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风气的潜易变化首先与社会文化的整体转型密切相关，但创作主体人格内涵的丰富与变化是影响文学变革的核心动因之一。同样，小说界革命的发动及其成败得失与梁启超的个性人格亦密切相关。近年学界对小说界革命的研究多着眼于文学史或社会文化思潮的演变，对梁启超本人人格与小说界革命之间关系的挖掘则显得不足。实际上，梁启超所提出的“魁儒硕学、仁人志士”的现代小说家的理想人格为小说界革命之酝酿树立了榜样的力量，其“新民”人格的追求与实践成为小说界革命的重要内驱力之一，小说界革命的缺失与梁启超本人流质易变的个性人格更是有密切的联系。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试从人格与文体交互影响的角度，对梁启超的个性人格与小说界革命的内在联系作全面深入的探讨。
一、“魁儒硕学，仁人志士”与小说界革命之酝酿
小说界革命的正式发起以 1902 年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杂志，并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为标志。但实际上，从 1897 年开始，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幼学》、《译印政治小说序》、《饮冰室自由书》等论文中，已经开始了小说界革命的酝酿。在此期间，小说创作主体与小说革新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梁启超思考的主要问题之一。他批评中国传统的小说家多为“小有才之人”、“儇薄无行者”，以他们的人格与才能，所创作出来的只能是“诲盗诲淫”的小说。在译印西方政治小说的过程中，梁启超初步感知到国外小说家不同于中国传统小说家的人格特点: “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
在梁启超心目中，“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将道德、知识、经世的追求完美融合，乃政论家与文人的结合体，正是现代小说家理想人格之体现。
梁启超所胪列的“魁儒硕学，仁人志士”主要指日本与西方的进步文人，包括日本的柴四郎、矢野龙溪、末广铁肠等政治小说家，拜伦、伏尔泰等也属于这一行列。梁氏所树立的“魁儒硕学、仁人志士”的现代小说家的人格形象在小说界革命中产生了强大的示范作用，成为他自己及晚清小说家们仿效的榜样。那么，“魁儒硕学、仁人志士”的人格内涵有哪些特征? 与小说界革命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
首先，“仁人志士”是对小说家道德人格的理想要求。梁氏称西方小说家为“仁人志士”，虽然沿用的是传统儒家的人格概念，与儒家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一脉相承，然其内涵却表现出西方文化冲击下的蜕变，已经与现代知识分子的本质极为接近。
梁启超的仁学思想受到康有为和谭嗣同的深刻影响，尤以谭嗣同的影响为大。从他关于“仁”的阐释中，我们看到梁启超所看重的是在仁学思想基础上所形成的烈士人格，这种烈士人格也就是他所说的志士人格。志士人格强调的是将“内圣”转化为经世的实践，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在近代救亡图存的语境中，这种志士精神体现为一种烈士精神，也就是“以救中国为下手，以杀身破家为究竟”，为了民族振兴、国家富强而甘愿“先众人而流血”，无条件地献出自己的生命。
在日本文化的影响下，梁启超对幕末志士的人格表现出极大的倾慕，并专以吉田松阴等日本志士自任。他在流亡日本的途中写下长诗《去国行》: “……尔来明治新政耀大地，驾欧凌美气葱茏。旁人闻歌岂闻哭，此乃百千志士头颅血泪回苍穹。”
称扬日本志士的牺牲精神。在《三先生传》与《记东侠》中，梁启超将近代日本的兴起归功于坂本龙马、西乡隆盛等志士群体。梁氏心目中的“志士”是任侠尚气的改革者的形象，他们富有牺牲精神与好动精神，具有传统儒生所不具备的新型的人格特征。
梁启超之所以推崇柴四郎、矢野龙溪、拜伦、伏尔泰等西方文学家，是因为他们虽为文人却拥有“志士”的人格精神。如拜伦: “入意大利秘密党，为着希腊独立，舍身帮他。这种人格，真是值得崇拜，不单以文学见长哩。”这些文人的人格之所以值得崇拜，是因为他们不单“以文学见长”，而是直接参与国家政治改革，自觉担当起国家精神领袖的职责，以小说而产生“左右世界之力”。
与西方相反，中国传统主静顺从的价值观对志士豪杰往往采取压制的态度:“事涉求新，辄生阻力，法图稍变，必多业障。凡少年意气，妄事更张，沽名市誉等语，不惜钳制海内豪侠任气之士，同归凘灭。”
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传统小说创作基本把持在那些“小有才之人”的手上，以致“诲盗诲淫，不出二者，故天下之风气，鱼烂于此间或莫知”。作为一个文人型的政治家，梁启超寄希望于充满牺牲进取精神的“志士”型小说家的出现，以改变中国萎靡的社会风气，为国家进步带来改革的动力。
其次，“魁儒硕学”，指知识与学问的淹博，这是对小说家学术修养的要求。梁启超在肯定人格的道德本原的前提下，对人的智识同样非常重视，他将“志”与“智”视为人格修养中互相联系又必不可少的两大要素，二者缺一不可。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梁启超将“仁人志士”与“魁儒硕学”并用，并将其视为现代小说家的理想人格。
与传统儒家观念不同的是，梁启超的“智”不限于“四书”“五经”，而是强调将中学和西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他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提到: “今时局变异，外侮交迫，非读万国之书，则不能通一国之书。使学者于中国经籍大义悉已痛彻，根柢既植，然后以其余力肆力于西籍。夫如是方谓之学。”
更具开创性的是，梁氏赋予知识分子的智力活动以巨大的意义: “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何在乎? 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
除科学、哲学、政治学等西方科学之外，梁启超将文学也列于“左右世界”的学术之行列。他称扬法国福禄特尔、日本福泽谕吉、俄国托尔斯泰等文人“以其诚恳之气，清高之思，美妙之文，能运他国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国，以造福于其同胞，此其势力，亦复有伟大而不可思议者也”。以“魁儒硕学”称小说家，梁启超关注的显然不是他们的小说创作才能，而更多看重的是小说家所具有的中西方文化的素养以及他们借助小说对社会所产生的巨大作用。这也预见了在后来的小说界革命中，梁启超何以会对日本的烂漫派作家视而不见，却将艺术上粗劣的政治小说取为中国新小说的范本，并在《新中国未来记》的创作中为表达区区政见，宁愿舍弃对小说的艺术追求。
标榜小说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的人格精神，透露了梁启超试图以小说作为政治改革武器的宗旨目的，实际上已经拉开了小说界革命的序幕。我们看到，梁启超对西方小说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的人格描述带有夸张性的理想色彩。
小说在西方文学中拥有崇高的地位，这是事实，但“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则是一种有意无意的夸张。梁氏之所以树立起“魁儒硕学，仁人志士”的理想形象，虚构“以小说治国”的幻影，乃是出于政治变革的需要。不但梁启超自己专以“仁人志士”自任，率先在中国发动了小说界革命，他所推崇的这一理想型的小说家形象也得到了当时文人的普遍认可。李伯元提出: “欧美化民，多由小说……其从事于此者，率皆名公巨卿，魁儒硕彦，察天下之大势，洞人类之颐理，潜推往古，豫揣将来，然后抒一己之见，著而为书，用以醒齐民之耳目。”
蔡奋也有过类似的论述。梁启超的这一提法之所以为士大夫所广泛接受，是因为“魁儒硕学，仁人志士”从事小说创作的发现，改变了以往鄙薄小说的传统观念，提高了小说家的身份地位，为士大夫创作小说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魁儒硕学，仁人志士”以榜样的力量引领晚清文人将小说创作与国家政治改革结合起来，从而有力地酝酿并推动了小说界革命的进行。
二、“新民”人格与小说界革命之发动
梁启超 1899 年所提出的“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形象强调进取精神与改革志向，为小说界革命之酝酿树立了人格榜样的力量。随着对日本及西方文化的进一步了解，他意识到日本“志士”文化对尚武精神的片面强调所带来的道德风俗的败落，遂开始强调志士道德人格的修养。经过几年的思考与酝酿，梁启超提出了“新民”人格的设想。“新民”不但拥有改革者所拥有的志士精神，同时强调公德与私德并重，“民德、民智、民力”兼备。较之“魁儒硕学、仁人志士”，“新民”人格理想的内涵更为丰富，与小说界革命的关系更加密切。目前学界对“新民”的内蕴与意义已不乏深入研究，但对于“新民”与小说界革命的关系，则多集中在思想政治层面，未见从人格与文体之关系的视角进行探讨。实际上，梁启超之所以能担当起小说界革命的重任，其“新民”人格的追求与实践乃是重要的内在驱动力之一。就梁启超来说，他所具有的爱国利群的道德情怀、深厚淹博的学识修养和进取创新的人格精神与小说界革命的关联最为紧密。
首先，梁启超认为，具有新型理想人格的“新民”，必须是利群爱国的。他说:“人之所以贵于他物者，以其能群耳。使以一身孑然孤立于大地，则飞不如禽，走不如兽，人类翦灭亦既久矣。”因此，他提倡新民人格必须拥有“利群”的公德，而这种公德的主要表现就是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强烈的国民责任意识。
这种爱国主义的品格不仅体现在梁启超的人格理想中，更体现在他的个体实践中。在写给孙中山的信中，他曾说: “办事宗旨，弟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惟务求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初无成心也。”
梁启超的思想处在不断的流变之中，但其“新民”理想和爱国宗旨始终未变。参与维新变法，创办报刊进行启蒙宣传，由拥袁而变为反袁，由主张君主立宪而变为拥护共和，正是他爱国主义品格的实际体现。也正是在爱国利群的理想和情怀的推动下，梁启超发动了小说界革命。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被认为是小说界革命的宣言。在这篇论文的开篇，梁启超便斩钉截铁地提出: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 欲新宗教，必新小说; 欲新政治，必新小说; 欲新风俗，必新小说; 欲新学艺，必新小说; 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结尾又再次强调: “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 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
明确提出发动小说界革命的目的是为“改良群治”和“新民”服务，而新民人格的培养亦成为小说界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
作为小说界革命的开山之作，《新中国未来记》充分展现了梁启超新民人格的追求。小说从西历二千零六十二年岁次壬寅中国人民举行维新五十年大祝典开篇，倒叙六十年来“中国之存亡绝续大关头”的历史。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建立在对中国未来的设想与希望上，通过开发民智、鼓舞民气、养成民德，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独立。作为梁启超的化身，小说的主人公黄克强和李去病对改良与革命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尽管二人方略不同，其最终目标却正如梁启超一样，“惟务求国之独立而已”。他们对中国国民性的落后深感痛心，将“新民”视为救国的当务之急。
二人欧洲游学的目的乃在“一则广集寰宇的智识，二则实察世界的形势”，为“将来报效国民”“更有把握”。他们以国家主人翁的姿态，自觉承担起救国民于水火的社会责任，这正是梁启超爱国利群的新民人格在小说中的投射。
其次，梁启超将民智的开发视为新民人格培养的主要目标之一。他意识到智力教育的缺乏是中国遭受耻辱的根源，智力启蒙是复兴中国的重要一步。梁启超宣称: “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
《新中国未来记》中黄克强、李去病实现新民目标的前提之一是“广集寰宇的智识”“实察世界的形势”，强调对西方先进知识的吸取和游历他国的闻见之知。
与重智主义的新民人格一致，梁启超的知识结构呈现出极为宽广的特征。与传统文人以“四书”“五经”为中心的狭窄知识面不同，梁启超是集政治家、文人、学者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知识结构淹博，格局宏大。当时的时代，在政治、新闻、学术、文学等领域都产生巨大影响的“通才”，除梁启超外，别无二人。梁启超以其深厚的学识、丰满的人格，在关键时刻应运而生，成为小说界革命的直接领导者。
梁启超将自己定性为“政治人物”: “吾二十年来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惟好攘臂扼腕以谭政治……吾亦尝欲借言论以造成一种人物，然所欲造成者，则吾理想中之政治人物也。”
作为著名的改良派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的治学与创作一直以“觉世”为宗旨。对外国文学的接受，也以此为选择的标准。在日本文学界早已过时的政治小说，遂被梁启超引进中国，作为新小说创作的范本。可以说，小说界革命正是换了一种方式的政治活动，其鲜明特征即在关注小说的政治功利性，将小说作为宣传政治主张的工具。
梁启超非但政治欲极盛，学问欲更盛。他是一位学者型的批评家，极具将思想深化为理论的才能。小说界革命的发动，得力于梁氏以其深厚的学术素养对传统小说理论所做的深化与提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对小说审美特征的概括，对小说支配人道的熏、浸、刺、提四种力的论述，将小说分为理想派与写实派两类，极富真知灼见。梁启超以他深厚的学术功底，大气包举的融化能力，加之迷人的文字叙述能力，使得他的这些理论文字不枯涩，不艰深，既浅显袒露，又华泽精深，在 20 世纪初的小说理论中占有统摄性的地位。晚清小说家们正是受了梁启超小说理论主张的鼓动与影响，掀起了政治小说创作的高潮。
虽然梁启超自认乃“政治人物”，但他本质上是一个文人型的政治家。文学家的气质与才能在梁氏的思想与生命历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对小说界革命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梁启超政论散文的特点是: “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新文体”的魔力来自梁启超思想精神的力量，还来自笔锋常带感情的文字力量，此种文字魔力在小说界革命中得以再现。为政治启蒙的需要，也出于逞才使气的动机，梁启超是有意识地拿出写政论文的势头来写《新中国未来记》的。平等阁主人曾如此评价《新中国未来记》: “拿着一个问题，引着一条直线，驳来驳去，彼此往复到四十四次，合成一万六千余言，文章能事，至是而极。……非才大如海，安能有此笔力? ……文至此，观止矣。”
这正是对梁启超文学气质和素养的一种判断与肯定。再次，梁启超将进取冒险视为新民人格的重要特征之一。他认为: “欧洲民族所以优强于中国者，原因非一，而其富于进取冒险精神，殆其尤要者也。”如要改变中国的落后状态，就必须大力提倡进取冒险的人格精神。
多欲、多才，求新进取，富创造性，正是梁启超个性人格的主要特点，亦是促成小说界革命成功发动的动力之一。梁启超曾提出他与其师康有为在个性人格上的不同: “先生与康有为有最相反之一点: 有为太有成见，先生太无成见; 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也亦有然。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先生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彷皇求索中。”
这种锐意进取的心态使梁启超常能得风气之先，采择域外之长，而不固守中国的传统。流亡日本时，他以“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的勇气，不断自新，孜孜以求西方文化，不断改造自身的思想体系。他敏锐地觉察到日本政治小说在启蒙民智方面所发挥的巨大效用，立刻“起而迎之，起而感应之”，发动了中国的小说界革命。
《新中国未来记》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空前之作，在它身上反映了新小说的种种不成熟，也体现了梁启超所具有的求新精神与探索勇气。该篇小说虽未能完稿，却创下了多个第一。它是国内第一篇政治小说，晚清第一部理想小说，此外还开创了“游历体”、“演讲体”、“论辩体”等体式，并且成为第一部表现留学生题材的小说作品。尽管这些有意义的尝试都未必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却对晚清小说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流质易变”与小说界革命之缺失
“魁儒硕学、志士仁人”和“新民”人格乃是梁启超理想人格的追求，这种政治层面的人格追求有利地促进了小说界革命的发动。然在梁氏自述与同时代人心目中，梁启超以“流质易变”而著称，此乃其真实的性格层面之人格。相较于理想人格之追求，“流质易变”的个性人格对梁启超的从政为学产生了更为关键性的影响，并直接影响到了他所提倡的小说界革命之失败。
梁启超所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对晚清小说界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然其缺失与不足亦非常明显。作为新小说的开山之作，《新中国未来记》只完成了开头五回，遂告流产。仅从完成的前五回看，小说的艺术也相当粗糙，充满了大量的脱离情节的议论，缺乏小说家应有的艺术个性。梁启超离开小说领域后，不少新小说的创作虽然打着“改良社会”的旗帜，却已经开始放弃了教诲目的，走向娱乐化和商业化。梁氏在《告小说家》一文中对这些作品的尖锐批判和沉痛感叹，实际上已经承认了小说界革命的失败。究其原因，小说界革命的缺失与时代环境、文学传统密切相关，但倡导者梁启超本人“流质易变”的个性人格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梁氏“流质性”的表现之一在其个性人格的变易性。这既促成了小说界革命的成功，也限制了他小说创作的成就。梁启超的“流质易变”使得他在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之间快速流转，但流转的速度实在太过惊人，这就导致其新文化的创造具有粗率浅薄、不大精深的特点。他对自己的不足十分清楚: “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藩，便加论列，故其所著述，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
梁启超的小说创作何尝不是如此，连他自己在《新中国未来记》的绪言中都说: “前后意见矛盾者，宁知多少……虽复肆虑，岂能完善。故结构之必凌乱，发言之常矛盾，自知其决不能免也。”
可见，该篇小说的中途流产及艺术上的粗糙与梁启超的变化流转的个性有着很大的关系。除了兴趣的广泛多变，“梁氏又是一位极能服善的人，他并不谬执他自己的成见，他可以完全抛弃了他自己的主张，而改从别人的。这大约又是他的‘善变’的原因之一”。梁启超的多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不断接受师友观念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从善如流。新小说创作的中途流产，与康有为的干涉有很大的关系。
梁启超办《新小说》报期间，专欲鼓吹革命。康有为多次致信，要求他放弃革命言论。梁启超极为惶恐，遂改变自己的主张而顺从康有为，但私下里对革命观念并未完全放弃。梁氏这种思想情绪的变化，在《新中国未来记》中通过主人公黄克强和李去病关于革命还是改良的辩论得到了反映。在他开始创作小说不久后，康有为即安排他远去美洲，这期间梁启超完全放弃了革命论。既然革命论已经放弃，让他如何处理小说中持革命观点的重要人物李去病? 这部小说的中途搁浅就成为必然的结局。
梁启超的变易性固然由于时局发展的迅速和出于策略的考虑，但也与他个性人格的矛盾性有关。他曾说: “一人身上，矛盾处极多，现实与理想相矛盾，现实与未来相矛盾，个性与群性相矛盾。”情感与理智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个性与群性的冲突，这种种的矛盾与小说界革命的缺失紧密相连。
其一，情感与理智的矛盾。梁启超的个性，基本上属于浪漫型、情感型。他很容易被情感所支配，却又表现出高度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使命感，所以一生常处在情感与理性交战的矛盾中。这一矛盾在小说界革命中有明显的表现。从主观情感上，梁启超对小说并不感兴趣，甚至对小说持轻视的态度，但从理智上，为了政治启蒙的需要，他又极力抬高小说的地位，将小说誉为“文学之最上乘”。梁启超并非不明白小说创作的艺术规律，他也意识到《新中国未来记》的“连篇累牍，毫无趣味”，但理智驱使他选择“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这是导致小说艺术粗糙的重要原因。同时，这种理智与情感的不和谐也注定小说界革命难以顺利推进，后期梁氏的放弃小说回归诗歌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作为一个情感丰富热烈的人，梁启超对以言情为本质的诗歌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前期为了政治的需要，他在理智上选择了小说，但革命宣传的任务一旦完成，脱离了政治的束缚，他的情感至上的天性遂占上风，诗歌开始成为他关注的重心，而小说则遭遇了冷眼。
其二，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梁启超天性乐观浪漫，终生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且有着实行理想的决心和意志。然而理想在现实面前往往遭遇尴尬，连他自己也意识到“现实与理想相矛盾，现实与未来相矛盾”。《新中国未来记》的未能完成与梁启超人格的这一矛盾性不无关系。这是一部想象中国未来的小说，但当时就曾有评论家预言其必不能完成，因为“《新中国未来记》者，乌托邦之别名也，不能不作此想，而断无此事也。……演中国之未来，不能不以今日为过渡时代。盖今日时势为未来时势之母也。然是母之断不能生是子，梁任公知之矣，而何能强其生乎? 其生则出乎情理之外矣”。从前五回来看，梁启超始终处在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之中，如果要继续写下去，他势必难以解决如何从现实一步步走向理想的问题，这是《新中国未来记》难以为继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三，个性与群性的矛盾。梁启超充满激情，他所开创的“笔锋常带感情”的“新文体”曾风靡一时，但在小说上其文学创造力却显得疲软，《新中国未来记》明显的局限之一在缺乏艺术个性。这一缺陷的形成与梁启超“个性与群性相矛盾”的人格特质有一定的关系。
梁启超的人格理想乃在提倡个人人格与社会普遍人格的相互合一，最终的目标是追求二者的双重实现。但随着民族矛盾的激化，国家兴亡成为知识分子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个性与群性，个人人格与社会普遍人格往往处在矛盾对立的状态。梁启超虽然提倡自由，但始终特别强调“群体”与“国家”对“个体”的优先意义。
这一矛盾表现在小说中，就是将小说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结果就是“对外部世界的热情压倒了对自我的体悟，无比强烈的政治意识掩盖了个体情感的生动性、丰富性和具体性”。这就导致了政治小说艺术个性的缺乏。
艺术个性并不是像《新中国未来记》那样将人物当成自己的传声筒，在小说中慷慨激昂地发表一些个人的议论，而是要表现作家的个性人格，表现人生体悟，表现人的内心世界，以及对人类命运的关怀，而这恰恰是梁启超所提倡的以表现群性、启蒙民智为目标的小说界革命所不具备的。对此，梁启超晚年其实是有所反思的。他意识到要想真正地改变社会，就要提倡“学者的人格”: “所谓‘学者的人格’者，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故其性耿介，其志专一，虽若不周于世用，然每一时代文化之进展，必赖有此等人。”
梁启超说的是学术，其实也包括了文学，当然也包括小说。这种“为学问而学问”的“学者的人格”与他所推崇的“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和“新民”人格有了很大的不同，它摒弃了“以小说治国”的观念，开始重视艺术本身的价值，并试图找回作家自己的艺术个性。可梁启超的这种大彻大悟并未对近代小说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小说界革命注定成为一场早产的革命，并继续带着它先天的缺陷制约着以后的小说发展。
由上可见，梁启超“流质易变”的个性人格是造成小说界革命先天缺失的重要因素。然而，文品并不全由人品决定，“艺术的传统，时代的风气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很大，很少作家能够抗御住这种巨大的影响力。这就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某种审美理想，并且不知不觉地改变自己的秉性来适应或迎合它们”。小说界革命的缺失既与梁启超的个体人格密切相关，又反映了中国文学在时代风气的影响下所具有的必然特性。梁启超流转多变的矛盾性人格，在新小说作家中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小说界革命一经发动，便得到了孙玉声、李伯元、吴趼人、蔡元培等晚清知识分子的一致响应，他们共同掀起了新小说创作的高潮，也共同铸就了小说界革命的缺失。在理智上他们一致接受梁启超“新小说”的主张，将小说作为揭露时弊、启蒙民众的工具。如吴趼人发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声明自己“改良社会之心，无一息敢自已焉”，但在情感深处他们对传统小说仍持鄙视的态度。
他们明白小说的感染力来自情感和形象，却仍放弃小说的本体特征，以进步的思想、长篇的政论来达到思想启蒙的目的。他们有表达人生体验的朦胧意识，却将小说视为治“群”的工具，而忽视个体的意义和价值。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本有表现官场摧残人性的意图，然而这种深刻的人生体验却未能在作品中表现出来，作者的创作激情最终转向揭露官场腐败的政治目的上，个性的追求让位于群性的表达。可以说，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小说家自身的矛盾人格最终铸就了小说界革命的矛盾，自身的缺陷最终带来了小说界革命的缺陷。
总之，从文学角度来要求，《新中国未来记》的创作与梁启超所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存在很多缺陷，不具备永恒的经典价值; 但我们不能不承认，梁启超的变易性、矛盾性的人格正反映了转型期中国文学领域的一种时代共相，深值后代的批判与反思。“凡启蒙时代之大学者，其造诣不必精深，但常规定研究之范围，创革研究之方法，而以新锐之精神贯注之”，如果抱着一种“同情的理解”的态度，梁启超的这段话可作为解读小说界革命缺失的最佳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