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学能够嫁接在西方教育学上吗？在我看来都不能。唯一能够做就是把西方理论与中国实践结合起来。我们大量翻译、介绍西方教育理论，紧跟西方潮流，把西方理论引入中国，赋予其“新理念”的光环，并以之指导中国的教育实践，殊不知，教育学作为一种价值-规范理论，带有本国的文化背景与价值指向，甚至一定的意识形态倾向性。西方理论不仅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甚至还会误导中国问题的解决。
应该说，与“教育学在中国”相比，“教育学中国化”的确考虑了中国的实际，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仅停留在“中国化”上，依然建设不了中国教育学。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化”的过程，不是保留中国文化，恰是主动接纳西方文化的过程，是中国文化“自殖民”的过程。有学者不无担忧地指出，“中国化”（本土化）的过程，“与其说它是非西方文化的复兴，倒不如说西方文化真正开始了对非西方文化的浸淫。在精英文化层面，本土主义知识分子所竭力倡导的‘本土化',却恰恰是要让西方文化合法地深入到本土文化的骨髓中去”.“本土化研究传统导致研究者学术品格的自我矮化”.
或许“教育学中国化”的初衷不一定如此，但它确有可能造成新的“文化入侵”和“学术自殖民主义”.即便“教育学中国化”不是以西方为中心，而是为了建设中国教育学，但“中国化”的路子也存在很多不足，如它忽视了教育学在中国发展的艰巨性、复杂性，忽视了对传统教育资源的续接，忽视了对中国教育实践的真实关怀。[8]
“中国化”“化”的是西方理论，不论怎么“化”,都难以“化”出中国的教育学。即便是“他山之石”,也未必能够攻“中国之玉”.所以，试图通过“教育学中国化”来建设中国教育学，此路不通。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批学者，他们有着西洋的留学背景，还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功底，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学贯中西。他们致力于“教育学中国化”,至少说具备个人的资质。但现在的教育学者，在中西文化贯通上，根本无法与20世纪的大师相比。他们当中的人不管有没有留学背景，对西方理论的兴趣远远大于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远远大于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他们的论着虽然是用汉语表达，但述说的却是西方的理论，“若不频频引述西方学者的概念与观点便不足以展开任何问题；在自己的论着结尾不开列一长串西方参考文献目录便不足以表明论着本身的思想深度与学术蕴涵，以至于到了张口西方学者、闭口还是西方学者的地步，否则，便几乎处于完全’失语‘的状态”.
他们对于西方的理论照抄照搬、亦步亦趋，拔高甚至神化之，还自认为站在学术前沿高地，与国际接轨。这种“以洋为重”或“挟洋自重”的不正常学术生态现在成了常态。
更为严重的是，以西方经验为基础、以西方思维方式为导向、以解决西方所遇到的问题为指向的教育理论引领中国的教育发展，预测中国的教育发展，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不自觉地将西方背景下的问题当作中国问题，完全无视中国教育的传统与现实，无视中国教育面临的问题，结果制造虚假的概念，不切实际的思想，误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实践3.国际化过程中教育学中国话语的缺失。
在全球化时代，对于国际化的不恰当认识，无疑也助长了中国教育学的失语。真正的国际化不在于我们翻译了多少国外着作，我们请了多少国外教育专家，我们有多少人到国外留学，而在于我们真正有多少本土成果走向了世界，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和认同，能够与西方学者平等对话。如果只是“单向度”地把引进西方理论、向西方学习作为国际化，这只能把中国教育学置于西方教育学的依附状态、边缘状态，这种“学徒”心态，无疑强化了西方理论的中心地位和话语霸权。只有立足于中国教育问题的特殊性，才有可能真正为国际化作出中国的贡献。正可谓“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们今天要用世界眼光认识中国问题、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把中国看作是全球化中的一员，深度参与全球化并确立中国主体地位的角色意识，实现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教育学如若没有本土的成果，不可能在国际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为此，我们必须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提升学术话语体系的创新意识，争取中国教育学的国际话语权，改变中国教育学的失语状态。我们的目标是“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
三、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的要素
1.中国表达
语言是思想的表达，中国的教育学必须有中国式的表达，即汉语表达。汉语表达不只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一种方式，在全球化的今天还存在着面向的“话语逆差”,西方语言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学术会议，还是学术论文的发表，汉语都处于边缘状态。此时的汉语表达，还代表着民族的身份、国家的地位。今天我们谈教育学的汉语表达，也是为了把中国教育学推向世界，获得国际话语权的需要。
语言不仅仅是一种表达的工具，在深层次上，它是存在的家。语言浓缩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特质、思维方式。“当中国教育学家用’汉语‘言说教育之事、教育之人和教育之理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在显现和传递一种和西方教育学者不同的文化背景，包括不同的研究文化，也是在显示自己的独特存在。”
中国的教育学用汉语来表达，在深层上意味着以中国特有的思维方式表达中华文化和中华精神，这是区别于西方教育学中西方精神、西式思维的重要表现。中国式的汉语表达，是中国教育学的首先特征。
但现实中，我们的教育着述中大量存在着的是“西话中说”,即以汉语的方式表达西方的概念、西方的理论、西方的思想，教育学成了西方理论话语的“殖民地”和“跑马场”.着名汉学家余英时先生曾语重心长地说：“我可以负责地说一句：
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着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
还有一种情况叫“中语西说”,这就是为了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把中国文化尤其是古代文化翻译成外语，使外国人更好地认识和了解中国。其实，翻译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常常遇到用英文难以表达的汉语，因为它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成熟的翻译，一定是按照西方人的思维、西方人的表达，替代或剪裁中国人的思维、中国人的表达。所以，对于以汉语表达的中国教育学而言，必须确立一种理论自信，一种文化自觉。
如果依然还是西方的花儿好，西方的月儿圆，是决不可能完成构建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这一重大任务的。在这种理论自信和文化自觉的思想下，即便是对待西方人的思想，也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为我所用，站在中国的立场，基于中国的问题，回到中国实践之中。
2.中国实践
以往一谈到中国教育学建设，首先想到的是回归教育传统。重视传统是必要的，但教育学作为时代的教育理论，必须面对鲜活的教育现实，总结时代的经验，回答时代的问题，创建反映时代特征的教育学。传统是过去的时代，新的时代是历史的延续和发扬。我们不排斥历史，但必须基于时代的需要，我们不能回到历史中，我们必须面对鲜活的教育现实、教育实践。
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不是单向的理论指导实践的问题，而是双向的生成。对于承担实践指导功能的教育理论而言，如果离开实践，仅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做书斋式的学问，不仅杜撰的教育学无生命力，而且还易误导中国教育实践。有生命力的教育学，一定是基于实践的创造，基于实践的经验，总结创造，总结经验，进行科学分析，上升到理论，同时，发现实践中的问题，努力改进教育实践中的问题。教育学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没有实践，就不可能有有生命力的教育学。
20世纪20年代，在引进和改造西方教育理论之时，也有一批教育家，如陶行知、黄炎培、晏阳初、梁漱溟等，立足本土教育实践，开展教育实验，建构本土教育学。遗憾的是，受政治的影响，加之教育实验时间不长，本土学术积累不够，无法创生出今天学科意义上的本土教育学。但今天的情况不同，新中国经过60多年的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后，转型期教育改革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我们在素质教育、教育现代化、教育公平、学校教育制度变革等许多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与创新。教育学必须牢牢立足中国教育实践，深入解读中国教育的发展道路，切实提升中国经验，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实践的源头汲取活水。
3.中国经验
在中国教育学的发展中，我们一直依赖于西方的理论，甚少总结自己国家的经验。建设中国的教育学，如果仍然停留在西方理论“中国化”阶段，用西方的理论改造中国实践，或者用中国的实践阐释和论证西方理论，那么，中国教育学永远只能处于依附地位。教育学摆脱依附地位的关键，在于加强对中国教育自身特点的研究，包括历史的和现实的。只有从中国教育自身特点中找到中国教育的独特规律，才能建立基于中国实践、反映中国经验的教育学。
教育实践不等于教育经验，教育经验也不等于教育学，但教育经验一定是基于教育实践，教育学一定是基于教育经验。我们需要把这些反映经验的实践话语，经过科学的分析、提炼上升到理论高度，转化为学术话语，打通实践话语与学术话语之间的壁垒。教育学者要介入教育实践之中，了解国家的教育改革，善于分析和总结改革的经验，并提升到理论的高度。
我们的教育学，对于西方的理论反应快，但缺少对中国教育历史和现实的总结与思考，后者恰是教育学缺少中国特色的最主要原因。如果说20世纪初期中国教育经验不足，尚无力建构反映中国经验的教育学，那么今天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创造出了许多成功的教育经验，仅基础教育而言，2014年教育部批准的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就有417项。这些获奖成果扎根在中国大地上，是中国教育实践成功的结晶。中国教育学要依据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去分析和总结这些成功的教育经验，将其纳入中国教育学之中。
4.中国文化
中国教育学，不是只在中国范围内的教育学，也不是中国教育政策的汇编，而是蕴含中国文化的教育学。“对中国教育真正具有引导力的’思想‘,最终只能形成于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境脉之中，并最终会带有’中国话语‘的特征。”[14]
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命脉。***总书记指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15]
对于文化来说，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塑造了一个民族特有的“社会文化性格”或“文化特质”.中国的教育实践、中国的教育经验，都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基础。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如中国文化以社会为中心，把人作为“关系中的人”,强调“和”与“德”;西方以个人为中心，把人作为“单子式的人”,强调自由、权利与制度。西方的教育学植根于西方文化之中，不免带有“西方话语”的特征。把西方的思想运用到中国，必然导致“食洋不化”或“削足适履”.因此，我们必须打造基于中国文化命脉的中国教育学。
长期以来，我们缺少理论自信，总是抱着一种“学徒”心态，把西方的理论学术话语奉为圭臬，认为西方的理论学术话语更为先进、更具普世性。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谈论中国教育学的话语体系，除了续接百年来的教育学“中国梦”,还有一个现实的原因，就是要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和话语霸权。为此，中国教育学的建设特别需要提升中国教育学人的文化自觉意识。文化自觉并不是文化保守，它同样强调对西方文明的吸收和借鉴，但要把西方理论置于中国的文化境域下考虑，而不是全面接受。如对于公民教育的认识，西方主导的理念是自由主义，公民教育强调以权利为核心，这显然不符合中国伦理文化的精神。因此，我们就不能以西方的公民教育评判和裁剪中国的公民教育实践，而必须基于儒家文化，建立以责任和道德为核心的中国公民教育图式。只有做到了文化自觉，才能理性地对待西方的教育理论，真正建构属于中国的教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