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经典《紫颜色》于1982年一经出版便成为畅销书，是美国作家艾丽斯·沃克的代表作。小说家艾丽斯·沃克关注黑人妇女的生存地位与苦难抗争，提出了“妇女主义”理论。小说《紫颜色》探讨了黑人女性的身份建构问题，突出体现了沃克的理论思想。沃克的妇女主义思想在《紫颜色》中表现在反对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的双重压迫、凝聚女性同盟力量和推动男女和谐共生等方面，呈现出沃克关注两性和谐与全人类完整生存的理念，以独特的意蕴和思想丰富了现代女性主义理论。
关键词 : 艾丽斯沃克;《紫颜色》;妇女主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美国有色文学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其中黑人女作家异军突起，蜚声文坛。长篇小说《紫颜色》是艾丽丝·沃克(Alice Walker)大胆探索产生的成功之作，其以新颖的构思和独特的手法引起了文学评论界广泛的关注。它的问世标志着作者在文学创作上达到了新的高度。《紫颜色》这部小说主要探讨的是黑人女性问题，它探讨了黑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即黑人男女之间、黑人社区内部如何和谐相处的问题，揭示了黑人自身存在的弊病并提出了克服弊病的途径。这部小说不同于其他反复揭示白人与黑人之间不平等关系的作品，具有非凡的现实意义和开拓性的指导意义。
一、双重意识
“双重意识”或“双重耻辱”这一短语描述了作为妇女和少数族裔成员的个人受到的压迫。对此，格洛丽亚·安扎尔杜提出了穿上保护色的需要，这对于许多有色女性来说是一种生存策略：女性应该像变色龙一样，在危险重重、选择很少的情况下改变颜色。她把这种伪装描述为种族主义文化滋生的一种面具，一种浸透着自我仇恨和被内化的压迫的面具。小说中的茜莉已经把自己受到压迫当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小时候受继父性侵后怀孕，但是生出来的孩子都是“下落不明”。“后来，那小家伙就生出来了。他把她弄走了。我睡着的时候，他把她弄走了，在森林那儿把她杀了。假如他办得到，把这个也给杀了吧。”[1]29从茜莉描述自己孩子的下落时的语言可以看出，她完全把男性对女性的压迫给内化了。她作为母亲，对自己的孩子被“杀死”这件事情也可以无动于衷。结婚后，她面对丈夫的压迫也不反抗。即使当X先生的妹妹告诉茜莉要反抗：“我不能代替你斗，你得自己跟他们斗!”茜莉的反应却是沉默。“我什么也不说，我想起聂蒂，她死了，她斗过，她逃跑。这有啥好处?我不斗，人家叫我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可是我还活着。”而聂蒂的教名正是忍耐(Patient)，这个名字象征着对一切都逆来顺受，没有反抗意识。
这不仅描述了女性的经历，也描述了黑人的经历。黑人女性在与白人女权主义者打交道时，描述了同样的运作机制。她们被居住地的种族主义文化置于从属地位，白人妇女则把自己置于对有色人种妇女的支配地位，她们谈论自己的处境，仿佛种族和阶级的问题是看不见的。索菲娅只因拒绝白人市长的太太要她当佣人的要求，就被投放到监狱里去了。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索菲娅入狱后的情况：“我见到索菲娅时，我不明白她怎么还能活着，他们砸破了她的脑袋，他们打断她的肋骨。她不能说话，她浑身发紫，像茄子一样。”[1]112可见一位具有反叛意识的黑人女性在白人强权文化下的下场有多悲惨。因此一向从不低头的索菲娅，遭受了暴行之后也被驯服了。所以说，即使是具有反叛意识的女性，在白人文化的压迫下也只会沦为附庸，无法伸张自我。
二、妇女主义
沃克用“妇女主义”而不是“女权主义”这个词，来形容她致力于结束对女性的压迫的理想。因为美国的女权主义与种族主义的联系过于紧密，以至于许多黑人女性无法从中得到慰藉。用沃克的话来说，妇女主义者热爱女性和女性文化；妇女主义者关注的是以她们自己的方式维护女性的身份和独立性；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她需要“想知道更多和更深入的知识，而不是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妇女主义者把妇女描绘成一个复杂而完整的人。[2]小说《紫颜色》中的女性群体为自己的性别和自己的“女性气质”感到骄傲从而获得解放。
茜莉的脆弱和勇气，她的谦卑和悲怆代表了她和广大正在受压迫的妇女们一样平凡。而莎格是坚强的，自信的，是女性一直想成为的榜样。实际上，妇女主义就是姐妹情谊，是妇女联合起来的观念和实践。女性情谊把黑人女性团结起来反抗男性主导的社会。这些黑人妇女之间已经形成一张庞大的关系网，互相联系，互相帮助。小说中黑人社区内部黑人女性的友好关系力证了沃克的妇女主义。当自己的丈夫X先生把自己的情妇带回家养病，茜莉并没有与之为敌，心地善良的她对莎格百般照顾，终于感动了莎格，得到了莎格的同情和关怀。茜莉日夜思念着为了逃避X先生的纠缠而离家出走的妹妹聂蒂。莎格不断给予茜莉安慰和关怀，并帮她找到被X先生藏起来的来自聂蒂的信。在茜莉对心中的上帝失望时，莎格不断给予她安慰和启导，帮助她了解上帝的真正含义。正如莎格所说：“你必须把男人的影子从你眼珠里抹掉，你才能看清一切东西。男人使一切堕落，他坐在你的玉米粉箱上，留在你的脑袋里，在收音机四周。他试图使你相信他无处不在，你就以为他是上帝了。可他不是上帝。叫他滚开。”莎格得知茜莉被X先生虐待后，鼓励茜莉抵制丈夫的大男子主义，要茜莉跟她一起离家。虽然遭到X先生的反对，但是茜莉不再像以前那样逆来顺受、唯唯诺诺的了。茜莉说：“你是个卑鄙的家伙，是离开你，走出去创造新天地的时候了。”X先生说她们那样看起来是无家可归的样子，而莎格却说：“女人为什么会在乎别人怎么想呢?”最后小说中的女性群体相视一笑。“莎格望着我。我们咯咯地笑了。接着，我们纵情地笑了个够。”到了另一所新的城市之后，在莎格的帮助下，茜莉开始自力更生，逐渐有了自己的经济来源。“女性的姐妹情谊及女性同盟力量，能够化解黑人女性孤独心灵的失语麻木，传递友情，重建信心。在爱的感召下，莎格以姐妹情谊勇敢地爱着茜莉，使之认识到躯体的美妙和人间情感的温暖，终于能够自信自然地大笑。”[3]茜莉在经济独立后，给其他同样被边缘化了的女性提供工作岗位，丝毫不吝啬自己的热心，懂得与他人分享与感恩。茜莉与其他女主人公最大的不同在于她多了一份责任感，这是救其他女性于水火的责任，体现了女性间的情谊，巩固了黑人女性间的友爱联盟，为黑人女性的主权身份认知和构建贡献了真正的力量。
三、和谐共生
妇女主义不仅主张女性之间的互相帮助，而且还强调两性间的和谐共处。早期的X先生道德败坏，物化女性，依靠买卖衡量茜莉的价值，自己好吃懒做，什么都指使妻子做，甚至凌辱自己的妻子。然而茜莉与莎格一同离开使X先生幡然醒悟。茜莉离家出走的举动令X先生震惊不已，因为他没有意识到一向唯命是从的茜莉竟然敢于挑战男性的权威。经过反思之后，X先生对自己的过往行径深感懊悔。他将原来私自扣下的来自聂蒂的信件转交给了茜莉，并且一改往日养尊处优、大男子主义的作风，从之前只知道一味地靠自己的妻子和儿子辛苦劳作过活，到如今整日不辞辛苦地在田地里干活，并且还把自己的家收拾得干干净净。X先生对女性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莎格走后，“X先生倒好像是唯一能了解我情感的人了”[1]243。通过茜莉的描述“现在你跟他说话时，他认真地听了”[1]243，可以看出X先生放下了大男子主义的架子，表现出了对茜莉的尊重与关怀。[4]“在X先生自己发生了这些转变之后，他第一次感到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并为此感到很满意。”正是由于性格中两性气质的和谐才使得X先生感到正常和自然，这种正常和谐的状态正是小说家所倡导的和谐性格的理想状态。[5]
小说最后的结局也是大团圆。X先生成为了茜莉的朋友；莎格也不再公开演唱了，回到家和大家一起生活；索菲亚回到家中受雇于茜利；聂蒂也带着一家人从非洲回来了。本部小说很少提到黑人在白人文化下所受的压迫，也没有着重提到黑人如何反抗，而是着重探讨黑人内部之间的关系以及黑人的自我身份建构，呈现出黑人内部的弊端，并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黑人之间应该互相尊重、互相爱护，建立起自身的文化自信和身份自信。
四、结语
美国黑人女性作家艾丽斯·沃克一生都在致力于通过文学作品揭示黑人女性的生存状态，探讨如何进行身份构建以及建立文化自信心等问题，因此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妇女主义”理论。小说中所塑造的女性群体弘扬了女性意识，认为黑人女性应该与黑人男性甚至白人享有相同的权力与地位。小说寻找到了女性如何摆脱父权社会下的压迫的途径，即把妇女改善处境的重点放在寻找自我，解放思想上。小说弘扬了黑人民族传统，呼吁黑人自觉摈弃传统陋习，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拒绝被白人霸权文化所洗脑，彼此间互尊互爱，推动家庭和谐。唯有如此，黑人妇女才可以摆脱被边缘化、被压迫的社会地位。
参考文献
[1]艾丽丝沃克紫色[M].杨仁敬,译北京:北京十月脑艺出版社, 1982.
[2] Madsen,Deberah L.Feminist Theory and Literary Practice[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3]曾丽华.论<紫颜色>中的妇女主义思想[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1(01):106-110.
[4]张几木从妇女主义角度解读<紫色>[J].戏剧之家, 2019.,(07):238.
[5]冯丽君论<紫色>中的两性和谐[J]商洛学院学报, 2015,29(03):41-43+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