无门、保家无能的艰辛贫穷的一生。
在贝青乔身后，朋友整理刊刻了《半行庵诗存稿》。即将竣工之日，雷浚感赋题诗，其中有云：“文能草檄武刀槊， 无命皇天底赋才。 饱食太仓腾鼠子，饥驱歧路泣龙媒。”
③用此概括其才丰命啬的一生，是再恰当不可了。 表彰并不显达、但卓有成就之乡贤，不仅是乡里后辈的职责，也是文史工作者今天义不容辞的使命。
四
我们应该讨论一下贝青乔在诗歌创作方面的艺术成就。
乾嘉时期，吴中诗坛，受沈德潜格调派和袁枚性灵派的影响，弥漫着追求形式主义的诗风。钱仲联《近三百年江苏的古典诗歌》批评沈德潜，说其“选了《唐诗别裁集》、《国朝诗别裁集》，高举格调派的旗帜，在当时起了相当广泛的影响。而沈氏自己的诗，从体格到字句，都不脱模拟。 明七子形式上摹古，但还能写出《袁江流》（王世贞作）那样现实性强的诗篇，沈氏集中却看不到这样的作品。在格调派主盟下的清中叶诗坛，是死气沉沉，充满了阴暗的迷雾的。”又借评价潘德舆之机，批评“性灵派所言性情，不过是嘲风雪，弄花草，叹老嗟卑，荒淫狎邪之语”④。
社会的变迁，从“乾嘉盛世”，到道咸年间的衰世，甚至乱世，贝青乔不可能还沉醉在格调或者性灵之中，其诗风必须有大的转变与之相适应。张炳翔《留月簃诗话》云：“子木尝问诗法于朱仲环绶。
仲环卒后十余年，子木继起，称诗吴下。 平日于本朝诗人中，最服膺蒋心馀、黄仲则、舒铁云三家，故其诗气息自近之。 ”①因此，我们可以考察一下贝青乔的学诗轨迹。
关于朱绶，叶廷琯《蜕翁所见诗录》如此评价：吴中诗教， 自沈宗伯以别伪亲雅之旨提倡，后学遵守，数千年弗替。 其后作者惑于时贤专尚性灵之说， 于是空疏不学者流但以天趣相矜，而古人义法蔑弃无遗，柔媚纤佻，风雅几于扫地。 有志者欲挽救之，而力或未胜。
酉生天资开敏，幼即嗜诗。 弱冠为诸生，益肆力于学，而能综大要，不事所屑。 于诗尤殚精竭虑为之，痛扫时调，力崇正声，以振兴诗学自任。 所作扬忠表烈、感时吊古诸篇，芬芳恻悱，沉郁豪宕，视古名家可以抗手。
②根据叶廷琯此言， 朱绶似乎是沈德潜格调说的继起者。 其实，格调说强调诗歌的功用目的，如果此目的仅仅是维护封建皇权的一己之利， 那其对社会的责任感和批判性就会大大削弱， 此沈德潜格调说之谓也。 而其功利目的扩大到了关心民生疾苦，以改善统治、强国富民、缓和社会矛盾为己任，则可取多矣。朱绶表面上看似乎与沈德潜之说相合，而其根本之差异即在此。贝青乔受朱绶影响，自称“余初不解吟事，年二十八，遇朱丈绶，闻其绪论，始粗识师承”（《半行庵诗存稿》自序），因此，其诗歌以现实性见长。前述钱仲联先生言同是格调的明七子与沈德潜之别，说王世贞“还能写出《袁江流》那样现实性强的诗篇，沈氏集中却看不到这样的作品”，贝青乔显然更接近明七子，叶廷琯《病中摘句怀人诗》“贝青乔”首自序就谓其“风格雅近大复”③。
但是，张炳翔谓贝青乔“平日于本朝诗人中，最服膺蒋心馀、黄仲则、舒铁云三家”。 蒋士铨、黄景仁、舒位，都是注重性灵的诗人。蒋士铨与袁枚、赵翼并称乾隆三大家，黄景仁为袁枚高度赞誉，袁氏《仿元遗山论诗》称“常州星象聚文昌，洪顾孙杨各擅长。 中有黄滔今李白，看潮七古冠钱塘”④。 性灵派的最高境界恐怕是李白，而不会是杜甫。而舒位，钱仲联先生则说他“是北方诗人受袁枚影响颇深的人”⑤。 性灵派诗的共性特征就是吟咏性情。
如果本身是卑猥琐屑之人，整天沉湎于酒色之中，所谓性灵诗，“实际只是凭借‘灵犀一点是吾师’的聪明，闲扯一些无聊的生活琐事，歌咏一些风花雪月，思想性很差”⑥，是谓袁枚之性灵诗。 而性灵出于真情，真情又源于生活，甚至是经历了苦难生活的磨砺，则蒋士铨、黄景仁、舒位之性灵诗也。钱仲联先生论及他们三人，都有与袁枚不同的评价。如云“袁、赵主张相同，诗的庸俗浮滑也相同……蒋诗沉雄，不同袁、赵”。 又谓舒位“独张一帜，与袁（枚）孙（原湘）辈不同”⑦。 至于黄景仁，钱仲联说其“一生潦倒失意，三十五岁即客死山西。 所为诗多哀怨之音，善于表达个人身世的感受”⑧。 可见，贝青乔好此三家，在于某种经历的相同，以及感情的相通。恽世临即云：“昔乾隆中吾乡诗人黄仲则，终生坎壈，殆与子木等。至于今《两当轩集》风行海内，子木之诗，时有与仲则相似，他日《半行庵集》当与并传不朽乎？ ”（《半行庵诗存稿》序）另外，贝青乔有诗题“叶丈廷琯甄录近人诗，谬赏余作，搜辑成编。 盖其妇翁陈云伯先生提倡吟坛， 夙推祭酒，丈固绰有外家风范也。感谢呈诗”，陈云伯即陈文述，袁枚诗弟子，为乾嘉时着名的性灵派诗人。
叶廷琯是贝廷煦、贝廷点的朋友，与贝青乔之关系非常密切，可算亦师亦友。贝青乔写诗受其一定影响，特别是《半行庵诗存稿》，乃经叶廷琯整理校刊，存留性灵派余韵不足为奇。
贝青乔对笼罩在格调与性灵的乾嘉诗坛曾有总结，其《为叶丈廷琯题诗坛点将录》云：人才蔚起乾嘉会，盟主东南运不孤。啸聚风云开笔阵，指挥坛坫下军符。党分东厂翻新案，派衍西江列旧图。 回首词场成一喟，群英无复满江湖。 （《半行庵诗存稿》卷一）乾嘉盛世，当然也包括诗歌之盛。就诗歌创作表面之繁荣气象，特别是艺术风格的多样性，贝青乔给予了充分肯定和嘉许。 但是， 此诗最后所云“群英无复满江湖”，是对乾嘉诗歌时过境迁、即当时的追求形式、如今看来是有躯壳而无灵魂，并随着躯壳的腐朽而终归寂寥的最后喟叹，诚所谓“回首词场成一喟”。
当然， 在特别注意传承的中国古典诗歌领域，贝青乔也有关于诗学宗趣的自己的看法。 无疑，和中国历史上多数诗人一样，贝青乔也强调与杜甫的渊源。 从屈原开始，从古到今，长江几乎留下了所有大诗人的行踪。 贝青乔在四川顺流而下，其归途一路上参观、凭吊了许多古代诗人的遗迹。 其中吟咏最多的是杜甫。 其《瀼西访少陵草堂》云：西阁东屯旧掩扉，饥吟心事未嫌非。许身稷契村夫子，挥涕风尘老布衣。一柄长鑱公有托，万间广厦我何依？ 锦袍何似骑鲸客，千古江楼逸兴飞。 （《半行庵诗存稿》卷五）充满对中国古代这位诗圣的景仰之情， 给人的印象是虔诚、崇拜。 而且，贝青乔沿着当年杜甫的踪迹游览，其作品也往往翻用杜诗，如“三叠漫歌荒驿柳， 两开深负故园花”（《夔府杂诗》，《半行庵诗存稿》卷五）、“六尺藐孤高帝脉，三分炎祚老臣心”、“铜台一样传遗诏， 未见英雄泪满襟”（《永安宫怀古》，《半行庵诗存稿》 卷五）、“惊弦困翼远投林，吊影风前泪满襟”（《旅感》，《半行庵诗存稿》卷五）。 当然，贝青乔学习杜甫，是学习杜诗之精神，也就是其诗歌反映艰难时世的需要。凡能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创作诗歌者，都为贝青乔所肯定。他在高度赞扬杜甫的同时，亦高度赞扬了陶渊明。如《山衙》：“乐命奚疑陶令酒， 感时多难杜陵镵。 ”
（《半行庵诗存稿》卷六）贝青乔甚至认为陶渊明在乱世中淡定处世的人生哲学， 比之杜甫的孤愤愁郁， 更为可取：“乱世歌词能旷淡， 杜陵毕竟让柴桑。”（《题管兰滋止泊斋诗钞》，《半行庵诗存稿》卷七）就艺术取向而言，贝青乔并没有像明七子、沈德潜那样囿于一家、一派或者一朝。其对七子的评价，可见其《漫兴》诗：“居然吊古复伤今，少谷山人变雅音。海内谈诗王子在，不嫌无病强呻吟。”（《半行庵诗存稿》卷五）王子，乃指王廷相，而少谷山人则是郑善夫之号。 《四库全书总目》 卷一七六云：“廷相……诗文列名七子之中，然轨辙相循，亦不出北地、信阳门户，郑善夫诗所谓‘海内谈诗王子衡，春风坐遍鲁诸生’，一时兴到之言，非笃论也。
王士禛《论诗绝句》曰：‘三代而还尽好名，文人从古善相轻；君看少谷山人死，独有平生王子衡。’盖善夫殁后，廷相始见是诗，赒恤其家甚至也，亦颇有微词矣。”
①正是和明七子、沈德潜的异趣，贝青乔对中晚唐甚至宋代诗人多有肯定，如《三游洞》云：“始游者三是某某，白傅兄弟及元九。 继起三游出一门，苏家父子眉山叟。唐碑宋碣巍然存，费我摩挱千载后。 ”（《半行庵诗存稿》卷五）其对白居易的崇仰之情，在诗中一再抒发，如《琵琶亭下作》怀古伤今，说：“昔读白傅浔阳篇，兴发欲泛浔阳船。 ”“琵琶亭子屹然在， 诗魂酒魂何处边？ ”
（《半行庵诗存稿》卷五）俨然是香山同道。 不仅是白居易，中晚唐其他诗人诸如李贺、杜牧，都是其学习借鉴的对象。《自题南游小草即示故园诸子》即谓：“奇句终惭李昌谷，罪言休比杜樊川。”（《半行庵诗存稿》卷五）贝青乔曾有《桃花夫人庙》诗：“蛊到新声泪几行，未亡人在息先亡。 羞他花蕊深宫里，偷画张仙祀蜀王。”（《半行庵诗存稿》卷五）桃花夫人即息夫人，王士禛《渔洋诗话》卷下评价唐代咏息夫人诗，说“杜牧之‘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坠楼人’，则正言以大义责之。王摩诘‘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更不着判断一语，此盛唐所以为高”②。 而贝青乔是诗则与杜牧一样，基本也是责以大义。 虽然贝青乔以为王维诗是最能引起其共鸣者，如《除夕》诗即谓“每逢佳节倍思亲，摩诘新诗意最真”（《半行庵诗存稿》卷五），又《与陆廷英夜话》云“生还比似王摩诘，百日佯瘖泪欲干”（《半行庵诗存稿》卷七）。
必须专门加以阐述的， 是贝青乔对江西派的态度。 因为贝青乔的朋友诸如江湜、沈谨学等，是以苏轼、黄庭坚等元佑诗人为号召，并由此变化吴中诗风。 以后同光体诗人之所以对江湜有较高评价，也在于将其作为近代宋诗运动的中坚。贝青乔直接讨论黄庭坚不多，其较着名又较明确的，是其《涪江怀黄文节公》：“诗到涪翁辟一途， 寻源几辈溯夔巫。 拗滩涩磵间支流杂， 万古西江派有图。 ”（《半行庵诗存稿》卷五）是褒多于贬。 只是贝青乔写诗，并不像黄庭坚那样“拗滩涩磵间支流杂”，究其原因， 是贝青乔更侧重于在从苏轼的诗歌中汲取营养。在《半行庵诗存稿》中，每每表达了对苏东坡的倾慕之情， 如：“我爱黄州守， 风流玉局仙”（《赤鼻山下夜泊》，《半行庵诗存稿》 卷五）、“羡他苏玉局， 真个叩岩扃”（《舟中望匡庐》，《半行庵诗存稿》卷五）、“髯苏去后林亭寂，禊事谁修曲水隈”（《双溪》，《半行庵诗存稿》卷六）。
和贝青乔的诗学宗趣相一致， 其诗歌创作最显着的艺术特点， 就是继承了中晚唐和宋代诗人的以文为诗。 过去比较苏轼和黄庭坚诗歌之同与不同，说苏诗似意气风发之议论文，黄诗如探幽汲险之游记文。 而贝青乔则与苏轼相近。
首先，贝青乔诗歌表现为通俗性。 其《琵琶亭下作》云：“山歌村笛声四绝，况思纤手鸣么弦。 诗成姑俟老妪解，重与半格翻新编。 ”（《半行庵诗存稿》卷五）这既是对白居易诗歌的评价，也是其追求的自我表白。贝青乔诗歌的通俗性，在其现实性非常强的用乐府体创作的歌谣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如反映太平天国时期战争给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马脯谣》、《糠粥谣》、《饿殍行》等。 而五言古体诗，照例应较有文人气息，但在《半行庵诗存稿》中，亦有几近口语者，我们录其《归家作》云：昔归欢满室，今归影凄凄。 褰帷宛言笑，神定茫若迷。 百年誓比翼，风吹倐中暌。 穷悴损年命，百悔丛空闺。 往者误兵警，偕泛西溪西。比及遘家难，毁室无完栖。同根不相庇，庭户生蒺藜。 堂有七十姑，稚女甫及笄。 我夙走尘辙，内顾鲜愁凄。行复出门去，俯仰谁扶携。
御寒思故服，终窭思良妻。 糟糠共作苦，渺矣难重稽。 （《半行庵诗存稿》卷七）几乎全用白描，几近白话。夫妻间生离死别感情之深，跃然纸上。 虽然个别处也用典，如“终窭”语出《诗经·邶风·北门》“终窭且贫”，但也不生僻。
而其许多七绝，都是仿民间竹枝词为之，具有浓厚的民歌色彩，更是通俗易懂。如《蛮营竹枝词》：“春至鸳鸯争避水， 秋来翡翠暖依山。 浮家莫笑妾无定，总在巫云十二间。 ”“望郎妾如江上石，弃妾郎如江上潮。 颠风三日断郎渡，隔着对城江一条。 ”
“浪里惊看萍泛迹，林梢愁见柳吹绵。 来时何缓去何速，郎似门前上峡船。 ”（《半行庵诗存稿》卷七）其他七绝组诗，虽未冠以“竹枝词”之名，但有其实。此类作品，历来有文人模仿创作。如汪元量《湖州歌》、《越州歌》。贝青乔多有借鉴。钱仲联先生即谓“《咄咄吟》一百十七首……这种写法，在古典诗歌领域里，是宋末汪元量《湖州歌》、《越州歌》以后所仅见的”①。 所谓“仅见”，是指其以组诗形式记述重大历史事件的诗史价值。当然，不仅仅是汪元量，清初朱彝尊《鸳鸯湖棹歌》描写乡土风俗，也为贝青乔所推崇，其《平望舟次》即云：“棹歌唱暝出菰蒲，助我吟声入夜孤。 谁补曝书亭里曲，莺湖原合配鸳湖。 ”（《半行庵诗存稿》卷六）上举《蛮营竹枝词》，以及《苗妓诗》等，则其类也。
其次，贝青乔诗歌表现为议论性。自严羽批评江西派，说“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②，以议论为诗，便为人诟病。 其实，抒情也好，议论也罢，都是诗歌的表现形式。 并且，“终非古人之诗”， 只是严羽复古的诗歌评价标准，不能成为判断诗歌优劣的定谳之论。 宋诗之所以表现出议论为诗的特点，主要在于宋代的社会现实，以及要求诗歌对此的反映。 钱钟书即云：“宋的国势远没有汉唐的强大， 我们只要看陆游的一个诗题：‘五月十一日夜且半， 梦从大驾亲征， 尽复汉唐故地。 ’宋太祖知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会把南唐吞并，而也只能在他那张卧榻上做陆游的这场仲夏夜梦。 到了南宋，那张卧榻更从八尺方床收缩为行军帆布床。 ……北宋中叶以后，内忧外患、水深火热的情况愈来愈甚，也反映在诗人的作品里。 诗人就像古希腊悲剧里的合唱队，尤其像那种参加动作的合唱队，随着搬演的情节的发展，歌唱他们的感想，直到那场戏剧惨痛的闭幕，南宋亡国，唱出他们最后的长歌当哭：‘世事庄周蝴蝶梦，春愁臣甫杜鹃诗。 ’”
①按照钱锺书先生的说法，“作品在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里产生， 在他生活的现实里生根立脚”，而“世事庄周蝴蝶梦，春愁臣甫杜鹃诗”，便是在宋代环境下，宋代诗人的哀叹。 这种哀叹，便是议论。
内外交困，是宋代社会的特点，也是贝青乔所处时代的特征。正是基于此，贝青乔才表现出诗歌的议论性倾向。 也正因为如此， 其议论为诗的特点，在其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叙事诗中尤为突出。
夹叙夹议，往往通过“叙”，来讲述事件的客观过程，又通过“议”，来表明作者的主观态度。 我们举其太平天国的《感时述事九首》之《防堵》：外寇防边隅，内变防环堵。两戒山河一统中，各展阃才严守土。 积年征缮备贼来，几回无风自扬埃。一旦兵尘涨郊薮，仓卒登陴旋却走。 记自梧野窥衡湘，争扼水隘防荆扬。 水防既溃陆防急，防豫防冀防徐梁。坐令九州尽恇扰，贼梳兵栉无完疆。（《半行庵诗存稿》卷六）或许，议论为诗终不如文之议论直接有效，所以在贝青乔的许多诗歌里，往往又加以许多注释，最典型者，便是《咄咄吟》，贝青乔自题所谓“底用名山贮石函，筹边策备此中参”（《自编军中记事诗二卷为咄咄吟朋旧多题赠之作赋此为答》，《半行庵诗存稿》卷二），可见，贝青乔是将其作为抵御外侮之策论的。而其注释之文字，远远多于诗歌之字数。 如其最后一首云：终南翦祟志犹存，青坂吟成尽泪痕。终有边情难下笔，半关公论半私恩。
其注释云：昔人受知遇恩，所作诗文语多回护。今余不稍事隐讳，有愧昔贤多矣。 屡欲焚弃其稿，朋好中有劝余存留者，谓盛朝不严文禁，况功罪既定，国法已伸，讳无可讳。诗中皆当时事，实可为后之用兵者告，俾知军中之利病焉。姑从其言，录之如右。余从军时，有以《钟馗杀鬼图》赠行者，故有首句云。
②诗歌本身是议论为诗，议论不足，故又有注释边叙边议。 《咄咄吟》120 首，大率如此。 读者的感受，则是长歌当哭。
对贝青乔的研究，过去多局限于诗歌内容。就诗歌内容而言，又多局限于《咄咄吟》。 其实，贝青乔是近代诗歌转型时期非常重要、 堪称代表性的诗人。而这一时期诗歌的转型，不仅仅表现在中国诗人、 其实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国运衰落的忧虑的诗歌内容方面，这种忧虑引发的思考，以及他们付诸实践的行动， 改变了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的角色和地位，也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并且， 这一时期也是中国诗歌形式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 中国诗歌由古代而近代，进而现代，肇始于此。所以，我们应该对贝青乔的诗歌创作有更多的关注。 这就是我们整理出版贝青乔诗文集的初衷，也是本文写作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