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起点和基础,良好的家庭教育可以促进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对孩子从小培养良好的品德和良好的素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让每一个孩子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下面是搜索整理的家庭对孩子的影响论文6篇，供大家参考阅读。
家庭对孩子的影响论文第一篇：社会心理学视角下原生家庭人物的形象呈现一以热剧《隐秘的角落》《都挺好》 为例
摘要：心理学家萨提亚说，一个人和他的原生家庭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这种联系有可能影响他的一生，这充分体现在热剧《隐秘的角落》和《都挺好》中，两部剧都涉及原生家庭对孩子人性的影响，塑造了典型的人物，引发了极高的热度，通过对影视剧中人物形象的分析研究原生家庭对孩子的影响有很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原生家庭;人性培养;形象呈现;《隐秘的角落》;《都挺好》;
父母教养和亲子互动方式是儿童生活保护、社会性生成和价值观产生的核心因素[1]。心理学家鲍姆林德将父母的教养方式分为专制型、忽视型、权威型、溺爱型[2]。家庭教育方式融入家庭的一切教育活动，对儿童个性的形成与发展影响重大。萨提亚指出，很多成年后的问题，都要追溯童年时期在家庭中所受的影响[3]。
近年来，反映原生家庭的电视剧层出不穷，往往围绕某层面进行深刻解读，《隐秘的角落》《都挺好》在这个方面体现得更淋漓尽致。《隐秘的角落》聚焦原生家庭与子女成长的交互关系，探讨其对子女性格特征、价值观念等的影响[4]。《都挺好》则从养老角度反思原生家庭对孩子影响之深远持久。两部剧中典型人物的性格及家庭教养方式并非是单一的，而是具综合性与多样性，根据情节可对典型人物的原生家庭及其影响下的性格进行划分。
一、专制型原生家庭
在社会心理学层面，专制型的家长常为孩子设很高的目标，要求其无条件服从，否则就严加批评。这种教养方式严格但不民主，易使孩子出现焦虑、退缩等负面情绪和行为，但他们在学校往往表现较好[5]。
(一)专制型为主的原生家庭下的理智型性格
理智型性格的人求知欲强，情感隔离，情绪稳定[6]。《隐秘的角落》中的朱朝阳是典型代表，成绩第一的他因孤僻而难以融入学校，在面对爸爸的忽视、后妈的白眼、妹妹的争宠及同学的欺凌时，有着同龄人不具备的成熟和隐忍，在与张东升的较量中担任领头羊的角色。
心理学家萨提亚说，一个人和他的原生家庭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这种联系有可能影响他的一生[7]。究其原因，在于他从小父母离异，与母亲生活。文化程度不高的母亲对他要求很高，只盼他出人头地。这样的父母在教育中往往方法简单、态度生硬，一旦孩子抵触就会惩罚，易使其性格畸形[8]。而母亲专制易导致儿子懦弱、缺乏责任，母爱的过度羁绊造就了他理智型的一半人格。
此类家庭的父母一般通过行为制约的方式影响孩子，如给孩子某一行为不好的反馈，孩子再也不会做此事。如老师让朱朝阳妈妈多关注孩子性格，她却认为学生只需学习，未在朱朝阳问起时告诉他谈话内容，之后他再也不敢提此事。原生家庭对他的影响还表现在心理暗示方面。心理暗示指人或环境以非常自然的方式向个体发出信息，个体在无意中接收后产生相应反应的心理现象[9]。如妈妈的控诉使他在心理上疏远父亲，并记恨后妈及妹妹。
(二)专制型原生家庭下的完美型性格
完美型性格要求过高，十分挑剔，常压抑愤怒，且容易爆发[6]。《都挺好》中的苏明玉是典型代表，她强调完美，渴望正确而害怕错误。母强父弱且重男轻女的家庭使她从小不受家人待见，长大后仍深受其影响。
此类家庭的孩子一般通过潜移默化地模仿而被影响。默顿指出，家庭教育的功能为显功能(父母有目的、有意识地培养孩子，使其拥有某种才能)和潜功能(家庭的背景、受教育情况、思想认知水平等在潜移默化中的影响)，显功能的发挥不可能不渗透潜功能[10]。苏明玉的父母文化素养低，经常用语粗暴、打骂孩子，易导致孩子对家庭失望，敌对父母[8]。而母亲专制易使女儿强势，在家庭教育的潜功能影响下，苏明玉不自觉地模仿母亲，形成完美型性格，与父兄不和、对同事刻薄，恋爱中也占主导。
原生家庭对苏明玉的影响还体现在心理攻击方面。心理攻击指父母通过言语攻击对儿童实施的心理或情感上的拒绝，有显着的代际传递效应，后代无意识接收后以各种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9]。如父母的尖酸刻薄在她身上实现了代际传递，她长大后常和父兄吵架，为难同事。
(三)专制型为辅的原生家庭下的和平型性格
和平型性格的人优柔寡断，渴望和谐而害怕冲突，以和为贵[6]。《都挺好》中的苏明哲是典型代表，他平和友善，是苏家的润滑剂，常将愤怒内化于心而不表现出来。
他的性格深受母亲专制教育的影响，也与苏家长子的身份密不可分。苏母的专制使他懦弱、缺少担当，而家庭供他留学使他感动，因此他长大后极力孝敬父母。他竭力缓和矛盾，却力不从心，还偏执、愚孝，导致婚姻危机[11]。
(四)专制型为辅的原生家庭下的自我型性格
自我型性格的人我行我素，自私自大，情绪波动大[6]。《都挺好》中的苏明成是典型代表，他脾气暴躁，以自我为中心，心安理得地啃老。
苏母的专制使苏明成形成了自我型的一半人格，他主要通过不自觉地模仿母亲而受影响，具体表现为暴力攻击。暴力攻击指受害者童年时看到家庭中实施暴力，会在成年后的家庭中效仿暴力行为，维持暴力惯性[9]。如苏明成长大后模仿母亲打骂妹妹，是家庭教育的潜功能和暴力攻击的代际传递在发挥作用。
二、忽视型原生家庭
忽视型家庭的家长一般只为孩子提供物质，却缺乏精神支持。他们既不对孩子提出要求去控制其行为，也不对其表现出爱和期待，在教育孩子时甚至不愿付出时间和精力[12]。
(一)忽视型为辅的原生家庭下的理智型性格
专制压抑的母爱使朱朝阳转而寻求父爱，而早已另组家庭的父亲对他不闻不问，父爱的缺失及忽视型为辅的教育造就了他的另一半人格——颇有城府，擅于隐忍。
心理学家乔尼丝·韦布提出“童年期情感忽视”的概念，指父母没能给孩子足够的情感回应而造成的心理创伤[13]。如朱朝阳的懂事并非发自内心，而是由于现实的无奈和心理创伤的影响。他的忍气吞声使他孤僻，也为他后来的“黑化”做了铺垫。理智型性格使他从“服从型”小孩变为防御与攻击的“困兽型”小孩[14]。
(二)忽视型为主的原生家庭下的助人型、力量型性格
助人型性格的人关注他人需求，喜欢付出而害怕自私。力量型性格的人渴望强大，爱保护别人，但因愤怒情绪直接对外也会压迫别人[6]。《隐秘的角落》中的严良是两者结合的性格，他为人正义，渴望爱与关怀，当帮助别人却没回应时，会悲伤甚至歇斯底里，报复心重的他也常会暴力行事。
严良形成这样的性格的主因是其家庭的破碎和缺位。他父亲犯事坐牢，后来精神出了问题，他因无人照顾而进了管理和教育缺失的福利院，因此他的原生家庭以忽视型为主。这种教养方式易使孩子出现适应障碍，情感冷漠，自控力差，缺乏归属感[15]。如作家麦卡勒斯说：“儿童幼小的心灵是非常细嫩的器官，冷酷的开端会把他们的心灵扭曲成奇形怪状。一颗受了伤害的儿童的心会萎缩成这样：一辈子都像桃核一样坚硬，一样布满深沟。”[16]家庭的影响还通过不自觉的模仿而产生，他遇事易急躁、总想用暴力解决，这源自父亲斗殴坐牢的影响。
(三)忽视型原生家庭下的忠诚型性格
忠诚型性格的人团队意识明显，注重承诺，相信又质疑权威[6]。《隐秘的角落》中的普普是典型代表，她为人忠心，有责任感，渴望安全又害怕不确定。
父母双亡、在福利院长大的普普缺少父母的管教与福利院的关爱，两种缺失共同作用下的忽视型教育造就了她早熟又城府深的忠诚型性格。她无所依靠，和同在福利院的严良相依为命，认识朱朝阳后更是对其言听计从。心理学家阿德勒说：幸运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17]。缺少而又渴望父爱的她虽惧怕、提防张东升，却在忠诚型性格的驱使下不断向其靠近，最终命丧张东升之手。
三、溺爱型原生家庭
溺爱型家长对孩子有很多期待，但缺乏理智和分寸，不制止、纠正孩子不合理的要求与缺点，孩子易依赖家长，缺乏毅力，自控力差[18]。
(一)溺爱型为主的原生家庭下的和平型性格
弗洛伊德对父母角色进行了划分：父亲负责提供规则和纪律，母亲负责提供爱和温暖[18]。研究表明，家庭中父母婚姻关系紧张对亲子关系有消极影响[19]。
《都挺好》中苏父隐忍且疏于管教孩子，苏母专制且消极对待婚姻，苏明哲和平型的性格主要受到溺爱型为主的家庭的影响。他深知父母重男轻女，但为顺利留学而选择接受溺爱，长大后维持苏家和平，竭力满足父亲的要求。
(二)溺爱型为主的原生家庭下的自我型性格
《都挺好》中苏家两兄弟的处境相似却性格不同，根源在于教育方式及个体差异：苏明哲成绩好，因留学而多年不在苏家，受溺爱程度低，自身能力强；苏明成学习差，守在父母身边，受溺爱程度高，成为自我型性格的啃老族。
《隐秘的角落》中的朱晶晶和苏明成同是溺爱型家庭下的自我型性格，她深受父母宠爱，娇纵蛮横，自我性强[6]。但溺爱型的父母几乎不会和孩子讲原则与责任，孩子的思想和行为都不成熟，对欲望的把控也很差[5]。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她会故意踩脏朱朝阳的鞋，且发现朱朝阳和普普认识后声称要向爸爸告状，正是娇纵自大使她丧命。
此类家庭的孩子通过潜移默化的心理暗示被影响，如父亲对朱朝阳的忽视与母亲对朱朝阳的蔑视使朱晶晶也看不起他，这是原生家庭中父母的心理暗示和家庭教育的潜功能在发挥作用。
四、权威型家庭
权威型教养建立在对孩子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家长虽严格但民主，会适当限制孩子行为，也会表现出对孩子的爱，孩子有很强的自信和把控力，是最好的教育方式[6]。研究显示，家庭教养方式与孩子的心理状况密切相关，合理的家教方式有助于积极心理品质的发展与培养，如权威型教养方式对孩子的心理韧性有积极影响，专制型教养方式则相反[20]。
(一)权威型为辅的原生家庭下的助人型、力量型性格
心理学家弗里曼认为，原生家庭的不足将成为一个人后续人生的索求和追逐，是推动个人成长的关键[13]。《隐秘的角落》中老陈成为严良的监护人后，塑造的权威型家庭感化了严良，使他不再意气用事，多次强调报警，且在将坠海时告诫朱朝阳向善。
父亲和老陈各造就了严良的一半人格，老陈给他的权威型家庭没有维持很久，但对他的性格产生了不容忽视的积极影响。这种影响通过他对老陈不自觉地模仿实现，如老陈为救严良受伤后，他积极的一面被激发出来，憧憬自己长大后成为老陈那样的警察去帮助他人。
(二)权威型原生家庭下的成就型性格
成就型性格的人渴望价值，爱展示自己，追求目标时易屏蔽自己的感受[6]。《隐秘的角落》中的叶驰敏是典型代表，她目标感强，得不到赞扬与认可时会产生压力与悲伤情绪。
叶驰敏的父亲叶警官虽工作忙，但未减少对女儿的管教，十分重视其心理健康。如他得知女儿难过后努力对其进行开导，称赞第二名也很好，并促成她与朱朝阳和好。
研究显示，父母教养方式不同，亲子关系质量也存在差异。越是良好的家庭教养方式，亲子关系越好，亲子间产生冲突的频率与强度也越低[21]。钟惦棐指出，艺术所显示的生活，不应该只是生活的场景，而更重要的是生活的意义[22]。《隐秘的角落》将朱朝阳与叶驰敏在的两个相似又不同的家庭对比，颇具意味，隐喻了不同教养方式对孩子心理成长的差异，令人深思[4]。
五、结语
家庭作为儿童社会化的基本单元，是最基本的社会设置之一。近年来，人们逐渐重视原生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出现了很多相关的影视作品，塑造了众多典型人物。《隐秘的角落》和《都挺好》的爆红正是因为深谙其道，塑造了不同家庭教育模式下不同性格的人物，使受众在随剧情紧张的同时反思现实。
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最终回归生活。应明白历史不能倒转，但自我可以修补。已受原生家庭创伤的个体应减少埋怨，以原生家庭为镜，积极构建健康良性的家庭关系；为人父母者，更应反思、调整家庭教养方式，以免对孩子造成不良影响。如培根所言：天性好比种子，它既能长成香花，也可能长成毒草。如果社会和家庭能用合理的教育和悉心的关爱浇灌儿童的天性，没有一粒种子会长成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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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对孩子的影响论文第二篇：“密集型育儿”:当代家庭教养方式的转型实践及其反思
摘要：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家庭结构转型，教育竞争持续加剧，一种以孩子为中心，父母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的“密集型育儿”成为当代家庭教养方式的主流趋势。其主要表现为重视孩子的成就价值、强调母亲的教育职责、各个阶层不同程度卷入等特点。可见，“密集型育儿”不仅对孩子和父母产生影响，同时会进一步加大性别不平等和扩大阶层再生产。总之，养育孩子将面临更多的挑战，这既是个体困惑又是社会问题，需要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等多方力量共同努力才能走出抚育的困境。厘清家庭教养方式的转型实践，对于深入理解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教育焦虑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密集型育儿;教养方式转型;实践特征;影响;反思;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o-economic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family structures,educational competition continues to intensify. Intensive parenting that parents need to invest a great deal of time, energy, and emotion because of its child-centered characteristic has become the dominant trend of parenting in current society. It is characterized by an emphasis on the value of the child's achievements, the educ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of mothers, different degrees of involvement from all class. It can be seen that“ intensive parenting” not only has an impact on children and parents, but also further increases gender inequality and class reproduction. In short, raising children will be more challenging. It is both inpidual puzzle and social problem. It will take the combined efforts of inpiduals, families, society, and the state to overcome the dilemma of parenting. By clarifying the transformation practices of parenting, we can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ducational anxiety full of the whole society.
进入21世纪，全球化浪潮中教育竞争愈加激烈。在中国，为了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父母不惜重金购买学区房进行择校，让孩子参加各种类型的辅导班、兴趣班、夏令营、游学活动等。不管是相对富裕的家庭还是普通的家庭，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不断加大对孩子的教育投入，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育儿焦虑。可以说，“养育孩子”不仅困扰父母，更引发社会各界关注，学者们也展开了大量探讨，将这种以孩子为中心，父母投入大量时间、精力、金钱和情感的家庭教养方式称为“密集型育儿”（intensive parenting）。
本文系统梳理当代家庭教养方式的转型实践，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即为什么“密集型育儿”会成为当代家庭教养方式的主流趋势？“密集型育儿”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呈现何种特征？“密集型育儿”对父母和孩子有哪些影响，又会产生怎样的社会后果？最后结合中国的教育情境进行简单总结与反思，提出相应对策和未来值得研究的议题。
一、“密集型育儿”的兴起：当代家庭教养方式的转型
近年来，养育子女的社会文化背景发生了很大变化，父母在育儿实践中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孩子生活中。人们用“密集型育儿”“虎妈”“直升机父母”“过度养育”等术语来描述这一现象。1很多证据表明，当代育儿文化转向以孩子为中心和父母高度投入的“密集型育儿”家庭教养方式。[1]
20世纪9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莎伦·海斯（Sharon Hays）在《母职的文化矛盾》一书中最早提出“密集母职”（intensive motherhood）的概念，成为讨论当代育儿文化转型的开端。[2]此后，一方面父母的养育行为更加密集，另一方面父母的角色不断被重新定义，除了要照顾孩子的日常生活，还要对孩子的教育和认知发展负责。[3]现代社会，尽管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双职工家庭不断增加，很多父母面临着时间紧张的问题，但花费在孩子身上的时间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4]有数据显示，在大多数西方工业化国家，与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母亲全职在家的情况相比，父母用于育儿的时间普遍增加。[5]而且体现为更加积极的育儿，包括基本活动（交流互动、身体照顾、陪伴和接送等）、次要活动（监督孩子）、休闲娱乐活动（娱乐休闲、社会互动），父母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更加关注孩子。[6]如果考虑到同一时期家庭规模缩小、生育率下降，那么父母在每个孩子身上投入的时间更多。这说明养育子女行为的变化超过了结构性的变化。
为什么以“密集型”为主要特征的育儿文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成为当代社会家庭教养方式的主流趋势？为什么当父母拥有更多资源、更高文化程度的时候，反而更加迷茫与困惑？面对日益凸显的育儿焦虑，我们重新审视家庭教养方式转型的历史条件以及当下的社会文化环境，可以发现以下几点。
首先，虽然“密集型育儿”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但其兴起是一个逐渐被社会建构并演变为当代家庭教养方式标准的过程。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孩子的社会价值和家庭地位发生了变化。几个世纪以来，从“负面的价值”（18世纪前将孩子视为恶魔）[7]到“经济的价值”（19世纪将孩子视为有用的工人），再到“情感的价值”（20世纪）[8]和“教育成就的价值”（21世纪）[9]，孩子变得越来越重要。孩子的家庭地位显着提高，不仅成为家庭情感的联结机制，还关系着家庭社会地位的再生产。二是父母责任的变化。仅满足孩子基本的日常生活需求和照料已经远远不够，从强调孩子的生理发展到重视孩子的心理和认知发展，父母被期望在孩子身上投入更多，这就大大增加了父母的责任。[10]过去看来标准的或合适的育儿行为（比如让孩子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玩耍、让孩子晚上独自外出或要求年长的孩子照顾年幼的孩子）在今天都被视为父母的忽视行为。[11]简而言之，在对父母要求越来越高的制度环境中，父母的作用就愈加重要。
其次，阶层分化和社会不平等加剧导致教育竞争日益激烈。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的转折点，在自由市场和个体主义的导引下经济飞速发展，收入提高的同时经济不平等现象加剧[12]，各阶层之间差距逐渐扩大[13]。一方面，教育在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回报率显着提升[14]，成为未来职业的敲门砖和获得世俗意义上成功的先决条件，在阶层再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15]；另一方面，大学入学的竞争愈加激烈，进入好的大学尤其是精英学校越来越难[16]。为了保证孩子未来的竞争力，父母必须从孩子小学甚至幼儿园就开始采取行动，在“赢者通吃”的竞争性文化中帮助孩子“赢在起跑线”。
最后，以核心家庭为主的家庭结构的变化客观上会增加父母对子女的投入和关注。整个社会的生育率持续走低，一个家庭中孩子的数量越少，父母对每个孩子的关注度就会越高，投入到单个孩子身上的时间就越多。而且，过去传统的大家庭模式逐渐消失，大多数家庭与邻里和社区脱节，家庭的非正式社会支持和安全网减弱。这也就意味着每个小家庭要对子女承担全部责任，而不是依靠大家庭和整个社区来共同监督、保护和培养孩子。
总之，在教育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当代育儿文化会不断强化父母的职责，从而逐渐影响到父母对自身角色和职责的定义，认为自身就应该对孩子当前的学业发展和未来的成功负有全部责任，尤其当父母看到教育回报带来的价值以及感知到未来的不确定性时，就会更加重视对孩子的教育投资，这在某种程度上助推了“密集型育儿”家庭教养方式的兴起。
二、“密集型育儿”家庭教养方式的具体表现与实践特征
海斯（Hays）在提出“密集母职”概念时将其描述为一种要求母亲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来养育子女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下，理想的育儿方法被历史和社会建构为“以孩子为中心、专家指导、情感投入、劳动力密集和经济昂贵”。同时她也指出，“这些理念并不是每个母亲都在实践中遵循，但大多数母亲都将其视为养育孩子的正确方法”。[2]可以看出，最初“密集型育儿”的家庭教养方式更多是一种社会规范（对父母的期待），而不是父母的行为（父母做了什么）。然而，这些规范逐渐被父母接受，父母的行为又强化了这些规范和标准。从个人、家庭到社会和国家，“密集型育儿”的家庭教养方式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具体表现和特征。
（一）重视孩子的成就价值，不断加大教育投入
孩子在家庭中的情感价值已在实践和研究中得到证实，而在“密集型育儿”话语下，父母越来越重视孩子的成就价值，希望培养面向未来和具有竞争力的孩子，通过培养可转化为教育资本的技能和才能来实现未来社会再生产的目标。孩子成就价值的获得首先意味着父母要有更多的投入，包括自身的时间和金钱投入。在时间投入方面，很多父母牺牲自己的娱乐和休息时间陪伴孩子；在金钱投入方面，20世纪70年代家庭的经济支出主要针对6—18岁的孩子，而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父母的经济投入延展至孩子的各个年龄阶段，在孩子6岁以前和上大学之后的支出持续增加。[18]孩子的教育支出在整个家庭支出中占据很大比例，儿童消费成为家庭消费的重要内容。[19]
此外，孩子教育成就价值的获得不仅需要父母自身的投入，更需要学校的教育。为了让孩子获得更好的资源，父母不仅购买学区房或者选择私立学校为孩子择校，还会积极与老师互动了解孩子在学校的表现，积极参与学校活动，配合老师完成学校工作。[20]同时，要让孩子实现全面发展，仅仅依靠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是不够的，还要通过市场化途径让孩子参加各种课外活动、游学、夏令营等。[21]
（二）具有明显的性别倾向，强调母亲的教育职责
经验研究发现，近些年父亲更积极地参与照料孩子，但投入的时间远远低于母亲，他们很少单独照顾孩子，基本都是与母亲一起陪伴孩子；并且父亲参与的活动具有明显的选择性，主要包括游戏、交流、监督等。[22]即使越来越多的父亲意识到自身参与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但对大部分父亲而言，他们很少直接参与和全程参与，其行为的变化落后于父职文化的实质性变化。[23]因此，父母角色强化的责任很大程度落到母亲身上，母亲的职责逐渐加码。对母亲而言，她们不仅要照料孩子的日常生活，而且还承担起“教育经纪人”等角色，负责安排孩子的课外活动、学业教育和未来发展。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孩子教育投入的时间就越多，而且方式也不同。[24]可见，在“密集型育儿”文化下，具有高度性别化的“父亲养家、母亲抚育”的传统亲职规范和模式依然存在，并呈现加强的态势。
（三）各个阶层都卷入其中，又呈现明显的差异
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通过十几年对近百个家庭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认为不同阶层的父母在养育孩子方面有不同的文化逻辑：中产阶层父母更倾向于协同培养的家庭教养方式，与孩子用协商、理性的方式沟通交流，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看法，为孩子精心安排各种课外活动，注重与教育机构（主要指学校）互动；而工人和贫困阶层的父母则更多采取自然的成长方式，用命令的口吻直接向孩子发出指示，不会特意为孩子安排课外活动，也较少参与孩子的活动，把教育的责任托付给学校，在与机构专业人员沟通时采取恭敬的态度。[25]拉鲁的研究奠定了家庭教养方式阶层差异研究的基础。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所有阶层都有向“密集型育儿”家庭教养方式转变的趋势，只不过在更具优势的阶层这种倾向更为强烈，在实践中表现为理念和资源的差异。
在理念方面，不同阶层的父母对“什么是好的教养方式”有不同的理解。工人阶层的父母不认为关心孩子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参与有组织的休闲活动，是好父母的一个重要方面。当面对孩子安排得非常密集的课外活动时间表时，工人和贫困阶层父母往往表示担心孩子会感到疲惫和不开心，希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获得舒适感。对他们来说，为人父母的关键责任并不在于引导孩子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念，相反，他们认为成人和孩子之间有明确的界限。[26]由于中产阶层和工人阶层的父母对学校情境中什么是好的行为有不同的理解，他们在教育孩子时会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27]此外，中产阶层和工人阶层的父母对孩子当下与未来面临的风险和期待有不同的感知，当面临科学发展衍生出的监督技术时，他们持有不同的态度。中产阶层的父母希望延长与保护孩子的童年，担心孩子的未来，他们担心监督技术会变成控制，挑战对孩子的信任；工人阶层或贫困阶层的父母希望孩子尽早成熟，担心孩子当下面临的具体风险而不是忧虑未来，他们认为这些监控技术保护了孩子的安全。[13]
在资源方面，工人阶层父母缺乏相应的资源去实践他们认为的更好的家庭教养方式。虽然不同阶层的父母都有培养和发展孩子才能的想法和愿望，但由于父母在获得资源方面的差异，包括金钱、如何评估和提高孩子技能的人力资本、培养孩子才能的文化资本以及了解这些活动或项目途径的社会资本，使得孩子在参加课外活动和假期活动的数量和质量上存在差异。[29]
（四）受到众多国家父母的推崇，正呈现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密集型育儿”的说法最早起源于美国，但这种家庭教养方式很早就在中国出现了。正如《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一书所说，“如果你在寻找一个将密集型育儿常态化的国家，那就是中国”[12]。西方国家实行“密集型育儿”的家庭教养方式更多是对经济不平等的回应，中国式“密集型育儿”还受到传统儒家文化和现代教育分层体系及社会竞争的影响。
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加剧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化现象。世界上更多国家的父母也越来越多地采用“密集型育儿”的家庭教养方式。比如，在西班牙，父母为了更大程度地传递家庭优势，从当下和未来两个维度实施“密集型育儿”，既关注影响孩子安全和幸福的突发事件，也越来越重视孩子的教育和认知发展。[31]在匈牙利，父母即使面临很大的时间压力，但在陪伴孩子时却投入了更多有质量的时间。[32]此外，在对法国、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等国家的定量研究中，“密集型育儿”的家庭教养方式也都得到了证实。可以说，“密集型育儿”的家庭教养方式正呈现出一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三、“密集型育儿”家庭教养方式的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密集型育儿”的家庭教养方式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既是社会建构的理想标准和文化规范，也是父母管理社会风险和应对未知挑战的行动策略。然而，“密集型育儿”的家庭教养方式对父母和孩子都有较高的要求，对双方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此外，“密集型育儿”的家庭教养方式在性别和阶层方面的差异会进一步加大社会不平等和阶层再生产。
（一）个体层面：对孩子和父母的影响
家庭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养育孩子过程中采取的具体行动和策略，反映了自身的情感态度和价值理念。在“密集型育儿”话语下，父母的角色和职责不断扩展，与孩子的关系更为密切，同时也会产生很多问题，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待这一现象。
1. 对孩子的影响：全面发展还是更加脆弱
在发展心理学领域，很多研究都致力于解释某种特定的家庭教养方式如何影响孩子的发展。有研究表明，权威型家庭教养方式对孩子发展最有利，越来越多的父母采用这种方式，更加重视孩子的自主性，不希望孩子遵守一套绝对的权威，而是以协商的方式与孩子交流，对孩子的体罚越来越少，专制型和忽视型的家庭教养方式逐渐减少。[33]“密集型育儿”的家庭教养方式是兼具权威和专制特点的养育方式，对孩子的身体-心理健康、认知-学术能力、社会-情感发展都有着积极影响。孩子在父母的教育下培养多样的兴趣爱好、发展个性、表达想法、了解社会规则，能够产生一种权力感，为将来适应社会打下良好的基础。
然而不能忽视的是，孩子在“密集型育儿”的家庭教养方式下面临很大的压力：“基本处于全年无休状态”是很多孩子生活的真实写照，课外活动的增加必然导致孩子用于玩耍的时间减少，孩子的自由支配时间受到限制。同时，孩子的自我反思、自我认识和创造的能力也在下降。在校期间，孩子有繁重的学业；校外也被安排了各种辅导班与兴趣班。如果常年处于高度紧张和竞争的环境下，对孩子的身体和心理都有不利影响。而且“密集型育儿”的家庭教养方式有一种普遍的文化逻辑，即认为孩子是脆弱的、容易受到伤害的，父母要对孩子负全部责任。但是父母过度参与会产生一系列消极的后果，当父母为孩子做得过多，会让孩子处于一种脆弱和被动的状态，失去独立性和创造性，不会管理和安排自己的生活[34]，同时也会增加他们长大后抑郁的风险，以及降低他们对生活的满意度。[35]
2. 对父母的影响：积极与消极体验并存
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父母体验着孩子带来的快乐，与孩子相处时会产生更多的幸福感，而且这些乐趣和快乐是很难评估与衡量的。尤其对男性而言，他们在家庭关系中寻求意义，成为父亲是一种变革性的体验，使他们重新定位自己的价值观念，父亲的身份成为他们自我价值和成就感的重要来源。
非常矛盾的是，虽然养育孩子被父母视为一种积极的体验和个人成就的来源，但当父母越来越多地参与孩子的成长时，与之相伴的却是担忧和焦虑的不断增加等一系列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自身健康和幸福感的影响。理想的亲职模式是一种高度浪漫化且又严苛的，成功的标准很难达到。当无法达到理想化的标准时，父母自身会感到压力，产生失败感。尤其是将自己及孩子与周围的父母及孩子比较时，如果自己做得不够多或者孩子表现不够好，就会产生焦虑情绪。而且如果父母把过多的时间投入到孩子身上，势必会减少自己休息和娱乐的时间，也会产生焦虑情绪。其次，“密集型育儿”的规范不仅需要时间投入，还需要资金支持，这就意味着会给家庭带来一定的经济压力。最后，对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的影响。如果夫妻双方具有相同的性别观念和育儿理念，在育儿责任分配方面较容易达成一致，冲突较少；如果夫妻之间有不同的育儿理念和培养目标，就会进一步加重角色冲突，影响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也正是“密集型育儿”带来的消极后果促使许多父母开始质疑完全以孩子为中心、接受育儿专家建议的过度投入的育儿方式。
（二）社会层面：性别不平等和阶层分化持续加剧
“密集型育儿”是具有明显性别倾向和需要高度投入的养育模式。因此，在性别和阶层方面会产生持续的分化和不平等。
在性别领域，社会规范对父母角色有不同的期待和双重的评价标准，这就限制了男性和女性在工作和家庭中建立平等的性别关系。[36]养育责任中一直存在“好母亲”要比“好父亲”参与更多的刻板印象，对母亲、父亲的表扬与批评有着双重标准。[37]如果母亲在家参与太少或参与有偿工作太多，会受到更多的批评，如果父亲在家参与过多或参与有偿工作太少，会受到更多的批评；父亲因积极参与育儿会受到赞扬，而母亲只有成功地将家庭和工作结合起来才能受到赞扬。同时，性别内部有不同的比较标准，因为个体与其他母亲相比，其他母亲可能做得更多；而个体与其他父亲相比，其他父亲可能做得更少。而且母亲承担的责任很多是认知性劳动（cognitive labor），这种无形的精神劳动以相对隐蔽的方式加重了母亲的育儿职责。
对于家庭和工作的态度，两性都在发生变化，但是变化的程度和速度不同。女性的有偿工作时间总体上少于男性，男性照顾家庭的时间总体上少于女性。在这个双向变化过程中，女性进行有偿工作的变化要快于男性从事家务劳动的变化。即使夫妻双方都支持平等分担养育责任，他们也会被“男性应该更多地出现在工作领域，女性更应该从事照料工作”这种相互竞争性的文化理念拉扯。如果女性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孩子和家庭，就会在劳动力市场受到相应惩罚。但是她们回到家中还有“第二班”（the second shift）以及“第三班”（the thirdshift)2。[38]
另外一个重要影响是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分化与不平等。一直以来，学界关于家庭教养方式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争论不断，有些学者把家庭教养方式看作阶层再生产的重要机制，认为中产（或中上）阶层通过家庭教育将优势传递给下一代，维持了阶层地位；也有学者认为弱势阶层通过家庭教养方式获得了社会认可的能力，实现了代际流动。在前工业社会，家庭的社会地位可以直接传递给子女；在工业社会，家庭的社会地位可以通过教育成就获得，这也是大部分中产阶层获得社会地位的方式；而在后工业社会中，社会地位的传递和获得变得愈加困难，家庭教养方式作用的发挥也就更加隐蔽。因此，即使所有阶层都有向“密集型育儿”家庭教养方式转型的趋势，但由于不同阶层的父母在理念和资源上的差异，在家庭教养方式的具体实践中也会有不同的表现，这些都会进一步造成阶层之间的分化与不平等。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对“密集型育儿”家庭教养方式的回应，美国出现了一种称之为“自由式”教养方式（‘free range’parenting）的新范式，但这套家庭教养方式也有着不公平的双重标准：如果富裕的白人中产阶层父母采取这样的方式，被视为是对过度养育的矫正；如果工人阶层父母，尤其是贫困的黑人母亲实践这样的方法，则被视为一种忽视。[39]20世纪90年代工人或贫困阶层父母由于无奈而采取的养育方式，如今被视为缓解中产阶层父母育儿焦虑的方式，不仅没有解决工人和贫困阶层家庭面临的问题，反而给他们带来新的问题。
四、总结与反思
家庭教养方式涉及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领域。自20世纪中叶以来，发展心理学对教养方式的类型划分对后续研究产生了持续深远的影响。不同学科关注的重点不同：心理学关注家庭教养方式对孩子发展的影响；社会学探究影响教养方式的因素及产生的社会后果；教育学侧重父母对学校教育的参与；经济学分析了教养方式选择的动机和偏好。然而不同学科之间缺少对话，只关注教养方式的单一维度或者某一个方面，更多的是静态分析。所以，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采用动态和历时性的视角探讨家庭教养方式的当代转型及其实践显得十分必要。
现在的父母大多在养育孩子时采取了“密集型育儿”的家庭教养方式。可以说，这是他们在教育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环境下采取的行动策略。“密集型育儿”的家庭教养方式已成为当代社会主流的育儿范式和理想标准。“密集型育儿”的家庭教养方式不仅对孩子和父母会产生影响，同时会进一步加大性别不平等和扩大阶层再生产，使养育孩子面临更多的困境。对此，我们需要持续关注和深度反思。
（一）抚育的迷思和中国的现实
虽然很多父母将“密集型育儿”视为当代社会标准的家庭教养方式，但他们依然有着很多矛盾与纠结。如何在尊重孩子的自主性、培养孩子的幸福感、满足孩子的情感需求与提升孩子的竞争力、追求孩子的教育成就之间取得平衡？这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使父母陷入了一种困境。也就是说，虽然父母可能已经认识到这种过度安排和警惕的文化对孩子来说不一定是理想的，但在“赢者通吃”的社会，好学校的入学竞争越来越激烈，孩子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父母不愿意错过当下任何可以提高孩子竞争力的机会。即使很多母亲的育儿理念是“培养具有良好社会性和情感特征的孩子”，但她们还是更关注孩子的学业成绩。[40]此外，“密集型育儿”的家庭教养方式一方面强调父亲的角色，将父亲带回家庭；另一方面又对经济投入有着较高要求，使父亲也面临着两难困境。这些矛盾不仅产生在中产阶层家庭，同样也存在于工人阶层和贫困阶层家庭，只是在不同阶层家庭中表现的具体形式和程度不同。工人阶层的父母也想抽出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但又不得不为了生计去工作；想要给孩子提供更多的学业帮助，但又囿于自身文化程度的限制。
“密集型育儿”的家庭教养方式在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具体到中国的社会情境，则需要考虑中国传统文化、社会政策、教育制度的特殊性。与西方国家相比，“密集型育儿”的家庭教养方式在中国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中国社会历来就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文化传统，父母对孩子有较高的期望。在独生子女政策的持续作用下，很多家庭形成了“421”结构，四个老人两个父母照顾一个孩子，两到三代人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个孩子身上，在家庭内部形成“严母慈祖”的分工和权力格局[41]。祖辈在给家庭提供支持的同时也在育儿理念和责任分配等方面与年轻一代产生矛盾和冲突，由此产生新的问题。第二，整个教育系统是以考试为导向的选拔机制，且存在非常明显的分层体系。在中国，父母为孩子选择课外活动时考虑更多的是能否提高学业成绩，帮助孩子在下一阶段的升学考试中脱颖而出。大学入学考试完全以成绩为导向，强调学生对学科知识的掌握，这就导致父母更加重视孩子的成绩。此外，从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整个教育系统都存在非常明显的分层体系，不同层级的学校在师资力量、教学设施、生源、声誉等方面存在很大差距。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又是有限的，一个阶段的教育与下一阶段的教育紧密相连，教育竞争前移到小学甚至幼儿园阶段。
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没有形成稳定的社会结构和阶层，有着较高的社会流动率。对于目前的中等收入人口来说，他们主要通过两种途径获得社会地位：一是通过接受教育而实现社会阶层的跨越；二是一部分人（主要是指私营企业主）赶上时代的潮流，通过经济和社会资本的积累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然而，当代社会这种机遇（第二种方式）越来越少，其他路径的可能性越小，教育的价值在社会中就会更加凸显。当所有人都重视教育，教育成为获得社会地位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途径时，竞争就会更加激烈。文化的“遗产”再加上现实的“逼迫”使中国的父母更加焦虑与迷茫，将对孩子的教育投资视为提高未来竞争力的筹码。
（二）走出困境与研究展望
养育子女是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过程”（family-centered process），而不是单独由父母或孩子来主导（parent-or-child-driven）的。[42]它是一个涉及整体的社会系统工程。因此，父母首先要根据实际情况来改变教育观念、调整心态，不要简单地追求分数、成绩、考级这样量化的、单一的标准；夫妻双方应该相互配合和支持，树立共同育儿的理念，达成一致的培养目标。同时，政府要给予有效的公共政策支持，通过育儿假期、社区机构、社会组织给家庭提供帮助，建立育儿支持系统和家庭支持系统。企业可以采用弹性工作制，减少就业市场对女性的歧视，给两性提供同等升职加薪的机会，从根本上转变工作至上的观念。此外，整个社会也要改变人才的单一化评价导向，多元化定义成功的意义和价值。
总之，中国对“密集型育儿”家庭教养方式的关注度逐步增加，已有一定的理论思考和相关的实证研究成果，未来还有很多值得深入探讨的议题。比如，当前对“密集型育儿”家庭教养方式的讨论多以定性研究为主，未来应将“密集型育儿”的概念进行更细致的可操作化，收集相关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得出更可靠的结论，并进行跨国比较和国际对话。目前，尚不清楚“密集型育儿”家庭教养方式的文化范式和评价标准是如何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的，是同期群效应（cohort effects）还是时代因素（period factors）或是两者结合共同驱动。此外，当我们对“好的教养方式”进行评价或者设定标准时，往往忽略了孩子的视角。未来研究应该从孩子的角度对什么是好的父母、好的养育方式进行评价，关注孩子的感受。对于父母自身的困惑和矛盾，我们应该进一步考察教养观念如何影响养育行为，同时还应该关注学校环境、社会机构、教育制度和分层体系等中观因素对“密集型育儿”家庭教养方式的影响。总之，由“密集型育儿”的兴起而导致的家庭教养方式的转型实践依然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不断探索，为引导和建构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家庭教养方式做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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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虽然这些术语都是用来指父母对孩子生活的高度参与,但强调的重点不同。比如，“虎妈”指采用非常严格的教育方式让孩子参加多样化的课外活动以确保孩子在未
来获得成功;“直升机父母"则指那些过度保护和不断监控孩子的父母。这些多出现在非学术的讨论(或媒体报道)中。在学术研究中,我们更多地采用“密集型育儿这
一概念。
回所谓的“第二班"或“倒班有着双重含义,是指从男主外、妇内的家庭性别分工模式向男性做- -份工作,女性既做有酬工作又做家务劳动的“第二二次变迁"。“第三班"
是指配偶一方在处理家庭琐事时产生的情感消耗 ,因为自身不能陪伴孩子而对孩子成长带来的问题产生困惑与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