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政府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在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中，促进经济增长是最重要的目标，因为持续健康的经济增长是实现国家长远战略目标的首要条件，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物质基础。
对于当前经济形势，我们既不必过分不安和忧虑，也不能盲目乐观，而是要保持淡定的心态。说到底，经济增速高低是次要问题，关键还要看经济增长的质量究竟如何。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取决于改革的力度和转型的进度，根据这两个维度，我们可以估计宏观经济政策的三种可能趋势。
一、新一轮“米德冲突”
美国经济学家米德提出的这个概念说明：一国如果要同时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则必须同时使用支出调整和支出转换政策。单独强调任何一种政策，将导致一国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之间的冲突。换句话说，在中国，通货膨胀和贸易顺差就像跷跷板的两头，官方的经济政策按下任何一头，另一条都将高高翘起。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两次比较明显的“米德冲突”,第一次出现在1992-1996年，第二次明显出现在2007年。两次米德冲突均是以“国内通货膨胀+国际收支顺差”的形式出现，只是第二次的冲突比较强烈。
我国的经济周期更多是投资周期，而投资周期又受政治周期的影响。有学者曾经对“六五”到“十一五”计划的历史数据进行过测算，每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投资增长是17.3%,第二年会达到24.1%,第三年进一步加速，会达到28.5%.每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发生了什么呢？这一年要召开党代会，是换届之年。第三年又发生了什么呢？那一年的3月份正值政府换届。由此可见，在中国，每一次党和政府的换届之年，都是投资高增长、经济高增长的政治周期。
十八大后，不少人还是抱着很大的期望，希望政治周期能带给经济以及股市积极的影响。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301933亿元，比上年增长 23.8%.2012 年 1-9 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56933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0.5%,增速比1-8月份提高0.3个百分点。从环比看，9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63%.
从这两年的固定投资数据来看，此次政治规律似乎在经济逻辑上或已不可持续。但不少投资者仍认为，今后的增长仍将主要由投资拉动。我国正在推动投资体制改革，进一步反垄断，落实“新36条”,尽可能把所有的领域向民间资本开放，打破国有经济的垄断。因此，在未来两年，中国的投资增长速度低不了。
中国可能又进入了新一轮“米德冲突”的政策状态。理论上讲，我国解决米德冲突的最佳方案是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显然，要求中国的货币当局在短期内放弃对美元盯住的汇率机制，实现自由浮动是不太可能。但从实际来看，我国目前对外经济的失衡是多种因素导致的，如国内消费的相对不足、奖出限入的外贸政策以及对外资的优惠政策等等。因此，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治理，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才能更好地实现内外均衡。
二、僵持与博弈的胶着状态
短期内，政策仍难以摆脱稳增长与调结构的纠结，不得不通过增加投资稳增长。中央宏观当局与地方政府和国有经济部门的博弈更趋激烈，经济体制改革难以顺利推进。宏观经济政策受到经济利益集团的干预难以出台，或者出台后时常要进行一些妥协性的调整。
目前房地产市场正处于一个胶着、僵持的状态。根据汇丰银行的计算，我国房地产现在的市值和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达到了3.5.美国同一个指标在次贷危机泡沫最高峰的时候也只有1.8倍，香港在泡沫经济最高峰的时候也只有3.1倍，而我们的3.5倍只比日本房地产泡沫高峰期的3.8倍稍低一点。
老百姓对房价的下跌有很高期待，使本轮调控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许多地方政府和开发商都希望十八大召开和政府换届之后，房地产限购限贷的政策有所放松或取消。房地产已经绑架了地方经济。但是，如果放松调控、取消限购限贷政策，允许投资性购房大量入市，必然会导致房价地价在目前已经处于高位的情况下继续飙升。这样就会对经济和金融的安危构成进一步的威胁，这显然是不可取的。十八大期间，住建部姜伟新部长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不放松。
必须看到的是，若市场一直处于胶着状态，政策预期极不明朗，房地产泡沫就不会出现主动而温和的化解，如果到大部分开发商资金链出现恶化的时候，房地产泡沫就会瞬间被刺破，房地产市场会出现“硬着陆”.
这无疑会让本已困难的经济“雪上加霜”,造成谁都不愿看到的灾难性后果。
三、切实推动转型和改革
2012年一至三季度，GDP增速分别为7.8%、7.6%和7.4%.这不是暂时现象，而是反映了一种趋势。根据国务院研究中心的研究“,十三五”期间年均增速很可能下降到7%-8%左右，到2020年前后中国经济总量可能接近美国，开始进入到“高收入国家”门槛。据国际经验，到这个阶段后，即2020-2030年期间，经济增速会进一步下降到5%-6%左右到2030年中国有可能提前20年实现小平同志说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其后经济增速会进一步下降到2%-4%左右。总之，过去三十多年来持续保持10%左右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然也不排除个别年份达到10%以上。
就目前各方的表态来看，中央政府已经接受经济减速，试图推动转型和改革。新一届政府推进改革和转型的决心，将明显改变经济主体的风险偏好。如果政策上能接受更低的经济增速，固定收益投资则孕育机会。因为政策基调将向2012年5月份之前的状态回归：对投资扩张保持抑制态势。同时，或开始清理庞大的影子银行部分，切断银行系统与影子银行的联系。降息的可能性会上升。从中长期看，长痛不如短痛，痛下决心推进改革和转型，经济进入实质性的重新洗牌阶段，使得该死的僵尸企业彻底死掉，释放出资源和要素，新生的供给面才能获得更快、更多的重构机会，走出新的增长周期。这就意味着“关厂”将成规模的出现，允许大面积企业倒闭和行业兼并整合；就业的压力进一步加大，为缓解失业所造成社会稳定的压力，政府实施失业补贴政策和加大劳动力再就业培训的投入；政策上开始转向节制资本，中央会进一步收回经济决策权，不再增加地方政府和国有经济部门的财权，反而加强约束和节制他们的开支。
对于上述中国经济在十八大后可能出现的三种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刘煜辉的评判是，场景一出现的概率在10%以下；场景二出现的概率大致有50%;场景三出现的概率在40%.更乐观一些的预测，未来2-3年内政策处于第二种场景和第三种场景之间的某种状态的可能性或偏大一些。开始的时候场景二的可能性较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场景三的可能性将增加。
