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高等教育改革推进和高等教育公平维护的大背景下，有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即经济社会发展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村孩子上学的机会有保障了，但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特别是上一流大学的比例却下降了，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农村家庭对子女教育的决策受诸多因素影响与制约，使得决策行为具有很大的变动性和复杂性。因此要深入探讨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和教育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影响农村家庭高等教育决策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影响因素是哪些？在选取福建省九地市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用数量经济模型的工具，从农村家庭高等教育决策的视角来考察、评估相关影响因素的作用和效果，提出更加科学、合理、有效的公共资源配置及政策建议。
1 文献回顾
1.1 农村家庭高等教育决策的相关理论研究
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家庭对教育投资往往表现出一种非理性的行为，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具有非常强的偏好。这种偏好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经济的因素，也有非经济的因素。其中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分隔的制度因素、传统重视教育和望子成龙的利他行为等非经济因素是造成中国家庭教育投资偏好形成的主要原因（代俊兰，2002）。随着教育收费体制的改革，高校扩招与就业压力并存，中国二元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存在，导致农村居民的教育投资正面临着困境：巨额教育投资，微小收益回报。当收费超过了人们的经济支付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时，就不可避免地带来许多负面效应，影响到部分家庭的个人教育投资热情，对农村低收入家庭影响更大。而且教育周期延长，教育费用提高，使农民追求教育自发心理受到压抑，他们望学费生畏，望学校兴叹。农村居民处于社会底层，缺乏社会资本，子女在就业中处于不利地位。这种社会资本在就业中所起的作用也会让农民感受到：有文化不等于有效益，有知识不等于有价值，而有权力则有职业，有关系就有收入，这大大打击了农民教育投资的热情。以上诸种因素凝聚成农民对教育投资呈弱化、淡化趋势（刘艺容，2004）。
1.2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影响因素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一些文献中开始强调把家庭作为经济决策的基本单位。实际上，教育决策，即是否进行教育投资，往往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而不是以个体为单位做出的，而且家庭不仅要在现在和将来的消费之间进行权衡，而且还要对劳动力和资源在家庭内部的分配做出基本的选择（龚继红，2006;赵连阁等，2006;王一涛，2008;刘纯阳，2005）。沿着这一思路，经济学家首先建立了家庭教育决策的微观经济模型。早期的模型是一个单期教育决策模型，如King和Lillard（1983）。在预算约束下，家庭在教育和其他消费与生产投资之间做出选择，以最大化整个家庭的效用。利用这一模型可以分析出家庭教育决策的许多重要方面，但其缺点是忽视了家庭教育决策的重要特征，即家庭在教育上付出成本是为了在将来取得收益，两者之间一般来说有着较长的间隔期，将会是几年甚至十几年。后来的一些学者注意到单期决策模型的缺点，并对此做了进一步的完善，提出了跨期家庭教育决策模型，如Mason（1995）。跨期决策模型认为，在人力资本积累和财富积累规则的约束下，家庭考虑的是整个生命周期的效用的最大化，在对生命周期“折现”后做出教育决策和其他消费行为。根据家庭教育决策微观经济模型，许多经济学家在发展中和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对影响家庭教育决策行为的因素做了广泛的实证研究。重要的有 Tansel（1998）对土耳其的研究、Sipahimalan（i1999）对印度的研究、Lopez-Acevedo and Salinas（2000）对墨西哥的研究、Sawada and Lokshin（2000）对巴基斯坦的研究以及Lloyd Mensch and Clark（2000）对非洲肯尼亚的研究（王向红，2006;杨秀芹，2010）。
1.3 高等教育公平与资助体系建设的关系
大学生的教育资助问题是一个社会热点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福利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指出：处于社会劣势地位的经济家庭在供其子女上学时会遇到经济困难，导致子女的教育前景和工作前景的黯淡，极容易造成贫困的代际传递。阿马蒂亚指出，通过对社会与经济地位都处于弱势群体的学生提供教育机会既可以让其增加知识，也可以增加其向更上一阶层流动的机会，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许多学者还认为教育资助政策与制度是维护教育公平，实现教育机会均等的重要措施。在现代教育公平理论中，美国科尔曼和瑞典胡森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他们都以“教育机会均等”这一概念来论述教育公平（殷红霞，2007;青木彦昌，2001l;黄祖军，2010）。
我国对家庭子女教育资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1）通过实证研究，得出贫困家庭子女急需教育资助。丁建定（2000）在《从济贫到社会保险》中指出“部分家庭的子女因贫困辍学，他们亟需教育资助。”孙莹等（2004）在《我国城市贫困家庭子女的教育救助问题研究中指出“贫困家庭子女受教育状况比普通家庭差。”（2）从教育资助的制度层面出发，提出通过教育扶贫或者教育资助来帮助贫困家庭脱离贫困。关信平指出“教育扶贫是加强和扩大反贫困行动的主要措施。”杨立雄指出“实施发展性救助，通过教育资助等配套措施，增强弱势群体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能力”（关信平，2013）。（3）在专项的社会救助中凸显教育资助的地位，扩大教育资助的范围，使教育资助更具有针对性（李江源，2010;弗兰克·艾利思，2006）。
2 福建省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入现状
2.1 福建省农村家庭基本经济状况
据统计，从2006年到2013年，福建省地区生产总值增加了 14095.68 亿元，人均 GDP 达到 57856元，三次产业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2%、63.6%、33.2%.21013年，全省第一行业生产总值1936.31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1184.2元，城乡恩格尔系数居高不下（表1）。整体而言，人均生活水平逐年有所提高，但城乡之间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并且有拉大的趋势。
从各设区市农民家庭基本情况上看，区域间差距较为明显。农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最高（厦门市）13455 元和最低（宁德）8829 元之间差距 4626元（表2）。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福建省农业人口所占的比例逐渐减小，并且农业从事人员相应减少，农民家庭基本状况有所改善，但区域间差距仍然存在。
2.2 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入行为变化表现
在教育市场化背景下，农村家庭教育投入行为呈现差异性和变化性，农村家庭教育投入行为差异性是行为变化性的特殊表现。从变化性角度上看，农村家庭教育投入行为变化与特定的环境和情境相关（即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从差异性角度上看，一方面部分农村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比较消极，甚至终止投入；另一方面，尽管面对高等教育费用负担沉重、以及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等问题，但农村依然坚持对子女的教育投入。
2.3农村家庭高等教育投入行为变化特征
农村家庭教育投入行为变化是对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和教育政策制度变迁的具体反映，在当前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制度并行的形势下，农村家庭教育投入变化呈现多样化、复杂性特征。一是农村家庭教育投资主体“矛盾”心理横生，面对教育投入成本与收益的模糊预期，农户在进行子女教育选择时，表现出矛盾性；二是农村家庭教育投入行为的变化是一个持续性渐变的过程，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包办式财政教育投入到教育成本分担再到实质意义上的教育市场化，每一次教育制度变迁都折射出农村家庭教育投入行为的变化；三是国家助学制度对农民家庭教育投入行为产生积极性，国家针对高等教育阶段采取了不同的资助政策体系，一定程度上减轻困难农民家庭教育负担、促进农民家庭教育投入行为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