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郭沫若历史剧的浪漫主义文学特色极其鲜明，他追求人物，情节的浪漫，并在作品中融入诗歌，他创作风格的形成不但与自身的写作风格，五四的时代精神有关，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吸收借鉴中外文学浪漫主义的精神内核。他的历史剧有十分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因此，要深刻理解其创作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剧的文化底蕴。从中了解到我国上个世纪的爱国情、民本心、英雄气。
关键词： 郭沫若; 历史剧; 浪漫主义; 艺术风格;
浪漫主义在文学作品中具有独特的意义。根据20世纪浪漫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形态和传播内容进行分析研究，有学者发现，浪漫主义在中国有三种主要的形态：“一是在前期以鲁迅为代表的具有尼采风格悲剧结局的浪漫主义；二是在中期以沈从文为代表的近似卢梭融入美学与哲学的浪漫主义，；三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以郭沫若为代表的高尔基政治学的浪漫主义，”[1]1936年4月，郭沬若在蒲风采访时曾说：“新浪漫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相比，前者侧重表现主观性，但这和新现实主义并不对立。新现实主义是新浪漫主义客观认识方面的表现。”别林斯基也曾说过：“在戏剧文化中一般抒情方面的文字，那可能是特别具有激动性的精神动力，是它的热情不受控制地发起了富有色彩的词话；或者是戏剧角色内心具有的隐秘想法，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作家需要让登场的人物有声音的去思考。”[2]因此，对于郭沫若历史剧浪漫主义的研究很有必要，而他文本叙述的浪漫图谱更是给文学史增添了一抹别样色彩。
一.郭沫若历史剧浪漫主义风格的具体表现
1. 故事情节的浪漫化
郭沫若的历史剧大多选择讲述发生在战国秦灭六国时期的故事。他认为战国时代是挣脱束缚，具有进步性和解放性的新时代，是被许多有仁之士推崇的历史时期。他长期进行战国历史考古研究、提出历史剧的创作要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坚持“人民本位”，他的历史剧创作往往选取人民熟悉、能接受的历史故事，以此为基准，进行二次创作，在历史大环境下俯瞰当时的现实社会。他看重并付诸行动的是追求不断进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精神，抓住这种精神内核去反对当时黑暗的社会，以此来推动个性解放和社会进步。
2. 人物塑造的浪漫化
在《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中郭沫若曾说过：婵娟和卫士两者的形象不同，它们是“两种诗人的感情或性格的象征。婵娟是象征着温婉怀旧的感情，卫士是象征着激越奋斗的感情。”[3]99-11王淑明认为，郭沫若历史剧的基本精神是强调人的尊严，“把人当作人”，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的确，郭沫若的戏剧注重人物形象的丰满性与浪漫化，创作大多是一系列电光火石般激昂、正义的悲剧英雄形象，如勇敢刺杀侠累的刺客聂政，为救赵国盗窃虎符的信陵君，忍辱负重要刺杀秦始皇的音乐才子高渐离，与投身反清复明的青年诗人夏完淳。这一类人角色多为不同层面杰出的知识分子，身上带有中国传统的侠骨风情，是代表无私、勇敢、智慧、正义的人。
3. 诗化的叙事风格
《诗歌国防》中曾提到过“小说和戏剧中倘若缺少了诗歌，就等同于啤酒走掉了气，类似于没有灵魂的木乃伊罢了。”[4]郭沫若历史剧中的诗歌，既不是华丽的装饰，也不是陈列的摆设。它是剧情的融合，并且常常成为全剧的核心，是构成戏剧抒情力量的重要因素。他在历史剧中采用多样化的诗歌形式，例如古体诗，近体诗，也有民歌和自由诗。这些诗歌一些被直接引来作为剧中人物的诗歌创作，另一些则根据剧情和观众的接受能力加以改编，按照剧中人物的个性特征进行合理安排。在《棠棣之花》中，他让“聂萤以五言诗而歌，游女以白话诗而唱。”[5]根据剧中不同的人物性格采取不同的诗歌形式来烘托舞台气氛。在戏剧《高渐离》中，他就引用了《白渠水歌》、《荆轲刺秦王》，以此来衬托主人公思想情绪的转换，并推动剧情达到高潮。
二.郭沫若历史剧浪漫主义风格的成因
1. 自身创作风格的影响
郭沫若在文坛上最初是以浪漫主义诗歌文学结出显目硕果，他的处女诗集《女神》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诗歌的浪漫为其后历史剧的创作融汇了自有的独特风格。他的历史剧始终坚持“失事求似”的原则。他认为剧作家的任务主要是在紧紧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事实所束缚。用“一篇材料足以书写”、“借助历史篇表现一个时代和主题”[6]历史剧《王昭君》，取材于汉元帝时昭君出塞。史籍的记载包括后人的传诵，都是一个女子受命运作弄，被君王误选，不幸下嫁匈奴的悲剧。而在剧作《王昭君》中无论是历史事件，剧情结构，还是人物塑造，均存在着不少有背于史实的内容。但由于郭沫若能精确地把握历史精神，就使这种主观的思想内容超越了历史的思维逻辑，具有浪漫主义的艺术魅力，带来发人深思的教益。
2. 五四时代精神的影响
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精神在五四时期形成了一个大高潮，它提倡个性解放，追求人性力量，崇尚自由、平等、民主。给当时的中国人醍醐灌顶，也给当时文学界带来了新的思想。它不但肩负着启发民智的作用，也为文学创作的美学思想写作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当时作家们的创作中融汇着浪漫主义，承载着五四精神，郭沫若的早期文学创作是在五四个性自由的大环境下完成的，所以他的历史剧充分体现着人性，自由，反对黑暗压迫。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怀，追求民族史诗。他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从历史上选择有志气有作为的女性来表达五四时代精神，并以此抒发他个人的情感，传达民族的情怀。他创作了三部历史话剧，《卓文君》、《王昭君》、和《聂茔》，在1926年结集为《三个叛逆的女性》。[7]
3. 深受中外文学的浸染
A.中国古典诗歌的吸收借鉴
郭沬若在少年时喜欢李白、王维、孟浩然、柳宗元，陶渊明，特别是李白诗歌中的浪漫主义成分让他格外感兴趣。此外，《诗经》的“赋、比、兴”也为他日后的历史剧创造提供了手法借鉴，在《〈孔雀胆〉二三事》中曾说“历史剧可以被看作是赋的体裁，以古喻今，古代的历史与现在的现实作对照，这是比。在对某一段历史的事迹或某一历史人物，感到情绪波动加以同情，并不完全依据现实，随兴而作写成戏剧，这就是兴。”[8]郭沫若本人是一位以“核心冲击”为艺术形象的剧作家，他把自己融入戏剧中，与剧中的主人公休戚与共。
B.外国文学思想的融会贯通
郭沬若早年读书时，就被小说家司格特的《艾凡赫》的浪漫主义艺术情趣所吸引，在日本留学时，他又接触了歌德、雪莉、泰戈尔等作品。他翻译过歌德的作品，随后便写了《女神之再生》、《湘累》和《棠棣之花》等短篇。他翻译过雪莱的一些诗，为这些诗写过小序。他在《我怎样写〈棠棣之花〉》中说：“决心把这个故事演绎成戏剧是1920年的春天。记得写完《湘累》和《女神的再生》之后，开始构思的。……我读过希腊的悲剧家、莎士比亚、歌德等人的作品，可以说，是受他们的影响想尝试历史剧和诗剧的。”[9]而诗剧《湘累》在二十五年后扩大为五幕时代剧《屈原》，诗剧《棠棣之花》在二十二年后成为同名五幕时代剧《棠棣之花》的第一幕，外国文学思想的融会贯通为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文学史意义
郭沫若拥有着学者、诗人、剧作家三种身份，这使得他带着一种浪漫主义气息进入到中国现代文学创作领域。逐渐迸发出强烈的文学新思想，他对历史剧的更新研究贡献了独特的史学价值，“当他创作历史剧的时候，他是以科学家、历史学家在做渊博的准备，以革命诗人在进行丰富的构想，最后再以戏剧家的绚丽风采去落笔。”[10]他的历史剧新颖，独特，充分体现着时代性。并且他善于运用自己渊博的文学史学知识。另外，他在创作中重视民本思想，肯定人民群众自身的重要性，重视以民为本的人民观，平民和英雄人物的关联，当今社会和过去历史文化中因贫富差别而形成的交互意识和阶级观念，并且能够用唯物的眼光看待它们。因此，无论是语言的诗化，还是情节的浪漫，抑或是“失事求似”的史剧原则,他的历史剧对中国文学史的戏剧发展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
四.结语
郭沫若主张团结，反抗外侮分裂，高呼爱国热情，在作品取材上选取战国时代，充分体现民本思想；在人物选取上，历史剧人物多元，但总体大格调不变；在作品风格上，主观色彩强烈，诗意丰富。客观地说，郭沫若的史剧理论是在实践中总结了他自己和他的发现，给同时代的剧作家产生重要的影响，它在当代戏剧理论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也为当前重要的戏剧和戏剧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郭沫若的历史剧理论与创作成就应当被永远重视和研究，是历史发展一直以来浪漫主义的精神遗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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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谢秋芬.从接受史角度看不同版本文学史对于郭沫若的解读[M].文学教育(上),99-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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