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教育研究成果和研究过程是教育研究的“前台”与“后台”, 读者作为观众, 需要了解研究过程以便更好地理解教育研究, 这也是读者的一种知情权。教育研究过程中隐匿着风险:对于定量研究而言, 研究过程缺失会使研究设计、数据收集、结果处理、结论公布上存在失真风险;对于定性研究而言, 访谈双方的信任度以及状态和情境影响研究的真实性;混合研究方法可能前两种风险同时存在, 也不能解决研究的失真风险。教育研究过程从“后台”走向“前台”是解决失真性的关键。可以通过注释性介入和后记式介入, 更可能的方式则是借助杂志社网络平台来呈现研究过程, 既能有效降低失真风险, 更是一种研究的伦理精神。
关键词： 教育研究; 教育过程; 失真风险;
在教育科学研究中需要使用各种方法, 无论是定量研究、定性研究或是混合研究, 我们都希望所获得的数据或材料是“真实”的, 研究工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更加接近客观事实。究竟何为“真实”?是关于表述的准确性还是实证性研究的科学性抑或质性研究的原始性是本文首先要理清的概念。
作为教育科学研究的两种范式, 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在方法论上存在差异:定量研究以实证主义、自然主义等为基础, 追求的是科学精神;定性研究以建构主义、现象学、批判理论为基础, 弘扬的是人文精神。在定量研究中, 研究者以旁观者和局外人身份存在, 对研究的功用保持中立态度。在定性研究中, 研究者本人就是研究工具, 扮演参与者和局内人的角色, 容易对研究产生影响[1]。因此, 定量研究中工具的科学性以及研究者的科学精神影响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定性研究中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主观意识影响研究资料的真实性, 从而决定研究的可信度。可见, 教育研究中的“真实”, 就是要让研究不断地接近客观的事实, 以及更加接近研究者主观建构的意义。
学者对教育研究中的真实性问题已有关注。目力所及的研究有贺腾飞 (2014) 从哲学角度入手, 对所谓的“真实性”进行过哲学的探讨, 对于真实性在哲学中的认知, 以及探求真实性价值标准进行思考。[1]杨开城等 (2010) 提出要建构科学性的教育理论。[2]满中坤等 (2011) 也撰文探讨“论教育研究的科学性”问题。[3]马培培 (2016) 撰文探讨“复杂性视角下高等教育研究的科学性危机及出路”, 开始关注高等教育研究的科学性问题。[4]张济州 (2006) 撰文“论教育‘叙事研究’的科学性———兼与许锡良同志商榷”探讨质性研究的科学性问题。[5]笔者也于2007年对科学研究中资料的真实性问题进行过思考。[6]研究有的从某一方面的失真性进行探讨, 有的对“真实性”问题本身进行思考。可以说学者开始关注教育研究中的“真实性”问题, 但没有进一步地推进和深入。本文则在失真的类型以及如何避免失真问题上进一步思考, 更加聚焦问题本身, 以期引起更多学者对教育研究本身的反思, 促进研究更加走向科学的状态。
一、教育研究过程中的失真性问题何以存在
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 (Erving Goffman) 提出的“拟剧理论”中有两个基本概念:“前台”和“后台”。该理论认为社会和人生是一个大舞台, 社会成员即演员。“前台”呈现的是能被他人和社会所接受的形象, “后台”是为“前台”表演做准备、掩饰在前台不能表演的东西。通常人们会把他人和社会不能或难以接受的形象隐匿在“后台”。如果把教育研究看作一个舞台, 教育研究的成果表述即为“前台”。它是研究者在“后台”的精心准备下, 将其以各种表达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从成果形式看, 有研究论文、调研报告、着作等;从研究方法看, 有文献研究、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和混合研究等;从研究国别看, 有国内研究、国外研究和比较研究等;从研究立场看, 有建构性研究, 也有批判性研究。这些研究成果经过作者精心设计、编撰后, 以一种特定的研究范式走到前台, 传递着作者的价值导向, 为读者提供知识、研究的视角, 以达到深化认识、改善实践的目的。人们习惯于欣赏阅读“前台”的表演, 因为它的确从形式到内容再到价值引导, 都是经过作者精心设计与编辑层层把关, 呈现出相对完美的结果。读者相信研究的科学性和真实性, 并高度认同或者与作者互动交流商榷。
问题是读者仅仅通过结果与研究者互动, 而并不知情研究过程。研究者如何查阅资料、采用何种方法开展研究对读者而言仍是一个“黑箱”。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 研究者愈来愈认识到无论是文献研究、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 单一的研究方法都存在失真的风险。为提高研究的可信度, 混合研究方法逐渐被广泛使用, 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 三角互证法、田野工作法等应运而生。
进一步追问的是, 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一定可以保证研究的完全真实可靠吗?在教育研究这个大舞台, “后台”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发生的情境如何?故事中的主人公又是如何表现的?诸如此类问题的交代正是作者对读者最为负责的回应。即使是在艺术舞台上, 观众也渴望了解前台演员的后台生活, 更何况作为科学的教育研究。在教育研究这个舞台, 作为读者的观众有权利了解研究的“后台”, 而这正是作者的教育研究过程。“后台”的状况不是读者可以自己发现的, 而必须由作者真实地提供出来, 因此, 作为只有研究者自己操作的研究过程就一定存在失真风险。尤其是对于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而言尤为如此。正因为“后台”走向“前台”实际上起到了一种监督研究诚信、保证研究真实可靠的作用, 因此, 让研究过程走向“前台”也便具有了更大的伦理价值。
二、教育研究过程失真性风险的表现
(一) 定量研究各环节的不规范带来的失真风险
定量研究范式认为在人们的主观世界之外, 存在一个客观且唯一的真相, 研究者必须采用精确而严格的实验程序控制经验事实的情境, 从而获得对事物因果关系的了解。因此, 定量研究强调在研究设计、数据收集、结果的处理与解释上必须具备严格的形式, 由此出发, 定量研究形成了包括严格的抽样技术 (随机抽样) 、量化的资料收集技术 (调查、实验) 与以数理统计为基础的资料分析技术 (描述统计、推断统计) 在内的一套完整方法体系。只有确保研究过程中每一个环节的科学性才能保证研究结果的科学和诚信。
1. 研究设计中的失真风险
研究设计包含研究假设、研究工具、取样。对于一项定量研究, 这是研究的第一步, 也是非常需要科学精神的环节。以问卷设计为例, 如果研究者采用国外测量工具, 必然存在测量工具本土化问题。如果是自己设计问卷, 也需要对问卷和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在整个问卷和量表本土化和制定过程中, 是否严格按照科学量表设计要求来严谨地确立自己的研究工具, 有没有进行初测和试测, 并反复修改研究工具, 是研究者没有任何观众情况下的“后台”行为, 也是考量研究者诚信的关键。研究工具的信度和效度决定研究的科学性。
研究设计中的取样同样存在诚信风险。误差在研究中是允许存在的, 如果按照严格的理论来取样, 误差也会降到允许范围之内。问题的关键是执行中是否做得到严格和规范呢?这种“后台”行为通常是无人监督的区域。因此, 失真的风险必然存在。
2. 数据收集中的失真风险
数据收集涉及问卷的发放、回收、统计等环节。其中存在失真风险的地方在于:接受调查的具体对象是谁?他们的状态如何?问卷分发的情境如何?回收的过程又是怎样的?有时候, 对于一个随机的调查, 如果为了吸引调查者到场, 会有一些“物质的诱惑”, 如此, 必然存在某些人为了物质的目的来参与调查, 而这些恰恰不是研究想要的调查对象。例如, 一份调查农民生活状态的问卷, 为了吸引农民的积极性, 研究人员承诺参与者每人一袋洗衣粉, 结果赶来参与调查的多数是一些留守的老弱病残之人。他们并不代表真正的农民生存状态, 自然很难保证数据收集的真实性。
对于一项学校的调查, 谁能保证学校推荐给研究者的班级不是被他们筛选过的, 已经不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班级和学生?问卷分发时学生的状态如何?是在疲劳状态下还是精神良好的状态下?调查是在一节课的开始阶段还是即将结束阶段或者其他阶段?学生心情和调查的时间段必然影响对问卷态度认真与否, 影响数据的真实性。
3. 结果处理上的失真风险
研究结果的处理过程是一个庞大的数据统计与分析工程。对于一个大样本的调查而言, 数据处理相当烦琐, 有多少人参与数据统计?统计是在什么环境下进行的?统计者连续工作多长时间?有没有疲劳工作的情况?在这一过程中发生过什么和这个环节相关的事情?比如, 有没有因疏忽数据没有保存而丢失的现象?参与的人员责任心如何?负责人有没有在场监督?这些状况直接影响数据结果处理的完全真实性。尽管研究允许有一定的误差, 那么, 这个误差要保持在哪个范围内算是合理的?
4. 结论公布上的失真风险
数据统计结果出来后, 通常要实事求是公布研究结果, 并提出研究结论。如果研究结果与研究假设一致, 并验证了假设, 那么, 这样的研究应当相对完美。如果研究结果不能验证研究假设, 一种情况是, 可以得到与假设相反的结论, 对于研究者而言同样也是一种研究结论。另一种情况, 是否存在一种可能, 研究者会为了契合验证假设而篡改数据?
我们相信研究者绝没有主观造假的意愿, 我们不需要进行监督, 但是, 这并不是研究过程隐匿“后台”的理由。研究过程的呈现至少可以给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调查场景, 这对于研究结果的分析以及研究结论而言至关重要。读者有权利了解研究过程的真相, 以便于更好地理解研究, 与研究者产生共鸣。
(二) 定性研究中情境的非自然状态带来的失真风险
定性研究以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与建构主义为哲学基础, 同时解释学、现象学、符号互动论以及社会批判理论等思想也对其具有重要影响。定性研究范式同样包含理论假设、研究设计、数据收集和解释等。它虽然不像定量研究那么用科学的方法搜集资料, 但是同样追求真实的结果。它的真实性更多地体现在研究方法上, 包括参与与非参与观察、无结构与半结构访谈、案例分析、行动研究、历史研究、人种志法等多种形式。在解释环节上, 我们不强求统一规划, 但持有基本的价值中立是必须做到的。
1. 双方的信任度影响研究的真实性
访谈法是定性研究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数据收集方法。访谈过程中, 访谈者要想获得真实的数据, 除了需具备相应的专业访谈的技能外, 还需要和被访者建立一种信任关系, 这是一种情感投入。如何把握这个度很关键。过度的信任和亲密会使访谈者的价值很难保持中立。在描述现象和资料时有没有价值引导?有没有自己的情绪和同理心夹杂进来?任何一点都会使其呈现的文字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读者是要了解真相的, 主观性的描述和分析可能会掩盖部分事实。此外访谈者自身的状态如何等都会使研究具有一定的失真风险。
2. 访谈者双方的状态及情境影响结果的真实
定性研究特别要求在情境上格外小心。尽管要求特意安排环境以更接近真实, 但是还要注意的是被访者的情绪状态以及前后一段时间围绕他是否有特殊事件发生。资料收集过程中被访者的状态如何?有没有情绪波动?有没有被价值引导?被访谈者的状态如何?有没有特殊状况?访谈的过程有没有意外事件发生?访谈是否按照原计划的时间方式进行?当时访谈的环境如何?有没有意外发生?
当研究者进入现场观察时, 此刻的情境是否是一种常态环境下的观察?所有这些看似与研究内容无关的内容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观察访谈效果, 即资料收集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这些所谓“后台”的情境, 作者非常有必要给读者呈现, 也是研究大舞台的重要一幕。
(三) 混合研究中存在拼盘式组合增大了两种风险存在的可能
研究实践表明, 在一定程度上采用定性与定量两种范式相结合的方法可以丰富研究结果, 提高研究质量。有研究者指出, 正是由于定性与定量两种范式在研究姿态、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研究策略以及研究者自身的位置等方面都存在显着的差别, 二者的结合才可以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优点, 组成最适合研究所需的混合型研究模式。[7]可以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来看待研究问题, 从而根据具体研究问题选择适宜的研究方法。可以在研究总体设计上结合采用两类研究范式, 使得研究臻于完善。研究者可以根据具体的研究问题, 将这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结合起来, 形成混合型的具体研究方式。在具体研究过程中, 研究者也可以结合采用不同范式体系中的具体方法, 以丰富研究结果。
混合研究方法看起来很美, 似乎摈弃了单一的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弊端, 理应是完美的组合。但是在实践中不难发现, 混合研究设计正从类型视角转向协和视角。 (1) 正因为协和视角将量化和质化看作同等重要, 因此研究中极易出现二者平分秋色的状态, 使混合研究方法处于拼盘式的融合, 关注形式上两种方法的比例, 却仍然忽视了协和视角的融合过程, 尤其在成果表述上没有呈现过程。看似混合的研究与单一方法的研究并没有质的改变。缺乏“后台”呈现的资料, 前台呈现的风险就不可避免。
三、降低教育研究过程风险的努力
(一) 还原真相是保护读者的知情权
1. 读者了解研究的“后台”是为了更好地与研究者对话
长期以来, 教育研究的“前台”只有研究者在独舞 (研究者自说自话) , 很少与观众 (读者) 互动。偶尔有些互动交流、商榷之类的文章, 也在读者一篇商榷文章发表后而戛然而止。很少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激烈的教育论争情形出现。整个教育研究的舞台是:台上研究者粉墨登场, 自说自话, 研究成果接二连三, 却并不关注对观众的效用;台下读者要么不屑一顾, 置之不理, 要么虔诚膜拜, 引用转载。也有观众窃窃私语, 似懂非懂。更多情况是这些研究成果安静地躺在某个地方, 等待作者晋升晋级时被作者启用, 或者在必要时被相关同行所关注。
教育研究的“舞台”和实际生活中艺术大舞台不同的是:后者纯粹是看热闹的, 他们观看表演的目的在于娱乐开心, 演员和观众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 二者不需要进行专业对话;而前者的观众 (读者) 是内行, 演员和观众是同行, 他们要彼此切磋与交流。这就需要一个前提, 即读者需要了解研究者的研究背景, 研究者需要把读者拉到研究情境中去, 使读者成为其中的一个角色, 读者才可以与研究者产生共鸣与共识。就像文学作品一样, 读者必须身临其境才可以与作者深度对话。
2. 读者具有了解研究过程的知情权
既然研究者与读者处于一种对话的关系, 就要有对话的前提。分析语言哲学认为人们在对话交流时, 双方需要拥有一个共同的话语体系, 包含所使用的概念应该统一, 而不是各执一词;双方要了解彼此的谈话前提和背景, 这样讨论才可以进行下去, 否则可能自说自话。
对于教育研究的对话双方, 研究者先抛出一个话题, 读者要进行对话交流, 首先要了解研究背景。这一点研究者通常会在文中有背景的交代, 除了背景的交代之后就是研究结果的呈现和分析, 实际上省略了非常丰富和复杂的研究过程, 使研究成了一个黑箱, 难以令人信服。正如警察在断案时, 仅仅发布一个案件的结果。在民众还没有更多的有知情权需求的情况下, 一个结果足以解决问题。而今人们的维权意识逐渐增强, 也开始了更多的理性思考和追问:这个结果是嫌犯主动真实的交代还是刑讯逼供的产物?案件处理的过程是怎样的?有没有虚假草率的成分存在?同理, 教育研究结果的呈现非常容易, 数万字的研究报告和一系列的数据真的科学、真实吗?这并非是在怀疑研究者的动机, 但是主观的失误是必然存在的, 而这个失误绝不是研究允许范围内的误差。呈现研究过程的目的在于读者可以与研究者共同对话与交流, 因为了解研究过程应该成为读者的知情权而被不断强化。
3. 还原真相体现的是一种科学精神、学人风骨
学术伦理一直是学者进行研究时始终坚守的道德底线。学术伦理要求学术研究要遵循诚实原则, 在学术规范中表现为不抄袭剽窃、不造假;不捏造数据或结果, 不破坏原始数据的完整性, 不伪造拼凑篡改科学研究实验数据、结论、注释或文献资料等。这些规范所涉及的问题正是呈现研究过程必要性的体现。一位真正具有学术伦理精神的研究者, 就要具备求真、求善、求美的品质, 需要高度的自觉自律精神, 真正诚信研究。
通常情况下, 研究者的学术伦理动机毋庸置疑。很少有研究者主观上希望自己研究成果有不端行为, 我们更要关注的是非主观的学术伦理出界现象, 由客观原因造成的学术失范行为的产生。如何使读者对作者的研究成果深信不疑, 并乐意将此研究作为重要的研究参考, 需要研究者拿出足够的底气证明自己的研究是科学严谨的, 是经得起推敲和检验的, 任何一个环节和细节都可能存在致命的弱点。因此, 研究者当有勇气呈现研究过程的每个细节。这既是一种科学研究应有的求真求实的精神, 也是作为学者的伦理风骨。
当然, 此处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可能会被质疑:谁能保证作者呈现的研究过程就是真实的?也许作者是经过筛选后, 呈现了他 (她) 认为合适、不被质疑的内容呢?若真如此, 问题似乎就成了无限循环的无解之题了。回到客观现实, 我们不做这种性恶假设, 我们相信研究者会真实地呈现研究过程。这是道德底线不可突破。
(二) 真实地呈现研究过程的内容
在研究过程中, 影响研究真实性的因素主要有两大类:定性研究的情境和定量研究的数据统计分析。
1. 客观呈现定性研究中的情境和角色
首先, 定性研究的资料主要通过研究者的实地考察、访谈来搜集, 因此情境具有随机性, 短时间的参与会使研究者具有偏见, 偶然事件或季节性的活动会影响研究者的观察。资料的真实可靠性受制于当时的情境、访谈者的状态以及受访者的状态。因此, 研究过程应涉及研究者参与研究时间的长短, 研究者是否留在现场, 研究者是否充分获得了饱和的数据, 并且要始终追求以不同的方式解释分析。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中, 需要研究者具有理论触觉, 能以分析性眼光看到深层现象的一种能力, 这种能力可能会因人而异, 使研究具有一种主观性。同时, 扎根理论需要研究者有比较高的访谈技巧和经验, 不同的访谈者会获得不同的资料。在叙事研究方法中, 被访者的情绪、当时的处境等也会影响访谈资料的收集。这些情境和访谈者、被访谈者的状态应该经由研究者的介绍走向“前台”。
其次, 研究者可以采用三角互证法来相互印证。可以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 可以寻求问题的不同来源或者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对同一个问题进行相互验证。可以用不同的手段记录材料, 如录像带、照片、录音或者其他;还可以借助一个与研究无关的人员, 从旁观者角度看待所研究的问题, 也是验证信息的途径之一。这些也应该成为走向“前台”的内容。
2. 规范描述定量研究中的工具、样本与数据统计
定量研究中要涉及测量工具的确定、样本的选择以及数据搜集与统计等。严格意义上讲, 工具要科学有效, 外来工具要本土化。这个过程需要专业人士的参与并指导完成, 是需要研究者向读者交代清楚的。例如:样本的选择过程, 研究工具要尽可能呈现问卷的发放与回收的情境, 调查的时间段, 是否采用了物质奖励的方法吸引被调查者参与, 数据统计分析时的状况, 参与统计的人员构成, 启用电脑的设备状况, 数据统计的耗时, 中间是否发生过意外事件, 如数据丢失等问题, 问卷顺序有没有被打乱、是否通宵熬夜工作等。
此外, 在数据统计结束后进行分析过程如何?历时多长?运用SPSS软件是否熟练?中间有没有因为烦琐而失去耐心的时候?数据是客观的, 而操作数据的人具有主观性。这些都应该是研究者推向“前台”的具体内容。
当研究者将真实的情境如实地描述的时候, 一定程度上是研究者对自我的一种约束。这种约束不断促使研究者将研究做到相对完善, 减小误差。研究中的误差允许存在, 前提是不可避免的客观误差。主观的误差常常因不同研究者而异, 因此也就多了更多的风险。科学性和真实性更多取决于研究的伦理精神。
主观误差的避免没有科学的工具来约束, 靠的是研究者内心的良知。而真实地呈现研究过程恰恰是一位道德法官的存在形式。它的存在本身具有一种威慑力, 使人按照学术律法行事, 从而让研究更接近真实和科学。
(三) 呈现研究过程的方式与可能
如何将过程呈现给读者?以下两种方式可以尝试。
1. 注释性介入
无论是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 可以尝试用注释的方式呈现研究过程。呈现的内容前文已经谈到, 这些内容可以在文中以注释的形式加以说明。目的在于当读者阅读正文时可以随时了解研究者当时的状态, 从而与研究者达到共鸣, 更深切体会研究情境, 进而理解研究的结果。
例如, 研究者在介绍研究背景时, 通常会说投放问卷500份, 回收问卷450份, 回收率90%。看似很简单的介绍, 背后可能是复杂的过程。此处应该用注释加以具体说明:问卷第一次发放是在下午第一节课上课前进行, 同时占用了几分钟课堂时间。由于校长没有提前给班主任交代, 结果在学生答题几分钟后, 班主任进来制止了这项工作, 将问卷全部收回。后经研究者请示校长, 校长与班主任沟通后, 重新发放问卷, 调查继续进行。
这一注释的合理性在于, 调查的时间可能不是特别合适, 因为下午第一节课, 学生是要上课的, 利用这几分钟进行调查会使学生应付了事。而且, 班主任的制止暗示了她的不支持, 也许会影响学生的答题真实性。当然, 这是一个消极的注释说明, 但也是真实的。更多时候, 研究者是进行充分的准备的, 同样的注释还有如下说法:研究者事前和班主任沟通好, 调查工作放在周一的班会上进行。由班主任特别交代说明, 并提示学生认真作答, 调查进展顺利。简单的一个注释给读者交代了一个相对合适的调查背景, 增加了调查的真实性。这一注释性的介入比较适合一般的学术论文。当然, 这里面存在一种风险:研究者是否有勇气将真相说出来?这就涉及学术伦理问题。
2. 后记式介入 (1)
对于硕士或博士论文, 研究的过程会比较长, 注释的方式不足以充分展示过程的复杂性。因此, 在注释的基础上, 以后记的形式将整个研究过程呈现出来是合适的且尤为必要。除了注释性介入应该呈现的内容外, 后记还应该呈现研究者查阅资料的过程与艰辛, 这些宝贵的资料不仅是对读者的一个交代和尊重, 也是对自己整个研究过程的梳理, 是对读者的一个承诺, 对自己的一次感动和认可, 是一种永久的记忆。这种后记的方式应该与致谢一并附后, 成为硕博士论文的一种论文体例中的必要内容。两种过程介入的方式既可以单独应用在某一个单一研究方法的研究中, 也可以应用在混合研究方法中。它使定量研究的数字充满温情, 也使定性研究的文字更加令人信服, 使研究浑然一体, 更加丰盈。
3. 以电子方式呈现
从理论上讲, 以注释的方式或后记方式来呈现研究过程是合理的, 尤其是对于着作而言, 后记描述是容易的。论文的研究过程呈现在现实中会遇到一些困难, 比如:面对越来越紧张的杂志版面, 似乎很难做到将这些文字完整呈现。矛盾的解决可以借助电子网络平台。
研究者以注释方式加以简单说明, 可以推荐读者到杂志网站平台去阅读详细的研究过程。在杂志的网站设置一个版块是不难实现的。这就需要杂志的征稿要求特别说明, 需要作者另附研究过程的电子稿说明。如此, 这种既要呈现研究过程, 又不占用纸质杂志版面的矛盾可以顺利解决。
此外, 国外研究论文参考文献通常要占用大量的篇幅, 也是研究过程呈现的一种体现。未来的国内研究也必将越来越重视研究过程, 必将使其大大方方地登向“前台”。
参考文献：
[1]贺腾飞.教育科学研究中的所谓“真实”[J].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 2014 (3) :23-31.
[2]杨开城, 李向荣, 张晓英.论教育研究的科学性问题[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0 (10) :66-71.
[3]满中坤, 李慧慧.论教育研究的科学性[J].教育学术月刊, 2011 (2) :8-11.
[4]马培培.复杂性视角下高等教育研究的科学性危机及出路[J].现代教育管理, 2016 (4) :8-13.
[5]张济州.论教育“叙事研究”的科学性:兼与许锡良同志商榷[J].教育研究与实验, 2006 (1) :15-17, 43.
[6]李醒东, 刘晓红.科学研究中资料的真实性诉求背后:论人文研究的价值追求[J].当代教育科学, 2007 (11) :43-44.
[7]张绘.混合研究方法的形成、研究设计与应用价值:对“第三种教育研究范式”的探析[J].复旦教育论坛, 2012 (5) :51-57.
注释：
1 类型视角即归纳、确立混合方法研究的若干设计类型;协和视角即将混合方法研究过程视作一系列相互作用的组成部分。这种视角将混合方法研究过程视作质化、量化互动组合, 其核心原则是, 质化量化的组合优于任何其中之一。因而, 混合方法研究中质化量化成分同等重要, 同等份额。
2 以上研究过程发生的事情正是作者在做博士论文过程中的真实情况。在对博士论文进行反思的时候, 将这一过程真实地呈现了出来, 竟然感到心情无比舒畅。既有对研究过程煎熬的一吐为快的快意, 也有一种尊重科研研究精神的自豪感和责任感。这既是对读者负责, 更是对作者自己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