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内外教育环境比较。
十八世纪，普鲁士人最先发明了我们如今的课堂教学模式，在此之前，不管是西方的家庭教师还是东方的私塾，教育其实都是个类似手工业的学徒制。普鲁士人率先实施了标准化的教育模式： 早上七八点钟走进教学楼，在长达 40-60 分钟的课程中全程坐着听课，在课堂上，教师负责讲，学生负责听，穿插在课堂之间的有午餐以及体育课的时间，放学后，学生回家做作业。他们的初衷是为了炮制出忠诚且易于管理的公民，统一他们的价值观，使他们服从包括教堂在内的父母，老师的权威。这种教育模式被德国，美国等欧洲国家率先效仿，大力推进了中产阶级的构建，为其成为工业强国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如今的现状已经不再需要循规蹈矩的劳动阶层，相反，社会更加需要的是具有创造力以及新颖思想并将其付诸实践的人才。欧洲各国为了适应社会需求，在原有的教育模式上进行创新与改良，因地制宜，越发注重学生的个性以及创造力的培养。而中国在19 世纪末为了追赶西方列强开始引进普鲁士教育制度时，不可避免的受到儒家传统和科举制度的影响，使得这个制度受到了潜意识的偏重和扭曲。
国内外的教育模式还受到不同国家福利制度的影响。以 BBC 纪录片为例，英国的福利保障是很好的，学生无需为工作发愁，可以选择依赖国家救济生活。慷慨的福利制度间接弱化了公办学校的基础教育，使得多数学生没有进取心、缺少纪律性而且很懒散。这就意味着如果想要跻身社会精英，学生需要更强的自律性，更多的课外辅导以及除公办学校之外的更多的社会资源。西方教育实际上是通过这种显性的宽松教学，偷偷完成了社会分层。大多数平民就在这个过程中，自然的被淘汰了。而在中国，包括教育在内的资源是很稀缺的，国家没有很好的福利保障，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被灌输社会充满竞争，使者才能生存的思想。相对于西方基本、有限的大众教育来说，中国的教育为平民提供了很好的学习平台，大多数学生都知道要想成为精英，就必须刻苦努力。
二、外教与国内教师的教学异同。
在教学方式方法上，国内教师更多注重理论知识的系统学习，课堂上更多采用讲授的方法，在缺少铺陈和导入的情况下，较为单一和平铺直叙，课堂氛围虽不紧张，但多沉闷。学生对知识更多注重突击记忆而少理解，部分学生只在临近考试前针对教师所划重点进行突击学习，以求成绩过关，此种情况在国内学校比比皆是。对于外教则更多注重学生学习知识时的体验过程，课堂上更多采用探讨，活动与游戏等方法传授知识。以英语课程学习为例，外教将学生分为某干小组，将事先打印的英文任务分发给学生，任务有对生活中熟悉问题的探讨，合作完成话剧表演等，在规定的课时内，对学生任务完成情况作出评价，给予分数。在 BBC 纪录片中，老师的上课方式也是传统的 “中式教学法”.同样的年纪，英国学生的学习进度相对较弱一些，而且针对不同学生的学习能力，英国老师指定了不同的教学大纲。而我们只有一个教学大纲，一种标准。要么适应，要么被淘汰，这取决于自己。
在教育理念上，国内教师较为看重学生最终的成绩，并以成绩和绩点作为评价学生能力的主要标志，对于平时成绩的测验较少，且对学生学习的过程与方法关注不够，部分教师在一个单位课时的教学中更多的只为完成计划章节的讲授，对于课堂上学生学习完成情况缺乏关注，且管束较松。学生将课本摊开却只专注个人事情，如手机聊天，阅读小说等； 外教对于学生能力评价方式较为严谨全面，针对一章节的教学均有各种形式的考查，如纸质试题，计算机答题，相关活动的设计与演示等。以专业课程学习为例，在进行每一节课时的学习前，学生需在网站上下载外教自己设计的教学计划与课件并打印，课堂学习多不用课本作为教材，课后需进行网站上的知识测验巩固并得到分数，教师对课堂听课表现做出评分，每项评分占不同比例，与每阶段的单元测验，期中期末考试成绩按比例换算得出评分。在此情况下，学生需要努力学习才可过关，相对来说，学到较多知识。外教同时更多注重学生的合作与实践能力，课堂学习以项目设计居多，一个学期常以一个主要的项目进行安排，每课时要求学生针对不同环节进行讨论并作出策划，最终展示。
在师生关系上，我国历来推崇尊师重道，学生与教师多为长晚辈关系，基本在课堂上有短暂交流，私下并无过深来往。外教更为推崇与学生发展朋友关系，课件课下多与学生交流生活趣事。
学生从教师的课堂上学到更多的是知识，从外教的课堂中学到的更多是能力。我认为两者皆有利弊，第一种学习常易造就高分低能学生，但学生也掌握了较多系统知识。第二种学习缺乏扎实系统的理论知识学习，学生更多处于一只半懂状态，需要课前课后耗费许多时间去补习，在基础知识方面的学习效果并不佳。在我看来，教师在传授系统知识的基础上可以借鉴外教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来活跃课堂氛围，并严明课堂纪律，注重学生独立思考与创新思维的培养，使得学生在知识掌握与能力发展方面将有进步与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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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贾春明。 国外高等教育改革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启示 [J].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0 （ 1） : 49 -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