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 6 月，***同志在 “两院” 院士大会上分析了我国经济大而不强、快而不优、不可持续的问题后，高屋建瓴地指出: “老路走不通，新路在哪里? 就在科技创新上，就在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上”①。如何把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力充分挖掘出来? 关键在于通过深化改革建立起一个能够把各种活力聚集起来的配置资源、宏观调控的优势系统。“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我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点燃这个新引擎必不可少的点火系”， “要着力从科技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领域改革两个方面同步发力，改革国家科技创新战略规划和资源配置体制机制”②。引伸理解，不仅要改革科技体制本身，而且应当进一步把科技创新这一 “引擎”嵌入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体制机制之中，形成市场、政府 “两只手”同科技创新这台 “电脑”组合为一个新系统 ( 简称 “两手一脑”) 的三元机制，破解转型中的难题，释放可持续发展的不竭活力。
一、找准 “两只手”最佳耦合的症结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是十分正确的。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为什么长期处理不好这二者的关系，症结在哪里? 除了习惯势力和一些体制障碍之外，还有没有使二者不易联接的特殊因素? 应当做历史分析。
***同志曾指出: 在经济运行中， “要处理好活力和有序的关系，社会发展需要充满活力，但这种活力又必须是有序活动的。死水一潭不行，暗流汹涌也不行”①。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就出在这里，长期存在着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恶性循环现象，原因需要从市场、政府各自的优缺点去寻找。
人们熟知，“无形的手”或者 “看不见的手”，来自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 《国富论》，指市场自发调节。市场机制是充满活力的，在微观层次上发挥它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能够充分调动各个层次的积极性，不断释放活力。这正是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形成的合力，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生产社会化的作用。因为市场是交换关系的总和，它把社会分工联接起来，成为生产社会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从而成为消费需求与生产供给之间沟通的直接渠道。它以劳动者的私人劳动利益为互相交换的基础，以社会劳动量价值表现使用价值，价值又以货币形式表现为价格，进而也体现消费者的直接利益。在这个平台上形成上述经济规律的交叉运行系统。
故而市场是社会化发达到一定程度的自然形式，能够以利益为动力配置资源，在竞争中不断释放巨大活力。
然而，这种资源配置以个体追逐利益为动力，必然带有自发性、盲目性，容易造成 “暗流汹涌”。在价格均衡的理想状态，按价格信号配置资源有可能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和社会综合效益最大化的统一，但这种理想状态是少见的。因为价格信号往往带有短期性、波动性、存伪性( 信息不对称) ，因此经常出现对资源配置的误导，如产能过剩、产品过剩，价格暴涨暴跌，乃至出现周期性经济危机。由于追求个体利润最大化，也易于产生种种过度竞争、投机居奇、制造假冒伪劣产品、扭曲市场关系的现象，乃至分泌出 “第三只手”②，加剧两极分化，其恶性膨胀更形成垄断势力。有一些资源领域则不是市场所能配置的，如生态环境、公共产品、基础研究、“劣性产业”( 烟草、毒品、淫赌) 等。加上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特别是西方大垄断势力的作恶，更突出市场经济的缺陷。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否定社会主义社会中市场经济存在也是有一定根据的，其局限性在于对市场经济在相当时期的活力的基本面估计不足，主张为消除这种缺陷过早地采取全社会性的高度集中计划手段。由于当时尚无社会实践检验，我们不可过分苛求前人，而应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
应当用什么样的手段弥补、矫正市场这只 “无形的手”的缺陷呢? 就是政府调控，后称“有形的手”或 “看得见的手”。最早提出的应当是马克思、恩格斯 ( 走向消灭 “无形的手”) 。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中也采取了或多或少形式多样的政府调节手段，但不自觉、不系统，并在理论上不认知。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大危机 ( “大萧条”) 爆发之后，才出现了实践上 “罗斯福新政”和理论上的 “凯恩斯革命”。由于凯恩斯主义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只能用一些十分有限的措施 ( 如政府投资扩大有效需求、扩大就业、调节利息等) ，虽然起过积极作用，但不能真正纠正市场缺陷，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西方国家停止了凯恩斯主义政策，宣扬新自由主义。不过，实践上还有许多政府干预措施，有的方面还相当严厉。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高明之处，就在于科学总结国内外历史经验，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计划市场都得要。就是运用 “两只手”耦合，发挥两种配置方式的长处，克服二者的缺点。然而，实践是复杂的，由于我国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短期内难以克服 “长官意志”的习惯势力，尤其是 “一把手”一言堂的习气很深，一些部门、地方不尊重市场经济规律，政府职能越位、错位、缺位现象屡屡发生，致使不能充分发挥市场优势。加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时间较短，还缺乏管理、驾驭市场的实践经验，在一些方面市场秩序比较乱，乃至一些官员急于求成的心态与市场信号的短暂性、波动性结合起来，出现许多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短期行为，如产能过剩、结构扭曲就是突出的表象。有的官员甚至受金钱拜物教的腐蚀，滋长腐败之风。这表明，政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规律和自然经济规律，仍不能有效克服其缺陷。正如***同志所说: “提出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其实就是贯彻了问题导向”，“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①。应当看到，这个问题还在解决中。
“两只手”如何结合得好? 看来关键是提高两种配置方式及其结合的质量。单靠政府克服市场缺陷，有时看不清楚，抓不到点子上，有的因决策失误反倒助长了市场缺陷，其中生态环境的破坏就是特别明显的例子。不管哪只手的资源配置都缺少科学技术引领、指导，宏观与微观的决策者也缺乏科学素质和科技信息导向，这样就使得两者的结合难以无缝对接，畸轻畸重时常发生。所以，“两只手”协同必须共同加上一个重要元素，就是科学技术的引领功能。补上这个信息灵通、多智多谋的 “参谋长”作中介角色，使其发挥出产意、看风行、评议定夺的功能。这就是症结所在。
二、国际垄断集团配置资源方式变化的启示
我国资源配置方式和宏观调控的完善，一方面要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积累的经验，另一方面也要借鉴国际经验，其中重要的是西方垄断资本主义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从中获取正反两方面的启示，并能放眼于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和市场竞争。
先看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核心美国。其两面手法不得不令人重视: 它设置了一个长时期的圈套，一方面大肆宣扬新自由主义，让一些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迷信市场万能论，借以摧毁它们的调控与防范能力，以此搞垮拉丁美洲最富有的国家阿根廷，摧毁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继起的东欧，又使俄罗斯陷入十年灾难，等于铲平了当时最大的对手。但是，另一方面，它并不实行完全自由的市场政策，而是主要施行市场的垄断。对一般商品放开，对重要资源垄断控制，主要垄断四种东西: 高端科学技术、金融 ( 垄断是国际货币) 、战略资源 ( 石油、粮食等) 、军工和军事力量 ( 成为世界最大的军火商) 。好像它主张市场公平、自由，让其他国家都依靠市场配置资源、开展平等竞争。但当别国在市场上尽力占领一些阵地后，蓦然回头看，原来市场的制高点仍然牢牢控制在美国手里，利润的大头被人拿———于是不得不再追赶，到头来一直处于落后状态。美国一直巩固和增强在经济、政治、军事、技术上的霸权地位。而霸权的经济核心是垄断。明白了这一点，就得认真研究美国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
读过列宁 《帝国主义论》的人都知道，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大的特征是垄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垄断就是大资本拥有者利用其独有的优势扭曲市场关系，虽然还存在自由竞争，但主要是垄断竞争: 局部改变原料供给、生产方式、流通渠道、价格走势乃至消费趋势，等等; 排斥、吞并中小企业，划分势力范围，获取超额利润，特别是集中操纵金融，使金融主宰整个经济运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已操纵国际货币，变成主宰世界经济运行和经济全球化的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以美元为武器进行不等价交换，剥削全世界。这种金融霸权形成了一个垄断系统，包括军事、政治、文化控制，霸占战略原料基地，其生产力的支撑是由庞大经济组织 ( 特大企业、垄断联盟、国家机器等) 组合为一个国际势力，特别是垄断先进技术为它服务，居高临下。它们已经不是完全按价格信号无计划地生产、销售和投资，而是有一定的计划性，乃至用国家机器进行行政控制、军事干预。
20 世纪初，列宁就说过: “生产的社会化有了巨大的进展。就连技术发明和技术改进的过程也社会化了。”①以后继续扩大和提高科技的社会化程度，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科学技术创新过程社会化、科学技术应用社会化和科技参与引导资源配置的社会化 ( 引领投资、产业发展和资源在全世界的开发与占领) 。下面侧重阐述第三个方面，即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利用科学技术引领经济发展和国内国际的资源配置，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以高端技术引领新兴产业，对核心技术实行严密垄断。如美国集中财力、物力发展高端科学技术，其研发投入占 GDP3% 上下，军事技术占 GDP5% 左右，其绝对值占世界研发投入总量近一半。美国建立许多重要研发基地，吸取全世界高级人才，高等教育也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粗略结算，二次大战后的高端技术西方国家控制 80%，其中美国 60% 以上、一系列重大发明和由其支撑的新型产业基本上是由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创造的②。为控制先进核心技术，它们实行最严格的国家控制，美国以保证国家安全为由不准出售核心技术，或者只卖表层部分，以便控制国外的新兴产业。它们实行专利垄断，对一些处于萌芽状态、有待适应的技术发明抢先在国外登记专利，实行 “跑马圈地”的战略。美国一直操纵国际技术市场，出口 30% 以上是比较先进的技术 ( 但不是最高端的技术) 和技术产品，每年获得不等价交换的超额利润。
第二，以信息技术武装现代金融，控制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现代金融的一大特色是同现代技术相结合。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为金融插上翅膀，以大银行作为载体，把持整个国家和世界的金融产业网络，其交易已经不用现金开支，而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控制虚拟货币流通和建立虚拟银行，不仅随时控制全球行情，而且控制各国的银行和资本市场。20 世纪 80 年代是银行业全球化经营和扩张的起始阶段，并且是扩张速度比较快的 10 年。世界各大银行都致力于在世界各大洲、各个国家设立办事处、代表处和分行，建立海外附属银行以及附属的金融机构，或者是在海外与其他银行组成合资银行或者国际银行集团。和 1970 年相比，1985 年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外资银行数量都出现了比较快的增长。其中美国银行由50 家增加到 783 家，英国银行由 95 家增加到 336 家，德国银行由77 家增加到287 家，日本银行由38 家增加到 112 家，世界银行业全球性布局的局面已经形成③。
第三，运用信息探测经济态势，开展大量的经济情报工作为经济开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国家及时把军事情报扩展转变为经济信息情报，大批军事情报人员转而从事经济情报，国家层面和许多大企业纷纷建立经济情报组织，如 20 世纪 80、90 年代美国、日本、瑞典、澳大利亚等国陆续建立经济情报协会，开展全面的经济情报搜集。诸如为降低投资风险、提高竞争力，决策者事前了解产品所在领域行情特性、项目市场容量、市场竞争各方面情况、相关技术水平和特性，以大量信息资料为基础进行过滤分析。日本战后经济腾飞就是建立在充分的情报基础之上，着名的商社伊藤忠、三井、丸红、住友和日商岩井，在全世界有 150 多处办事处、一万多名雇员，建立起强大的信息网络，将大量信息 24 小时不停地传往总部，经分析后进行决策。又如欧美正式决定对中国光伏产品双反指控，就开展了大量经济情报搜集工作。
第四，建立多种智库机构，为资源配置决策服务。智库是以各类专家组成的为国家、企业决策提供咨询建议的专业团队。据有关机构统计，至 2013 年，全世界比较活跃的智库已有 6826家。美国智库已由二战前的布鲁斯学会、胡佛研究所等 20 多家智库增至 1828 家，占世界智库总数的 24. 8%，而且质量相当高①。智库有两种版本: 西方的智库公司和东亚的 “官办智库”。美国主要是前一种形式，如着名的兰德公司、大西洋理事会，为美国政府提供了重要的智力咨询。
有人说: 二战后美国政府推行的重大战略背后，都有智库的影子。其中为国家和企业发展决策提供咨询报告占相当大的一部分，尤其是跟踪科技发展、提供经营方略和投资决策，成为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和引信。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为占领先机，必须利用多学科专家的智慧，出谋划策，规避和化解风险。像资源十分贫乏的以色列，就是靠专家和专家委员会提供重要信息和参谋意见，克服了资源环境约束的瓶颈，开拓了创新利用资源的新方式 ( 如沙漠农业、海水淡化及以高端技术支撑的新兴产业) 。日本综合研究所提出的 “综合安全保障战略”，使其顺利度过石油危机，韩国开发研究院等数十家智库机构，为本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出谋划策。
另外，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利用科学技术引领经济发展和国内国际的资源配置，以及以高科技引领和装备军事工业和武装力量的方式，这里不赘述。
从西方特别是美国以垄断高新技术保持竞争优势的现象中得到如下启示: 一是垄断先进技术成为它们保持强势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主要支柱和法宝。核心技术是不会轻易出卖的，在这方面是没有更多的交易自由的。二是高端科技引领，抢占市场先机，其资源配置不完全是由市场事后决定，而是以新技术开拓新产业，以新产业开拓新市场。三是将以信息为核心的先进科学技术引入决策系统，以信息化、智能化作国内外投资决策的平台。四是西方国家宣扬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即新自由主义他们自己并不完全实行，而是采用实用主义的两面政策，更深层的目的是搞垮其他新兴经济体，首先是社会主义国家。五是各种垄断政策包括技术垄断不能从根本上解除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的根本矛盾，反而在更多层面上加重了经济危机，2008 以来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一个证明。
对中国来说，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国家复兴。我们要一方面发挥社会主义优势加快发展，另一方面吸取西方国家符合社会化要求的具体办法用于建设自己的国家。其中重要一点是不要迷信新自由主义，而要“弯道”超越，尽快把科技引领纳入到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系统中来。
三、科技对经济的引领支撑作用与对资源的配置功效
总结国内外历史经验，面对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挑战，***同志指出: “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技实力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②。科学技术的这些 “决定性”作用，即所谓 “创新驱动”、“引领未来”的功能，其中包含了对资源配置的引领作用。
从辩证逻辑上来看，市场需求、市场开放拉动科技进步，科技进步反过来又促进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深化，进而必然促进市场扩容和升级，开拓市场新需求，通过竞争必然产生资源的新配置。直截了当地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促进、拉动产业的发展，也就是助推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功能，尤其是由高端科技而产生的日益增多的新兴产业，更是科技直接配置资源的具体表现。市场竞争力既是资源配置的动力，又是资源配置的结果。没有竞争的市场就没有配置资源的功能，没有科技进步也就没有新的日益增强的竞争力。可以说，竞争力是配置资源的强大动力源。
“资源配置”不是将现有资源进行简单的空间位移、时间排序、比例调配等，而是依照正确的目标取向使全社会的资源得以持续升质增殖、合理利用，以达到当前效益和长远效益科学兼蓄的最佳效果。科技对经济主要有以下具体功能。
第一，创造、开发、育成新资源。从物理学意义上说，物质、能源、信息三大要素中，物质和能量是不可创造、不可消灭的; 但从经济学意义上说，它们的 “资源性”是可以创造和提升的，进而还可以把它们育成生产资源、加工资源的经济体，但这必须依靠也只能依靠科技的作用。一项科技突破，可以带动一批新兴产业发展。
第二，在资源 “复制”或 “克隆”中科技起着 “基因”作用，在其表达为 “功能蛋白”的全过程中起主导作用。这就是说，即使在资源进行外延式扩增中，也要依靠科技，表现为图纸、标准、监控、作业技术等复制和物化，何况实践中量的扩增都常伴有某种程度的质的变化，如时空变化、环境变化、相关条件变化等。
第三，原有资源的维系、利用和优化，即提升内涵扩大再生产的功效。如我国建设了距离最长、电压最高的输电线，交流电达 1000 千伏、直流电达 800 千伏，为世界之冠，运行中不断解决各种世界级技术难题问题，保证了高效安全运行。中国的高速铁路长度、实运速度均居世界之首，由于执行科学的监控、维修和严格的技术管理，保证了高效安全行驶。
第四，优化生态，建设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由于科技的长足进步，人们获得并深化了对于资源和生态的新认知，看清了人类正面临资源匮乏和生态恶化的严峻形势，提出了 “可持续发展”理念，特别是设计了“3Ｒ” ( 即 reduce 减量化、reuse 再利用和 recycle 再循环) 原则指导下的 “循环经济”，为我国 “两型”建设展示了广阔道路和良好前景。典型例子是“农—沼—农”循环，即把农牧业残料及废物经微生物沼化生产出甲烷 ( 沼气) 做能源、沼液沼渣做农田肥料，不仅变废为宝且杜绝了污染。建设 “两型”社会必须依靠科技。
第五，现代信息技术提供强大而神奇的平台和工具。IT 是科技中发展最快最前沿的部分，主要有: ( 1) 感测技术，以可见光、红外线、声波、电磁波、引力波、各种射线以及种种理化和生物效应，进行遥测、深测、透测、微测、广测 ……，测质、测量、测形、测动 ……。( 2) 传输技术，除传统的方式外，有电信号、光信号、低声波及超声波、电磁信号等，近年科学家又在研究 “量子信号”，模拟式在很大程度上被数字式 ( 主要是二进制) 所替代，传输速度得到空前提高。( 3) 数据处理，包括运算、模拟、“再现”、虚拟、仿真技术，等等。我国 “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的浮点运算速度达每秒 33. 86 千万亿次 ( 2013 年 6 月 17 日) 为当时世界之冠，云计算、大数据技术、人机对话技术在发展中即时走向实际应用，IT 由 “机械”地收集、传输、处理数据走向 “制造”智慧。( 4) 信息 “控动”技术正迅速发展，即人们利用信息进行实物操纵的技术，大规模的如对卫星、空间站的操纵，控制距离超过亿万公里。 ( 5) 物联网技术，是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和基础而延伸和扩展的网络技术，即按照约定要求，以多种必要技术手段将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互相连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讯，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追踪、监控和管理的一种网络技术。( 6) 智能自动化，如各种机器人、各种智能化自动设施、无人直升机等，在人工预输程序的调控下进行智能性工作乃至 “思维”。( 7) 信息技术显现迅速渗透、扩展和传播的功能，信息技术的普及和信息内的传播异常迅速，信息科技加速了信息化进程。
第六，利用科技预测未来，保证安全、防灾减灾。从以往的经验看，利用科技可以克服资源配置中的近视症，从长远的战略眼光谋划未来。各种安全问题是不可回避的永恒课题，如自然灾害、人为灾害、食品安全、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国防安全、社会安全问题的预防、修复和增强抗御能力，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靠科技，特别是信息安全。
第七，引导社会消费、投资、出口方向，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首先，为消费者提供多种新方式、新内容、新品种，对消费的质和量都不断有新的提升，例如世界移动电话数量已与人口总数 ( 71 亿) 相近，并正在进入 4G 时代，电视机已在多数人口中普及并趋向智能化。其次，为投资开拓正确方向，提高投资回报的经济、生态、社会、安全效益。其三，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新技术含量、降低成本，使用本国的专利和由我制定的国际标准，保证自己拿到利润的大头，例如高铁建设已成为我国技术、劳务、产品出口的重头戏。
四、构建和完善 “两手一脑”三元机制学说
基于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打通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通道”①。我们认为，打通这一 “通道”的途径之一，就是把科技这一决定性因素嵌入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机制体系中来。我们并非主张由科技 “单打独斗”，取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让它同 “两只手”一起组成一个配置、调节的系统机制，各自承担不同的角色，而又相互协同形成合力优势，这就是 “政府主导 ( 方向) 、市场主配 ( 微观资源配置) 、科技主引 ( 预测和引领) ”的三元机制，即 “两手一脑”，使得资源配量和宏观调控少出失误，少走弯路，少生波动，少致浪费，更能抢占国际国内先机，增强综合国力，实现 “活力”和 “有序”辩证统一的理想状态。具体设想如下几点。
第一，让科学技术及其专家参与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机制化、制度化。在宏观上，国家设立专家委员会，凡重大决策由专家提出、论证，尤其要重视不同意见。如果一种方案被专家否决，不应付实施，一时意见统一不了的，应如三峡工程建设那样反复调查论证。各级地方政府也基本仿效，订立咨询论证机制。企业决策，尤其是大中型企业决策，应当由专家提出报告并进行调研论证。这种专家委员会主要由各类正在从事科研的学者组成，另有少数人是专职。政府和企业应当定期提出任务，交由相关专家研讨攻关，或者由专家提出专门报告，提出研讨。一旦形成初步意向或方案，向专家们公布，再行论证。在这方面可吸取列宁当年制定电气化计划的经验，我国许多重大工程项目的确定，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第二，建立和发展多种多样的智库机构。我国智库除了邀请经济学、社会科学各类专家外，更多地应依靠科技专家，根据需要抽选人选，有的还可请国外专家论证。我们不主张以经营性为主的智库，因为它们很容易基于利益之争而远非客观的东西。智库门类可以科研机构为依托，形成综合效益收费的辅助形式。更主要的是政府设立专职联络机构，负责为各方专家经常联络，以官办为主，业余为主，不定期论证为主，适当付酬，并以事后奖励为主，使之负责到底，允许失败，允许反复，允许发表颠覆性意见，允许对领导人或统领机关开展批评。还可试探将智库机构与院士制度结合起来，鼓励以科研成果入股，并以实际综合效益为评价验收标准。
第三，充分利用先进信息技术，建立以科技为依托的信息反馈中心。在资源配置和调控中，充分利用先进的 IT 技术，包括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及时提供有效信息服务、信息通报、信息举报、信息监控，应用大数据分析综合功能，掌握实情、作出正确决策选择; 切实保证信息安全。应用先进 IT 推广先进科技成果，进行远程科技培训，普及科技知识，并作为反欺诈、反炒作、反科学的高效手段，用以遏制市场非公平竞争、扭曲资源配置的恶劣倾向。
第四，培植科技示范区、“硅谷”、孵化器。近年来科技引领、创新驱动走出了新路子，就是利用高端科技培养新的经济创新极和竞争高地，各地的科技园区是一种好形式，利用一定的区位优势集中科技资源发展科技园区 ( 如苏州园区) ，带动新兴产业发展并向周边地区扩展，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有的借鉴美国硅谷的经验培养各式各样的基地 ( 如武汉光谷) ，带动了整体产业的发展。有的城市提出成为孵化城的目标 ( 如深圳) ，促进经济结构跨越式调整，占领国内外市场竞争制高点。
第五，建立严格的科学监督和评价体系。借鉴国际和发达国家的经验，标准化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有效 “接口”、推广先进科技的重要途径和实施科学监管的规范手段。制定国家标准作为起码的技术要求，鼓励地方和企业制定更加先进的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 对事关人身健康、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的项目要实行强制性标准; 紧跟科技进步和生态节约要求不断进行标准修订和更新; 对标准要有一套严格的实施和监管制度; 要破解某些国家利用标准实行技术壁垒、进行非公平交易的难题，同时本国也应制定防范国外向我倾销次品乃至垃圾商品的应对标准; 在国际标准的制定中，我们也要掌握话语权，以抵制技术垄断，让我国的合格技术产品合理进入国际贸易。
当然，“三元机制”的完善有待在实践中丰富，只要善于实验，就可以形成更高效更科学的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机制。其中，最关键的是使之系统化、自觉化、机制化、制度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