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１９０６年创刊的《月月小说》，曾集中发表了一系列以立宪为题材的小说，表明“立宪”话题开始进入公共话语。这些小说对立宪的种种态度，实表明“立宪”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月月小说》编发此类小说的目的，是编辑家们对近代中国命运的积极思考。
关键词： 立宪小说；《月月小说》；公共话语。
庚子事变后，清廷主动推行比戊戌变法更为激进的新政改革以自救，尤其是受日俄战争结果的刺激，主动提速立宪。由此，以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为标志，预备立宪成为中国制度史上宪政实践的开端，也开启了包括制度安排、政党政治在内的具有现代性意味的命题，具有里程碑意义。预备立宪宣布两个月后创刊的《月月小说》，集中发表了一系列以立宪为题材的小说，足可见出以吴趼人为代表的“开明的保守派”［１］对立宪的期许，也是“立宪”进入公共话语的最好明证。
一、“立宪”小说产生的背景。
甲午战后，有识之士认识到仅从器物层面学习西方远远不够，更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日本就是现成的榜样。仿照日本君主立宪的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梁等流亡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大力宣扬君主立宪，对国民进行思想与政治启蒙。
将“政体”一分三，即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肇始于１９０１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的《立宪法议》。梁启超认为，君主专制政体，君民尖锐对立，乃是不良政体；民主立宪政体，选举竞争过激，且施政方针变动太大，于国不利；唯有“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鉴于国民民智未开，君主立宪不宜马上实行，他第一次提出了“预备立宪”，认为：“立宪政体者，必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日本维新在明治初元，而宪法实施在二十年后，此其证也。中国最速亦须十年或十五年，始可以语于此。问者曰，今日既不可遽行，而子汲汲然论之何也？曰，行在十年之后，则定之当在十年以前。”［２］在民智未开之时，勉强采用“多数（议）决”的民主制度，将不免导致暴民专制。１９０３年前后，在“拒俄运动”的推动下，革命呼声高涨。而此时，戊戌政变后主张破坏、革命的梁启超思想却发生了转变，“光绪二十九年以前的任公与以后的任公，其言论几若判作两人。过去说要革命，以后则反对革命”［３］。除其师康有为的“婉劝”与“不慊于当时革命家之所为”，主要是１９０３年的美国之行让他预见了在国民政治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以激进革命取得政权可能出现的灾难性后果。美国之行后，梁启超更加推崇“君主立宪”政体。
１９０５年，在《新民丛报》发表长文《开明专制论》，详述立宪主张而否定革命论，敦促清廷改革，只是认为在立宪实施之前，须有开明专制的过渡时期：一面改进施政机关，提高行政效率；一面广设学校，培养民智，使人民能行使民权。
１９０６年，清廷宣布“厘定官制”。但是，在包括各部尚书以及军机大臣的十三位大员里，汉族仅有五人，而且诸如陆军部、度支部等重要职能部门，均为满人掌控。面对有名无实的改革，梁启超断定朝臣大员不具备立宪素养，从而激发了组织政党并召开国会的想法。梁启超认为，立宪后虽依然是少数政党领袖主持政务，但仍然合乎民主政治“多数参与”的原则。梁启超对于宪政的热情与认识，在历史上是无可替代的，正如张朋园所指出的，“梁启超是立宪派的理论家，他的言论指导着立宪派的宣传及行动”［４］３５。革命派同样主张以开明专制作为宪政的政治前提，“开明专制”这一提法就是由陈天华首先提出的。在《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一文，陈天华指出：“吾侪既认定此主义，以为欲救中国，惟有兴民权改民主。而入手之方，则先以开明专制，以为兴民权改民主之预备。最初之手段，则革命也。”［５］与梁启超等改良－立宪派的分歧在于，革命派主张在实施开明专制之前，必须先进行种族革命，即彻底推翻清廷统治。
梁启超倡言开明专制，目标自是立宪，与革命党“同途”而不“同归”：一主君主政体，一主民主政体。简言之，改良派与革命派都认为宪政实施之前，必须有一个预备的时期。梁启超说：“开明专制，实立宪之过度也，立宪之预备也。”［６］汪精卫说：“一旦根本约法，以为立宪，民权立宪政体，有磐石之安，无飘摇之虑矣。”［７］改良－立宪派大多是长期受润于传统教育，其中或曾留学日本，或进过新式学堂，认为君主立宪是最好的“救国”之道。韦慕庭在为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一书所写的序言亦指出，立宪派“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团体，是当时社会和知识界的领导人物。来自不同的行业———官吏、新闻从业者、企业家、教师，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所以结合在一起，是因为他们企求社会的改革，并在开明专制下建立宪政。”［４］２立宪派主张渐进和平。“庚子事变”之后，与梁启超等改良派的呼吁相应，清廷开始实施新政改革以自救。在此，尤须指出的是，“日俄战争”对清廷提速立宪进程的作用：日本的军事胜利转喻为立宪国之于专制国制度的优越。
１９０５年、１９０７年两次派大臣出国考察。其间，于１９０６年颁布“预备立宪”的诏书，开始改革官制，设立新式学校制度，仿西法训练新军，奖励与发展工商业，修订法律与税则等，并于１９０７年在中央设立资政院，在地方设立咨议局，１９０８年公布《钦定宪法大纲》。立宪的过程远比上述描述复杂，正如汪晖所言：“‘预备立宪’是清廷与流亡知识分子的共谋产物，以清廷的合法性为核心的国家主义及其价值是‘新政’时期社会氛围的主要特征之一。”［８］清末新政改革，虽然从效果论而言，是康梁政治设计的实现，但是，正是日俄战争之于中华帝国的现实影响，才使得迟钝延宕的“预备立宪”具有了“国家政治改革”的时间表与路径意识。非立宪不足以振民心，非立宪不足以强国家成为共识。以《新民丛报》《东方杂志》《外交报》《时报》《中外日报》《国民公报》为代表的刊物集中发文鼓吹立宪。“立宪”从而成为关键词，进入了公共话语。但必须指出的是，颛颟的清廷组建“皇族内阁”充分暴露了“瞒”“骗”交织的“帝制心态”，为辛亥革命的爆发预备了必要的“社会心态”。
预备立宪宣布两个月后《月月小说》创刊，第二年《小说林》《竞立社小说月报》等小说杂志创刊。可见，立宪政体的宣布与预备立宪的实行的确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方今立宪之诏下矣。然而立宪根于自治，此其事不在一二明达之士夫，而在多数在下之国民，苟不具其资格，宪政何由立，自治何由成？西人皆视小说于心理上有莫大之势力，则此本之出，或亦开通智识之一助而进国民于立宪资格乎？以是祝之”［９］。与之相应，发表在《月月小说》第９期天戮生的《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亦称，“夫欲救亡图存，非仅恃一二才士所能为也，必使爱国思想，普及于最大多数之国民而后可。求其能普及而收速效者，莫小说若。”延续《新小说》以来的办刊宗旨，《月月小说》的发刊宗旨乃“改良社会、开通民智”［１０］，通过小说创作达到启蒙民众，宣传立宪的目的。
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以后，形成新小说创作的第二个高峰，直接以“立宪”为标题的小说就不在少数，比如《庆祝立宪》《预备立宪》《立宪万岁》《立宪镜》《宪之魂》等。这些小说一方面描写立宪运动引起的社会变化，另一方面，对“预备立宪”后出现的种种怪现象极尽讽刺之能事。同样发表于《月月小说》，被冠以“立宪小说”之名的《未来世界》，则洋溢着信心满满的情绪。革命派却持反对态度，比如黄小配的《宦海升沉录》《大马扁》等小说明确反对立宪。黄小配等革命派作家反对“立宪”乃是一种政治策略，其间对改良－立宪派多有丑化，比如《大马扁》将康有为描写成“大骗子”，不再详述。这里主要以在“预备立宪”刺激下创刊的《月月小说》上发表的立宪题材小说为例，分析民间对于立宪的态度。
二、怀疑“立宪”。
在五大臣出洋考察前两个月连载完成的小说《文明小史》，借以谈及立宪问题：话说北京政府，近日百度维新，差不多的事都举办了。有些心地明白的督抚，一个个都上条陈，目下有桩至要至紧之事，是什么呢？就是“立宪”。“立宪”这两个字，要在十年前把他说出来，人家还当他是外国人的名字呢。于今却好了，士大夫也肯浏览新书，新书里面讲政治的，开宗明义，必说是某国是专制政体，某国是共和政体，某国是立宪政体。自从这“立宪”二字发见了，就有人从西书上译出一部宪法新论，讲的源源本本，有条有理，有些士大夫看了，尚还明白“立宪”二字的解说。［１１］３７９如小说所言，虽然举世热议“立宪”，但大部分国人并不了解立宪政体：
其实叫军机处议奏的，也只晓得“立宪，立宪！”军机处各大臣，虽经洋翰林洋进士一番陶镕鼓铸，也只晓得“立宪，立宪！”评论朝事的士大夫，也只晓得“立宪，立宪！”“立宪，立宪！”之下，就没有文章了。［１１］３８０显见，李伯元对“立宪”持观望态度。这种观望正是“开明保守派”的真实写照。
１９０７年１月发表在《月月小说》上吴趼人的短篇小说《立宪万岁》［１２］，可以视之为《文明小史》的逻辑延申。五大臣已经回国，宣布“预备立宪”也有几个月。同《文明小史》期盼性的结尾不同，这篇被冠以“滑稽体”的小说用寓言的形式写出了吴趼人对清廷立宪诚意的质疑———换汤不换药。《立宪万岁》以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为主线，对预备立宪实施过程进行了还原，从“吁嗟乎新政策”这一副题标就可见出作者的怀疑态度。小说以神界喻指清廷，众神分别代表了保守与开明两派，一派认为，“那立宪的名目，系出在外国，岂可以用夷变夏。”另一派则认为，“果然彼优我劣，又何妨舍已从人呢？”于是，玉皇大帝下令“派人到外国去考查考查”。众神推举孙行者、哪吒、雷公、戴宗、列御寇五人出国考察，五钦差请有“留日”经历的猪八戒做通事。
担心立宪后利益受损，玄武帝座下龟蛇，太上老君的青牛，太阳星君的金乌，太阴星君的玉兔，文昌帝君的特，姜太公的四不象等影射既得利益阶层的神界动物们，联手狙击实施爆炸以阻止五钦差考察。钦差们虽未止步劫难，履迹天堂，却无奈耶稣、苏格拉底等宗教大师、哲人都无意政治，只好转而到下界———欧洲取经。
可怜五个钦差，不通言事，犹如哑子一般，只任从八戒一人播弄。八戒也时常带他们出去旅行，遇事指点，又到海边上看看外国兵船。外国操兵时，又带着去看看洋操。他又结交了个久于外国的中国商家，这商家有熟识的厂家，八戒央及带他们去看看机器制造。鬼混了几个月。
八戒受托撰写考察报告，其真实动机不过是捞取政治资本以图官复原职，“做了元帅，好歹克扣几文军饷。”神界的动物们“闻得钦差考查回来。又复纷纷会议，商量阻止立宪之法，都埋怨青牛的七返火丹太少，玉兔的安放不得法。……特曰：‘你们各位，也不必埋怨，也不必忧虑，我看此番立宪，不过名目而己，于我辈无甚大损。’”事实上，“立宪”便是换汤不换药的政治把戏而已：“以太白金星为礼部大臣，以二郎神为陆军部大臣，以东海龙王为海军部大臣……”动物们于是恍然有悟：“原来改换两个官名，就叫做立宪。早知如此，我们前次放七返火丹，未免多事了。”毕竟立宪并不触动保守派的既得利益，众仙与动物皆大欢喜，山呼“立宪万岁！立宪万岁！”《立宪万岁》篇幅未及十万字，含蕴则不可小觑。小说既有保守派、改良派间的争论，也影射了形形色色的社会角色与利益团体：神界的动物喻指顽固派、申公豹喻指革命派，猪八戒乃假维新的代表，于不凶属于骑墙派，还有留学生，不一而足；既有五大臣出洋考察，也有暗杀五大臣事件；既有对官员的一般性评价，也有对粤汉铁路等时政的时评。
吴趼人的《庆祝立宪》刊载于《月月小说》创刊号，借庆祝立宪大会上一个“莽夫”之口，也对意欲立宪的清廷诚意表达了质疑：“庆祝立宪，这是在那里发大热病，说梦话！七月十三日之上谕，是叫你们预备立宪，不是叫你们立宪。”［１３］事实上，国人对清廷“预备立宪”这一政治决断茫然无知亦无措。同样是吴趼人的小说《预备立宪》［１４］以一个瘾君子为主人公，写出了民众想了解预备立宪而不得：“吾亦甚乐为立宪国之国民，而一享立宪后之幸福。吾如不知预备，吾深惧立宪之后，人人皆为立宪国国民，被荫于宪政之下，惟吾之不知预备者，将独向隅。”该瘾君子于是请益志士，熟料，“志士已泛舟住海滨，吸收新鲜空气”，倒是在鸦片馆邂逅一人，此人声言“一旦得为议员，乡里之人，谁敢不仰我鼻息者”，此公原是视政治选举一如彩票生意。作者因此悲叹，“预备立宪，预备立宪，而国人之见解乃如此。若此者，虽未必能代表吾国人之全体，然而已可见一斑矣。抑吾又思之，若此者，已可谓之有知识之人矣，其余此事相隔一万重障膜者，犹不知几许人也。”标识着“理想科学寓言讽刺诙谐”的小说《光绪万年》［１５］，明言中国已然预备立宪，朝野上下喧腾着“立宪立宪”，不过，“在朝者对于在野者曰‘封’‘锁’‘拿’‘打’‘递’‘解’‘杀’，立宪立宪，在野者对于在朝者曰‘跪’‘伏’‘怕’‘受压制’‘逃’‘避’‘入外籍’‘挂洋旗’，立宪立宪，如是者年复一年，以达光绪万年。”其时一“伟人”预言彗星与地球相撞，果真光绪万年，“地球本东西转，被此一摩擦，乃忽然作一南北转也……此一翻也，天下万国，皆移其位置矣。”中国因此骤变，“见道路平坦洁净，大非昔比。
行人熙来攘往，皆有自由之乐，非复从前之局天瘠地矣。修洁整齐，非复从前之囚首垢面矣。轩昂冠冕，非复从前之垂头丧气矣。精神焕发，非复从前之如醉如梦矣。异哉，何崇朝之间，人物与大地俱变耶。”此际有人铁口直断，“子不知宪法已组织完备，今日已实行立宪耶。”只是此等盛世须待“光绪万年”之时，“地球翻转”之际，才能成为现实。揶揄不屑，溢于言表。
就前述以立宪为题材的小说而言，这些以吴趼人为代表的“开明的保守派”，尽管抑或讽刺抑或痛责，其之于立宪的疑虑一目了然，但毕竟认同立宪的倾向也昭然若揭。吴趼人托言“莽夫”，在《庆祝立宪》里，论及“中国百姓程度不及”，故而称言立宪渺茫，斩钉截铁，“我有一个好比方在这里：比方这儿有一块大石头，要我举起他来，我姑且试试，勒起袖子，蹲下来，用尽平生之力，只动了一动，却举不起来，那么说我劲儿还够不上，这句话是可以说的了。至于我并这块石头还没瞧见，就胡乱说我劲儿够不上，这句话行吗？”［１３］至此，吴趼人一派 “开明保守”的思想真实水落石出：他们反对以立宪不合国情为口实的朽腐，只是更强调宪政民主的宣教。
《月月小说》上的《浙江三烈士殉路记略》一文，较为生动地实录了国人对国事关注的殷切：“邬烈士呕血殉路，汤烈士绝粟殉路，范烈士断肠殉路，一以转机员也，一以副工程师也，一以教会学堂教员也，独能空前绝后，不惜一身为浙江牺牲，亦足见吾浙江人民之程度矣。日来开会集款，众情踊跃，未尝非受三烈士之感召，如挑夫、饼师、优伶、娼妓、乞丐，犹相率节衣缩食，冀助其成，而毁家纾难，何独不见闻于吾浙江之士大夫，亦咄咄怪事。死者已矣，生者何如？四民如此，彼衮衮者，时倡言立宪国民之程度不及者又何如？”［１６］其间对传统社会结构（士农工商）起引领作用的士大夫的愤激之情溢于言表，对甲午之后民族政治意识的觉醒至为自信。
三、倡言“立宪”。
如果说吴趼人对“立宪”尚保持着嬉笑怒骂的传统文人做派，那么，同样发表在《月月小说》上春颿的《未来世界》则以饱满的政治激情倡言“君主立宪”，检索《月月小说》可以发现，这是其中连载期数最多且篇幅最长的小说。小说将预备立宪之后作为叙事场景：“立宪！立宪！速立宪！这个立宪，是我们四万万同胞黄种的一个紧要的问题，一个存亡的关键。到了这个时候，还能像从前一样吞声忍气，糊糊涂涂的过去么？若不振作些自治的精神，激发些自强的思想，久而久之，日复一日，不到二十年，只怕这个中国的情形，也就不可问了。”［１７］３９５使广大国民理解立宪乃是当务之急：“殊不知立宪的这个事情不是凭着政府的几个大老，外省的几个重臣，就可以自由自便。组织这个宪法的，要叫那天下二十二行省，全国四万万同胞，一个个都晓得自己身上，有对于宪政的问题，有赞成立宪的义务，成了个完完全全立宪以后的国民，这才算得是立宪，这才算得是自强。……到了那立宪的时代，上 下一心，君臣一体，人人都有自治之权，把全国的 官商 士 庶结 成了 一 个大 大的 团体，便自然富强的。”［１７］３９９－４００小说申言“满汉结成团体，同力合作的去抵制外人”１７］３９７，对旧式官场的新旧党争，以及满汉有别的思维定势不以为然，认定“改良政体，组织国民”才是可行的路径，从而强调国民教育：家庭教育是国民教育的根本，而女子教育则是家庭教育的基础。
以“对比”作为小说修辞，小说厘定了三种理想形象：民间的知识人、地方官员以及推动女学的关键人物；也编排了三种婚姻悲剧：自由过度的、专制的以及相悦相知的。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时任杭州民智学校学堂总教习的陈国柱，“学贯中西，兼通物理，声光电无所不通，东西文字无所不习，最专门的是英、德、法三国的语言文字，更兼侠气凌云，热肠照旧，身材奇伟，骨骼魁梧，真是个爱国的好男儿，热心肠的大豪杰。”［１７］４０２作为小说着意塑造的理想人格，陈国柱每逢周日必向公众陈说立宪，激情励志：“倚傍心不可有，独立心不可无，激励心不可无，凶狠心不可有。只要照着这几句话儿，平平常常的做去，便是个完全立宪的国民。”［１７］４０４持守讲坛，将立宪思想普及民间，同时也积极参与解决包括涉外纠纷、邻里摩擦等实际矛盾，陈国柱正是理想主义政治人物的化身，既有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也有着现代社会组织形态所需要的社群观念。
作为吴县“改良社会的贤长官”的县尊方瑶，则是小说中又一个理想化的人物。他曾在英、美、日本等国留学，学成归国后朝廷要他做议员被婉拒，而要做一件“绝大的事业”———推广教育。“欲求教育之普及，必先要人人识字读书，明白了立宪的道理，晓得自己也是国民之中的一分子，也有赞助立宪责成。”［１７］５３０汉字繁写多义，客观上造成了文化传播的障碍，已渐成当时学界有影响力的判识。方瑶进而用心着力于文字改革，以“简省文字”编订教材，“筹款兴办白话的省文报，把那立宪的好处，国民的义务，一一的详详细细分析出来……再用国家强迫教育的法子，和这个省文教育相辅而行。”［１７］５３１－５３２方瑶的努力获得江苏抚台的首肯，被提拔为全省提学史，“把那省文学校和省文白话报办得十分熨贴。”于是，“不到两三年的时候，竟是上下一心，居民一体，把一个老大衰疲的支那，登时变了个地球上唯一无二的强国。”［１７］５４５这当然是作者美好的愿望。
倡言新式家庭教育，全力兴办女学的宗夫人，是《未来世界》着力塑造的第三位理想化人物。自勉“要把那二万万同胞的女子，一个个都变作完全资格的国民”，［１７］５３４－５３５以为“只要一个个女子都有了国民的思想，在那小孩儿从小的时候，就慢慢的教导他们”。
［１７］５３９然而当时上海开办的女学堂鱼龙混杂，少有规范：“那上海的女学堂虽然不少，却都是一个面子上的皮毛，没有那实在的程度。最可笑的，是那班女学堂的教科书，都是杂乱无章，全没有一定的宗旨，甚而至于有几个学堂里头的女学生，也崇拜着那革命宗旨，开口排满，闭口自由，采不着那学堂里头的精华，反吸了那学堂里头的糟粕，你要考较起他的普通学问来，他却瞪着个眼睛，吱吱咯咯的，一句话也说不出”［１７］５４０－５４１。据此，还是在上海，宗夫人创设了南洋女学，“不到五年功夫，成就大着，一班妇女的学问，都高了好些。”［１７］５４５自不待言，依小说文本自身的逻辑，在前述理想化人物的共同努力下，“立宪”最终大功告成。需要指出的是，小说结尾有一处颇值玩味的细节：俄国人对中国人平等相待，而对朝鲜人却不屑一顾甚至粗暴无礼；朝鲜人对中国人也是礼让有加。国运决定了国民的待遇，立宪的政治后果于此形象化地得以宣示，一如作者的直抒胸臆：“三百年老大帝国，忽成独立之邦；四百兆黄种同胞，共进文明之城。”［１７］５６０对此，论者认为，这一细节的设计，再次昭示出晚清以降“帝国形态”崩解而“帝国心态”犹存的政治伦理潜意识，这不啻是昔日朝贡时代的光荣余晖，也是创伤性记忆选择性的反射。简言之，立宪这一政治诉求的心理动机，并非源自于对公民参政议政等个人权利的制度性保护，而在于对具有统一性的政治权威即权力的修补性尝试。
《未来世界》叙述者的声音一如传统小说的说教议论自不可免，但公允说来，其文学性较强，尚为注重人物形象塑造，尤其是穿插其中三位婚姻不幸的青年女子形象刻画较为鲜活。诸如论及赵素华、符碧芙二人的不幸，叙述者声音不无深刻精警：“一边是自由太过，以致激成这样的风潮；一边是专制綦严，不免酿出这般的恶果。”因而“新的太新，旧的太旧，都不能做那开通风气的模型。”［１７］５０２汪墨香与夏沛霖的情爱叙事，颇有可读性。他们一个是强种女学堂的学生，一个是留日归国的青年，二人相见恨晚，爱意浓浓，不意夏婚前被暗杀。这一情节曲折的情杀故事，无疑具有现代侦破小说类型的气息。问题在于，“立宪小说”为何对男女婚姻着墨许多，作者陈说如此：“为什么宪法的规模还没有十分全备？由于这些国民的教育不全，这所以然的道理。一则没有家庭的教育，二则没有社会的赞成。……再说起那社会上的人情风俗来，更是立宪自治基础。第一要紧的就是那男女的婚姻，只要全国的同胞一个个都有了这般的学问，自然的男女结起婚来，没有那高低错配的事情，良莠不齐的毛病。到了那般的时代，那家庭教育不知不觉的也就完备起来，人人都有自治的精神，家家俱有国民的思想，这还不成了个完全立宪的中国吗？”［１７］５０１－５０２立宪的政治主张在于增益国民幸福，在于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的稳固。由此生发开去，近现代中国叙事文学的基本主题，即是作为宏伟叙事的政治革命与作为私人叙事的情爱伦理的内在设定。
对于“那一班绝无知识的愚民，将近中年的妇女，却还是从前的那个样儿，守着那迷信的神权，发着那顽固的议论”［１７］４３２的普通民众，作者持激进态度：“就是孔子复生，耶稣再世，也是劝化不来的。又好拿他当作个一群披毛戴角的野兽，架起一尊绿气炮来，轰的一声，把他们这班野蛮人物，无老无少，无贵无贱，无男无女，一齐轰得个干干净净，方才断绝了这个毒根”［１７］４３２。作者的生平无可考，从行文可以推测，是支持改良－立宪的。他们一般出身于上层社会，对政治比较敏感，但对于底层社会的隔膜，也反映出政治思想能力的贫弱。其他小说如《宪之魂》《立宪镜》《乌托邦游记》《中国进化小史》《新镜花缘》《新舞台鸿雪记》《天国维新》等都涉及立宪，这里不再一一展开。民间人士对立宪的不同态度，可见出他们对清廷立宪诚意的怀疑，更可见出他们对立宪的期盼。
“立宪”题材小说所设想的只要立宪真正实施，其他问题可以迎刃而解的政治构想固然有简单化之嫌，却代表了当时大多数知识人的共同想象。当时还有一类小说，想象立宪实施以后，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甚至引领世界走向和平的“乌托邦小说”，譬如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陈天华的《狮子吼》、蔡元培的《新年梦》、吴趼人的《新石头记》、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陆士谔的《新中国》等。另有一些小说是通过梦境或世外桃源的方式想象立宪以后的新中国的富强，比如吴蒙的《学究新谈》、旅生的《痴人说梦记》。正是类若发表在《月月小说》中对“立宪”或怀疑或鼓吹的小说，在文学想象的催生激荡里，源自西方的宪政思想本土化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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