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晚清报刊文献作为晚清时期重要的文献资料，在研究中国文学转型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一方面，早期传教士报刊促进了中国文学新意识的兴起；另一方面，中国人自办文艺报刊促进了中国文人平民意识的兴起，以及中国文学语言和文体的变革，其间，梁启超是晚清文学转型的关键性人物。晚清报刊实际上促成了中国近代文学内部转型的初步完成。
关键词： 晚清文学；晚清报刊；文学转型。
研究中国文学的近代转型，首先应该研究文人思想意识的转型，而研究这一转型的首要资源就是晚清报刊文献。晚清文人的思想意识，在嘉道年间就已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萌动，主要原因在于清朝统治者面临的最严重的内外危机。在内，已至“嘉道中衰”，突出表现为吏治腐败、武备松弛、国库空虚、民众反清斗争频频；在外，表现为西方列强势力东侵，鸦片荼毒国民。道光帝颇想有一番作为，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且事必躬亲、俭德有方，可惜朝纲独断，内政事物如吏治、河工、漕运、禁烟等均无起色，即便勤政图治，亦鲜有作为。社会逐渐走向衰退与坠入乱象的背景，为当时文人思想的变化铺垫了文化历史基础，使传统的儒家思想发生了动摇。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新教徒开始进入中国，在传教的同时开设书院，将西方新式教育理念传入中国，并试图通过报刊宣传来改变天朝思想。所有这些，都无形中对传统文人的思想意识产生了一定冲击。
当然，文人思想与文化的变化对社会的影响，特别是对文学的影响，是有所区别的。应该说，某一时期文人思想的变化先于文化的变化，而文学思想的变化是文人思想变化的直接产物。
所以，文学所反映出的某些思想变化往往先于、且不知不觉间推动着社会与文化的变化；反过来，社会与文化的变化和发展又推动了文学的发展与转型。晚清以降中国文学的转变，首要在于文人思想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关键体现在晚清报刊对文人思想意识的塑造方面。
一、早期传教士报刊与中国文人思想意识的转型。
1815 年后，近代性质报刊的产生对晚清各个方面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体现在文人思想意识从传统向近现代的转变上。具有近代意义的报刊，作为一种传播媒介，不仅是信息传播的重要工具，且对社会和人们未来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导向作用。所以，王韬等人非常看重现代报刊之作用，说：“西国之为日报主笔者，必精其选，非绝伦超群者，不得预其列。今日云蒸霞蔚，持论蜂起，无一不为庶民之清议。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如英国之泰晤士，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盖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1]（P299）这种导向作用同样体现在传教士所办报刊中，早在 1815 年，英国新教徒米怜、马礼逊为了躲避清政府的查禁，在苏门答腊岛创办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其宗旨也说：“首在灌输知识，阐扬宗教，砥砺道德，而国家之大事之足以唤醒吾人之迷惘，激发吾人之志气者，亦兼收而并蓄焉。”[2]（P76）我国现代报刊的产生，基本出自外人之手，在“19 世 纪 40 年 代 到 90 年 代 外 国 人 创 办 的外文、中文报刊达 170 种，占同期报刊总数的95%”[3]（P12）。外国人创办的中文报刊从时间点看，可分为两个阶段。鸦片战争前，主要集中在华南地区和南洋等地；鸦片战争后，逐渐发展到华东及内地。鸦片战争前影响较大的报刊主要有《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 年）、《特选撮要每月记传》（1823 年）、《天下新闻》（1828 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 年）等。鸦片战争后，主要有《遐迩贯珍》（1853 年）、《中外新报》（1854 年）、《六合丛谈》（1857 年）、《香港新闻》（1861 年）、《中外杂志》（1862 年）、《中外新闻七日录》（1865 年）、《小孩月报》（1875 年）、《益文 录》（1878 年）、《图 画 新 报》（1880 年）、《益文月报》（1887 年）等。到了 19 世纪末，这一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人自己主办报刊越来越多，这说明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文人的思想意识开始发生深刻变化，具有近代意义的报刊，无疑对文人的思想变革以及文学的近代变革，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近年来，近代报刊与文化转型的关系研究日益受到学界关注，但对于晚清以来报刊文献与中国文学转型的关系研究，则相对薄弱。其实，从1815 年具有近代性质的中文报刊产生，到 1915年中国人自己创办大型综合性杂志《新青年》，整整 100 年间，中国文学的变化不仅是内容的，更是文体的。19 世纪末梁启超等人倡导的“新文体”“新小说”“新诗”等，无一不与晚清以来的报刊有关。报刊的迅速发展与传播，不仅促使文人思想意识开始由传统转向近代，而且对普通百姓和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与观念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为中国文学转型创造了外部条件。《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从一创刊，就十分重视文体变革与读者的关系，颇注意报刊的通俗性和文体的改善，注重向普通民众的宣传，以此来达到其最终的文化传播作用。也就是说，他们办报目的从一开始，不仅是针对中国的文人士大夫，更重视对普通民众的文化宣传与引导。刊物宗旨强调：“为使这份刊物办得更有吸引力……该刊登载更多有益且体裁多样的文章。”米怜在该刊的“序言”中也谈到：“但人最悦彩色云。书所讲道理要如彩云一般，方使众位亦悦阅读也。”[4]
因此，该刊除了注意文体的吸引力与可读性外，还在报刊文字的通俗性上下了不少功夫，尽管用的是文言，但已开始在文言中引入西式标点进行断句，文章本身较之传统文言文而言，化艰涩为通俗，对普通读书人阅读与理解文章主旨极为便利。除此之外，为了活跃文化气氛，《遐迩贯珍》与早期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开始刊登一些寓言及颇具娱乐性的文艺性文章，以此来进行宗教道德的宣传。米怜在报纸上连载的《张远两友相论》就借鉴了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叙事形式，“表明了其世俗化、本土化的传教策略，出发点都是以简化、通俗化知识为旨归，使其广输至于白丁，使贩夫走卒亦可引经据史”[5]（P49）。此类传教士报刊上的西方寓言，是晚清通过报刊传播西方文学的开始。
二、中国人自办报刊与晚清文学转型。
1874 年，《循环日报》在香港创办，主笔是王韬，这是一份真正意义上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中文报纸，其重要贡献在于催生了“新政论文体文章”。该文体同传统文人所做文章相比，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传统文人论说性文章，基本是在传统文化“孔孟之学”“经学”“理学”“实学”的基础上的阐释与延伸，而《循环日报》上刊登的大量政论性文章，尤其是主笔者王韬的文章，显然更多受到西方论说文的影响，尤其是英国《泰晤士报》的影响，它更注重文章的逻辑性、论辩性与说理性。正如他自己说的：“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1]（P299）王韬在《循环日报》所写的这些具有“新政论体”的文章，可以说为稍后梁启超的“新民文体”和鲁迅的“杂文体”开了先河。
如果说，王韬是开启了新政论性文体散文的先河；那么，梁启超则是近代中国文学转型的关键性人物。他不仅在“维新”期间主办的《时务报》上发表了大量的政论体文章，还在流亡日本期间主编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众多具有慷慨激昂色彩的“新文体”“报章体”文章，这些文章比王韬的更具抒情性、感染力、煽动性和个人特质，有一呼百应之号召力与气势。同时，他的语言显然比王韬的更加通俗化，形成了介于文言文与白话文之间的所谓“半文半白”的“梁氏语体”。这是随着报刊的日益发达应运而生的一种“新语体”，在晚清及近代对文人文风产生过巨大影响。这种“报章体”文风明显改变了千百年来传统文人文章的文体特点，为将要到来的五四新文化与中国文学的彻底转型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为中国文人从传统文体、古典语言向新文化和新文学的转型提供了必备的文学经验。梁启超后来与黄遵宪等人一起提倡“诗界革命”，提倡诗歌要表现适应时代变化的新内容、新事物，还主张诗歌的通俗化与语言的白话化，这为后来的新诗革新提供了新的思路。20 世纪初，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又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小说杂志《新小说》（1902 年），该杂志在小说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方面起到了重要的过渡作用。在《新小说》杂志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小说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绣像小说》（1903 年）、《月月小说》（1906 年）、《小说林》（1907 年）随后出现，与《新小说》共同构成了清末四大小说杂志。可以说，从 1902 年梁启超创办《新小说》后，具有新范式的小说开始大量产生，尤其是短篇小说在这一时期开始集中出现，这一阶段也成为晚清历史上小说创作最为辉煌的阶段。四大小说刊物中，《月月小说》的小说创作数量最多，在近 100 多篇的小说中几乎有 60％以上来自《月月小说》：“分期出版的报刊杂志对于短篇小说的孕育，看起来顺理成章，似乎月出一期的杂志或日出一张的报纸，天然就应对短篇青睐有加。”[6]（P33）不过，近代影响较大的小说，大部分还是长篇小说，其中好多一部分后来成为近代小说名着。如发表在《新小说》上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史》《九命奇冤》，发表在《绣像小说》上的《文明小史》《老残游记》，发表在《小说林》上的《孽海花》等，都是风靡一时、炙手可热。
言及小说文体的变革，首推《新小说》；言及小说变革的贡献，首推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极力强调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为近代小说的发展趋势设定了一个总的发展调子，把小说纳入了社会改良、政治改良的话语背景中，加上严复等人的推波助澜，共同为近代文学的发展造就了巨大的声势与社会影响，深刻改变了近代有志于改造中国社会的文人的思想意识。这种影响，一直到五四新文化时期也余波未消。《绣像小说》也是在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下创刊的，主要以小说连载为主。刊载的小说有许多是晚清着名作家的创作及翻译作品，每次刊载还配以形象而生动的插图，增加了刊物的观赏性与趣味性。同时，还继承了梁启超的小说理念，在创刊号发表的《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说：“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7]很显然，《绣像小说》承接了梁启超等人所提倡的开发民智、改造国民的思想，其发表小说的目的正是这一前提下的产物。梁启超在《新民丛报》“报刊告白”中强调：“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8]要达到“新民”的目的，他认为小说是最好的武器，正像他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所说的：“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因为小说可以做到：“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9]
梁启超提倡的这一全新的小说理念，第一个层面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传统意义上对文学，尤其是对小说的理解。传统意义上，一般认为诗文可以通过“讽喻”对社会发生作用；而小说仅作为下层社会的“娱乐”存在。这很容易使文人阶层将小说视为“小道”，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文体。尽管明代以来，对小说本质的认识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偏见。所以，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有这样的话：“中土小说，虽列之于九流，然自虞初以来，佳制盖鲜。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陈陈相因，涂涂递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10]（P155）梁启超在此处所要贬低的并非是《水浒传》与《红楼梦》，而主要在于批评传统小说理论所形成的模式套路。因为从传统观念来看，《水浒传》和《红楼梦》被看成是“诲盗诲淫”之作。梁启超正是从此处看到了“小说”这一文体对下层社会平民阶层的巨大作用，开始以一种新的思想观念来考察小说，极力推广小说在政治改良中的作用与意义。第二个层面，是梁启超提出了用西方的模式来对传统的小说模式进行改造，因此梁启超的小说观念，已不是在汉语文学旧的畛域里进行调整，而是要对传统来一次彻底的重建，他所凭借的理论依据是西方文学这一来自异域的尺度。他力图使小说以新的面目出现，指出：“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岂不然哉！
今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附于报末，爱国之士，或庶览焉。”[10]（P156）除了《新小说》外，《小说林》在小说观念革新上同样功不可没。它更注重推广小说的美学功能与对人们情感心理所产生的影响，认为应该改变中国传统一向不重视小说、甚至“视为鸩毒”的美学观念。正如黄人（摩西）在《〈小说林〉发刊词》中所说：“小说者，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11] 徐念慈在《〈小说林〉缘起》中更是强调：“尝以臆见论断之：则所谓小说者，殆合理想美学、感情美学而居其上乘者乎？”[12] 所以，他们除了重视发表小说的美学与理论文章外，主要以发表翻译的西方小说为主。《月月小说》似乎不像其他三大文艺刊物那么旗帜鲜明，但并非没有自己的宗旨。在创刊号的《〈月月小说〉序》中，主办者就强调了出版《月月小说》的目的。
他们认为小说除了用它的通俗性、可读性、趣味性来增加人们对知识的记忆，同时强调了小说与群治的关系（这显然是接受了梁启超的影响），即小说有对社会改良的益处外，还特别强调小说对社会道德改良的作用与意义。正如刊物指出的：“小说而外，如社会小说、家庭小说及科学冒险等，或奇言之，或正言之，务使导之以入于道德范围之内，即艳情小说一种亦必轨于正道，乃入选焉（后之投稿本社者其注意之），庶几借小说之趣味之感情为德育一助云尔。”[13]
三、中国近代文学内部转型的初步完成。
从中国近代文学的整体走向来说，四大文艺刊物在近代小说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除了翻译作品外，其发表的小说在近代小说创作风气的形成、提高小说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逐渐把小说这一文体推到文学艺术的大雅之堂等方面，都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王德威这么评价晚清时期的文学价值，认为：“过渡意义，大于一切。但在世纪末重审现代中国文学的来龙去脉，我们应重识晚清时期的重要，及其先于甚或超过五四的开创性。”[14]（P3）王德威的论断是就整个发展趋势而言的，其中不可忽略的是，晚清报刊的大量产生事实上是文人意识和文学思想转型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在报纸与杂志的相互作用下，文人传统思想意识开始向近代转型，并促进晚清文学各种文体变革。因此，只有通过对晚清报刊文献资料的研究，才能真正厘清近代文学的来龙去脉。
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特点，一般是让读者或听众通过故事中非同寻常的人物或事件，来感受情节的离奇与曲折，他们不是因为作品中的故事或情节贴近自身而产生共鸣，往往是由于其中的神秘情节或故事而惊叹。在传统小说接受中，读者或听众感兴趣的是非生活化的幻想与想象，从而得到审美的感受与愉悦。即使到了明清时期，中国小说已经发展得相对成熟，其所叙述的内容已经逐渐贴近史实，很多是以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与事件为中心来建构小说故事情节的，但其演义的成分仍旧相当大。“演义”是指根据史传、融合野史，并经艺术加工敷衍而成的一种通俗的长篇小说。利用演义的手段，对作品中的人物与事件进行极度的夸张，使之不同于常情或常理来使人物英雄化。如《三国演义》，它是在社会既定的文化与道德背景的基础上，根据历史上流传的历史事件与人物构思其中心故事情节，以一个大的历史与时代背景为框架，设置一连串相对独立的故事，从而形成了“章回体”的小说叙事模式。“章回体”形式的目的恐怕还是为了吸引读者的阅读心理，使之读完一段故事时，无法释手。这种小说留给读者最大的悬念是，当你看完一个独立的故事时，其实你没有完成最终的阅读，因为它把每一个独立的人物或故事融汇到一个具有特定历史时间概念的框架里，由每一个小的故事组成了一个大的历史主题，也就是维克多·斯克洛夫斯基所说的，“各种各样看来似乎毫无联系的插曲下面的潜在结构”，“在这种结构模式之中，一些独立的故事主题前后相随，所有这些主题都被主要行动人物的统一性联结起来”。[15]（P36）但其实吸引读者阅读兴趣的并不是结构，结构只是一种手段，真正使读者产生浓厚兴趣的是那些英雄式的故事。这如同历代中国读者所喜欢的《水浒传》，按照一般观念，“造反者”
都是杀人放火、面目狰狞的妖魔鬼怪和离经叛道者，但这部充满传奇色彩的小说却反其道而行之，为那些所谓的造反者树碑立传，并渲染他们豪侠仗义、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的英雄壮举，由此成为读者心目中的英雄人物。这种英雄化的小说叙事模式，至 20 世纪初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它主要表现在英雄式人物的情节开始淡化。尽管在小说形式上与传统小说并无二致，但其人物与情节开始逐渐接近现实，小说已经不再靠单纯的英雄化或非常态的生活行为与历史事件吸引读者，转而更关注现实性、与自我生活密切相关的利益。“在行动之外是对于哲学、社会和道德问题的深思内省。这些深思内省在有些小说中便发展成独立完整的插曲，它们由典型的哲学化人物（僧侣、店主等）支配。这种‘非行动材料’多少具有一种‘纯文学’的形式（如哲理性的对白），这种形式并被纳入情节之中。总之，具有线式情节的小说由四个层次组成：主要主人公的故事，即‘线索’；次要（可任意选择的）主人公的故事，它与主要主人公的故事平行；一连串独立的轶事；以及表现为纯文学形式的非行动性材料（后两层次完全由‘线索’结合在一起）。”[16]（P39）与文学叙事模式发生深刻变革相联系的是，作为文学与思想直接表达工具的语言，也发生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变革。“晚清的白话文运动是以‘改良政治’为动力的，要推行‘民主’，普及教育，必须‘言文一致’，让更多的平民接受教育。”[17] 文言作为中国文人书面语言表达的主要工具，经过悠久的历史积淀，成为文化当中最为稳固的部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虽然也发生过某种程度的流变，但其变化显然是最缓慢的。
语言对文化的生成起着关键性作用，没有语言，人类很难有实质性的进步与发展。所以，在不同的时空中，随着人类思想行为与社会实践的变化，相应地，语言也会随之变化。当人类活动较为封闭、社会交往较少的时候，语言作为人类交际与沟通的工具，无疑会相对简单而贫乏，因为它不需要传达太多的信息量；当人类随着交流增多，信息量变大时，就会需要更丰富的语汇来表达，不同的语言就会日趋融汇，产生越来越多的新名词。报刊小说的出现，打破了传统诗文的话语模式，尤其是小说中的全知全能叙事模式，更为作者自由发挥创造了可能，从而通过作者的话语传达给读者更多的信息，也更容易为人接受。所以，小说这一文类从诞生开始，就决定了比诗文更需要与文言文脱离，更需要与口头表达接近。小说不同于诗文的最大特点，是它的故事性，它不是论辩，也不是作者主观情感的呈现，它的受众对象是最普通的民众百姓，它必须得到观众或读者的接受。可以说，小说的发展，与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是同步的。到了近代，平民的价值得到不断提升，文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自然也发生着渐变，不仅体现为题材的变化，往往也伴随着话语模式的变化，文人原有的话语模式逐渐消解，转而融入更多的平民话语。这一方面是因为随着明代商业文化的兴起与繁荣，市民阶层越来越需要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情感；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明代尽管思想禁锢严厉，但文人思想日趋活跃，对传统理学的质疑此起彼伏。所以，文学中不同于诗文类型的小说的兴起，也是自然的事情。它表明了人们的思想可以通过小说故事的“转义”性质来突破禁锢。“中国近代的语言变革不是语言发展自发产生的变革，而是社会政治变革带动下的变革。……报刊带来的语言变化，是在晚清先进知识分子掀起的救国热潮中才转变为语言变革，形成潮流的，它汇成潮流的关键在于把提倡白话文与救国结合起来，而原来享有文言专利的士大夫中，分化出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成为提倡白话文的急先锋。”[18]（P131）晚清报刊作为中国近代文化西学东渐之产物，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宣传、中国传统文人意识的消解和平民意识的形成，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就其种类和数量来说，“主要有宗教性报刊、政论性报刊、商业性报刊、专业性报刊、娱乐性报刊等几大类，约 2，000 种”[19]（P12），这在鸦片战争以前，是不可能出现的，尤其是小报的产生，不仅得益于近代社会文化转型时期得天独厚的时代机遇，更因现代都市的初步形成、近代市民社会与市民文化的衍变，以及近代文化市场机制的建立。[20]（P27－28）晚清小报不仅影响了近代社会民众的生活态度、思想心态、价值取向，更为中国社会从封闭狭隘的农业文化向信息开放、观念多元的近现代文化转变提供了充足的发展前景与空间。如果说，具有严肃思想追求、明确文化与政治导向的报刊，其目的在于引导国家向文明、理性的方向发展，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构建一种文化与政治蓝图的话；那么，在市民中更有影响力的近代小报则代表了世俗社会的生活天地，表现出下层社会民众心理、情感与审美的新趋向，在不断引导大众生活价值取向与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催生了近代都市商业消费文化的日臻完善。这种连锁效应，共同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使出版业、印刷业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
概括来说，到了 20 世纪初，中国已经开始逐渐摆脱封建农业文化的衣钵，迈向一个对未来充满诱惑与无限想象的社会愿景。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文人意识的消解与平民意识的形成，为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在这一思想建构的过程中，晚清报刊对新思想与西方近代文化及文学的传播，无疑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并成为促进现代文学与文化产生的思想资源。这一新资源的产生，主要来自两个板块。一是在华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大量中文报刊，他们广泛地宣传了西方的近代文化与历史，以及关于自然科学的知识，使中国文人在对西方的认识上与鸦片战争之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早期西方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刊，在改变中国人对西方偏见方面收效甚微，影响也只是局限于有限的少数精英阶层的文人。这种情况在鸦片战争后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不仅西方人创办各类报刊，中国人自己也开始创办报刊，并传播西方文明与理念，这成为促使晚清文人思想意识与文学转型的第二个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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