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普通民众通过舆论渠道,表达扞卫国家利益和主权以及重新厘定文化身份的渴求. 而官方和民间双重推动下的国学回潮,以及对于民族文化遗产的宣传等, 亦可看作为这场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浪潮的一种显现. 从某种程度上,它是长久以来"西化"追求之后的"精神返乡"[1].我们会重新追索使"我们"和"他们"区分开来的文化边界,并在这个边界之内通过重现我们共同过去的方式来确立我们的民族认同. 在这种重现我们由何而来的"情境"的努力当中, "民间"和"乡土"再一次被纳入我们的视野.
一、强国与文化变革和文化分层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他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着力探讨了"民间"和"乡土"的发掘与民族主义思潮以及民族运动的关系. 他把发掘民间与乡土的行动,称为民族主义运动的A 阶段,并认为,它为民族主义运动奠下了不可动摇的基础[2]. 而当我们回头看,在 19 世纪末的中国,我们亦会发现一种相似的状况,并且因为其时与民族存亡的焦虑性想象连结在一起,而表现得更为激烈. 在那样一个时代,我们发现了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滥觞.
黄遵宪、梁启超、章太炎、蒋智由等很多维新派和革命派的重要人物都参与过这方面的研究和倡导.钟敬文对此的解读是:"革命派着作家们注意和探索民间文学上的问题,乃至于在自己的宣传作品中, 对民间文学作品多方面加以利用,这决不是学艺上个人的,一时的闲情逸致. 它主要是用来宣扬民主主义,特别是民族主义的一种手段,一种武器. 他们谈论民族祖先起源神话,谈论乐舞、民间戏剧的作用……是要鼓吹民族自豪感,排斥清朝统治者,是要激起国民的自强、抗争的意识,争取自由、独立的地位. "[3]
如果说钟敬文在此注意到的是那些或学术或宣传性的文本的话,那么穿行于一部部充斥着启蒙宣教姿态的近代小说,不论是那些一本正经正襟危坐的谆谆教诲,还是欲盖弥彰涂脂抹粉的媚俗把戏, 也不论是全本小说还是未完之作,"对民间文学作品多方面加以利用"仍是一句闪烁着真知灼见的切中肯綮之语. 然而,直到目前,民间因素之于近代小说的影响并未像民间因素对于左翼文学、乡土文学的影响研究那样,获得足够的重视. 大多数学者往往从西方文化的视角来分析照察中国近代小说,研究多集中于开新和西化的思路一面. 即使如王德威的《想像中国的方法》和《被压抑的现代性》等着作,虽然注意到了民间因素在近代小说中的种种表现,但是他论说的主要目的是要证明这些小说作品中所呈现的异彩纷呈的表现方式实则与西方美学精神的殊途同归或某种暗合,而并未能立足于本民族文化的立场,来分析近代小说对于传统的传承以及这种传承在中国现代性思想生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造成这样一种被忽视状况的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现存的大量资料表明,近代时期,社会言论总体的主流导向都趋向于破旧立新,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理念大量充斥于报刊等公共媒体,民间和乡土所代表的大众文化及其所代表的芸芸众生,被视为最落后、最阴暗、最亟待改造的部分,它们/他们正是被批判的主要对象. 另一方面,精英阶层逐渐发展并完善了迥异于"大众文化"的"高雅文化",从而使他们和普通大众区别开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贵族". 这个"贵族化"趋向,我们亦可发见于晚清时代. 当然,这一过程并非如欧洲社会那样是一种自然进程,而是在一个"被现代"的语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其所使用的工具,却同样是西方资本主义精神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 自此,掌握西方话语资源的部分新知识人率先从传统古典混溶的文化一体化中脱离出来,成为普通民众所代表的族群传统的异质性存在. 由此可知,晚清时代的文化分化已经产生, 它不仅显示出一种现代性的萌生,它更昭示出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乡土文化间的对立,从而也使得我们对热衷于传播西方文明的近代小说中民间因素的影响研究成为可能.
二、无所不在的"民间"
我们对于晚清时代的文化分化状况亦不应有过激的评价. 诚如在这个时代,一切都呈现出一种半新不旧的过渡状态一样,比起"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晚清的文化分化还处于初始阶段. 美国的社会学家保罗·布莱斯蒂德如是定义 "文化":"文化是一个具有多种意义的语词,这里用作更为广泛的社会学含义,即是说,用来指作为一个民族社会遗产的手工制品、货物、技术过程、观念、习惯和价值. 要之文化包括一切习得的行为、智能和知识,社会组织和语言,以及经济的、道德的和精神的价值系统.
一个特定文化基本要素是它的法律、 经济结构……"[4]美国的人类学家克洛伊伯和克勒克洪说:"文化作为一个描述性概念,从总体上看是指人类创造的财富积累:图书、绘画、建筑以及诸如此类, 调节我们环境的人文和物理知识,语言,习俗,礼仪系统,伦理,宗教和道德,这都是通过一代代人建立起来的. "[5]
可以说,文化是生活方式的全体,生活本身(而不仅是学校与书本)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那么,近代新知识人究竟身处何种生活情境当中,那些近代小说家是否真的如他们在自己小说作品中自我塑型的那样是一个站在潮头的完全的时代新人? 受限于历史叙述的间接性和选择性,我们无法再现当时文化样貌的全体氛围,亦无法还原现场的那种活生生的感知,而只能通过一些当事人的记述,对之进行某种程度的感性体验. 对于那样一种生活情境,鲁迅先生有诸多生动的记述:"孩子们所盼望的, 过年过节之外,大概要数迎神赛会的时候了. 但我家的所在很偏僻,待到赛会的行列经过时,一定已在下午,仪仗之类,也减而又减,所剩的极其寥寥. 往往伸着颈子等候多时,却只见十几个人抬着一个金脸或蓝脸红脸的神像匆匆地跑过去……我常存着这样的一个希望:这一次所见的赛会,比前一次繁盛些. 可是结果总是一个'差不多 ';也总是只留下一个纪念品 ,就是当神像还未抬过之前,化一文钱买下的,用一点烂泥,一点颜色纸,一枝竹签和两三枝鸡毛所做的, 吹起来会发出一种刺耳的声音的哨子,叫作'吹都都'的,吡吡地吹它两三天……记得有一回,也亲见过较盛的赛会. 开首是一个孩子骑马先来,称为'塘报';过了许久,'高照'到了,长竹竿揭起一条很长的旗,一个汗流浃背的胖大汉用两手托着;他高兴的时候,就肯将竿头放在头顶或牙齿上,甚而至于鼻尖. 其次是所谓'高跷'、'抬阁'、'马头'了;还有扮犯人的, 红衣枷锁, 内中也有孩子……"(《朝花夕拾·五猖会》);"迎神赛会这一天出巡的神,如果是掌握生杀之权的---不, 这生杀之权四个字不大妥,凡是神,在中国仿佛都有些随意杀人的权柄似的,倒不如说是职掌人民的生死大事的罢,就如城隍和东岳大帝之类. 那么,他的卤簿中间就另有一群特别的脚色:鬼卒、鬼王,还有活无常. 这些鬼物们,大概都是由粗人和乡下人扮演的. 鬼卒和鬼王是红红绿绿的衣裳,赤着脚;蓝脸,上面又画些鱼鳞,也许是龙鳞或别的什么鳞罢,我不大清楚. 鬼卒拿着钢叉,叉环振得琅琅地响,鬼王拿的是一块小小的虎头牌. 据传说,鬼王是只用一只脚走路的;但他究竟是乡下人,虽然脸上已经画上些鱼鳞或者别的什么鳞, 却仍然只得用了两只脚走路. 所以看客对于他们不很敬畏, 也不大留心……" (《朝花夕拾·无常》);"最惹眼的是屹立在庄外临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戏台,模糊在远处的月夜中,和空间几乎分不出界限,我疑心画上见过的仙境,就在这里出现了. 这时船走得更快,不多时,在台上显出人物来,红红绿绿的动,近台的河里一望乌黑的是看戏的人家的船篷. "[6]
如此栩栩如生的描摹,使我们感知到民间风习对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鲁迅的深刻影响,它构成了一位与传统决绝战斗的反封建斗士对于这个世界的最初认知. 它是一个成年人对一去不返的纯真年代的怅然眺望和无尽怀念. 它们和那些鲁迅幼年时听到或看到的民间故事,传说趣闻一道,参与形成了他创作思维架构里那一抹挥之不去的神秘气息的底色.迎神赛会和社戏,虽然只是那个时代一个很细微的面影, 但是却是属于那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之一. 据耿光连《社会习俗变迁与近代中国》一书中记载,迎神赛会是一项重要的娱乐活动. "各种演剧人员、观赛者摩肩接踵,填街塞巷. ""上海举行社庄庙赛会时,'是日赛会经过各乡镇,红男绿女热闹异常,而商店小贩莫不利市数倍,其间茶寮酒肆食物店三项生意最旺.'只是由于人们都参加赛会,导致'机织布之布庄市面完全停止',使各工场蒙受损失较大";如果说赛会的时间较短,规模较小的话,那么在佛寺与道观周围举办的庙会便以其持续性和参与的广泛性,在各地具有更加重要的影响. "城隍庙会上琳琅满目的商品以及城隍庙戏台上演的各式戏剧,不但吸引普通信众,连平日里不出门的妇女儿童也都吸引来了"[7];除此 之外 ,传统风习当中影响较大的还有祭祖活动. "据着名社会学家潘光旦的一份社会调查,'赞成有祭祀,或加笃祭祀,或恢复祭祀之真精神,或至少赞成有一种纪念之方式者共有二一八七,即百分之五四点七;其不赞成纪念者,或至少不赞成保留祭祀之制者共一八一三, 即百分之五四点三. 是则赞成祭祀会他种纪念方式者较不赞成者为多也. '事实上,这次调查的对象大都为青年,其中又以开化较早的江苏、浙江、广东 3 省居多. 他们的教育状况较好, 大学程度占36.6%, 可视为当时社会上思想较为活跃新潮的部分. 因而,如果将这一调查推向全国,或者说把受调查的面普泛化,那么,可以想象,主张祭祀祖先的比率将会明显增大. "[8]仅综合以上三例,呈现于我们眼前的便就是一个不同的晚清,它们让人记起在主流历史言说描述给我们的被学会,社团,报刊,新式学校……所充斥的近代中国,还有这样的一张面孔.
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提出过着名的"大传统"与"小传统 "的划分理论. 其中,"大传统"指在学校或教堂里培植起来的文化,即精英文化或高雅文化,"小传统"指的是民间或基层文化,是底层民众所代表的乡土生活文化. 综观整个中国的古典时期(它构成了几乎所有近代新知识人的成长背景), 我们却很难发现西方那样的大小传统之间的裂隙和矛盾,相反在精英与民间之间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一种同构关系. 以普通百姓的家训为例,在清代山西曾流传过一首着名的《训子歌》:你父本是庄稼汉, 先把庄稼说一遍, 力田务农无他道,勤劳辛苦何待言. 锄要锄得细,犁要犁得端……只要庄稼做造好,莫和地邻起争端. 戒懒惰,尚勤俭,或收或种要争先……糠秕粮食须当事,纵然不吃能卖钱……倘若老天予碗饭,急忙读书莫清闲. 孝顺父母根本固,敬爱兄弟手足全. 教子须从幼时起,劝妻全在新几年. 叔伯是父亲同胞,姐妹与你气相连. 家庭和睦多祥瑞,休学乖仵生忌嫌. 乡党邻里护身符,有事相帮受称赞……背后莫论人是非, 安知自己见不偏. 戒轻浮,慎语言,说话做事把理占. 平素日子戒奢侈, 要饱还是家常饭……一切坏事莫沾染,入井恐寻出路难……买卖不必多争竞,随行就市少要悭.[9]
如果我们承认文化的自然原生性,那么我国长期稳态的农业文明就必然孕育出一种注重血亲纽带、重现实,重和谐的精神,它是大众对生活和世界的必然因应、儒家思想的诞生本身就是一场文化的平民化运动,它从来都不是精英阶层的专利,它是从基层生长出来的,它的道德理想主义精神以及秩序性的理论建构无疑都起始于中国特有的文明形态. 此外,在近代中国,我们还可以看到官僚与平民可能信仰膜拜同样的神,看到满清将领试图运用民间迷信退敌的表演,看到康有为等新知识人对于民间神秘文化的暧昧态度看到 《点石斋画报》对民间传说的征集……可以说,直到西方文化侵入中国,大小传统才发生了逐渐的分离,前者渗入并逐步对大传统进行改造. 而在此之前,大传统与小传统统一于文化的乡土性之中,它们以混溶的形态存在于几乎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甚至它们就是生活本身,而民间因素就因了生活这一载体, 通过公众娱乐,通过家庭内的代际传播等渠道得以传递.
这便是近代新知识人最初的人生成长情境. 我们可以在一些历史记载中了解到李伯元在青少年时期对于弹词小说的喜好, 吴趼人对于医卜星相颇有研究, 刘鹗对于民间教派太古教的追随……与欧洲所流行的"贵族起源论"及"下沉的文化遗产论"的思路相反,胡适曾经提出"文化上升说", 即文学上的每一个新形式和每一次创新, 从来不是来自上层阶级的经典作家,而总是来自乡下的不识字阶层,他认为普通百姓的新形式,一直为文人的文学提供新鲜的血液和鲜活的活力. 而中国近代小说中那些对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多种应用,以及那些呼之欲出的民间趣味并非只是小说家们简单的"借用修辞",它亦与民间因素的自发性渗入有关,与一种集体无意识有关.
当然,我们亦不能忽略其自觉性的一面. 也即新知识人在汲汲于启蒙的功利目标之下,对于文学创作通俗化,平民化的刻意追求,是一种迎合与宣传的需要,目的仍然在于强国强种(而我们亦不能忽略的是, 他们用以改造国民性的武器---西方现代思想文化也正是西方社会发展趋向平民化的一个结果).
不管怎样, 无论我们认同于哪一种创作语境, 民间因素之于近代小说写作的影响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而近代小说家们对于本土民间资源自觉或不自觉的运用, 及其在文本中与西方文化的共时性展演, 势必给中国近代小说带来一种丰富的文化内涵. 而在此间,我们亦可以看出本土文化、 民族文化在民族的现代精神建构中的意义, 它们无疑潜在的影响了那个时代民众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以及对于西方世界的理解,并亦由此参与了新知的建构.
参考文献
[1](英)以赛亚·柏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等译,译林出版社,2008 年,第 106 页
[2](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01 页
[3]钟敬文:《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308 页
[4]布莱斯蒂德:《文化合作:未来时代的基调》,转引自陆扬:《大众文化理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 12~13 页
[5]克洛伊伯和克勒克洪:《文化:概念和定义述评 》A.Kroeber and C.Kluckhohn,Culture: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NewYork:Vintage Books,1963 年 ,载陆 扬 《大众文化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12 页
[6]《鲁迅小说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126 页
[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晚清国家与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第 28 页
[8]耿光连:《社会习俗变迁与近代中国》,济南出版社,2009 年,第 251 页
[9]高丙中:《中国民俗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151 页
[10] 汤一介 杜维明:《百年中国哲学经典·清末民初卷 1898-1915》, 海天出版社,1998 年,第51 页
[11]彼得·伯克:《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34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