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体理性与有限理性以及集体无理性
家庭教育投入从个体利益最大化出发，遵循制度约束，通过提供扩展投入来获取额外收益是个体理性的结果。但是人的个体理性是有限的：一方面，人们的个体选择面临的是一个复杂且不确定的对象，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不完整等诸多弊端；另一方面，人的决策能力、认识能力也是有限的，个体不可能做到无所不知。就家庭教育投入而言，个体家庭在做出投资决策时并不能准确判断其他家庭对子女教育投资的基本情况，如投资金额、学习时间、学习频率、学习内容等。所以，家庭个体往往选择能使个体尽可能获得更大收益的决策，而在淘汰性选拔机制中要想脱颖而出必须使个体享有的资源和收益具有排他性，所以最终个体选择的结果是竭尽所能增加扩展教育投入，寻求优质教育资源。扩展性投入过度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全体教育成本的上升和个体家庭教育负担率增加，这也正是集体无理性表现出的消极影响。
3.公共选择下的财政政策缺陷
公共问题与公共管理解决的问题之间具有不对称关系，即公共管理面临的待解问题是多样的，其解决的问题却具有选择性。鼓励家庭积极进行教育投入，针对的公共问题是国家教育财政支持不足，需要民间资本注入以满足教育发展的需求。但是公共选择下的财政政策，始终面临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偏好现实问题，即个人对公共产品的评价，如何通过有效的机制将其真实地表达出来；二是偏好的加总问题，即当个人对公共产品给予不同评价并显示出其不同偏好时，如何将这些观点集中起来进行权衡，以形成最终的决定并最大限度反映选民的意愿。
当前的教育财政政策免除了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这是公共偏好揭示主流问题的政策选择，大部分民众希望接受免费的教育，但是也有不少群体希望支付更多的成本，享受更高质量的教育。于是，在公共政策外部转化为市场调节，市场调节的结果就是购买力强的人获得更多优质资源，反映在实践结果中是阶层之间更大的差距。但是反思发展教育的初衷，公共选择的缺陷导致教育发展的结果与维护社会公平的本意渐行渐远。
三、现实反思：“异化”回归正能量的路径规划
义务教育家庭投入异化倾向的出现既是公共选择的结果也是政府职责缺位的体现。由异化回归正能量，需要多方努力、统筹协作，不仅要从物质保障、制度建设等器物层面予以调整，还要从家长心态、社会文化心理等精神层面加以努力。异化倾向产生的背后，更有诸多问题值得深刻反思。
1.明确政府责任，保障基本公平
社会公平是教育公平的前提，社会公平被破坏意味着社会资源、社会财富在社会成员间分配不公[10],其结果必然是更大的教育不公平。政府在义务教育发展中承担着维护基本公平的职责，所谓基本公平就是首先要保证教育条件公平和起点公平。但是，当前教育财政体制下，义务教育阶段的经费统筹层面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因此不同地区的教育条件不公是显而易见的。即便是同一地区内部，由于历史上长期“厚此薄彼”的资源分配，不同学校之间的差异也很大，这种明显的比较差异是导致家庭扩展教育投入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聚焦区域内不同学校之间的差距，可以更加明晰政府责任的缺失。虽然认同差距存在，有差距不等于不公平，但是我们拒绝最低水平与平均水平之间绝对值的悬殊。政府的基本职责在于均衡与公平，不在于推优。优质资源可以更强力地吸引民间资本，但是困难群众的利益必须得到政府的保障。义务教育家庭投入的“异化”倾向产生及危害更需要政府从维护基本公平的角度加以疏导。否则，富人的子女享用优质教育资源，且不断将扩展教育投入的效用发挥到极致，而穷人的子女处在劣质学校中，且没有能力与富人的扩展投入相提并论，那么教育将不再是维护社会公平的工具，反而成为社会阶层的分流器、筛选机。
2.促进制度创新，优化选拔机制
家庭教育扩展投入是家庭利用制度约束获取额外收益的合理方式。当前人才选拔方式以知识考查为主要内容，以考试作为主要形式，指挥着父母围绕应试知识而用力。因此，应进一步促进制度创新、疏通人才晋升的渠道、优化选拔机制，更好地引导家庭教育投资的流向。
抑制教育自身的异化是促进制度创新的着眼点。“教育异化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人的发展的异化，它导致人的全面性、丰富性的丧失而仅仅片面发展了人的经济性、政治性等某一方面的才能。教育异化的本质特征是对教育培养完整、和谐发展的人的教育本质的偏离和背弃。”
家庭教育投入的异化倾向与教育自身的异化存在必然联系，教育异化的结果导致家庭教育投入异化倾向的产生，家庭教育投入又助推教育异化。因此，抑制或破除影响教育异化的制度因素，促进制度创新和完善是必要且迫切的。
改革教育质量评价制度是优化选拔机制的必由之路。以“人的全面发展”来确定教育质量基本标准，有利于扭转片面追求升学率现象，有利于减轻学生学习负担，这不仅对于教育结果具有导向作用，对于教育过程也有指引作用，使教师不再仅仅为考而教、学生不再仅仅为考而学[12],而且家长不再为分而投。家庭教育投入，特别是扩展投入也会被引导到促进子女的全面发展的路子上来，把孩子从书海、题库中拯救出来，真正为子女生活幸福而投资。然而，制度创新是制度参与者的利益博弈过程，期间各方利益相关者的互动直接影响着制度改进的过程和效果。促进制度创新，不仅要有改革的勇气，还应该能够承担改革的成本，确保社会稳定。
3.调整父母心态，减少功利主义
家庭教育投入的决策者是父母，其基本心态与价值倾向决定了家庭教育投资的流向与功效。当前，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投资的异化倾向与父母的功利主义心态不无关系。首先，功利主义导致目标与行为转化的不对等。家长希望子女生活幸福是真切初衷，但是父母将让子女生活幸福的初衷转化为取得高收入进而奔波于各个辅导班之间则是功利主义的驱动。其逻辑关系在于生活幸福需要物质享受，物质享受需要高额收入，进入高学历好学校，进而需要具有排他性优势。其次，父母通过增加知识学习为主的扩展教育投资也是急功近利的表现。教育投资要坚持教育性为第一原则，在对子女教育投资的取舍上以及对子女投资总量和结构的决策上，家长首先需要考虑是否有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
显然，以增加知识储备为主要目的的家庭教育投入不仅让子女疲于应付，甚至打击了他们的学习兴趣，牺牲了童年幸福和认知的乐趣，但是这样却可以快速提升子女学习成绩，让其从选拔中脱颖而出。因此，不少父母明知孩子苦，却仍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的原因就在于其功利主义倾向。减少急功近利，树立正确的教育目标能够让异化了的家庭教育投入释放正能量。把幸福作为教育对人终极关怀的着眼点，符合人的本性、教育目的、社会使命和教育的超越性。
以促进子女身心健康发展、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教育目标是让子女幸福生活的根本保证，家庭教育投入的正确价值归属应该是子女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继而达到幸福生活的终极目标。
投资教育为子女幸福，这是父母心愿的表达，也是教育本身对人的终极关怀。但是实现幸福的路径需要全盘规划、理智分析，且不可目光短浅、急功近利，使得美好愿望变成噩梦开端，良苦用心适得其反。
家庭、社会与政府的通力合作和密切沟通能够保证家庭教育投入正确的价值取向和资金使用效率，其合作机制的建立是三方努力的方向。
[参 考 文 献]
[1]魏新，邱黎强。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及教育支出负担率研究[J].教育与经济，1998（4）：1-10.
[2]杨天平，周兰芳。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外培训消费研究[J].教育与经济，2011（2）：37-42.
[3]闵维方。探索教育变革：经济学和管理政策的视角[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92.
[4]叶忠。家庭教育投入：教育改革与发展重要支持性因素[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18-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