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国务院决定“进一步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又一次引起社会对我国农村籍大学生比例下降现象的广泛关注。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农村籍大学生的比例仅为17.7%，而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比例达30%以上，这表明，近30年来，农村籍学生在大学生源中的比例下降了近一半。
不仅如此，在重点大学招收的新生中，农村籍大学生所占比例同样呈下降的趋势。例如，北京大学新生中农村籍大学生所占比例从1978—1998年间的20%—40%，下降为2000年以后的10%—15%。
一项针对北京理工大学在校本科生的家庭背景调查表明，在2003级本科生中，农民子女仅占10.6%。
关于农村籍大学生比例下降的原因，学者们从教育成本、教育收益、大学生源的城乡比例、城乡教育差距等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主要原因在于高等教育成本提高、高等教育收益减少、农村适龄青年人口减少、城乡教育差距扩大等。无疑，以上观点各从某个侧面揭示了农村籍大学生比例下降的成因，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合理性，然而已有研究往往忽视了一个事实:农村籍大学生比例下降现象在2000年以后更为显著，而2000年以后也正是我国大学生就业问题日益突出的时期，那么，“大学生就业难“与“农村籍大学生比例下降”是否具有某种联系呢?本文试图从大学生就业难的角度，探讨农村籍大学生比例下降现象的成因，并提出相应对策，以提高农村籍大学生比例，促进高等教育机会公平。
一、大学生就业难影响城乡大学生比例的作用机制
逻辑上，“农村籍大学生比例下降”的另一面是“城镇籍大学生比例上升”(两者概念不同，前者是一个动态现象，后者是一个静态现象)，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现象的本质是“城乡高等教育需求差距扩大”。教育需求包含教育消费性需求和教育投资性需求两方面，需求不同于需要，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因此影响个人高等教育需求的主要因素包括高等教育收益(包含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高等教育投资风险、高等教育成本(大学学费等)、家庭收入水平等，其中，教育收益和家庭收入水平与教育需求是正相关，教育投资风险和教育成本与教育需求是负相关。
城乡户籍大学生比例取决于城乡高等教育需求差距程度。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城镇居民的家庭收入水平高于农民，因此城镇居民高等教育需求更加旺盛，城乡高等教育需求差距客观存在。城乡高等教育需求差距越大，城镇户籍大学生比例就越高，农村户籍大学生比例就越低。可见，在其他条件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农村户籍大学生比例的变化，取决于城乡高等教育需求差距的变化。
在影响高等教育需求的因素中，教育的经济收益、教育的非经济收益和教育投资风险是三个重要方面，而大学生就业难对教育经济收益和教育投资风险产生直接影响，大学生就业难意味着教育经济收益降低，教育投资风险增加，但是对教育非经济收益影响不明显。从一般意义上看，大学生就业难将降低高等教育需求，表现为高考弃考现象。有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大约有80万名高中生放弃高考，随后弃考人数以每年接近10万人的速度在增加，到2013年这一数字上升至100万人。但是，具体到城乡居民，由于二者教育收益和风险偏好具有不同特征，因此二者高等教育需求受大学生就业难的影响程度不同，农村高等教育需求减少更显著。据重庆市招生自考办公室的统计，2009年有上万名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其中不少来自农村学校。高考弃考者绝大多数来自农村，必然导致城乡高等教育需求差距扩大，从而农村籍大学生比例下降。
上述分析表明，大学生就业难对于城乡居民的高等教育经济收益、高等教育非经济收益和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影响不同，导致城乡高等教育需求差距及农村籍大学生比例发生变化，其作用机制如图1所示。
因此，可以从以上三个方面来深入分析大学生就业难对农村户籍大学生比例的影响。
二、大学生就业难与农村籍大学生比例下降:高等教育经济收益的视角
从教育经济收益的角度看，大学生就业难意味着教育经济收益下降，但因为社会资本在大学生就业竞争中产生了影响，相对于城市家庭而言，农村家庭拥有的社会资本相对更少，其子女就业质量更低，因此，其高等教育投资的经济收益更低，对减弱其高等教育需求的影响更明显，从而降低了农村籍大学生比例。
关于社会资本对就业的影响，国内外有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包括社会团体、社会网络和网络摄取三方面，将社会资本应用到家庭之中就是家庭可以利用其拥有的社会关系在孩子的就业中获得更多的就业信息。美国学者林南认为，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中，人们在求职过程中也仍然更多的借助于社会网络途径，通过社会资本来寻找新工作。在求职过程和结果中，社会资本的作用甚至超过了人力资本的作用。劳动力市场上信息传播的不对称性，求职者往往不能得到有关职业的充分信息，而自身的全部情况也不能被雇主所认知。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和家庭的社会关系在提供信息和信誉保证方面就可以充分的发挥作用。社会关系能够帮助个人向单位选择者说明自己的信息如何符合其岗位的条件，引起雇主的特别注意。因此，大学毕业生如果借助社会关系网络找工作时会更有效率，更能节省成本。2006年，社会调查所(SSIC)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哈尔滨等地的2000多名公众进行问卷调查，在调查中提出社会关系因素是否造成了大学生就业的壁垒，53%的学生和家长认为能力与社会关系相比，后者对就业影响更大，而24%的毕业生表示由于自己没有社会关系而跟自己喜欢的工作无缘。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社会资本之所以能够影响大学生就业，原因是:一方面，大学生就业不仅是大学生自身的行为，也是家庭投资行为，绝大多数父母都希望子女找到理想的工作，所以他们自然会竭尽全力动用社会资本帮助子女就业，于是产生了大学生就业对社会资本的需求。另一方面，经济学假定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在行为决策时，都具有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理性动机，用人单位领导也不例外，正是这一理性动机产生了影响大学生就业的社会资本供给。
这是因为，当前的劳动力市场是典型的买方市场，用人单位相对于大学生求职处于主导地位，假如两个大学生求职者A和B在能力、专业等人力资本条件相当，但社会资本差异明显，其中A的父母与用人单位拥有雇佣选择权的领导C具有一定的社会关系，那么，对于用人单位领导C而言，他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自然倾向于录用大学生A，甚至即使A的人力资本条件稍逊于B。因为优先聘用大学生A将给他自己带来额外的某种私人利益，而这是聘用大学生B所难以获得的。这一现象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招聘过程中并不鲜见。事实上，这种就业竞争明显不公平，严重损害了社会资本匮乏者的利益。
社会资本不可避免的影响着大学生就业竞争，尤其是随着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社会资本的影响力就越大。由于大学生还没有工作经历和相应的职位，大学生难以依靠自己获得社会资本，所以家庭、尤其是父母的社会资本是大学生社会资本的主要来源，当今，大学生就业中“拼爹”现象屡见不鲜，这种现象被称为大学生就业进入“家长就业时代”。但是，一般来说，城市家庭的社会资本明显优于农村家庭。那些出身于农村家庭的大学毕业生由于社会资本的缺乏，较少能得到亲友的帮助，在就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往往从事着报酬较少或者工作环境较差的工作。而来自城市家庭的大学生可以利用其父母的社会资本，更有效的获得就业信息，对用人单位领导的聘用决策产生有利于自身的影响，从而在就业竞争中胜出。大量研究也表明，社会资本良好的大学生不仅就业率更高，而且就业质量更优。例如，父母的职业状况不同，毕业生的就业落实率有很大差异，父母职业为行政管理人员、各类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者其子女的就业率高于父母为农民、无业、半失业者的子女，且行政管理人员子女的落实率比农民子女高14个百分点。有研究发现，来自不同阶层的2008届大学毕业生的月收入明显不同，大学毕业生的家庭阶层越优越，月收入就越高，出身于农民工和从事农业劳动者家庭的2008届毕业生的月收入明显位于最低收入水平的行列(表1)。根据本课题组2009年的一项针对全国15所大学、2393名应届大学毕业生的调查，城镇户籍大学生的平均月起薪(2563.4元)也明显高于农村户籍大学生(2262.7元)，二者相差300余元。
可见，在社会资本参与大学生就业竞争的背景下，社会资本不足的农村家庭大学生就业尤其困难，以至于农村家庭的子女通过高等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动力越来越小，成本越来越高。换言之，农村家庭子女通过接受大学教育改变人生命运的难度增大，其高等教育投资的回报更低，甚至是血本无归、“因教致贫”，于是更有可能放弃高等教育投资需求。而城市家庭大学生因为拥有较多社会资本，就业相对容易，其高等教育收益较容易弥补其教育投资成本，城市居民更可能继续支持子女接受更高层次教育，导致城乡高等教育需求差距扩大和农村籍大学生比例下降。
三、大学生就业难与农村籍大学生比例下降:高等教育非经济收益的视角
教育收益不仅包括经济收益还包括非经济收益。
或许是因为教育的经济收益更容易量化衡量，同时对个人收入有重要作用，教育的经济收益受到教育经济学家更多的关注，但是教育的非经济收益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们产生教育需求的重要原因，如果说为了获得教育的经济收益而产生的教育需求属于投资性需求，那么，为了获得教育的非经济收益的教育需求就是消费性需求，二者能够分别满足个人的各种需要，给个人带来效用和收益。
教育的非经济收益主要表现在消费性收益、非工资性劳动力市场收益、健康收益等方面。教育的消费性收益包含两层含义:首先，受教育期间的消费性收益;其次，完成教育后的消费性收益。受教育期间学生在校学习能够满足个人的求知欲望，学校提供了与同龄人交往的机会，同时学生在校期间可以参加各种文体娱乐活动，满足了学生精神方面的追求。学生接受完教育之后踏入社会，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能够从阅读、艺术欣赏、思考活动中获得更大的精神享受，这些就是完成教育后的消费性收益。教育的消费性收益也表现为:优化消费观念，增强理性消费，提高消费能力，丰富消费方式，从阅读、艺术欣赏、思考等活动中获得更大的精神享受。教育的非工资性劳动力市场收益不仅仅体现为高工资的收入，还表现为舒适的工作环境、个人理想和价值的实现程度、个人在工作中的受尊重程度、更高的社会地位、更高的社会福利等。健康收益是指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注重搜集和学习健康方面的知识和信息，更加注重营养，能够更有效地避免不健康行为，有效地利用医疗手段，因此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健康状况更好。大量的调查也表明，个人的受教育水平与健康水平呈正相关。
根据经济学的效用最大化原理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会首先满足物质需要，然后追求精神需要的满足，这样才获得最大化效用，才是理性选择。显然，高收入阶层的物质方面比较富足，因此对精神方面的需求更加迫切，体现在高等教育需求方面，低收入阶层更加偏好教育的经济收益，与之对应的是教育的投资性需求，高收入阶层更加偏好教育的非经济收益，与之对应的是教育消费性需求。2008年4月达州市的一项大学生就业意向调查，73.53%的贫困生从大二、大三开始关注就业信息，比非贫困生高6个百分点。这一数据间接反映出，高收入家庭更偏好教育的非经济收益，而低收入家庭更偏好教育的经济收益。
毋庸置疑，相对于城市家庭而言，农村家庭的收入和财富水平更低，大多属于低收入阶层。表2显示，2000—2011年间，我国城市居民人均每年可支配收入远远高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二者的比例保持在2.8—3.3之间，绝对收入差距也逐年扩大，从2000年的4027元增加到2011年的14833元。根据经济学的效用最大化原理，农村家庭更可能偏好教育的经济收益，城市家庭更可能偏好教育的非经济收益。由于大学生就业难主要导致高等教育的经济收益下降，对高等教育的非经济收益的影响并不明显，因此，在大学生就业难背景下，相对于城市家庭而言，农村家庭接受高等教育的效用减少的更多，对降低其高等教育需求的影响更大，导致城乡高等教育需求差距扩大和农村籍大学生比例下降。
四、大学生就业难与农村籍大学生比例下降: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视角
风险指的是一种遭受损失的可能性，与物质投资一样，包括教育投资在内的人力资本投资也存在风险。事实上，人力资本的特殊性决定了投资人力资本的风险高于其他项目的风险，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教育的周期性，专科生和本科生从入学到毕业需要3—4年时间，而市场的需求状况在3—4年之间很可能发生显著的变化，甚至一些在大学入学时的稀缺、热门专业，到毕业时达到饱和，可见，人力资本也受市场波动、制度变化、信息不完全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人力资本依附于人本身，不能买卖、转让和继承，而人的身体可能遭受到生命安全及健康方面的意外侵害，会降低人力资本的收益能力和相应的人力资本价值。可见，高等教育投资风险具有客观性，有学者将高等教育投资风险分为依附性风险、选择性风险、失业性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等方面，而大学生就业难是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一个重要表现。
风险是影响投资的重要因素，教育投资风险的增加将导致教育投资的减少。Levhari和Weiss通过构建人力资本形成的两期模型，从理论上证明，在增大风险的假设下，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增加必然会减少投资水平。但是，不同个体对风险的态度是不同的，可分为三种类型:风险偏好型、风险中立型和风险厌恶型。显然，相对于其他两种类型，风险偏好者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受风险的影响更小。
财富水平是影响风险态度的重要因素，相对于低收入阶层，高收入阶层具有更强的风险承受能力，因此更倾向于偏好风险。因为风险本质上是一种损失的可能性，同样额度的损失，对于高收入阶层的重要性远远没有低收入阶层那么大，所以所受影响更小。
总之，家庭收入越高，更容易偏好风险，对于高等教育投资风险也不例外。这体现在对大学专业的选择上，低收入阶层更愿意选择风险较小的专业，而高收入阶层更愿意选择风险较大的专业。有研究发现，个体财富越多，越容易选择富有风险性的专业。钟宇平、雷万鹏的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学生、家庭经济地位较低的学生更愿意选择农、林、师范类专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与其他类型的高校毕业生相比，农、林、师范毕业生具有相对稳定的就业前景，而低收入家庭学生风险规避的倾向更明显。武汉大学的调查显示，该校的“热线学科”专业，农民和工人子女的比例低于其在总体中的比例，而在“基础学科”专业中情况则相反。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女则更多地进入了“热线学科”，三者相加在“热线学科”中的“计算机科学”中达59.4%，在容易与“国际接轨”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专业中竟高达80%左右，几乎形成垄断地位。可见，出于回避风险的心理，农村家庭更愿意选择一些风险系数相对较低的专业，而城市家庭更可能承担学生的教育风险，选择竞争激烈、教育回报率高的专业。以此推理，随着大学生就业难度加大，高等教育投资风险上升，基于投资风险偏好的不同，农村家庭的高等教育投资需求比城市家庭减少更多，导致城乡高等教育需求差距扩大。
总之，大学生就业难增加了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相对于城市家庭而言，农村家庭由于收入和财富较少，承受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能力较弱，其高等教育投资更可能属于风险厌恶型，当高等教育投资风险上升时，农村家庭更可能减少高等教育投资需求，导致城乡高等教育需求差距进一步扩大和农村籍大学生比例下降。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高等教育经济收益、非经济收益和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角度看，大学生就业难导致高等教育需求的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和农村籍大学生比例下降，原因在于城市家庭的教育经济收益更大、更偏好教育的非经济收益和承受教育投资风险的能力更强，其高等教育需求受大学生就业难的影响相对较小。这将加剧城乡间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均衡和社会阶层固化。因此，亟需缩小城乡高等教育需求差距、提高农村籍大学生比例，以促进高等教育机会公平。
首先，降低高等教育投资风险，增加高等教育收益。为此，需要政府、高校和大学生等多方面共同努力，控制高等教育规模、增加高等教育投入、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优化专业结构、大学生自身努力增强综合素质、提升就业竞争力，以降低大学毕业生失业率，提高大学毕业生工资水平。
其次，促进就业竞争公平，缩小城乡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差距。为此，需要尽可能健全政府、企事业用人单位的招聘程序，坚持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尽可能削弱和消除社会资本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削弱农村家庭因社会资本不足而产生的就业竞争劣势，以实现就业公平竞争。
最后，政府应完善大学生资助制度，增加助学贷款投入，避免农村家庭子女因贫困而放弃上大学。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对于帮助贫困农村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具有重要作用，应该增加针对贫困大学生的助学投入、完善“奖、助、减、免、贷”等多元的资助体系，确保“每一个大学生不因贫困而失学”。
参考文献:
［1］王正惠，蒋平．高考“弃考”之剖析:教育公平的现实困境与价值诉求［J］．教育学术月刊，2009，(9):45－48．
［2］郭少峰，刘云杉．“寒门子弟进名校”如何不再难［N］．新京报，2011－10－29(B05)．
［3］杨东平．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30．
［4］杜丁．今年全国弃考学生约为百万［N］．新京报，2013－06－07(A19)．
［5］何英．重庆上万应届生弃高考［N］．重庆晚报，2009－03－28(4)．
［6］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M］．邓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302．
［7］林南．社会资本:争鸣的范式和实证的检验［J］．香港社会学报，2001，(2):1－38．
［8］郑洁．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大学生就业［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111－118．
［9］文东茅．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3):58－63．
［10］彭时敏．地方高校贫困大学生就业意向调查研究———以达州市高校为例［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09，19(3):71．
［11］齐琳娜．浅析我国高等教育中的阶层差距［J］．河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7):20－21．
［12］钟宇平，雷万鹏．风险偏好对个人高等教育需求影响的实证研究———以高中生对农业、林业和师范院校需求为例［J］．高等教育研究，2005，(1):2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