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仍存争议的问题
从教育机会的分布来看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因为教育机会的分布影响收入的分布，所以，政府预算部门在计划收入的长期分布时必须考虑教育的作用。但是，这个问题至今仍有很大的争议：有些经济学家认为，教育与可能挣多少工资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有些经济学家则认为，遗传特性、家庭背景、运气等才是决定一个人能挣多少工资的主要因素。
有人认为受教育较多的人具有较高的生产能力，理应给予更高的报酬。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与收入的关系是决定资源分配是否合理的重要因素。然而，工资的类型除了反映劳力的教育水平外，还反映了其他许多因素。决定收入差异的不只是个人的才能、家庭背景和其他个人特征，还有历史的和体制的因素。因此，有些经济学家主张，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投资形式，应该运用类似成本~效益分析的技术来指导资源分配；有些经济学家则主张，教育犹如一架扫描装置，能够为雇主鉴别最具生产能力的劳力。这两种观点是截然不同的。还有一种反对人力资本论的观点认为，由于受教育劳力集中在主要的生产部门，而那些受教育较少的劳力和那些因种族或出身而备遭歧视的劳力则聚集于次要的劳力市场（在那里，收入高低是由其他因素决定的），因此实际上存在着双重的劳力市场。无论怎么说，教育与收入的关系是重要而具争议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以下这些问题上：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一个人的工资高低？工资差别是否反映了劳力的生产力差异？应该怎样利用收入差别来指导教育规划？
从生活中的一个实例谈起，两个年龄、性别相同的群体，即便他们受雇于同一家工厂，从事同一个工种，受教育较多的那个群体比起受教育较少的那个群体，前者的平均工资肯定高于后者。教育和收入之间存在的这种正相关，是现代社会科学最为惊人的发现之一，亦是适用于所有国家劳力市场的一个可靠结论。
目前，至少可以从 40 个国家获得有关平均收入与受教育水平的数据。毫无例外，受教育多的劳力享有较高的工资待遇。
对此，我们不论纵向地搜集收入的数据（以表明工资是如何随时间而变化的），还是横向地搜集收入的数据（以表明在某一时间上收入是如何随劳力的年龄、受教育水平，以及其他个人特征的不同而不同），都能发现受教育多的劳力享有较高的工资待遇。
为接受教育而支付的费用实际上是一种投资，接受教育后的工资收入实际上是教育投资的收益，两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教育的成本~收益分析的基础。如果运用横向数据，则可揭示劳力质量的提高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如果运用纵向数据，则可揭示教育的预后作用。
二、年龄~收入关系图
有些国家对收入与教育水平进行定期普查，而有些国家则依靠抽样调查获得数据。目前，这类资料非常之多。根据这些数据可以绘制某些图形。在年龄~收入关系图中，教育水平不同或学校教育年数不同的劳力具有以下三个普遍特征：（1） 不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力还是没有文化的劳力，两者的平均收入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当他们处于职业生涯的中期时，收入达到最高值，然后收入曲线趋于水平延伸或开始下降。（2）受教育越多的劳力其收入的增长速度也越快，在大多数情况下，其职业生涯的起点工资也较高。（3）受教育较多的劳力达到其收入顶峰的时间要比受教育较少的劳力晚，而他们退休时的收入却较后者高。
上述三个特征表明，受教育较多的劳力的总收入明显高于受教育较少或未受过教育的劳力。因此，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劳力一生的总收入上，不能一味强调某一时间阶段的收入差别，否则就会严重低估教育的总体经济效益。在年龄~收入关系图上比较两组教育程度不同的劳力，可以看出，两者收入的差距贯穿整个职业生涯，这为衡量高等教育带来的超额终生收入提供了一个尺度。以美国为例，研究人员开展教育与收入关系的研究，其最初的目的在于了解教育是不是一种划算的投资形式。他们计算大学毕业生一生所得的超额收入数量，并与中学毕业生进行比较。从目前能够搜集到的不下 30 个国家的数据来看，教育与收入的关系几乎是普遍的。同时，人们也发现年龄是决定劳力平均收入的重要因素。下面将考察这些关系对人力资本理论有何意义，并根据年龄~收入关系图说明如何评价个人投资或社会投资的教育效益。
三、造成收入差别的因素
图 2、图 3 所示的年龄~收入关系图表明，年龄和教育水平决定了一个人的收入。劳力的平均收入随其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在 40~55 岁之间达到顶峰。然后，虽然个人的收入直至退休前仍有继续上升的可能，但平均收入水平开始呈滑坡趋势。所有劳力的平均收入在 60~65 岁左右随着退休而下降很快。【图2-3】
劳力的教育不同或受教育的级别同样会影响其平均收入，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工资高于高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的平均工资高于小学、中学毕业生和没有接受过任何学校教育的文盲。如果年龄和教育是造成劳力收入差别的主要原因，那么图 2 和图 3就能确证教育对于个人来说是一种颇具效益的投资。虽然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是决定劳力收入的重要因素，但它们显然不是唯一影响相对收入的两个因素。由于在很多国家和很多企业中存在着歧视现象，出现人为干预收入模式的行为，所以种族和性别也起着决定个体收入的作用。为了排除这些变量的影响，必须分别比较男女两性的收入、不同地域劳力的收入，以及不同种族的收入。从许多国家开展的研究工作来看，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仍是重要因素，但性别和种族也是决定收入的重要因素之一。
英国和美国的统计数据表明，女性的平均收入通常低于男性，黑人的平均收入通常低于白人。但是，若使种族、性别两个变量保持恒定，则受教育较多的劳力的收入要比受教育较少的劳力高。例如，伍德哈尔（M.Woodhall）的研究发现，在美国，受过初等教育的女性的收入为 1404 美元，受过中等教育的女性的收入为 2673 美元，女性大学毕业生的收入为 4165 美元，受过 5年以上高等教育的女性平均收入为 6114 美元。在英国，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也同样明显，男性大学毕业生与非大学毕业的男性雇员的收入差距为 2.3,女性大学毕业生与非大学毕业的女性雇员的收入差距为 2.6.在美国，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收入也越接近具有同等学历的男性劳力。受过初等教育的女性的平均收入只占同等学历男性劳力平均收入的三分之一，受过高中教育的女性的平均收入占同等学历男性劳力平均收入的40%,而受过 5 年高等教育的女性的平均收入则十分接近具有同等学历男性劳力的平均收入。虽然由于女性的工时较短，且大多集中于低收入的行业，致使平均收入低于男性劳力，但它也说明教育能增加其总体收入，从而增加经济效益。
有关美国和英国的白人劳力与非白人劳力的收入研究发现，尽管种族是决定工资多少的重要因素（其中的原因可能是种族歧视的结果，也可能是由于个人特征方面的差异，还可能是由于有色人种大多在低收入职业部门工作），不过，教育也确实造成了收入方面的差异。受教育较多的有色人种确实比受教育较少的有色人种工资高。最近，在英国所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对有色人种来说，进入哪类学校比接受多少年教育更加重要。但是，对白人劳力来说，对收入起着实质性影响的因素是受教育的程度。
除了种族、性别、工时、职业等因素是解释劳力平均收入差异时经常提到的因素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也影响着劳力工资的模式。例如，受教育劳力的收入之所以较高，可能是因为他们天分较好、家庭背景较优，以及他们所受教育比别人多。有些研究人员就认为，关于教育投资与收益比率的测量表明，教育本身对收入并无重要影响，相反，他们把受教育劳力的超额收入归因于天分、动机、所处的社会阶层、拥有收入可观的职业，甚至运气。问题是，这种极端的看法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多年来人们一直试图通过将教育因素从其他变量中分离出来，专门比较其他变量对平均收入的影响，但结果仍发现教育起着关键的作用。例如，有些研究人员从学校教育、遗传、健康状况、运气好坏等因素中分离出学校教育的作用。他们在进行收入比较时运用同胞兄弟作为样本，以此达成收入的标准化，因为这样设计研究能使家庭背景和其他环境因素保持恒定。被试者收入是按下述变量进行分析的：年龄、学历、上学时间、标准测验分数（作为衡量素质的指标）、职业、居住地点、家庭规模、其他收入和医疗费用（作为衡量运气好坏的指标）。结果发现，无论年龄多大，受教育较多者收入明显高于受教育较少的。
自从人们研究教育对收入的影响以来，分析技术和数据搜集方法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多元回归分析和收入函数也已用作分析收入的要素。我们有着充分的理由认为，即使在一个宽泛的领域内考虑多种变量，年龄和教育仍不失为是影响收入的最有力的决定因素。换言之，性别、种族、职业、天分、运气等可能是影响收入的重要因素，但把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还不足以解释收入差异的原因。
四、人力资本：培训和能力
虽然已有许多研究证明，除年龄与教育因素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也对劳力的收入起着决定的作用，但是人们在这些因素中却特别关注培训和能力的影响。人们在解释工作经历对收入的影响时发现，个体的经历代表着职业培训和职业变动等方面的累积投资。这里所说的“职业培训”,不仅指正式的职前培训，也指非正式的在职培训。实际上，若要根据人力资本的观点解释收入和教育、年龄的关系，就必须考虑培训和能力的影响。
人力资本不仅包括正式的学校教育和学校后教育（如培训和实习）的投资，还包括学前投资，也即那些在分类学中被称作“社会经济背景”的环境因素，或者说父母在儿童身上的投资。父母花在儿童身上的时间（数量和质量）可以看作是对儿童素质的投资（人力资本）。
（一）父母对儿童素质的投资与收入
对学前儿童的时间投入，主要体现在母亲对孩子的照顾上。结果，它会降低母亲在劳动力市场的收入。母亲为照顾孩子而放弃的收入，就是母亲对学前儿童投资的数量。因此，如果妇女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能够增加孩子的人力资本储备，使他们在接受学校教育时成绩更好，或以某种方式改善他们的受教育机会，那么孩子未来的收入就可能随之提高。当然，妇女在离开劳动力市场期间，由于照看孩子而会减少她们本身的收入。研究人员在分析妇女工作经历与收入关系时提出了以下几条规律：（1） 由于孩子教养的任务而使妇女减弱了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愿望，致使她们在教育和培训上的投资也较少。与男性劳力相比，她们所受的教育和培训也较少。（2）在教养孩子期间，长期脱离劳动力市场会导致已经获得的技能消退。（3）孩子上学后再度就业的妇女抱着收回投资的强烈愿望。（4）已婚妇女在教养孩子期间因工作经历中断而使其投资剖面图呈负值（净损耗），未婚妇女因工作经历连续而使其投资剖面图接近于男性劳力。（5）男性劳力的收入剖面图呈急剧凹斜型，没有孩子的妇女也差不多如此，而已经成为母亲的妇女，其收入剖面图有两个峰值，且总体增长较少。
此外，教育对女性收入的一个影响表现在，如果女性的教育水平较高，那么在她们再度就业后有可能重返原有的工资水平。同时，由于她们的工作经历增长，还可能重新享有提高工资的待遇。可是，受教育较少的女性在中断工作后也许恢复不了丧失的收入，也接续不了中断的工作经历。图 4 呈现了英国妇女的每周平均收入，分类标准是完成学业时的年龄。那些上学到 19 岁以上的女工，其平均收入在 30~40 岁之间开始下降，随后又上升，直至 60 岁。而那些在 15 岁时就离校工作的女工，20 岁左右便达到一生收入的顶峰，然后直到退休，她们的平均收入就一直呈下降趋势。
图 4 表明，对女性来说，以往所受的教育是通过对职业培训和工作经验的投资影响来实现其经济效益的。培训、工作经验和学校教育一样，都是以学习为基础的人力资本投资形式。【图4】
学习在形式上与教育、职业培训或其他投资形式没有区别，它也是人力资本的投资途径之一。根据学习理论绘制的收入剖面图并不与根据人力资本绘制的收入剖面图相抵触，因为前者不过是后者的特例而已。如果承认教育是人力资本的投资形式，那么就可以计算这种投资收益的比率。人们只需在比较教育带来的额外收入的现值时，根据 a 系数适当校正其他因素对收入的影响，就可以计算这种投资收益的比率。对于这种投资~收益分析，教育与收入的关系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放弃的收入是教育投资的主要成本，另一方面，正是受教育劳力的这笔额外收入构成了教育的主要利益。计算教育投资的成本不应依据货币的支出，而应以机会成本为准。机会成本是指因把资源投入教育而放弃用其他方式使用这些资源所带来的价值。换句话说，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来说，在计算成本时，都不应只看买卖的东西，而应依据所有用于教育过程的实际资源。在各种资源中，最为重要的是学生的时间，尽管它并不具有货币价值，但却具有经济价值和机会成本。
（二）能力与收入
关于成本~收益分析和教育投资收益的研究常常计算除年龄、教育以外的“能力校正”因素（或 a 系数）对差异所起的影响。用 a 系数校正收入差异反映了除能力以外的其他因素对收入差异的影响，如社会阶层和家庭背景等对收入差异的影响。a系数是一个校正因子，它显示了教育本身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收入差异。如果 a 系数等于 0.5 或 50%,那就意味着在年龄~收入关系图中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劳力的收入差异有一半应归因于教育因素，另一半则归因于其他因素（如能力和社会阶层）。
教育经济学领域，运用 a 系数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方式是以劳力的收入差异作为衡量劳力质量的指标。也就是说，把劳力样本的收入按年龄、教育程度、智力测验得分、学业排位、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等列成表格，借此表明劳力样本的实际收入差异有多少因教育所致，有多少因其他因素所致（譬如受教育劳力的收入差异有 60%是因教育所致，另 40%为其他因素所致）。另一种方式是参照多重回归分析。也就是说，在单独考虑能力因素时，a 系数的取值可约等于 0.8.如果同时考虑能力和社会经济背景，则 a 系数应约等于 0.65.根据这些研究，现在人们一般把 a 系数的值设定为 0.6 或 0.67.
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形式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教育能够提高劳力的生产能力，或者说受教育劳力的高收入反映了他们创造产品的价值。教育提高生产能力的途径是通过传授知识、技能来提高劳力的劳动生产率，使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比那些受教育较少的劳力创造更高的价值。如果收入反映了边际生产能力的差异，那么受教育劳力的超额收入就是他们对生产所做出的贡献。如果这个假设能够成立，则收入与教育的关系就包含两方面的含义：首先，受教育较多的劳力的收入比受教育较少的劳力高，意味着收入可以用作衡量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指标。其次，如果相对收入能够反映生产能力的差异，那么有关教育与收入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结论是，在计算教育投资的收益率时，可以用收入差异作为衡量教育的经济效益的指标。不过，收入反映生产能力的说法是以下述观点为基础的，即包括劳动力市场在内的所有市场都是具有竞争性的。
诚然，只要劳动力市场保持其竞争性，收入就是衡量生产能力的一个指标。问题是，如果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其超额收入主要因为历史的、管理的和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原因所致，那么收入就不能用来衡量生产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应把收入视作测量生产能力的最佳指标，并进而认为收入差异反映了资源的匮乏，以及因匮乏而导致的经济价值。不过，只要市场机制在起作用，即使这种机制不太完善，匮乏总能在价格上反映出来，或者说受教育劳力工资较高证明他们的生产能力较高。
（三）教育是不是筛选的手段
在人力资本理论中，有些人认为教育只是社会化的工具，并不影响个体后来的收入。有些人则认为教育是一种筛选手段，它帮助雇主辨别哪些个体具有更好的天分、态度或特质，以及能够胜任职业培训。以此为依据，受教育劳力的工资较高仅仅说明教育起着筛子或过滤的作用，而不能说明教育提高了劳力的生产能力。这个所谓的“筛选假设”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如果教育只起着甄别个体天分之优劣的作用，那么社会对教育的投资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因为人们完全可以采用其他一些更为便捷的方式达到同样的目的。
事实上，雇主并没能想出更为便捷的挑选劳力的办法，他们的许多做法并不符合筛选的假设。例如，在年龄~收入剖面图上，教育水平不同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曲线呈发散状而不是收敛状。这说明，虽然劳力在就职一段时间后，雇主已经了解了每个人的生产能力，但他们仍不断地给受教育较多的劳力加工资。由此可见，在他们眼里，教育并不是筛选雇员的工具。一方面，如果教育是甄别企业所需人力的最佳手段，那么在人们发明出一种更好的筛选方法之前，我们不得不承认教育是一种经济的方法；另一方面，如果教育不是一种甄别企业所需人力的最佳手段，那么就不清楚雇主根据什么来雇人。显然，这是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围绕这个问题，促使我们重又回到劳动力市场的竞争问题上来。人们之所以相信教育能够通过人力资本的形式直接促进经济的发展，主要是因为他们相信竞争主宰着劳动力市场。
如果竞争主宰着劳动力市场，那么筛选假设并非毫无价值，因为它基于这样的理念：教育不仅具有传授知识和技能的功能，而且还能影响学生的态度、动机和价值。而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决定劳力的生产能力和受雇佣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说，能力是教育过程中的一种投入，生产能力和学校教育的筛选功能不是互相排斥的。因此，完全可以认为教育提高了劳力的生产能力，而且许多雇主也确实把教育作为一种方便的筛选手段，因为他们并不要求教育机构直接向学生传授技能，而是重视教育过程对态度、能力、社会交往技能的培养。当然，也不能排斥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有些雇主所重视的只是教育机构颁发的证书或文凭，而不是学校实际传授的知识和技能。“唯文凭论”的现象确实存在，而且在有些地方泛滥成了“文凭症”.西方学者有一种说法，即“教育既非仙丹也非毒药”.教育的确能提高劳力的生产能力，增加他们的收入。虽然还不能完全了解教育是怎样影响生产能力的，但一种普遍的共识是：一方面，教育通过向学生传授有用的知识和技能来直接影响劳力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教育又通过对学生态度、能力、社会交往技能的培养来影响生产能力。教育还与在职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的其他形式一起发挥作用。可以这样说，受教育劳力的收入是学前、学校教育和入职后培训各种投资共同作用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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